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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与税制改革摘要：根据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国正在拟制并实施“十二五”规划。
税改作为中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节能环保和城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确把握好中国税改思路，积极响应中央税改政令是新税制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从税改最基本的背景条件和具体的税改内容来分析中国的新税制，可以发现，这不仅是对我国长期积累的税制矛盾的很好改变，也将在诸多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关键词：“十二五”规划；税制改革；财政；经济【正文】“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
税收制度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体现，既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与广大企业、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当前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是为了增加经济总量，现在更多的是调整经济结构，通过财政政策的调整，促进整个经济结构、分配结构、区域结构的调整。
这段时间，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税、资源税、环境税等话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这些税种的推出或改革，对我国影响巨大。
一“十二五”时期的税制改革背景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定标准，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一种特定分配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国家命脉。
税收对调节社会资源在不同经济成分，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实现社会发展的经济目标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回首刚刚过去的“十一五”，人们不能忘记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税制改革：延续千年的农业税正式废止，增值税转型改革全面实施，资源税改革启动试点，内外资企业税制全面统一……而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十二五”肯定要推出一系列重大的税制改革举措。
人们对税制改革抱有种种期待并为此而提出种种诉求，当然富有积极意义。
问题是，面对这些期待和诉求，我们必须着眼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脚踏实地，在贴近世情、国情和税情的基础上拿出切实可行的税改规划方案。
“十二五”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方向作者：暂无来源：《决策与信息》 2011年第1期文／柳文新年预示着新的起点。
已经展开的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未来五年的国民经济规划由此起步。
党中央在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其主攻方向，而改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强大动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财税制度的变革一直居于枢纽地位，具有决定性作用。
“十二五”时期的新形势、新任务，再次呼唤新的财税制度改革举措与之配合，只有这样，才能使生产关系适应不断发展着的生产力。
同时，主动调整财税政策还可以能动性地影响和调节生产力结构，促进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以顺畅发挥。
“十二五”时期，财税改革的整体目标应当是继续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中心任务，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主要的努力方向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断完善分税制，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我网从1994年起实行分税制改革，这一改革规范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使得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都有明显增长。
但是，这种关系的规范和收入的增长一直以来更多发生在中央和省这两级，省以下的市、县和乡镇几级财政，反而随着分税制的实行逐渐陷入到财政困难的漩涡之中。
造成这种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分税制在省以下一直没有得到全面落实。
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是“中央一省一市一县一乡镇”五级行政管理体制。
由于我国税种数量有限，主体税种比较匮乏，因此在省以下的四个行政层级中通过划分税种实现分税的目的具有很大难度。
而且，即便县乡基层政府在理论上能够拥有一部分税种作为收入来源，但由于税源有限，财政收入依然十分有限，从而难免导致收不抵支，这种局面在经济越是不发达的地区就越是明显。
2007年之前，谈到政府间财政关系，财政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一般强调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关于“十二五”时期我国税制改革的思考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税收制度改革却滞后于经济发展。
一定时期内税收总量和规模的多与少或大与小要“取之有度”，而决定这个“度”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家的税收制度。
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对“十二五”时期的税收制度提出个人建议。
【标签】“十二五”时期；税制改革税收，作为国家以其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具体形式，是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维持国家政权机器运转的重要保障，是调节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杠杆，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一定时期内税收总量和规模的多与少或大与小取决于：一是经济发展；二是税收制度；三是征管质量；四是社会诚信。
总量和规模既不是越多越大就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小就越差。
这里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度”，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取之有度”，而决定这个“度”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家的税收制度。
因而，完善的税收体系，良好的税制结构，是把握好“度”的制度基础。
1 目前我国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税收制度已经进入到利益格局调整的深水区，进入到破壳而成现代税制的最后一跃，”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税制改革完善的关口期，需要突破以下深层制约。
第一，税种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税种设置及其结构安排，是整个税制的核心和重心所在。
“十二五”时期，税收要全面参与经济运行调控、收入分配调节和国际税收竞争，现行税种体系还难当此任。
一是税种设置不配套。
主要是财产税主体税种缺乏。
现行财产税的课税对象如房产、车船、利息等，在居民财产保有量中比重过小，财产税没有触及到居民财富的主体部分，致使调控力度极为不足。
环境保护类税种缺失，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轨、可持续发展模式极不相应。
民生保障类税种乏力，如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不仅其本身不强，其作用也很有限，对民生保障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需要开征新的税种。
二是税种结构不合理。
我国流转税比重过大，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比重偏低，辅助税种数量过多。
十二五期间财税改革的大思路前言“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了推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对财税改革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本文将介绍“十二五”期间财税改革的大思路，包括财政收支管理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以及税收征管体制改革。
财政收支管理制度改革收入结构调整“十二五”时期，我国加大了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减免力度，并减少了对大型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通过调整收入结构，可以更加公平地分摊税收负担，推动社会的公正和共享。
财政支出体制改革我国政府在“十二五”时期，加强了对重点领域和基层民生支出的保障。
加大了对医疗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等领域的资源投入，提高了基层财政自主权。
这些措施有助于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城乡区域发展的互动和协作。
债务管理制度改革我国政府在“十二五”时期，加强了对地方市级政府债务的管理和控制，建立了国务院监察机构，加强了对债务信息的披露和集中管理，旨在有效遏制财政风险。
税收制度改革增值税改革我国在“十二五”时期，通过增值税改革，逐步取消了营业税，并将增值税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金融、房地产等领域。
这一举措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也能够有效规范市场秩序。
非税收入制度改革我国通过非税收入制度改革，逐步废止了靠行政手段收取的一些费用和收入，建立了统一的非税收入管理体制，并减少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种类和范围。
这一举措有效地减轻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同时也加强了政府财政管理。
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我国在“十二五”时期，逐步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并取消了一些非义务性附加税。
这一举措有助于缓解个人税收负担，同时提高个人生活质量。
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税收征管机构改革我国在“十二五”时期，加强了税收征管机构的建设和改革，实现了各级税务机构之间的信息互通和数据共享。
同时，加强了税收征缴的监督和管理，提高了税收的征管效率和质量。
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改革我国在“十二五”时期，加强了税收法律体系建设和改革，呼吁让人民群众更加理解和遵守税收法规，打击非法逃税行为，建立完善的税收征收、管理和追缴机制。
“十二五”时期下的我国财政税收制度探讨摘要:到目前为止，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了三十余年。
在这期间，我国的经济体制历经改革之后取得了巨大成就。
而作为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财税制度，也在历经重重困难之后取得了关键性突破和实质性进展。
但与此同时，我国财政在取得发展的同时，依然存在着一些亟需我们重视的矛盾与问题。
基于此，笔者从财税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谈起，分析了其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基于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财税制度发展问题建议一、财税制度改革的必要性2011 年是我国“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时期。
随着改革进程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难度在加重。
财税制度一直都是我国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财税制度改革的进程，不仅有利于我国整体的改革开放，而且还关系着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能够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财税制度的改革，要在深化部门预算，改革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基础上，健全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加快建立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制度。
二、我国现行财税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一)政府财政职能仍然存在着“越位”和“缺位”现象目前，政府财政职能仍然存在着“越位”和“缺位”现象。
我国各级政府和地方政府仍然把政府的首要职责定义为开辟财源和发展经济，公共服务被其视作第二或第三位职责。
很多地方性政府把资金多用于筹划和投资具有竞争性的项目，真正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只占少数甚至不足，存在着一定缺口，这种情况在基层财政上的表现尤为突出，政府与人民的矛盾也越尖锐。
(二)税收的立法、执法、信用存在缺失现象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具体见下表2-1。
(三)转移支付欠缺规范当前，在我国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中，转移支付尚不规范，资金使用率较低，极易导致腐败的滋生。
通常，转移支付包括三大类，即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与体制补助；财力性转移支付。
十二五时期财税改革的取向和重点分析由于我国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财税改革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一直非常重要。
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来看，财政改革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交织在一起。
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放权让利”改革，还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都适应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需要，奠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目前可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收入分配逐步恶化，高度依赖外需，储蓄和投资比率过高而以消费为主体的内需不足，产业结构不协调，社会事业虽取得较快发展但与整体形势不相适应等问题依然存在。
我国高速增长过程中的种种结构失衡问题，早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央也陆续提出实施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但从现实看，这些相关战略理念的真正落实还有待努力。
近期的金融危机已经深刻揭示：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我国过去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下去。
因此，“十二五”时期将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是真正实现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
面临这样的历史时刻，毫无疑问，财税改革与发展需要担当起应有的职责。
然而，“十二五”时期财税改革的方向和重心又是什么呢？本文希望对此略加探讨。
一、“十二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与主要任务“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将有一些突出的转变。
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将长期处于“后危机”时代，经济波动风险犹存；低碳经济的兴起，以及资源供求形势的变化，表明资源、能源以及环境对各国发展的约束作用日益增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需要，将制约我国外需增长的空间；全球化的发展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会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
从国内情况来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关系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急需改善；人口老龄化逐步加快，且劳动力供给结构悄然改变，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减；资源与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结合国际环境将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形成有力约束；城镇化将进入大发展阶段，但是制度、财力方面的挑战也不容忽视。
法,而在税制安排的流通环节领域和存量征管范围,也有相当多引导性税收安排,值得重视。
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关键在两头,缩小赤贫和巨富群体的比例,改变目前以中低收入阶层为主体纳税人的局面,还需要在税种设置和征管机制上作出调整。
个人所得税进一步完善和财产税体系构建是目前税改的两大前沿:一方面,多国经验来看两项税种都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有主要手段;另一方面,二者都属直接税的范畴,便要求建立直接征管体系,这将成为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的重要契机。
消费税改革还需配套扩大内需的目标,在参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税收制度安排中,重点要分块研究和分类处理不同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弹性和需求弹性,结合筹集政府收入需要的目标,细化消费税的税基、税率和征管,不可一刀切的盲目提高或降低税负标准,影响价格形成,对进一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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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执笔人:何代欣张德勇)十二五时期的财政体制改革阅读提示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确定性,比具体的划分更为重要。
地方政府较多地依靠自身收入会增强其自身的责任感。
应取消税收返还,地方所减财力通过重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而加以统筹解决。
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的决策,应更加公开透明。
应当稳步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十二五”期间财政政策取向与税制改革摘要：屮国宏观政策从“双松”转为“一松一紧”。
目前的财政政策要和以后扩张性政策的淡出相衔接。
中央“十二五”规划提出五个坚持：坚持是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结合起来，作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关键词：“十二五”规划；经济发展；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党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强调了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其主线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从短期到中长期的衔接来考虑，这种发展方式转变还是先要回到当前政策框架的讨论。
目前这个政策框架己经从前两年宏观政策的“双松”转为“一松一紧”，货币政策已明确地回归稳健。
这一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很注意，货币政策频频采取具体动作，在几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外还有几次加息, 已进入加息通道是非常明显的。
按照我们过去的调控经验，进入经济的相对高涨期之后，延续的时间至少是三到五年，所以做一个粗略的前瞻，我们这次的加息通道可能运行三到五年的时间，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入另外一个相对低迷期。
当然这只是在排除了重大不确定因素之后才这么说。
这种不确定因素我们始终要提防。
所谓世界经济还会第二次探底，最近的风声越来越淡化，对于二次探底的忧虑现在已经没有人提起，从概率上来说这种可能性不敢说绝对没有，但应该说在一般的判断中是越来越低了。
一个是欧洲方面虽然还不断有紧张的消息传出来，但是毕竟在危机以后，欧盟框架下的救助模式已经相对清晰，德国和法国虽然碰到种种问题，但是似乎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如果在欧洲方面有些什么必须由这两个比较强的经济体出手去救的话，他们磋商和犹豫的时间不会像面临希腊问题那么长了，所以总体对于欧元区而言，保持现在欧洲货币同盟继续运行，共同探索进一步渡过经济复苏阶段，这方面的概率是在上升的。
美国方面两次量化宽松之后，尚没有出现像有些经济学家比如说林毅夫教授所担忧的造成整个经济通胀后再伴随滞胀带来二次探底的情况，现在这方面的苗头不明显。
对美国经济今年一般的预计是相对乐观，对于美元走势认为年内还会走强，而不是有些人预计那样美元在今年继续走低。
当然中长期美元的走低可能是一个趋势。
一般的分析判断认为美国现在经济复苏的趋势进一步明显。
中国如果说外部不出现特别重大的意外事件，我们自己运行的不确定性是在减少的。
我们也已经有宏观调控方面比较多的经验积累。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框架，从小平同志南巡开始，宏观调控越来越有把握地，不会出现指导思想重大失误。
我们的调控更多的是顺应经济运行的自然节律约束，有相对高涨，有相对低迷的交替。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93、94年迅速出现经济热潮，增长速度很高，CPI当时在94年是24提高至24%，一直演变到97年，差不多五年的高涨阶段；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来临，表现为中国经济往下坠的时候是，在98年一季度以后，我们开始进入一个相对低迷期；98年一直演变到03年的非典冲击，那个阶段国民经济运行“七上八下”，也是大概五年的时间；而成功抵御非典之后，03年全年GDP增长速度站到两位数，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相对高涨的阶段；从04、05、06、07年一直演变到08年上半年，都是按照这个状态运行，到07年的时候，CPI升到了 8%，增长速度达到了 13%，中央当时非常强调“两防”，是要往下压经济的热度。
但是08年下半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在中国的负面影响明显表现出来，到了秋天之后，经过紧锣密鼓的一段研讨，中央下了决心，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政策转型，进入宏观两大政策同时扩张的“双松”框架，以应对运行中新的相对低迷期。
但是这次相对低迷期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再次进入相对高涨期。
这个高涨期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变故的话，总体上会走三五年。
目前很粗线条地往前看，货币政策在加息通道上保持它的基本形态，财政政策目前仍然还带有扩张性的“积极”特征并会审慎处理它的“淡出”和转型。
为什么财政政策还要积极，为什么要在双松后，不一下子变成双紧而变化为一松一紧?基本的理由可以列举四条：一个是四万亿元的政府投资项目需要后续的配套资金的投入。
四万亿里的项目大概有15，000亿是铁路、公路、机场、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有1万亿是灾后重建，还有4，800亿是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安居工程建设等等。
以棚户区改造作为一个例子，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续资金要求：棚户区改造搞完以后，低收入阶层的这些家庭住进了多层的楼房，其后会马上产生一个投资需要，就是这个社区乃至整个地方政府辖区、整个城市内，供热供暖体系要升级换代，要投入资金来改造。
另外一笔必须要花的钱就是这些低收入住进楼房以后，能享受供热供暖，但是他们付不起取暖费，需要政府给他们补贴。
这是一个小例子，说明四万亿的项目全覆盖以后，后续资金的配套是有必要的，这个阶段上耍注意解决好衔接的问题。
第二个是改进民生显然还有很多资金投入要求。
保障房建设是一个很典型的事情，中央特别看重，上一年度建580万套，今年呢，李克强副总理把话说得非常斩钉截铁：硬任务是1千万套。
什么叫硬任务?就是必须要完成。
而且现在也已切块下达了任务，北京20万套，云南38万套，河北40万套等等。
这些建设显然起到很重要的引导拉动作用。
还有大家很关心的新医改，前两年内已启动，是很重要的民生工程，但是三年左右的时间要投入的资金粗略计算一下需要8，500亿，而现在按照王军副部长的说法，需要的资金要在万亿元以上。
当然这个要跟阶段的法律前景一块考虑，新医改目标是要形成一个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保障体系，并且既有硬件投入，也有软件的投入，包括人员培训，也包括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等等。
面对民生需要，财政资金也应继续保持一定的积极色彩，来延续覆盖新医改等重大事项。
第三，是中国经济生活明显出现了一些新的瓶颈制约，比如说交通基础设施，在北京都有直接的感受。
金融危机之后首都公路交通体系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最典型的是八达岭高速频繁出现拥堵，在去年第四季度最长的一次是堵了九天，堵出去了几百公里。
这条路经过了几省联合协调努力做好交通疏导工作，最近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显然需要赶快安排大手笔的建设打通复线，诸如此类的事情需要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尽快形成方案，尽快完成审批，尽快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没有别的选择，这是跟时间赛跑。
再看北京的市内，首都现在被人称之为“首堵”，不得已北京市政府已宣布了制堵方案，引起很多的不满和批评，因为现在行政手段色彩非常浓，限购、限号、限入，三限并举，已经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但是就解决问题了吗?真正的治本之路在哪?必须下决心赶快优化北京的轨道交通网的规划方案，尽快建成像纽约、东京那样的轨道交通网，四通八达，全面覆盖，形成足够的基础设施，使一个行人在中心区无论处丁•任何位置，向任何方向走，几百米之内一定要碰到一个地铁的出入口。
中心区的地铁网与周边的轻轨、路面上的城轨交通还要直接、便捷衔接。
这个境界达到以后，机动车继续增加就没有威胁，就像纽约汽车保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但是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会把机动车停在中心区周边的停车场里，然后很便捷地进入轨道交通系统，这样准时、安全、少污染、少烦恼，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购买机动车，这个事情应尽可能不施加那么多行政限制，努力处理为跟整个公共交通体系运转并行不悖。
很显然，政府要做的事情，一个是赶快优化地铁的规划设计，加快轨道交通网建设再不能犹豫了。
另外，要赶快配套建设各种各样，必耍的停车场，特别是交通枢纽地带，中心区周边的平价停车场。
北京前一段时间己经宣布有八条线路在加快建设，后面跟着的必然是财政资金的支持，虽然财政资金没有能力大包大揽，但是财政资金在里而要起到非常主导的拉动作用，政府资金进去以后再拉动民间资本。
所以财政政策不能一下子稳健，还要适当保持它的积极姿态。
第四是现阶段我国物价上涨问题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从前几年，也包括这几个月的数据看，其中有75%-80%的涨价因素来自于食品，另外10%-17% 的涨价因素来自房价，其他千百种商品的涨价因素只占8%-10%。
这一延续了较长时间的结构性特征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运用货币政策收缩流动性总量外，还需要有针对性地增加有效供给，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发力，也就是看准增加有效供给的环节，把资金用出去来达到供给管理的效果。
首先是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和多种经营的积极性，给农民更清晰的收入预期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强化。
另外财政资金还可以调动国家可控的物资储备作市场的“平准”，比如将猪肉投入市场去平抑猪肉价格。
另外一个当下财政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投入资金加快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建设以及公租房建设。
这里面特别有意义的是公租房建设。
比如大学毕业生、年轻白领，他们有住房需求，但不是廉租房的供给对象，过去不得已要涌入商品房市场的低端，即使勉强把房子买到手，也要当“房奴”，很痛苦。
而有了公租房，这些人可以非常安稳、整洁、体而地住进新居，很有保障地在里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装修，结婚，生孩子，过日子。
这类有效供给都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
当然，政府不能够大包大揽，但必须出一部分钱，拉动社会资金，包括商业性的贷款进入这一领域。
这件事也会产生抑制CPI中房价因素上冲的作用。
说到财政政策当前继续积极的基本特征，会有人问这个特征还要保持多久呢?我们知道，2011年安排的财政赤字是9，000亿元，虽然看起来不小，但上一年即2010年财政赤字的实际规模也就是9，000亿左右。
2010年度GDP增速在10%以上，但2011年财政赤字仍然是9，000亿的安排，这说明，虽然同样是积极，但没有在积极程度上面加码。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目前的财政政策也要和以后扩张性政策的淡出相衔接。
如果做一个展望，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经济相对高涨运行的过程中，会看到财政政策包含着淡出的安排。
当然，到了一定的时点，官方才会有明确的态度，做出财政政策转型的表述。
这样一个过程，与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政策演进是相类似的。
当然，在演变过程中，显然还有很多相机抉择的因素需要考虑。
最近一段时间，货币政策方面频频出手，而财政政策更重要是要优化结构。
结构优化的重点显然是配合中央特别强调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改进民生，这里面有许多事情需要再加大投入，同时还要配合机制创新与转变。
关于地方融资平台，大家很关心。
我国公共部门负债和GDP相对比，名义指标上是相当低的，不到20%,但是中国有天文数字的地方政府负债，现在正在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