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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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知识问题中的信息与知识论
哈耶克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知识问题理论对现代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都有很大影响。
其中,信息与知识论是他的一个重要观点。
信息是指已知的事实或数据,而知识是指人们对信息的理解、解释和应用。
在哈耶克看来,信息和知识之间存在一个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知识是由信息组成的,只有具备信息,才能形成知识。
他还提出了“局部知识优于全局知识”的观点,意思是说,相对于全局的知识,每个人所掌握的局部知识更为真实、准确和适用。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情境、经验和观点,所以在某些领域,局部知识比全局知识更具有价值。
哈耶克还指出了“信息的分散性”这一问题。
他认为,信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分散在个体之间,无法集中在任何一个中心掌握,因此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创新性都取决于信息的分散利用。
总之,哈耶克的信息与知识论认为,知识是由信息组成的,每个人所掌握的局部知识更为真实、准确和适用,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创新性都取决于信息的分散利用。
对哈耶克“自生自发”社会秩序原理的几点认识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被誉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对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他提出了“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原理,下面是我对这一原理的几点认识。
1.自由秩序的形成哈耶克认为,社会秩序不是由于中央计划或者人为干预而形成的,而是由个体的自由行为和互相合作而自发产生的。
他将这种自由秩序称为“自生自发”的秩序。
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市场交换、合作分工等形式,完成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组织。
这个自由秩序可以自发调整和适应环境变化,并有效地满足个体的需求。
2.分散的知识与信息哈耶克认为,社会中的知识是高度分散且无法由任何个别机构完全掌握的。
每个个体只能掌握其所在环境和局部的知识,并根据自身的判断和信息作出决策。
因此,中央计划是无法运用这些分散的知识进行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
只有通过市场机制,通过价格和利润的信号,才能将个体的分散知识有效地整合起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3.知识与力量的分离哈耶克强调,自由社会的秩序要求将知识与权力相分离。
权力的集中会导致知识与信息的流通受限,从而阻碍了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
相反,个体的自由行为和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可以促进知识和信息的广泛流通,并促使创新和进步。
因此,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保护个体权利和公正的法律制度的维护者,而不是干预市场的资源配置。
4.演化的市场秩序哈耶克将自由市场比作一种演化的现象,类似于生物进化的过程。
市场机制通过竞争和选择机制,不断调整和演化,形成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的秩序。
这种市场秩序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和应对挑战。
与之相比,中央计划的特点是僵化和不灵活的,无法及时根据变化的需求做出调整。
5.自由秩序的局限性哈耶克也承认自由秩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引言哈耶克(F﹒A﹒Hayek,1899-1992)是被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其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对各种形式的计划经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是坚定的自由主义捍卫者。
由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奉和市场经济的深刻洞见,哈耶克荣获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了是集众多二十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朝圣山学社”(theMontPelerinSociety)的创立者外,哈耶克还是数个领域的精神领袖,一生涉猎的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心理学、政治理论,法哲学等。
并且在所涉的每个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对众多领域作了跨学科的研究之后,哈耶克建立起了一个庞杂而坚固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正如J.Gray所说:“哈耶克的论著阐发了一个思想体系,其抱负之宏大完全可与穆勒(John﹒Mill)(由于翻译原因,后文的约翰﹒密尔指同一个人)和马克思(K﹒Marx)的思想体系相媲美,但是却远不如它们易于受到批判,因为哈耶克的体系乃是一种在哲学上站得住脚的有关理性之范围和限度的观点为基础的……。
”凯恩斯(J﹒M﹒Keynes)说“这个世界其实是由思想统治的”这一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在我国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了解和研究哈耶克的思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兴起了一股学习和研究哈耶克的热潮,已翻译出版了哈耶克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
本文的目的在于理出其思想体系的基石。
在我看来,作为哈耶克思想体系基础的是他于1936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EconomicsandKnowledge)中提出的“知识分工”的思想。
由于“知识分工”的存在,使人们必然对现实世界中的很多事件处于必然的无知状态。
每个行为主体都只能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所掌握的信息作决策。
作为传递信息的系统的市场协调着不同的行为主体的行动。
市场和其它的制度要有效的运行和发挥应有的作用,个人必须能自主的做各种决策。
因此,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哈耶克的知识分工一、引言哈耶克(F﹒A﹒Hayek,1899-1992)是被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其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对各种形式的计划经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是坚定的自由主义捍卫者。
由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奉和市场经济的深刻洞见,哈耶克荣获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了是集众多二十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朝圣山学社”(the Mont Pelerin Society)的创立者外,哈耶克还是数个领域的精神领袖,一生涉猎的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心理学、政治理论,法哲学等。
并且在所涉的每个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对众多领域作了跨学科的研究之后,哈耶克建立起了一个庞杂而坚固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正如J.Gray所说:“哈耶克的论著阐发了一个思想体系,其抱负之宏大完全可与穆勒(John﹒Mill)(由于翻译原因,后文的约翰﹒密尔指同一个人)和马克思(K﹒Marx)的思想体系相媲美,但是却远不如它们易于受到批判,因为哈耶克的体系乃是一种在哲学上站得住脚的有关理性之范围和限度的观点为基础的……。
”凯恩斯(J﹒M﹒Keynes)说“这个世界其实是由思想统治的”这一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在我国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了解和研究哈耶克的思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兴起了一股学习和研究哈耶克的热潮,已翻译出版了哈耶克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
本文的目的在于理出其思想体系的基石。
在我看来,作为哈耶克思想体系基础的是他于1936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Ec onomics and Knowledge)中提出的“知识分工”的思想。
由于“知识分工”的存在,使人们必然对现实世界中的很多事件处于必然的无知状态。
每个行为主体都只能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所掌握的信息作决策。
作为传递信息的系统的市场协调着不同的行为主体的行动。
市场和其它的制度要有效的运行和发挥应有的作用,个人必须能自主的做各种决策。
哈耶克规则理论述要--段俊第四节:规则和知识问题为什么规则会在大社会和复杂的抽象秩序中盛行呢?哈耶克认为,这是因为在大社会和复杂的宏观秩序中,有不同于部落社会和微观秩序的非常严重的“知识问题”,规则是人类应对自己的“无知”状况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
本节将通过讨论哈耶克的知识论观点与规则的关系,来揭示规则在大社会中的重要性。
本节将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哈耶克关于分散的个人知识以及个人知识的无知的观点,指出人类必须依赖规则才能应对我们的无知;第二部分,讨论哈耶克关于默会知识和未阐明的规则的理论。
一、大社会的知识状况哈耶克认为,进入大社会之后,个人对整个社会的了解极其有限,就是对他居住的小环境,也是如此。
他不再仅与他所认识所熟悉的人合作,而且和他完全不认识的人合作,他有时甚至不认识自己的邻居,因为这里有着更大范围的合作和分工。
这是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世界”,人们只能利用他们有限的知识和信息追求自己能感受到的利益,却为整个社会作出了他自己都不了解的贡献。
针对这种状况,哈耶克认为,不是所谓稀缺的物质资源的利用问题,而是社会中的知识问题才是我们的社会科学问题。
经济学的主题应该是研究如何利用分散在个人心智中的知识的问题。
哈耶克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现代制度经济学认为,正是哈耶克第一个将“知识问题”引入了经济学,从而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早在1945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中,哈耶克就强调“……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性质,是因为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
这种分散的、零碎的事实性的知识,对我们的决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它们从来不可能为我们某一个人的心智所全部拥有。
所以哈耶克认为:“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只是如何分配所‘赋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经济计算问题哈耶克是20世纪学术界对于集体主义的主要批评者之一。
哈耶克相信所有形式的集体主义(即使是那些在理论上根基于自愿合作的集体主义形式亦然)最终都只有可能以中央集权的机构加以维持。
在他的著名著作《通向奴役之路》(1944)和其他作品里,他主张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一个中央的经济计划,而这种计划经济最终将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也必然会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力。
根基于早期米塞斯和其他人的著作,哈耶克主张道:在中央计划经济里,某个特定的个人或团体必须决定资源的分配,但这些计划者永远都不会获取足够的资讯以正确的分配资源,这种问题又被称为经济计算问题(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
哈耶克认为有效的资源交换和使用只有可能经由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加以维持。
而在1945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书中哈耶克主张价格机制可以用以交流和协调个人的知识,使社会的成员能够达成多样化,借由自发性的自我组织原则来解决复杂的难题。
他创造了交易经济学一词来称呼“自我组织的自愿合作制度”。
在哈耶克的观点来看,国家的主要角色应该是维持法治,并且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介入其他领域。
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主张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崛起是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太多干预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丧失而导致的。
哈耶克也对英国和美国因为受到凯恩斯学派影响而建立的经济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认为那将会导致相同的极权主义政府产生—而这正是凯恩斯学派所极力避免的。
哈耶克认为极权主义政权如法西斯、纳粹、和共产主义都是同样的极权主义流派;因为这些政权都试着抹灭经济的自由。
对哈耶克而言他认为抹灭经济的自由即代表抹灭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纳粹和共产主义间的差别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罢了。
对哈耶克“自生自发”社会秩序原理的几点认识(一)摘要]哈耶克的“自生自发自由秩序”原理,虽带有浓厚的古典自由主义色彩,但他对自由的独到见解及对具破坏性的理性设计的深刻疑虑,仍然可以使当今的社会和人民从中获益良多。
文章简明介绍了哈耶克“自生自发社会秩序”原理的几个要点及它的作用,分析了在我国国家权力作用的若干领域适用这一原理的必要性。
关键词]自生自发;自由;社会秩序我国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一直所争取的目标应当是人民的自由和更大的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自由,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人民更大的自由。
毫无疑问,自由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是孜孜以求的目标。
不过,我们所争取的自由与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所界定的自由有极大的不同,他所界定的自由乃“强制的不存在”,而依哈耶克始终一贯的关注点,“强制”意指政府对公民本人及公民财产的强迫状态,即对公民私域的强迫状态,由于此种强迫状态的存在,使特定公民心智受到威胁,故而做出政府期望他做出的事来。
对于作这种理解的自由,可以肯定地说,与我们过去的理解不相吻合。
在新中国建立前,我们理解的自由侧重于摆脱剥削者的压迫,新中国建立后,侧重于免于贫困。
不过,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开始逐渐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这一进程随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开始而加快,而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是保护公民的自由。
这种意义上的公民自由恰是哈耶克所谓的政府强制不存在的自由观。
可见,在我国现阶段,至少就对限制政府权力滥用侵损公民权利这一点上,我们欲求的自由与哈耶克陈述的自由是相容的。
作为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阵营中的杰出学者,哈耶克对自由秩序的智识贡献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自生自发自由秩序观之要义哈耶克自生自发的自由秩序观是哈耶克智识的精髓,以下四点构成了他的自生自发自由秩序原理的主要观点。
第一,人的理性决不是万能的。
他认为,如果希望通过理性而设计出一个完美的秩序来,是不可能的,“人的理性既不能预见未来,亦不可能经由审慎思考而型构出理性自身的未来,诸多乌托邦式的建构方案之所以毫无价值,乃是因为它们都出自于哪些预设了我们拥有知识的理论家之手”。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有着怎样的思想?又有着怎样的主张本文导读:哈耶克是20世纪学术界对于集体主义的主要批评者之一。
哈耶克相信所有形式的集体主义(即使是那些在理论上根基于自愿合作的集体主义形式亦然)最终都只有可能以中央集权的机构加以维持。
在他的著名著作《通向奴役之路》(1944)和其他作品里,他主张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一个中央的经济计划,而这种计划经济最终将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也必然会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力。
根基于早期米塞斯和其他人的著作,哈耶克主张道:在中央计划经济里,某个特定的个人或团体必须决定资源的分配,但这些计划者永远都不会获取足够的资讯以正确的分配资源,这种问题又被称为经济计算问题(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
哈耶克认为有效的资源交换和使用只有可能经由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加以维持。
而在1945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书中哈耶克主张价格机制可以用以交流和协调个人的知识,使社会的成员能够达成多样化,借由自发性的自我组织原则来解决复杂的难题。
他创造了交易经济学一词来称呼“自我组织的自愿合作制度”。
在哈耶克的观点来看,国家的主要角色应该是维持法治,并且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介入其他领域。
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主张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崛起是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太多干预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丧失而导致的。
哈耶克也对英国和美国因为受到凯恩斯学派影响而建立的经济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认为那将会导致相同的极权主义政府产生—而这正是凯恩斯学派所极力避免的。
哈耶克认为极权主义政权如法西斯、纳粹、和共产主义都是同样的极权主义流派;因为这些政权都试着抹灭经济的自由。
对哈耶克而言他认为抹灭经济的自由即代表抹灭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纳粹和共产主义间的差别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罢了。
《生产理论》(1928) C.W.柯布与P.H.道格拉斯著本文研究了1899-1922年间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劳动与产出的关系,分析了这一时期劳动与资本两类要素对产出的影响,首次提出并使用了此后以其名字命名的不变弹性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其一般形式为:P=ALαKβ,式中,P、L、K分别为产量、劳动、资本,A、α、β为三个参数。
当α+β=1时,α、β分别表示劳动、资本所得在总产量中所占份额。
该函数以其简单的形式描述了人们所关心的一些性质,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函数形式,被用于表示生产、效用函数以及理论与实证经济学其他方面。
他们用机器、工具、设备与建筑量测资本,制造业工人数表示劳动,经过对1899-1922年间有关经济资料的分析与估计,得到美国制造业以1899年为基准的不变价格的产量、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数据,并总结出生产函数:P=1.01L0.75K0.25,该函数表明这一期间的总产量中,劳动与资本所得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5%与25%。
他还通过数理分析,探讨了该函数的基本性质。
《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1945)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本文主要阐述了经济体系的本质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他认为经济社会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中的知识利用问题。
知识分为两类:科学知识与原理;特定时间与地点的特殊情况的知识。
在经济活动中,众多参与者各自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大量知识,分散在不同经济个体中。
知识的分散使经济计划成为必要。
哈耶克认为计划体制有三种,即中央计划、分散计划与介于二者之间的行业计划,即垄断,这些体制的效率取决于哪种体制能更充分利用知识。
由于知识障碍,中央计划当局不能做出有效决策,只有依靠分散计划才能保证特殊情况的知识迅速得到利用。
同时,社会经济问题总是唯一来自变化,分散计划也不能仅仅依据关于直接情况的有限知识做出决策,这又产生了如何传递别人信息的问题。
哈耶克认为分散信息通过价格机制传递,价格机制最显著的事实就是知识节约。
培训管理与人才开发主讲人:王通讯单选题1、培训工具“柯氏四级评估模式”中第三级评估是指(B)。
A.学习层评估B.行为层评估C。
反应层评估D。
业绩层评估2、目前我国培训活动现状总体表现为(B)。
A.完全自发自动地进行培训B。
单位随意选择培训活动C.国家立法强制进行培训活动D。
培训活动已面向整个世界3、加里贝克尔《人力成本》中的专门培训是指(C)A。
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现时企业的生产效率,具有外部性B.提高员工在现时企业的边际生产率,具有外部性C.提高员工在现时企业的边际生产率,无外部性D.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无外部性4、现代培训工具“3Q课程选择法"的“Q"是指(C)A.培训前重复提问的意思B.运用情商开发培训课程C。
选择什么培训内容D。
培训应该提问什么样的问题多选题1、下列对培训的理解正确的(ACD)A。
培训会降低现期收益,并提高现期支出B.培训是改变命运,增值财富的唯一武器C.培训可以使人的能力与物质资本保持齐头并进D.培训可以提升能力,有能力的人民是现代经济丰裕的关键2、在生产性知识方面,中国学者汪丁丁认为,培训是解决下列那些问题的(AB)A.生产技术的技巧B。
生产技术的工程技术原则、劳动对象特性和工作任务性质C。
协调参与生产的人的知识D。
生产技术的通用知识判断题1、2005年,中央决定实施的“653工程”,即是指利用6年时间,在5个重点领域培训300万人才.(正确)2、我国的培训方式已经从单一的面授方式扩展为面授和空中课堂相结合的多种形式的远距离教学。
(正确)3、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一书中指出:培训承担了一部分知识有效传播的功能。
(正确)4、目前美国已实现大部分单位自发自动的开设培训课程。
(正确)。
哈耶克: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 一 在所有民主国家里,美国尤甚,人们顽固地相信,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是就知识分子对时事的个别看法影响决策之力量而言,如果是把在投票的时候,与大众意见相左的知识分子影响民众选票的程度而言,则上述看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从稍微长远的角度看,知识分子所发挥的影响力,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在这些国家那样大。他们透过塑造公众舆论而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这些职业的“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的决定性力量仍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这一点放到晚近的历史中看不免令人称奇。过去一百年间,西方世界政治发展提供了最确凿的证据。不论在什么地方,社会至上主义最初都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它根本就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必然要求的、能够救治一种显而易见的罪恶的显而易见的药方。相反,它是理论家的构造,是根据某些抽象的思想倾向而构想出来的,而长期以来,只有知识分子才熟悉这些倾向。知识分子得付出长期的努力,才能说服工人阶级把它当作他们自己的行动纲领。 至于已经走向社会至上主义的每一个国家,在社会至上主义发展到决定性地影响政治的阶段之前的多年中,社会至上主义理念仅仅主宰着一些较为活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德国是在19世纪末达到这一阶段的;英国和法国达到这一阶段的时间大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而即使是肤浅的观察家也看得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也似乎达到了这个阶段,有计划的指令性经济体制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跟其对他们的德国或英国同行们一样强烈。而历史经验表明,一旦达到这个阶段,则现在仅由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摇身一变而成为支配政治的力量,就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因此,知识分子今日的观点影响着明日的政治,对这一过程的性质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兴趣。不管我们是想仅仅作出预测,还是试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个因素的重要性,都远远超出一般人所理解的程度。当代观察家所注意到的相互冲突的利益间的争斗,其实很久以前就由仅仅局限于很小范围中的观念的冲突决定了。通常只有左翼政党投入最大的努力来传播一种信念:决定政治之胜败的,乃是互相冲突的物质利益集团之数量优劣,但极为反常的是,在实践中,也正是这些政党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们一般总是正确地理解了知识分子的关键地位。不管是出于精心设计,还是被环境所驱策,他们总是将较多精力投入到争取这个精英阶层的支持上来;相反,较为保守的集团所采取的行动通常却不成功,他们是根据一种更为天真的大众民主观来采取行动,他们经常徒劳无功试图直接接触并说服一个一个选民。 二 不过,知识分子这个词,并不能立刻传达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一个大群体的真实图景,而我们也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词来称呼我们称之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的人士,这一点对于我们为什么没有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力量,并非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即使是那些经常滥用“知识分子”一词的人也一直认为,那些毫无疑问履行着知识分子之典型功能的很多人不配这个 称呼。因为这些人既不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也不是某个具体思想领域的学者、专家。其实,典型的知识分子未必是这两种人;他不必具备专业领域的特殊知识,甚至不必特别聪明、智慧,就能履行传播观念的中介作用。他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资格要求仅仅是:随时可以对广泛的问题说点什么,写点什么,而他又能够获得习惯于在那些等着他发言的人们之先熟知新观念。 我们只有在罗列出属于这个阶层的所有职业和活动的清单后,才能意识到这个阶层的人数是多么庞大,这个阶层在现代社会中的活动范围是如何在日益扩大,而我们大家又是何等地依赖他们。这个阶层不但包括新闻从业人员、教师、牧师、演说家、政论家、电台评论员、小说作家、卡通画家和艺术家——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这个阶层还包括科学家、医生之类的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他们习惯于阅读报刊杂志,因而成为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的新思想的承载者,而由于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是专家,所以,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意见都是洗耳恭听。当今时代的普通人,除了借助这个阶层居中介绍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渠道来了解各种事态和观念;而一旦走出我们自己的职业领域这外,我们几乎都是普通人,因此,我们都得依靠他们才能获得信息和指教,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使他们能始终紧跟舆论风向。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决定着,我们应当接触到什么样的观点和意见,哪些事实比较重要,因而可以让我们知晓,应当用什么样的方式、从哪个角度向我们说明这些事实。我们是否能够掌握专家和原创性思想家的研究成果,也主要仰赖他们的裁决。 外行人也许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即使是科学家和学者在大众中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个阶层炒作出来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受这个阶层对该研究领域的看法的影响,而这种看法与科学家们的真正成就,其实倒没有多大关系。对我们的问题来说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大概任何学者都能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列举出几个人物,这些人物仅仅由于信奉知识分子们认为“进步”的政治观点而在普通民众中博得了伟大科学家的声望,而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成就。而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过一例将这样的声望加在思想比较保守的学者头上的事。在有一些领域中,专家的研究成果并不是为了供另一些专家使用,而是取决于普通民众的政治判断,在这里,知识分子创造声望的现象,就显得尤为突出。能够最准确地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一直以来职业经济学家对社会至上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之类的学说的发展所持的态度。那些获得自己同行认可的经济学家,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大可能青睐社会至上主义(也不大可能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我们甚至大体上可以说,在经济学家中,反对社会至上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的比例,要高于任何其他学术群体。这一点具有当重要的意义,因为近来已经不大可能出现下面的现象了:对社会主义改良方案的兴趣促使一个人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攻读专业。但为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加以传播的,却并不是专业人士的主流看法,而是少数人的观点,而他们在自己专业内的地位却往往是令人生疑的。 知识分子对于当代社会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又由于“组织”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而一直在加强。组织的增加提高了专家或专业人士的影响力,这是一个普遍流行但很可能错误的看法。对于专业管理人员或组织者来说——如果存在这类人的话——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于具体知识领域里的专家,恐怕不能这么说。毋宁说,那些据说具备一般的知识,因而被认为有资格鉴定专家的证词,并对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作出裁判的人的权力得到了提高。不过,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地是要认识到,一旦某个学者当上大学校长,某位科学家负责管理某个研究所或基金会,某个学者当上某学报主编,或成为追求某项事业的组织中的活跃分子,那么,他立刻就不再是个学者或专家了,而成了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他们据以判断一切问题的,就不再是根据自己的特殊技能,而是以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方式,即仅仅根据某些时髦的一般观念去判断问题。这样的机构在与日俱增,它们繁殖着知识分子,增加了知识分子的人数和力量。所有那些只懂得清楚地讲述知识之技巧的“专家”,就他们所处理的问题的性质而言,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而不是专家。 根据我们给知识分子一词所下的定义,知识分子其实是一种新近出现的历史现象。尽管不会有谁对教育不再是有产阶级的特权而感到遗憾,但有产阶级不再是受教育最好的阶级,大批人仅仅由于受过普通教育就获得了其地位,而并不具备从管理财产中得到的对其所生活之经济体系的运转的实践经验,这两个事实对于我们理解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熊彼特教授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用一章篇幅对本文所涉及的问题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他一点也不夸张地强调指出,典型的知识分子与同样具有言说能力的人士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不用对实际事务承担直接责任,由此导致他缺乏对这些实际事务的第一手的知识。但在这里深入考察这个阶层的发展变化,考察最近由一位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家提出的“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惟一一个不受其自身经济利益重大影响的阶层”的奇谈怪论,未免离题太远。在这篇文章中本来必须给予评价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版权法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这个阶层的发展,此处也从略。 三 毫不奇怪,真正的学者、专家和实干家,经常有点看不起知识分子,也不大愿意承认知识分子的力量,而假如他们终于看到了这种力量,则会愤愤不平。他们发现,知识分子作为单个人,差不多都是些对具体事务一窍不通的人,他们对自以为已经理解的事情作出的判断,也几乎没有显示出格外的智慧。但如果因此而低估他们的力量,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使知识分子的知识总是浅薄的,他们的智力也颇有限,但这却没有改变下面的事实:正是他们的判断,极大地决定着社会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据以采取行动的观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旦知识分子中较为活跃的那部分人皈依信奉了某套信念,这套信念被人普遍接受的过程,就几乎是自动的、不可避免的。他们是现代社会中生长发育出来的专门用于传播知识和观念的组织器官,正是他们的信念和看法起着筛子的作用,一切新观念、新看法都必须经它筛过一遍后,才能被公众所接触到。 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职业性质所决定,他要履行自己日常职责时,就必须利用自己的知识和信念。而他之所以能够占有这个位置,是因为他拥有他的言说对象并不掌握的知识,或者说他不得不与这些知识打交道,因而别人指导他的活动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恰恰是由于知识分子的正当职能就是与知识打交道,所以他们做任何判断时都会信守自己的信念,经他们之手的所有东西,都会染上他们自己相应的色彩。即使当政策方向掌握在与他的观点不同的实干家手中之时,政策的执行权也总是要落在知识分子手中,而正是关于具体细节问题的判断,决定着最后的结果。当代社会几乎所有领域都能证明这一点。人们都知道,“资本家”拥有的报纸、“反动的”领导机构统治的大学、保守派政府所拥有的广播系统,都在根 据社会至上主义的观念影响着公众舆论,原因在于,这种观念是那些机构中的雇员们的信仰。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上层人物企图控制舆论,企图将正统原则灌输给大众,或者不如说,恐怕正是由于上层人物有那种企图,才使得这种情况经常出现。 由一个肯定会有自己的观点的阶层对观念进行过滤,其影响不会仅限于普通民众。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专家对这个阶层的依赖并不减少,他们自行抉择的可能性也同样可怜。结果,今天,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即使是那些最坚决地反对社会至上主义的人士,一旦涉及他们自己不掌握一手的信息的问题,大多也只能从信奉社会至上主义的人士那里获取知识。社会至上主义思想中许多比较抽象的偏见与其比较具体的目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破,结果,许多自以为坚决反对那种思想体系的人,反倒成了那种思想体系的传播者。在自己的领域中把社会至上主义斥为“毒疮”的实干家,在跨出自己领域时跟一般左派记者一样宣扬社会至上主义,这样的事,谁人不知, 在过去一百年里,能够最强烈地感受到社会至上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力的领域,莫过于与不同民族的文明的交往过程。近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形成国际性共同体的差不多是惟一的道路,探讨这一事业的渊源和意义,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主要的正是由于这一现象,造成了下面一种不同寻常的奇观:近百年来,完全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西方,向旨在破坏西方文明的远东国家的思想运动提供了道德和物质上的支持;同时,西方民众得到的有关中欧和东欧社会的信息,几乎无
哈耶克眼里的“自由”:从知识状态看去你身边的政治学Siri导语如果人是注定无法全知的生物,那么求知的意义就是值得深思的。
哈耶克从人类知识状态出发,探究了知识观视域下“自由”的真谛。
本次推文,小惑将为大家介绍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对“自由”的理解。
一、从“无知”开始不同的政治理论有关的政治哲学对人类知识状态的界定大相径庭,对此可以分为两大派。
一派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无知的,仅有少数“天才”才能做到全知并掌握终极真理,另一派则认为,所有人的知识掌握都是有不完全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通晓一切,或是把握终极真理;一派认为,尽管所有的人当初是无知的,但其中的少数人凭借着理性和直觉最终可以克服这种无知,另一派则认为,人类的无知性是必然的和无法改变的。
对人类无知状态的不同看法,影响到对人的政治潜能的估价,最终也就形成了风格截然不同的政治理论大厦。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观点属于后一派政治哲学。
直到哈耶克为止,无知作为各种政治哲学的重要基石一直处于不被关注的状态,是哈耶克发掘出了它并将之作为其政治哲学的重要基础。
他认为,无知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
在他以前的哲学家和学者们通常都对这种无知不以为意,或是只把它当作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
但是在谈论具体的道德或政治问题时,他们却假定人们可以获得进行评判的全部知识。
但事实是,尽管科学家们会自然而然地强调我们的已知之物,但我们的知识远未完备。
所以哈耶克在《法律、立法和自由》这三部曲的开篇中要求读者牢记这样一个事实:每个人对绝大多数具体事实的无知是必然的和不可弥补的,而正是这些事实决定了社会的进程。
二、通向“自由”在哈耶克眼里,“自由”是一个消极的概念,即缺少强制的状态。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强制通常蕴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强制者被假设为“有知的”、“正确的”,被强制者被假定为“无知的”、“错误的”,所以前者可以用各种手段迫使后者就范。
哈耶克思想简介哈耶克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者,也是20世纪罕见的社会科学家。
虽然哈耶克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的学术贡献却远远超出经济学范围。
他毕生发表了130篇文章和25本专著,涵盖的范围从纯粹的经济学到理论心理学,从政治哲学到法律哲学,从科学哲学到思想史。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方方面面,哈耶克绝不是玩票,而是见解卓著。
不过,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于,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坚持和重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英国学者伯林的划分。
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哈耶克自己也曾划分过两种类型:本专业中的万事通,和困惑型人物。
前者对自己的专业了如指掌,熟悉古往今来各种见解,大多数成功的教师、作家和演说家,都属于这类人物。
哈耶克也将这类人称为记忆型的天才。
困惑型人物则凡事都要自己问个为什么,他们获得知识的过程,是自己思考的过程。
他们记不住别人说了什么,他们总是把别人的知识融入到自己的思考中。
他们总是让六经注我,他们固执己见。
他们从各个方面思考,进行探讨,经常是围绕着一个主题。
哈耶克就是这类天才的典型。
第一部分、哈耶克的思想谱系哈耶克1899年5月8日于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92年3月23日去世。
他足够长寿,经历了整个20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
亲眼看到了自己所钟爱的观念,自由主义的衰落,及复兴的全过程。
看到极权主义兴起和崩溃的过程。
一、 哈耶克的生平第一阶段:维也纳时代维也纳哈耶克思想成长的时代,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
他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结束之后,在维也纳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1921-1923)。
从思想、知识的角度看,这个时代的维也纳是维也纳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也是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非常生动地描述了19世纪末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段岁月奥地利、主要是维也纳的气氛。
他在回忆录的第一段话就是“倘若要我今天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千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我这样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
无知与自由——读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演讲范文尊敬的评委、亲爱的观众们: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对哈耶克先生《法律、立法与自由》这篇演讲中关于无知与自由的理解。
在演讲中,哈耶克先生强调了无知对于自由的重要性。
他认为,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领域,人们总有不完全的知识,甚至有时也存在情感上的偏见。
而正是因为这种无知,个人和集体才会更倾向于追求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我们充分利用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并且通过试错、竞争来发现新的知识。
然而,哈耶克先生也警告我们,当政府试图通过集中的、中央计划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时,往往会忽视这种无知的存在,试图通过人为干预来达到所谓的最优解。
然而,这种干预往往会导致不确定性和混乱,进而损害个人和社会的自由。
因此,哈耶克呼吁我们要摒弃中央计划的思维方式,而是应该倡导市场自由和个人的选择权利。
对于无知与自由的关系,我个人有着深刻的认同和理解。
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局限性。
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无法掌握和处理所有的信息。
没有人可以对所有领域都了解得很透彻。
因此,我们需要接受自己的无知,并且尊重他人的知识和经验。
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合作,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其次,自由是一种保障个人权利的重要手段。
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人们才能通过自主选择来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
政府应该提供公平的制度和机会,而不是过度干预个人的选择。
这样,个人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最后,无知和自由的结合也是社会创新的源泉。
正是因为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我们才需要给个体更多的自由和空间去尝试不同的方法和理念。
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地创新和进步,应对不断变化的挑战。
总结起来,哈耶克先生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对无知和自由的论述,深刻地启示了我们。
无知不仅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也是我们追求自由的动力。
我们要学会接受无知,并以此为出发点,去探索、创造和实现更多的自由。
社科伟大的发现――哈耶克发现自生秩序这是怎样的一张网呢,每一个交汇点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交汇点到达另一个交汇点,有着一张网所有的连接,提供的无限途径,于是每一个点都是重要的,而每一个点都是不重要的;这是怎样的一张网呢,伴随节点的增多,网络的扩张,每一个新加入的都会让已有的节点和网络的能量得到相应的扩张,所有的你,都让我变得更强,所有的我,都让你变得更加有效;这是怎样的一张网呢,在人类信息交流的世界里,处于特权地位的中心被解构了,每一个普通的个人,与每一个恢宏的机构划时代地拥有平等的地位,当然,所谓社会结构扁平化的未来,还没有进入创始者们当时的视野中。
——《互联网时代》一如我们所知,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家把“自然的”这个术语当做一个专门术语,用以描述那些绝非“发明出来的”或绝非刻意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应对情势之需要的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东西。
——哈耶克《法律、立法和自由》个人认为——哈耶克自生秩序——是最伟大的社科发现。
它是这样一段文字,文明的基本工具——语言、道德、法律和货币——都是自生自发之过程的结果,而不是(那个人特意)设计的结果。
《自由选择》:人们一般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只对货物或劳务的买卖起作用。
但经济活动并不是人类活动的唯一领域,在其他领域里,也同样是在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同其他人合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错综复杂的结构。
让我们以语言为例。
语言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结构,但却秩序井然,丝毫不乱,这并非有任何中央机关在计划它。
没有人决定什么词该用到语言里,文法应该是什么样,哪些词应该是形容词,哪些词应该是名词。
法兰西学院倒是试图控制法国语言的变化。
但为时已晚。
它建立时,法语早已成了结构精巧的语言,它只不过是批准已经发生的变化而已。
其他国家还很少设立这样的机构来控制语言。
语言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语言的发展同经济秩序通过市场而发展的过程很相象,也是由于个人之间自愿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不过在这里相互谋求交换的是思想、情报或传闻,而不是货物和劳务。
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 [奥地利] F.A.海耶克 当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时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根据某些常见的假设,答案十分简单。即,假如我们具有一切有关的信息;假如我们能从一个已知的偏好体系出发;假如我们掌握现有方式的全部知识,所剩下的就纯粹是一个逻辑问题了。换言之,什么是现有方式的最好利用这一向题的答案,已隐含在上述假设中了。 解决这个最优化问题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已全部列出,它们能用数学形式得到最好的说明。最简单他说,这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两个要素间的边际替换率在所有不同的用途中必须相同。 然而,这根本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且我们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所发展起来的经济运算,也并末为它提供答案,尽管这种经济运算是朝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方向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其原因是,经济运算所依赖的“数据”从未为了整个社会而“赋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而且也绝不可能象这样来赋予。 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性质,是因为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末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 这样,如果“赋予”在此指赋予一个能有意识地解决这些“数据”所构成的问题的单一头脑,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只是如何分配所“赋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如何利用并非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 上述基本问题的这一特点,恐怕非但没有为经济理论中的许多新方法——尤其是许多利用数学的新方法——所澄清,它反而被搞混了。虽然我在本文中主要想阐述合理的经济体制问题,但在阐述时我将多次涉及它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我想说明的许多论点,其余是各不相同的推理途径不期而遇地汇集所得出的结论,但就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这决不是偶然的。 我认为,目前许多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源于对社会问题的本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又源于我们把处理自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转用于社会现象。 二 在普通语言中,我们把关于分配现有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决策的综合称作“计划”。在此意义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在任何许多人共处的社会中,这种计划不管由谁制订,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据起初是计划者以外的其他人所知,然后又以某种方式传递给计划者的那种知识。人们赖以制订计划的知识传递给他们的各种途径,对任何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利用起先分散在全体人民中的知识的最好途径,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设计一个高效的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处所提出的另一个问题——谁来制订计划——的答案密切相关,而这正是所有关于“经济计划”的争论所围绕的中心。”存有争议的并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应该怎样制订计划: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地制订?还是由许多个人分散地制订?在当前的争论中所使用的特定意义上的计划一词,毫无例外地指中央计划,即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管理整个经济体系。而竞争则指由许多单独的个人所制订的分散的计划。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代表有组织的工业的计划,这种计划许多人谈及但一旦看到便很少有人喜欢,它就是垄断。 在这三种制度中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知识的充分利用又取决于我们怎样做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便他们的计划能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 三 在这一点上,不同种类的知识,其他位显然是不同的。所以一回答我们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同种类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是那些更可能为特定个人所支配的知识重要呢?还是那些我们认为更会被经适当挑选的专家所组成的权威机构所掌握的知识重要? 如果当前人们广泛地认为后者更为重要,那只是因为一种叫科学知识的知识在公众的想像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我们几乎忘了这种知识并非绝无仅有。也许可以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适当挑选的专家也许最能掌握现在全部最好的知识。尽管这样做只不过是把困难转嫁到了挑选专家这一问题。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假定这个问题能很容易地解决,它也只是这个范围更广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今天,谁要是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概括,简直就是异端邪说。但是稍加思索就会知道,当然还存在许多非常重要但未组织起来的知识,即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们在一般意义上甚至不可能称为科学的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都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参与作出,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 我们只要想一下,我们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在完成了理论上的培训后还必须学那么多的东西,学习各种特别工作占了我们工作生涯的多么大的一部份,在各行各业中,对人们的了解,对当地环境的了解、对特殊情况的了解是多么宝贵的财富。知道并使用末充分利用的机器或懂得能被更好地利用的某人的技能,或了解供应中断时能提取的储备,对社会来讲与了解更好的可选择的技术同样有用。 一个靠不定期货艇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其全部知识几乎就在于知道一种即时机会的地产掮客,或从不同地方商品价格的差价获利的套利人,他们都是以不为他人所知的对一瞬即逝的情况的专门了解,在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 奇怪的是,这种知识今天一般遭到蔑视,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如果胜过掌握更好的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他几乎会被认为是行为不端。以更了解通讯或运输设施而获益,有时几乎被认为不诚实,虽然在这方面利用最好的机会与利用最新科学发现对社会同样重要。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即使那些自视为完全摆脱过去的赤裸裸的唯物质谬论的经济学家,在导致获得这种实用知识的行为问题上,也屡犯同样的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事物体系中,所有这类知识都是“给定”的。 普遍的看法是,所有这类知识应该理所当然地很容易为每个人掌握,而这种知识难以获得的事实,往往是指责现存经济秩序不合理的基础。这种观点忽视了我们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如何能使这种知识尽可能容易地获得这样一个事实。 四 如果当前贬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的重要性是一种时尚,那只是因为变化本身的重要性更被贬低了。事实上,在使生产计划必须作重大修改的变化的重要性和频率方面,“计划者”所作的假设与其对手所作的假设相差无几。当然,如果详尽的生产计划能提前好长一段时间制订并被彻底贯彻,以致不再需要作重大的经济决策,则支配一切经济活动的全面计划的制订任务就会轻松得多。 也许,值得强调一下,经济问题总是由变化所引起的,而且只有变化才能引起经济问题。如果事情一成不变,或至少完全按预期的那样发展,则不会产生新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也不需要制订新计划。要是认为变化或至少日常的调整在现代已经变得不重要,其实就等于认为经济问题已变得不重要。由于这个原因,相信变化的重要性在日益缩小的人,一般也认为经济考虑的重要性已让位于已益增长的技术知识的重要性。 如果有了现代生产的精细结构,是否就真的像建立新工厂或引进新工序那样只是间或才需要经济决策呢?果真一旦工厂建成,其余方面就依据工厂特点而几乎全是机械的了,而不需作什么变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了吗? 人们普遍相信,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看法据我查证, 并非产生于经营者的实现经验。 在任何竞争的行业中——单单这种行业就能作为标准——保持成本不上升的任务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仅仅这个任务就要消耗掉很大一部分精力。一个不称职的管理者浪费掉作为获利基础的成本差额,真是太容易了,而且从事经营管理的人们都知道,即使技术设施相同,但生产成本可能各不相同。 经济学家对这一点似乎并非如此了解。生产者和工程师们常常强烈地渴望能不被货币成本的考虑扰乱进程,这雄辩地证明,这些因素已进入了他们的日常工作。 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容易忘记组成整个经济体系的经常不断的小变化,其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越来越耽于统计总数,这种统计总数比具体细节的运动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 然而, 这种统计总数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像统计学家时常想做的那样以“大数定律”即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我们必须处理的因素,其数量并非大得足以便这些偶然力量产生稳定性。货物和服务的不间断流动得以维持, 是由于持续不断的精心调节,由于每天要根据前一天所不知的情况作出新的安排,由于一旦A不能交付就马上由B代替。 即使是高度机械化的大工厂,其之所以能保持持续运转,也主要是因为它们能依靠外界环境满足各种始料不及的需要:如盖屋项的瓦,文具及表格纸,各种工厂不能自备的和根据工厂运营计划所需的能够很快在市场上买到的设备。 或许我还应该简单地提及,上述那种知识,由于其性质是无法进入统计数字的,因此也就无法以统计数字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这种中央权威机构所必须利用的统计数字,应该是严格地通过分析事物的细小差别,通过将不同地点、品质和其他特点等项目作为同一类资源综合,以可能对具体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方法得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根据统计资料制订的中央计划,由其本质决定,是无法直接考虑这些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 因而中央计划者必须找出一种方法。 让“在现场者”来作这种基于具体情况的决策。 五 如果我们可以同意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适应具体时间和地点情况的变化问题,那么我们似乎就由此推断出,最终的决策必须要由那些熟悉这些具体情况并直接了解有关变化以及立即可以弄到的应付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来作出。 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让此人首先把所有这些知识都传递给某一中央机构,然后该中央机构综合了全部知识再发出命令这样一种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只能以非集权化的方法来解决它,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保证及时利用有关特定时间合地点之具体情况的知识, 但是,“在现场者”又不能光依据他有限然而又直接的对周围环境的了解来作出决策。所以,仍然存在如何向他传递他所需要的信息以便其决策符合更大范围经济体系的整个变化模式这样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