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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知识的应用哈耶克李红兵 译再版于美国经济评论，XXXV，4号；1945年9月，519-30页。
在试图构建一个合理经济秩序时，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一些熟悉的假设是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如果我们拥有相关的信息，如果我们能从给定的参数中开始，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可行方式，这个问题仅仅是一个推理而已。
也就是说，可行方式的最好应用这个问题的答案暗含在我们的推理中。
必须充分掌握解决问题的最优方式的条件，能用数学公式清晰陈述：用最简洁的方式讲，即在所有不同的使用过程中，任何两个商品或元素的替代率必须相同。
然而，社会遇到的并不是所强调的经济问题。
我们开发的解决逻辑问题的经济计算方式，尽管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步骤，但并不能为之提供答案。
理由是，经济计算方式启动的数据为全社会并不能提供于能够启示的单个头脑，当然，也不能这样提供。
准确地讲，合理经济秩序问题的特征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必须利用了解的情况并不是一个集中整合的形式，而是经常以分散不完整的小点或者是每个人头脑中相互矛盾的知识点的形式存在。
因此，社会经济问题不仅仅是收集给定资源的问题—如果“给定”的意思是给定专门凭借此数据解决问题的单个头脑。
而是如何充分利用社会成员知晓的资源的问题，对于其目的性，只有这些成员知晓。
简单说来，就是对不完整的知识使用的问题。
我想，问题的本质特征已经被掩盖，而没有被完善后的，特别是由数学公式得出的经济理论阐述清晰。
尽管本章中我只要解决的问题是合理经济秩序的问题，但是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联系到一些方法问题。
我希望提出的观点的确是不同推理路径融合的结论。
但是，现在回顾这些问题，并不是偶然。
我认为，目前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很多争论同是来源于对于社会经济问题本质的误解。
这个误解反过来产生于我们在处理自然现象过程中形成的思维习惯的不正确的转录。
我们通常用语言“计划”来描述对于如何分配可行资源的复杂决定。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在很多人共同劳动的社会中，某种程度上这个计划必须基于一些知识，这些知识一开始并不赋予决策者，而是其他人通过某种方式传递给决策者。
识在社会中到底是如何运用的呢？在经济活动中，众多参与者各自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大量知识，分散在不同经济个体中。
知识的高度分散使经济计划成为必要。
哈耶克认为计划体制有三种：即中央计划、分散计划、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业计划，即垄断，这些体制的效率取决于哪种体制能更充分利用知识。
由于知识障碍，中央计划往往不能做出有效决策，只有依靠分散计划才能保证特殊情况的知识迅速得到利用。
同时，社会经济问题总是来自变化，分散计划也不能仅仅依据关于直接情况的有限知识做出决策，这又产生了如何传递别人信息的问题。
哈耶克认为分散信息通过价格机制传递，价格体系是信息传递的媒介，通过价格体系的传导作用，社会分工与资源协调成为可能。
用一个简单而常见的例子，来弄清楚价格体系的作用。
假设市场上石油近期出现了紧缺。
原材料价格上涨，上下游立即会有连锁反应，供应商们开始寻求新的原油进口途径，只要部分人了解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转而寻求其他来源来填补这个缺口，则其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体系。
而且，这不仅仅影响到所有石油的使用，它还影响到石油的替代品的使用，以及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还会影响所有上下游制品的供应，其替代品，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供应等等；而那些提供关联替代品的绝大部分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
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市场，并非因为任何人都需要对市场整体全部了解，而是因为每个人有限的视野合在一起足以叠盖整个市场。
所以，通过许多中介传导，有关的信息就能传递到全体成员。
价格机制是人们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就学会利用的体系，目前为止这套体系依然是很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最优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想了解价格的真正作用，就必须把价格体系看作一种交流信息的机制，价格体系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
将最关键的信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符号来传递，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
哈耶克的信息分散论把理解经济知识建立在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之上，论证了经济自由和市场机制的客观性。
读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有感“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要对世人说明，对于那些我们自以为可以设计好的机制，我们的知识其实远远不够（The curious task of economics is to demonstrate to men how little they really know about what they imagine they can design.）”，这是哈耶克（F. A. Hayek）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中的经典语录之一。
他是奥地利裔英国籍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便是他对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的大力推崇。
本文发表于1945年9月，而在那之前的一年即1944年，哈耶克最知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出版，书中对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理论进行了生动的阐述，同时指出，所有的集体主义社会，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到斯大林的共产主义，都是“通往奴役之路”。
本文也从一开始就被注入了自由主义的气息，对计划主义的反对渗透在字里行间。
在这些著作出版和发表的年代，人们对理想世界充满了幻想，一些人认为全体公有、统一调配的计划分配手段似乎可以有效地消除贫困，但哈耶克利用社会中的知识这一有利工具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彻底地批判。
哈耶克指出，解决经济秩序最优化问题必须满足的条件，用最简单的数学形式表达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两个要素间的边际替换率在所有不同的用途中必须相同。
然而合理的经济秩序有一个独特的性质就是，经济运算所依赖的“数据”并没有为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提供答案。
事实上，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或者说信息，通常情况下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被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因而，如何分配和利用每个社会成员被赋予的知识资源，才是社会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在这之中，每个社会成员对知识信息的充分利用显得更加重要。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第四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第三、六节）。
就此而言，不同种类的知识的地位显然是不同的。
因此，对我们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种类的知识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是那些较可能为特定的个人所掌握的知识更重要，还是那些我们应当较具信心地期望可以为那些经由适当方式挑选出来的专家所组成的某个权力机构所掌握的知识更重要呢？如果说人们在今天普遍认为后一种知识更重要，那只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一种知识，亦即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在当下公众的想像中占据了太重要的地位，以致于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科学知识并不是惟一与此相关的一种知识。
我们可以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由适当方式挑选出来的专家也许可以最好地掌握可资获得的所有最佳的知识——尽管这种做法只是把这方面的困难转嫁到了如何挑选专家这个问题上面。
在这个方面，我想指出的乃是这样一个要点：即使我们假设这个问题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解决，它也只是那个所涉范围更广泛的问题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
一如我们所知，在今天，谁要是宣称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话，那他就肯定会被认为是在宣扬类似于异端邪说的东西。
然而，我们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无疑还存在着一种极其重要但却未经系统组织的知识，亦即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它们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知识（也就是一般性规则之知识那种意义上的科学知识）。
正是在这个方面，每个人实际上要比所有的其他人都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着有可能极具助益的独一无二的信息，但是只有当立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是由每个个人做出的或者是经由他的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这种信息才能够得到运用。
就此而言，我们只需要牢记下述几点，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道理了：第一，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我们在接受理论训练以后都必须学习许多其他的东西；第二，学习和掌握各种特定工作的知识，实际上耗用了我们整个工作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第三，在各行各业中，有关人的知识、有关当地环境的知识、有关特定情势的知识，都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完整版）本文系哈耶克名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选自《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5-100页。
该文系统论述了“知识的分散性”，在哈耶克的知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故推送全文，供朋友们参考。
转自中华好学者ID: zhonghuahaoxuezhe一当我们努力建构一种合理的经济秩序（a rational economic order）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呢？根据人们熟知的某些假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简单的。
假设我们拥有所有相关的信息，假设我们能够从一个给定的偏好系统（a given system of preferences）出发，又假设我们掌握了有关可资使用的手段或资源的全部知识，那么剩下的问题也就只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了。
这就是说，对什么是可资使用的手段或资源的最佳用途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隐含在我们的上述假设之中了。
解决这个最优问题（this optimum problem）所必须满足的那些条件已经完全设定了，因此我们可以经由数学的形式而得到最佳的陈述；用最简洁的话来说，这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任何两个要素间的边际替换率（the marginal rates of substitution）在它们所有不同的用途中都必定是相同的。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根本就不是社会所面对的那种经济问题。
再者，我们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经济运算方法也没有为我们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某种答案，尽管这种经济运算方法仍不失为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种经济运算方法的发现之所以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其原因在于：作为这种经济运算方法之出发点的“数据”或“基据”（datum），就整个社会而言，对于一个能够计算其结果的单一心智来说，从来就不是“给定的”，而且也绝不可能是如此给定的。
合理经济秩序的问题所具有的这种独特性质，完全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即我们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
解读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展开全文哈耶克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古曲自由主义学者，他倡导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反对过度的政府干预，强调一种“自然秩序”，让市场机制发挥调配资源的作用，当然，哈耶克绝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而哈耶克的这些观点并不是空中楼阁，他是通过严格的逻辑论证来阐述的，《知识面社会中的利用》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观点和主张。
《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以自由主义和市场价格机制为基础，文章告诉我们社会的经济问题不只是在于如何分配所“资源”，而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这也是文章标题所预示的问题，接一来作者层层论证，突现大家思想的严谨。
文章分为七部分，从信息的掌握和经济秩序的制定谈起，因此，本文也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源头。
哈耶克认为，如果我们能掌握现有方式的全部知识，那么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就显得简单了，然而经济运算所依赖的“数据”（即前面所说的信息）从未这样“赋予”一个能由此得出结的单一头脑，于是问题转变为如何利用分散在社会个体中的知识，其实这也是为后面引出价格机制伏笔。
接下来作者就制定经济秩序和利用社会中分散的知识提出了三种制度的制定，即中央计划、自由竞争（即由分散的个人制订的分散计划，这了是基于分散信息的利用）和垄断。
这三种制度哪一种更好呢，“depens mainly on the question under which of them we can expect that fuller use will be made of the existing knowledge”，这里明显可以看出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
第三部分作者主要从分散知识的重要性出发，制度的制定无疑是信息的掌握和利用，若从中央计划出发，那么势必需要一个由挑选的专家组成的权威机构，这个机构或者掌握有最好的知识，但必然无法覆盖社会信息的全部，这在前面已论述过。
这里哈耶克肯定了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或者称不‘；。
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应⽤》读后感读《知识在社会中的应⽤》有感我在刚读这篇⽂章时基本处于混乱的状态，在反复阅读之后并查阅了哈耶克的相关主张后才渐渐对这篇⽂章有了些许理解。
在阅读⽂章之前，作为读者，有必要了解到哈耶克是资本主义⾃由主义坚定的崇尚者，反对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
他关于⾃由主义的经济主张影响深远，⽽这篇⽂章也能看出哈耶克对⾃由主义的看法。
在这篇⽂章中，哈耶克指出，经济运算并没有为建⽴合理经济秩序提供答案，因为经济运算所解决的问题只是单⼀头脑有意识地解决，⽽不是利⽤整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的相对重要性来解决问题。
在制定经济计划时，哈耶克更偏向于利⽤起先分散在全体⼈民中的知识，⽽不是经适当挑选的专家所组成的权威机构。
这是因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每个⼈都可以掌握独⼀⽆⼆的信息，以不被他⼈所知的专门了解在社会中起重⼤作⽤。
⽽经济问题总是由变化引起的，并且只有变化才能引起对新的经济问题的思考。
变化所带来的经济问题更需要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中央权威机构是看不到这种变化的。
哈耶克还通过⼀个简单的例⼦来指出价格体系的作⽤：由于锡的供应紧缺，参与这市场的成员虽然并不了解产⽣这种供应变化的原因，但价格体系会使这种影响扩展到世界各个地⽅，成员会通过各种⽅式减少锡的使⽤。
同时指出价格体系是⼀种交流信息的机制，且其运转是经济的。
最重要的是，价格体系并不是⼈类发明的，⽽是⼀种⾃发形成的过程，因为受其引导的⼈们通常也不知道⾃⼰为何会如此⾏事。
读完⽂章后我可以感受到哈耶克对⾃由主义的⾼度认可：价格机制可以⽤以交流和协调个⼈的知识，使社会的成员能够达成多样化，借由⾃发性的⾃我组织原则来解决复杂的问题。
如此⾼效率地利⽤社会中分散的知识的⼀种机制不是⼈类设计的产物，它是⼀种⼈类偶然的发现。
⽽在中央计划经济中，某个特定的个⼈或团体必须决定资源的分配，但这些计划者永远都不会获取⾜够的资讯以正确分配资源。
尽管哈耶克并没有运⽤数学模型来阐述关于⾃由主义的观点，但他对⾃由主义的阐述值得我从各⽅⾯深思，因为可以看到，现实⽣活的确表明分散的知识的运⽤对于资源的利⽤是⾼效的，熟练劳动者的专门技能可以让资源使⽤更⾼效，⽐如⼀个⽔泥⼯知道如何让⽔泥更容易凝固。
哈耶克的知识观与法律理论哈耶克（F.A. Hayek）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领域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哈耶克的知识观与法律理论，并分析其对于法治的贡献。
一、哈耶克的知识观哈耶克的知识观强调个体之间信息的分散性与局部性，以及对于整个社会知识的有限性。
他认为，社会的知识无法由中央计划者所掌握，而是分布在每个个体的头脑中。
只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竞争，才能将各种分散的知识有效地整合起来，形成社会的智慧。
在经济领域，哈耶克反对中央计划经济，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他认为，自由市场能够利用价格机制来传递个体之间的知识，使得各种分散的信息能够自由流动和交流。
因此，他对于政府干预经济的立场持否定态度，认为政府只应当制定保护产权和维护竞争的法律框架，而不应过度干预市场。
此外，哈耶克的知识观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如政治和法律。
他认为，政治决策应当尽可能地由分散的个体去做出，而不是由中央权威所决定。
他对于权力下放和限制政府权力的主张，与他在经济领域的观点一脉相承。
二、哈耶克的法律理论哈耶克的法律理论主要包括法律的演化论和法治的概念。
1. 法律的演化论哈耶克认为，法律并非是由人为设计的，而是通过长期的演化过程逐渐形成的。
法律的形成源于个体之间的互动和经验的积累，通过市场机制来逐步发展和完善。
他批判了一些法律主义者对于法律的抽象定义和规划，主张从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适应社会需求的法律体系。
2. 法治的概念哈耶克对于法治的理解以权利保护和法律适用为核心。
他认为，法治是指个体在契约和法律之下，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和限制。
法治的存在可以保障个体的自由和公正，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哈耶克的法律理论强调了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法律的限制和保护。
他主张法律应当是一种自发形成的制度，而非人为设计的工具。
他的观点与传统的法律主义有所不同，更加注重法律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
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奥地利] Ｆ.Ａ.海耶克当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时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根据某些常见的假设，答案十分简单。
即，假如我们具有一切有关的信息；假如我们能从一个已知的偏好体系出发；假如我们掌握现有方式的全部知识，所剩下的就纯粹是一个逻辑问题了。
换言之，什么是现有方式的最好利用这一向题的答案，已隐含在上述假设中了。
解决这个最优化问题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已全部列出，它们能用数学形式得到最好的说明。
最简单他说，这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两个要素间的边际替换率在所有不同的用途中必须相同。
然而，这根本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而且我们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所发展起来的经济运算，也并末为它提供答案，尽管这种经济运算是朝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方向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其原因是，经济运算所依赖的“数据”从未为了整个社会而“赋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而且也绝不可能象这样来赋予。
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性质，是因为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末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
这样，如果“赋予”在此指赋予一个能有意识地解决这些“数据”所构成的问题的单一头脑，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只是如何分配所“赋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
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如何利用并非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
上述基本问题的这一特点，恐怕非但没有为经济理论中的许多新方法——尤其是许多利用数学的新方法——所澄清，它反而被搞混了。
虽然我在本文中主要想阐述合理的经济体制问题，但在阐述时我将多次涉及它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
我想说明的许多论点，其余是各不相同的推理途径不期而遇地汇集所得出的结论，但就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这决不是偶然的。
我认为，目前许多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源于对社会问题的本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又源于我们把处理自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转用于社会现象。
二在普通语言中，我们把关于分配现有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决策的综合称作“计划”。
在此意义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在任何许多人共处的社会中，这种计划不管由谁制订，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据起初是计划者以外的其他人所知，然后又以某种方式传递给计划者的那种知识。
人们赖以制订计划的知识传递给他们的各种途径，对任何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利用起先分散在全体人民中的知识的最好途径，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设计一个高效的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处所提出的另一个问题——谁来制订计划——的答案密切相关，而这正是所有关于“经济计划”的争论所围绕的中心。
”存有争议的并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应该怎样制订计划：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地制订？还是由许多个人分散地制订？在当前的争论中所使用的特定意义上的计划一词，毫无例外地指中央计划，即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管理整个经济体系。
而竞争则指由许多单独的个人所制订的分散的计划。
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代表有组织的工业的计划，这种计划许多人谈及但一旦看到便很少有人喜欢，它就是垄断。
在这三种制度中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知识的充分利用又取决于我们怎样做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便他们的计划能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三在这一点上，不同种类的知识，其他位显然是不同的。
所以一回答我们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同种类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是那些更可能为特定个人所支配的知识重要呢？还是那些我们认为更会被经适当挑选的专家所组成的权威机构所掌握的知识重要？如果当前人们广泛地认为后者更为重要，那只是因为一种叫科学知识的知识在公众的想像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我们几乎忘了这种知识并非绝无仅有。
也许可以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适当挑选的专家也许最能掌握现在全部最好的知识。
尽管这样做只不过是把困难转嫁到了挑选专家这一问题。
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假定这个问题能很容易地解决，它也只是这个范围更广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今天，谁要是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概括，简直就是异端邪说。
但是稍加思索就会知道，当然还存在许多非常重要但未组织起来的知识，即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们在一般意义上甚至不可能称为科学的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都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参与作出，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
我们只要想一下，我们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在完成了理论上的培训后还必须学那么多的东西，学习各种特别工作占了我们工作生涯的多么大的一部份，在各行各业中，对人们的了解，对当地环境的了解、对特殊情况的了解是多么宝贵的财富。
知道并使用末充分利用的机器或懂得能被更好地利用的某人的技能，或了解供应中断时能提取的储备，对社会来讲与了解更好的可选择的技术同样有用。
一个靠不定期货艇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其全部知识几乎就在于知道一种即时机会的地产掮客，或从不同地方商品价格的差价获利的套利人，他们都是以不为他人所知的对一瞬即逝的情况的专门了解，在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
奇怪的是，这种知识今天一般遭到蔑视，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如果胜过掌握更好的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他几乎会被认为是行为不端。
以更了解通讯或运输设施而获益，有时几乎被认为不诚实，虽然在这方面利用最好的机会与利用最新科学发现对社会同样重要。
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
即使那些自视为完全摆脱过去的赤裸裸的唯物质谬论的经济学家，在导致获得这种实用知识的行为问题上，也屡犯同样的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事物体系中，所有这类知识都是“给定”的。
普遍的看法是，所有这类知识应该理所当然地很容易为每个人掌握，而这种知识难以获得的事实，往往是指责现存经济秩序不合理的基础。
这种观点忽视了我们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如何能使这种知识尽可能容易地获得这样一个事实。
四如果当前贬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的重要性是一种时尚，那只是因为变化本身的重要性更被贬低了。
事实上，在使生产计划必须作重大修改的变化的重要性和频率方面，“计划者”所作的假设与其对手所作的假设相差无几。
当然，如果详尽的生产计划能提前好长一段时间制订并被彻底贯彻，以致不再需要作重大的经济决策，则支配一切经济活动的全面计划的制订任务就会轻松得多。
也许，值得强调一下，经济问题总是由变化所引起的，而且只有变化才能引起经济问题。
如果事情一成不变，或至少完全按预期的那样发展，则不会产生新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也不需要制订新计划。
要是认为变化或至少日常的调整在现代已经变得不重要，其实就等于认为经济问题已变得不重要。
由于这个原因，相信变化的重要性在日益缩小的人，一般也认为经济考虑的重要性已让位于已益增长的技术知识的重要性。
如果有了现代生产的精细结构，是否就真的像建立新工厂或引进新工序那样只是间或才需要经济决策呢？果真一旦工厂建成，其余方面就依据工厂特点而几乎全是机械的了，而不需作什么变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了吗？人们普遍相信，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看法据我查证，并非产生于经营者的实现经验。
在任何竞争的行业中——单单这种行业就能作为标准——保持成本不上升的任务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仅仅这个任务就要消耗掉很大一部分精力。
一个不称职的管理者浪费掉作为获利基础的成本差额，真是太容易了，而且从事经营管理的人们都知道，即使技术设施相同，但生产成本可能各不相同。
经济学家对这一点似乎并非如此了解。
生产者和工程师们常常强烈地渴望能不被货币成本的考虑扰乱进程，这雄辩地证明，这些因素已进入了他们的日常工作。
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容易忘记组成整个经济体系的经常不断的小变化，其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越来越耽于统计总数，这种统计总数比具体细节的运动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
然而，这种统计总数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像统计学家时常想做的那样以“大数定律”即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
我们必须处理的因素，其数量并非大得足以便这些偶然力量产生稳定性。
货物和服务的不间断流动得以维持，是由于持续不断的精心调节，由于每天要根据前一天所不知的情况作出新的安排，由于一旦A不能交付就马上由B代替。
即使是高度机械化的大工厂，其之所以能保持持续运转，也主要是因为它们能依靠外界环境满足各种始料不及的需要：如盖屋项的瓦，文具及表格纸，各种工厂不能自备的和根据工厂运营计划所需的能够很快在市场上买到的设备。
或许我还应该简单地提及，上述那种知识，由于其性质是无法进入统计数字的，因此也就无法以统计数字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
这种中央权威机构所必须利用的统计数字，应该是严格地通过分析事物的细小差别，通过将不同地点、品质和其他特点等项目作为同一类资源综合，以可能对具体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方法得出。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根据统计资料制订的中央计划，由其本质决定，是无法直接考虑这些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因而中央计划者必须找出一种方法。
让“在现场者”来作这种基于具体情况的决策。
五如果我们可以同意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适应具体时间和地点情况的变化问题，那么我们似乎就由此推断出，最终的决策必须要由那些熟悉这些具体情况并直接了解有关变化以及立即可以弄到的应付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来作出。
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让此人首先把所有这些知识都传递给某一中央机构，然后该中央机构综合了全部知识再发出命令这样一种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只能以非集权化的方法来解决它，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保证及时利用有关特定时间合地点之具体情况的知识，但是，“在现场者”又不能光依据他有限然而又直接的对周围环境的了解来作出决策。
所以，仍然存在如何向他传递他所需要的信息以便其决策符合更大范围经济体系的整个变化模式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管理者需要多少知识才能成功地做出决策？哪些事件是他不能直接了解，而又与他的决策有关？他到底需要了解其中的多少呢？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几乎都可能对一个管理者应作的决策产生影响，但他却并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也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的全部影响。
他完全不必要知道为什么在特定时间内某种尺寸的螺钉需要量更大；为什么纸袋子比帆布袋更易搞到；为什么熟练工人或某些机床暂时难以弄到，因为这些事与他全无关系。
对他有意义的只是，弄到这些东西与弄到其它他也关心的东西相比的难易程度，或者他所生产或使用的替代品是否更为急需。
所以，这总是一个与他有关的特定事物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他对改变这些事物的相对重要性的原因不会感兴趣，除非它对他周围的具体事物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