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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逻辑、合法性机制与社会企业成长制度逻辑、合法性机制与社会企业成长在当今社会中，社会企业作为一种融合了商业目标和社会责任的新型组织形式，逐渐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认可。
社会企业既追求经济效益，又致力于为社会提供解决方案，对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要实现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适应其特点的制度逻辑和合法性机制。
首先，制度逻辑是指社会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规则和原则。
社会企业的运营目标不仅有经济利益追求，更重要的是社会利益的实现。
因此，社会企业应当建立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制度逻辑。
如构建以社会责任、公益性、可持续性为重要因素的内部管理制度，明确企业的社会使命和目标，确保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始终以实现社会价值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其次，合法性机制是指社会企业依法合规运作并获得社会承认的机制。
社会企业与传统商业企业相比，更加注重社会责任，关注公益事业。
因此，社会企业的合法性机制需要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社会企业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履行纳税义务，并及时披露企业信息。
同时，社会企业还应当具备社会信任度和公信力，通过合理的组织结构和规范的运营流程，建立与政府、社会组织及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渠道，增强社会支持和信任。
制度逻辑和合法性机制是社会企业成长的重要保障。
通过建立适应社会企业发展特点的制度逻辑，可以实现合作共赢，提升社会企业的内部管理效能。
同时，合法性机制的建立可以确保社会企业合法经营，从而获得更多资源支持，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
社会企业的成长还需要建立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和培育创新创业氛围。
社会企业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跨界合作，依托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的支持和合作。
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为其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优惠政策，激发创新创业的活力。
同时，社会企业也应当注重与传统商业企业的合作，借助商业模式和资金支持，实现双赢发展。
此外，社会企业还应当注重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
社会学概论_南京邮电大学中国大学mooc课后章节答案期末考试题库2023年1.下列关于社会的特征描述正确的是。
参考答案: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_社会是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的_社会具有改造自然地能力2.社会控制的“度”就是指社会规范对于社会行为限制的程度。
它具体包括哪几个维度？参考答案:控制刚度_控制网络的致密度_控制力度3.社会学的目的是探索社会运行和的规律性。
参考答案:社会发展4.满足和保障其基本经济社会权利是政府制定和实施各项社会政策最原初、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目标。
参考答案:公民基本需要5.社会制度的功能包括参考答案:预测功能_整合与排斥功能_协调作用与促进社会运行效率_制约功能6.家庭关系即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一般而言，它是以姻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
参考答案:正确7.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是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
参考答案:人8.依据群体的正规化程度及其成员间的互动方式，社会群体可划分为正式群体与群体。
参考答案:非正式9.社会化是指一个人从最初的自然的生物个体转变为的过程。
参考答案:社会人10.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在此思想指导下，人们提出了实现城乡融合的三种主要理论模式，即：优先发展乡村社区的模式、重点发展城市社区的模式和发展的模式。
参考答案:城乡一体化协调11.社会建设是一项系统的、持续的社会工程，主要是指在经济增长和政府改革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建设和引导，发展社会事业，改善社会治理，增加社会融合，保障社会的可持续性，从而全面提升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福利水平，实现社会和谐与永续发展。
参考答案:政策12.任何“社区”的界定都具有3个要素：一定的人群、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社会关系。
参考答案:错误13.乡村振兴战略在目标上远高于新农村建设。
参考答案:正确14.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联系在于：它们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它们的理论基础一样，都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黄溶冰，谢晓君，周卉芬．企业漂绿的“同构”行为［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０，３０（１１）：１３９－１５０．［Ｈ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ｂｉｎｇ，ＸＩＥＸｉａｏｊｕｎ，ＺＨＯＵＨｕｉｆｅｎ．‘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ｒｅｅ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Ｊ］．Ｃｈ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３０（１１）：１３９－１５０．］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１５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１０作者简介：黄溶冰，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管理与环境会计。
Ｅ ｍａｉｌ：ｈｒｏｎｇｂ００７＠１６３．ｃｏ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企业漂绿的模仿－扩散效应与治理机制研究”（批准号：１７ＡＧＬ０１９）。
企业漂绿的“同构”行为黄溶冰 谢晓君 周卉芬（浙江工商大学会计学院，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１８）摘要 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中，“漂绿”是与“真绿”相对立的一类伪社会责任行为。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和政府环境监管的加强，漂绿行为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适应性学习，漂绿现象频发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道“不和谐”音符。
制度理论认为，制度因素让组织为服从体制力量而在结构和表现上更相似。
本文对企业漂绿中的群体行为规律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基于制度理论分析了企业漂绿的同构机制，并利用重污染行业Ａ股上市公司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文的研究发现：企业漂绿行为明显受到地区内近邻企业做法的影响，证实了“乐队花车”效应的存在。
基于产权性质的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地区同构行为更加显著，表明国有企业更倾向通过漂绿的制度同形而获得正当性。
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漂绿同构并未显著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但相似性增强了企业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风险承担能力，这为制度理论中关于“组织同构通常是为了获得正当性而不是高效率”的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逻辑思维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引言法律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和权利义务，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而对法律的解释是理解和适用法律的关键步骤之一。
逻辑思维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在法律解释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探讨逻辑思维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并举例说明其具体应用。
逻辑思维在法律解释中的意义逻辑思维是一种基于推理和推断的思考方式，通过从一系列事实中推导出结论，可以帮助人们理清事物之间的关系、判断事物的合理与否。
在法律解释中，逻辑思维可以起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1. 准确定义法律概念法律解释需要对法律概念进行准确定义。
逻辑思维通过辨析概念的内涵、外延和相互关系，以及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帮助人们确立法律概念的含义和范围，从而避免概念混淆和歧义。
2. 推理和演绎法律规则法律规则是法律体系的核心，逻辑思维可以根据已有的法律规则进行推理和演绎，以便理解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和内涵。
通过分析法律条文的逻辑结构和语义关系，可以推断出具体案例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进而确定诉讼的结果。
3. 分析与构建法律论证法律解释需要经过合理的论证和解释过程。
逻辑思维可以帮助解决法律问题中的逻辑谬误，对不同论证观点进行分析和评估，以及构建更加合理和有效的法律论证过程。
通过清晰的逻辑链条和严密的思维过程，可以提高论证的准确性和说服力。
4. 辨析和解决法律矛盾法律体系中常常存在法律规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逻辑思维可以帮助识别和分析法律规则之间的矛盾，通过推理和解决矛盾，确立合理和稳定的法律体系。
逻辑思维可以提供一种合理的方法，帮助人们在法律矛盾和冲突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和决策。
逻辑思维在法律解释中的具体应用案例案例一：合同解释在合同解释中，逻辑思维可以帮助解释合同条款的含义和解决合同争议。
例如，当一方声称合同中的条款存在歧义时，逻辑思维可以通过分析合同条款的句法结构、词义和逻辑关系，推断出合同条款的实际意图，从而准确解释合同。
私有制一定高效率、公有制一定低效率吗？私有制一定高效率公有制一定低效率吗李长征新自由主义者把科斯定理奉为金科玉律,但科斯本人对这个定理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关于科斯定理,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和可以转让的,其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则无论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这个定理假定所有资产的财产权都能明确归属,都能转让并使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都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而都能实现最优经济效率.但是.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甚至大多数情况绝非如此.由于自然界的原因,经济内部的原因以及外部影响,这些假设的理想条件是不存在的,至少不会同时具备.西方不少经济学家早就指出,科斯定理是建立在不能证明的,假设的前提基础之上的,如斯蒂格里茨等人就认为它是”科斯谬误”,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是“产权神话”.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经济效率的高低不仅不取决于交易成本这一种因素,也不仅仅取决于私有制还是公有制这一种因素,而是取决于多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及其综合作用.科斯定理并没有科学地揭示经济效率的客观规律,而是仅仅把交易成本这个一般因素的作用夸大到荒谬的程度.有人把科斯的”产权神话”奉若神明,认为私有制最符合人的自私本性,产权最清晰,最适宜市场经济, 效率最高;公有制不符合人的自私本性,产权虚置,同市场经济不兼容,效率低下.其实,这些观点同科斯定理一样,也是建立在假设的前提基础之上的,经不起理论和实践的检验.首先.人的同私有观念紧密联系的自私性.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不是永恒的天性.自私观念是随着剩余劳动,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出一12一现而产生.并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即使是在私有制社会中,也不乏助人为乐,先人后己,甚至公而忘私,舍生取义的思想行为和仁人志士;特别是当仁人志士们为群体,民族,国家的正义进步事业而奋斗时.”为公”的精神更会得到充分表现.中外历史上都是如此.从所有制的角度上看,”为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剥削阶级要求财产公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思想,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品质.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孕育出来的.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把这种精神升华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成为我们国家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事实说明,人性自私的观点十分片面,根本不符合实际;依据人性自私的观点推导出来的”私有制高效”,“公有制低效”的观点,其哲学和逻辑起点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人性自私的观点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其次.私有者关心私有财产的保值增值.不是获得高效率的全部条件和必然保障:国有资产并非产权虚置.无人负责.也不是必然低效率.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效率.取决于多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及其综合效应,私有者的自私并不能满足所有的必要条件.因此,私有制必然高效也是一个”产权神话”.如果不是”神话”,世界上就没有千千万万破产的私有企业和资本家,因为他们的本性无不格外关心自己的私有财产.我国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是清楚的,并非虚置.尽管我国国有企业在机制上,在管理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国有企业的高效率,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红旗文稿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的:在1952—1980年的28年间.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以年均8.2%的速度增长,其中工业年均增长l1.1%,纱的产量增长了3.5倍, 布增长了2.5倍,原煤增长了8-4倍,发电量增长了40 倍.原油增长了240倍.钢增长了26.5倍.这些虽然是在解放前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的增长,当时的粗放型经济对效率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国有企业的这种贡献,毕竟使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主要产品的产量和生产能力大大增加.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要取得这样的高效率是不可能的.当时国有企业利润全部上缴,创造提供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但自身资金短缺,无力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产品换代,限制了进一步发展提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有企业的社会效益(责任)未减反增,担负着巨额的改革成本和沉重税赋, 也未享受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减免税收等政策的优惠; 再加上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没有找到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和办法,因而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的效率观来衡量,它自身的经济效率(利润)一度下跌.但这些都不是公有制本身的问题,都不能证明公有制必然低效率.通过整个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自身的改革,这些问题完全能够解决.后来国有企业取得的改革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1999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止跌回升后,到2003年已经连续四年创历史最好水平:1998—20o3年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年均递增44.2%,国有资产总量年均递增8%.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从1998年的213.7亿元提高到2003年的4951.2亿元,增长了22-2倍,占全国企业总数7% 的国有企业,给国家缴纳了2/3的税收.净资产从5.21 万亿元增加到8.36万亿元.(参看《李荣融:过渡期央企还得多管.随意退出会出麻烦),2oo5年1月21日《上海证券报》)这些数据都证明了公有制”必然低效率”确实是”产权神话”的谬说.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满足决定经济效率的必备条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政治优势,国有经济是能够获得高效率的.国有经济产权改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政企分离,所有权同经营权分离,产权分化组合等问题,目的是提高效率,而不是大量改变所有权和所有制,更不是把国家所有权改为私有权.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2005年第l4期再次.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兼容”,是推行私有化的另一个”神话”.这样的’.神话”同样也是经不起检验的. 一是从人类经济活动来看,这个观点不符合古今实际.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市场交易(尽管各有不同历史特点),并且都有所谓的公有(即剥削阶级国家所有)财产同私有财产的市场交易.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和国有企业同国内外公私企业之间更是存在发达的市场交易.’二是从产权分化是现代产权运动的基本趋势来看,公有制可以实现与市场经济兼容是有理论根据的. 一位学者在一篇论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证.要点是:产权分化趋势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发展的产物,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这种向资本社会化方向发展和产权分化的趋势.首先使资本所有权转化为股权.股东脱离生产过程:股份公司让渡股权筹集的私人资本以公司法人财产的形式.转化为联合成一体的社会资本;在生产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生产技术的复杂化,执行资本经营的职能逐渐由有专业知识和经营才能的职业经理承担,又造成法人财产所有权和法人财产经营权的分离.这样,现代企业就成为以法人财产权为核心的委托代理型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产权分化后以法人形态形成的新的财产组合.它存在于一定的初始产权(狭义所有权)基础之上,但它并不要求初始产权必须是私人所有权,还是公有所有权.这为公有所有权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分化组合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公有制可以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兼容的客观条件和依据就在于此.(参看毛立言着《”经理革命”与”管理层收购”》,栽何秉孟主编《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兼评科斯产权理论》第2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三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经过体制改革完全可以同市场经济兼容.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不相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运作机制和管理办法.经过改革,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大批国有企业也初步建立了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和管理办法,生机勃勃地竞争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今后若能排除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国有企业更好地改革发展,必将使”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兼容的”神话”彻底破产(作者: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一l3一。
组织社会学十讲组织社会学十讲本资料由豆丁若莲文档搜集更多文档请点击组织社会学十讲(读书笔记)2005年11月3日组织现象:一个交易成本视角交易成本是怎样成为决策依据的?其影响是什么?1交易成本是决策的依据吗?2如何获得关于交易成本大小的信息?3交易成本只需要从量的大小上加以衡量，而同样大小的交易成本不会因为其形成原因不同而影响不同吗?4同样大小的交易成本必定是相同原因引起的吗?同一原因必定引起相同大小的交易成本吗?5如何根据所获得的交易成本信息做出相应决策?6这种决策过程本身是否是某种成本呢?7这种决策过程本身造成的成本意味着任何决策行为都具有成本吗?这种必然存在的成本怎样被定义，如何被衡量，如何权1/ 20衡各种成本之间的关系?8人们在应对种种成本的时候总是通过理性进行决策的吗?9人们面对各种成本的时候是否会通过某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规避成本做出决策?10这种规避行为本身是否具有某种倾向性?是否有某些固定的特征或产生某些必然的结果?11这种规避本身是否意味着某种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这是否导致决策者行为成为一种博弈行为?威廉姆森《市场与等级制度》协调成本(组织的优势)与激励成(市场的优势)、协调成本与激励成本之间的相互转化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信息阻塞--投机性---小数现象各种因素不同单独起作用，组织与市场不是孰优孰劣的关系，而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因为两者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各自的优点是各自解决了不同的问题，又相互补充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如何衡量交易成本的大小--一个重要测度:产品的专用性，其他测度交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行为假设:有限理性、投机行为与资产专用性之间的不同匹配组合蕴涵2/ 20不同的合同过程投机行为+资产专有性=计划设计(合同过程) 有限理性+资产专有性=承诺有限理性+投机行为=市场竞争有限理性+投机性为+资产专有性=制度建构交易成本学派: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了我们采取那种组织形式。
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文军摘要：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
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
无论是古典社会学，还是现代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研究，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都是围绕现代性而展开的，其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就在于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
因此，其形成的研究范式也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特征的“现代性研究范式”。
关键词：现代性；社会学理论；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当代社会学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
作为一门独立形式的社会学的出现与现代性的产生是一致的，它既是对现代性发展及其后果的理解和阐释，又是现代性发展的后果和原因。
具体来说，社会学的诞生就是为了探索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及其所带来的后果，它既是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性的出现、工业革命的爆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需要，也是现代性成长和人类科学知识不断分化----综合的直接结果。
因此，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
社会学作为研究现代社会及其变迁的一门学科，是对现代社会特征的一种反思性分析，其关注的核心就是“现代性”的形成和命运。
因此，“现代性”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斯马特(B.Smart)所说：“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界定、学科主题的建构和适当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为了系统说明现代社会的现象，说明社会技术----这种技术既是为社会生活现行形式的规则或统治而提供的，又对他们会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控制。
正是基于这些术语和假定，社会学才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①吉登斯(A.Giddens)也曾指出，把社会学界定为对一种特定社会类型(即现代社会)特征及其对世界影响的研究，而不是以一种十分笼统的方式把它界定为研究“社会”的学科十分重要，②这也是使它区别于人类学、经济学等其它社会学科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问题的提出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有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研究成为热点。
有很多学者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疫情防控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进行了总结。
其中的一个代表性观点认为：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成效源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对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在中国成为可能，学者们也进行了探讨。
从宏观制度的角度，有学者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之所以可能主要在于：党的政治、组织及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牢固的经济基础以及高效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强大保障。
a 从微观机制的角度，有学者指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就在于能够统筹兼顾全局与局部、未来与近期发展目标，有效聚合办大事的力量。
b 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概括为“一张图、一盘棋、一竿子”“三个一”机制，即对所办大事有统一规划、各地各部门围绕所办大事形成合力，保证中央政令执行一竿子插到底。
c 从实践综合的角度，有学者认为，应强化执行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之责，并以思维革新为前提，以科学组织为保证，以统筹调配为抓手，以协同耦合为关键，全面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现代*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我国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16JZD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金荣，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萧，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吉林 长春, 130012）。
a 张庭军：《共同战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彰显》，《新闻文化建设》2020年第3期。
b 郑有贵：《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跨越发展的法宝》，《人民论坛》2019年第13期。
c 陈晋：《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成为显著优势》，《人民日报》2020年3月13日第9版。
2020年第12期张金荣 彭 萧[摘 要]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探讨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可能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
借助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从效率与合法性两个维度构建一个组织动员的分析框架，并运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事实印证该框架的可适性。
第2期(总第185期)2024年3月浙㊀江㊀工㊀商㊀大㊀学㊀学㊀报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No.2(General No.185)Mar.2024收稿日期:2023-09-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以对质为中心的刑事法庭调查规程研究 (20BFX093)作者简介:刘沛泉,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㊁司法制度研究;李奋飞,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㊁司法制度研究㊂企业合规整改中的认罪认罚问题刘沛泉,李奋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摘㊀要: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探索过程中,试点检察机关普遍将认罪认罚作为对企业启动合规考察的必要条件㊂然而,要求企业认罪认罚的前提性条件,即将企业视为 人 缺乏规范依据,企业意志的代行性阻却认罪效果,企业违法行为定性的争议性导致认罪难㊂尤其是,认罪认罚的负面声誉还会降低企业合规整改的意愿㊂因此,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需要重新认识将认罪认罚作为对企业启动合规考察之条件的合理性㊂未来,或可通过企业承认指控事实替代认罪认罚条件,从而既能达到表达悔过意愿㊁固定案件主要证据的效果,也能避免发生牵连无辜股东㊁损害企业信誉等问题,进而为继续拓宽企业合规从宽路径打下坚实的基础㊂关键词:企业合规整改;适用条件;认罪认罚;承认指控事实; 不抗辩 制度中图分类号:D925.2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91505(2024)02009912DOI:10.14134/33-1337/c.2024.02.009一㊁引㊀言在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探索过程中,试点检察机关普遍将涉案企业自愿认罪认罚㊁签署具结书作为启动合规整改的前提条件㊂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下发的‘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要与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起来㊂最高检等九部门制定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亦明确将涉案企业认罪认罚作为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首要条件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协商性司法理念在我国立法中的具体体现,代表了我国刑事诉讼目的从 发现真实 到 产生一个被告人乐于接受㊁不会寻求进一步法律救济的惩罚决定 的转变[1]㊂学界对该制度的正当性论证有 人身危险性降低说 权利放弃对价说 优化资源配置说 等路径[2-4]㊂笔者认为,001浙㊀江㊀工㊀商㊀大㊀学㊀学㊀报2024年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实体和程序互涉的重要司法制度,其正当性亦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论证㊂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 权利放弃对价说 优化资源配置说 本质上是诉讼所追求的 公正 与 效率 两种价值的合理权衡㊂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㊂ 在兼顾 公正 的基础上,诉讼效率的提高本身也是刑事诉讼程序内在价值的体现㊂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 人身危险性降低说 符合作为刑罚正当性基础的 并合主义原理 [5]104, 从宽 是 认罪认罚 所带来的预防必要性降低的必然回应㊂然而,对涉案企业来说,无论是 权利放弃对价说 优化资源配置说 ,还是 人身危险性降低说 ,适用前提都是将企业当作高度拟人化的 人 来看待㊂也就是说,将认罪认罚作为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条件之一,实际上隐含了将认罪认罚相关法律规范中的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解释为犯罪嫌疑单位㊁被告单位的前提㊂然而,这一前提在我国正式立法中尚未明确㊂将认罪认罚相关规范中的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解释为犯罪嫌疑单位㊁被告单位,意味着对 组织体责任论 人格化社会系统论 企业意志论 等将单位高度拟人化的 公司聚合理论 的承认㊂在相关法律规定尚未明确之前,采取这一解释并不妥当[6]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⓪的解释“第346条虽然允许单位参照适用以自然人为对象设置的条款,但是,由于单位刑事责任主体相较于自然人主体的特殊性[7],很多以自然人为对象设置的规范,单位并不适合参照适用,或者根本无法参照适用㊂且简单地参照适用自然人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也很难实现对单位诉讼权益的有效保障,甚至会造成以企业为代表的单位犯罪诉讼程序规范体系的混乱㊂不仅如此,企业意志的代行性会阻却认罪效果,企业违法行为定性的争议性也导致认罪难㊂尤其是,认罪认罚的负面声誉还会降低企业合规整改的意愿㊂因此,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需要探索优化合规整改的适用条件,尤其需要重新认识作为合规整改前提条件的企业认罪认罚问题㊂未来,或可通过企业承认指控事实替代认罪认罚条件,从而既能达到表达悔过意愿㊁固定案件主要证据的效果,也能避免发生牵连无辜股东㊁损害企业信誉等问题,进而为继续拓宽企业合规从宽路径乃至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独立的制度形态入法打下坚实的基础㊂二㊁企业认罪认罚作为合规考察启动条件的成因在企业合规改革过程中,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就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类型[8]㊂这种观点认为,单位涉嫌犯罪的案件的合规整改便是认罪认罚的具体体现㊂必须承认,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工作方案“和‘指导意见“将企业认罪认罚作为启动合规考察程序的前置条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㊂然而,这些规范性文件中有关认罪认罚作为企业合规适用条件的相关规定,只是在改革之初没有规范依据情况下顺利推动改革的权宜之计㊂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两个形式上相似的制度在运行原理和实践上都存在实质性的差异㊂本文拟通过将认罪认罚作为合规考察启动条件的合理因素,与认罪认罚不适合作为合规考察启动条件的因素相对比,检视与反思合规不起诉中的认罪认罚规则㊂(一)作为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制度依托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探索过程中,试点检察机关普遍将涉罪企业和相关责任人认罪认罚作为适用合规考察制度的前提条件㊂这是因为,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㊁企业合规考察尚未规定于刑事诉讼法的当下,改革需要以现有的规范框架为依托来进行㊂尤其是,在此项改革未获立法授权的背景下,企业合规不起诉原本就面临着合法性和正当性质疑[9]㊂为了使改革在现行法律规范的框架下运行,减少改革阻力,确保改革在法治化轨道上推进,只能利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㊁相对不起诉制度㊁检察建议制度等业已成熟的规范框架来运行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虽然在性质㊁目的和价值追求等方面和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有本质差异[10],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㊂首先,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都是协商性司法中的一环㊂其次,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宽缓处罚的正当性根据上具有相似性㊂无论是企业认罪认罚,还是进行合规整改,预防的必要性都明显降低,因而可以对其减轻甚至免除刑罚处罚㊂再次,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中企业自愿进行合规整改与认罪认罚制度中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的认罪认罚在性质上也大体相同,都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对被追诉者的悔罪态度进行确认㊂最后,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立法目的上具有相似性,都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㊂按照上述逻辑,只有将两个在模式㊁正当性根据㊁性质和立法目的上均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制度加以融合,才更加符合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要求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相似之处,使得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相关法律规范尚未出台的当下,可以借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业已成熟的制度框架来运行,从而回应合规不起诉制度面临的合法性㊁正当性质疑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试点改革到立法完善,已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和实践的考验,并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规范体系和实践经验㊂将企业认罪认罚作为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启动条件,本质上是将企业合规不起诉这一既未完成理念认同,也未最后定型的新实践,运用业已成熟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范框架加以启动,使得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的范围内运行㊂(二)固定证据事实的客观需要涉案企业认罪认罚在客观上可以起到固定证据的作用㊂将认罪认罚作为企业开展合规整改的前置条件乃至首要条件,可以防止涉案企业假意通过合规意愿来表现悔罪态度,实际上事后反悔逃避刑事追诉㊂作为刑事司法模式由对抗走向合作趋势中的一环,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有力支持之一来源于司法管理和投入方面㊂无需审判而处理案件明显节约了制度资源,因而相较于通过评价证据来发现真相的旧式审判而言其是一个更有效率的选择㊂然而,无需通过审判意味着检察官履行 发现真相 义务的必要性减弱,若涉案企业事后对合规意愿表示反悔,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又没有针对涉案企业反悔进行制约的规范,则极易导致检察机关难以继续追诉企业㊂一般而言,企业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能调动比自然人更多的社会资源去对抗检察机关的追诉㊂如果涉案企业申请开展合规整改,却又不愿意认罪认罚㊁配合执法调查,甚至趁机毁灭㊁伪造证据,将导致司法机关陷入难以有效追究涉案企业刑事责任的窘境㊂将认罪认罚作为对涉案企业开展合规考察的前置条件,可以在合规不起诉制度开启之前,及时固定足以独立证明企业有罪的直接证据(如犯罪嫌疑人供述),防止司法机关在企业 翻供 时,陷入因时过境迁而难以再收集到相关证据材料的窘境㊂与此同时,发挥认罪认罚本身所具有的规范效力,可以通过诉讼程序的简化和量刑情节的宽缓,对企业保持悔罪态度增加正向的激励,减少围绕证据可能出现的争议,降低案件程序流转的可能性㊂另外,书面合规承诺和认罪认罚具结书本身,也是能够证明涉罪企业主观方面悔罪态度的证据,从而可以为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和法官的宽缓量刑提供依据㊂(三)确保企业悔罪的主观需要如前所述,企业在刑事诉讼中往往能够调动比自然人更多的资源对抗国家追诉㊂通过合规不起诉和认罪认罚从宽的双重激励,可以促进企业悔罪,推动其走向与检察机关的协商与合作,最大限度降101第2期刘沛泉,李奋飞:企业合规整改中的认罪认罚问题㊀201浙㊀江㊀工㊀商㊀大㊀学㊀学㊀报2024年低企业的对抗意识,实现诉讼资源的节约和诉讼效率的提升㊂从这一角度出发,检察机关将涉案企业 认罪认罚 作为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前提条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11]㊂毕竟,涉案企业假如不认罪,就无法体现一种 积极配合 的态度,无法采取有效的补救挽损措施,更难以展开实质性的制度整改㊂作为法律拟制主体[12],企业虽然也可以通过自然人或集体决策体现其独立人格和独立意志,并依法享有诉讼权利能力,但由于其没有自然人的身体和思维,既不可能像自然人一样亲自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也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参与诉讼活动㊂企业在诉讼过程中只能通过适当的自然人来贯彻作为企业集体意志的悔罪态度[13]㊂在建立了现代公司制度的企业中,企业集体意志主要通过公司章程㊁合伙协议等文件中的决策流程㊁表决方式等形式化的集体决策规范来体现和表达㊂然而,集体决策是一个动态的合作博弈的过程,其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是达到参与决策的个体的心理需要㊁行为动机与决策目标等三者的动态平衡[14]㊂企业集体意志作为企业中自然人集体决策结果的表现方式,更是会随着诉讼流程的推进,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呈现不同的结果㊂可见,代表企业集体意志的悔罪态度,也会随着集体决策博弈规则变化和博弈决策者心理状态㊁行为动机与决策目标的变化而变化,极不稳定㊂企业悔罪态度的不稳定性,可以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 自愿性 的约束机制来加以限制㊂如果犯罪嫌疑单位推翻先前自愿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则会面临量刑上的不利后果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能提供的这种量刑激励措施,可以给企业集体决策的生成施加有利于维持悔罪态度的博弈规则,并对参与企业集体决策的自然人施加心理㊁动机和目标等方面的影响,防止企业集体决策结果的不稳定性导致企业悔罪态度反复不定,从而浪费诉讼资源,增加程序流转㊂三㊁企业认罪认罚作为合规考察启动条件的困境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企业法人属于社会群体的一类㊂社会群体是这样一种人类群体:他们在相互关系中承认某些规则对其行为具有决定性,这些规则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规则㊂只有当法律规则已经在某个企业法人中成为实际的行为规则,即法律规则至少被企业员工普遍地承认并加以遵行,它们才能创造群体中的秩序[15]㊂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逻辑在于,在企业涉罪时,如果企业中的社群规则没有对企业运行过程中员工可能违法的风险点加以防控,或者防控力度不足,司法机关便通过不起诉或量刑宽缓的刑事激励手段促使企业建立新的社群规则㊂在此过程中,要求企业集体意志认罪认罚,在理论层面缺乏必要性,在实践层面不具备可操作性㊂在企业合规改革试点逐渐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亟待通过进一步的立法确认改革成果的当下,应当重新审视将企业认罪认罚作为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㊂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从理念认同逐渐迈向制度构建的背景下,应当重视涉案企业相较于自然人的特殊性,防止对涉案企业合规考察程序的开展高度依附于涉案企业中自然人的认罪认罚㊂建构符合企业特点的合规考察启动程序,给予涉案企业进行有效合规整改以充分激励㊂(一)企业的高度 拟人化 缺乏规范依据从实体法角度来看,认罪认罚得以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是 并合主义原理 ㊂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自愿接受惩罚,使得对其进行犯罪预防的必要性明显降低,从而获得量刑上的宽缓处理[16]㊂企业适用这种报应的正当性与预防目的的合理性相结合的并合主义刑罚观的前提[17],是将以企业为代表的单位作为拥有自我反省意识,能够通过理性决定自身行为的 人 来看待㊂报应刑的源头是原始复仇习惯,这种复仇习惯在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中,由自然人的私力复仇逐渐发展为法律报复,由 等害报复 逐渐发展为 等价报复 ,至此报应刑才从野蛮的私力救济转变为文明的国家制裁[18]㊂对于以企业为代表的单位,只有将单位行为解释为员工对单位 集体意志 的执行,才能勉强套用报应的正当性与预防目的合理性相结合的 并合主义原理 [19],从而解释对单位施加刑罚的正当性,实现逻辑自洽㊂有观点认为,应当将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融合[5,20-22]㊂但是,这种融合将企业的高度拟人化作为大前提,该前提在我国缺乏理论体系与规范依据的支撑㊂我国‘刑法“第30条和第31条只是将单位责任的认定以自然人责任为连结点[23],并未直接显示将以企业为代表的单位当作高度拟人化的 人 来看待㊂相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单位犯罪解释“)第3条则以否定的方式,明确了我国单位犯罪判断标准为 违法所得 的归属去向[24]㊂法官在实践中适用该条款时,首先判断单位中的自然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再通过 单位名义 单位利益 等构成要件是否满足,来判断单位是否构成犯罪㊂这种对单位犯罪的理解,实质上是将单位犯罪视为单位法定代表人决定或者单位集体决定的犯罪,使得单位犯罪事实上成为一个 放大版 的单位特定人员的个人犯罪或者共同犯罪[25]㊂由于‘刑法“中有关如何追究组织体刑事责任的内容缺位和‘单位犯罪解释“的引导,导致实践中司法机关仅仅在形式上将企业拟人化处理㊂也就是说,现行单位犯罪立法中缺失对以企业为代表的单位进行拟人化对待的具体标准[26],司法实践中对企业的拟人化仅停留在形式上,与企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提,即涉罪企业的高度拟人化相违背㊂(二)企业意志的代行性阻却认罪效果企业由于其自身意志的代行性,不能很好地兼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㊂将企业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主体,无论是从程序法角度,还是从实体法角度,都会动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基础㊂首先,从程序法角度来看,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代表的 协商性司法 的正当性基础是 同意原则 ㊂只有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自愿认罪并放弃 沉默权 对质权 等程序性权利,基于其悔罪态度良好㊁预防必要性减弱而获得量刑上的宽缓才是正当的[27]㊂可以看出,企业适用 协商性司法 的前提条件,是将以企业为代表的单位视为具有实践理性的 人 ㊂然而,我国企业多为小微型企业,企业经营管理具有浓厚的个人化色彩,绝大多数并未建立起现代公司制度㊂即便是大企业,公司治理也大多只是表面上实现规范化,治理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传统手段[28]㊂这就导致了企业意志与 企业家 意志的高度混同,对企业的高度拟人化在我国尤为缺乏社会事实根基㊂前已论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悔罪态度的量刑激励,可以限制因集体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企业悔罪态度的不确定性,防止诉讼程序流转的增加和司法资源的浪费㊂在企业已经建立起现代公司制度的理想状态下,企业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可以通过代表企业意志的集体决策结果来展现,认罪认罚可以发挥确保企业悔罪态度前后一致的作用㊂然而,我国涉案企业多为小微型企业,这类企业往往并未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或者只是建立起了纸面上的集体决策机制,企业意志实际上由 企业家 支配㊂ 企业家 涉案后,尤其是被羁押后,职工往往已 作鸟兽散 ,诉讼代表人时常由涉罪 企业家 的亲属或朋友担任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集体意志难以通过正式的集体决策机制产生,导致诉讼代表人难以代行真正的企业意志,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流于表面㊂其次,从实体法角度来看,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由于自愿认罪并愿意接受惩罚,预防必要性明显降低,对其从宽处罚才拥有预防目的的合理性㊂然而,涉案企业认罪认罚后,其预防必要性真的降低了吗?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预防必要性降低,是因为其愿意真诚悔罪㊁接受惩罚以301第2期刘沛泉,李奋飞:企业合规整改中的认罪认罚问题㊀401浙㊀江㊀工㊀商㊀大㊀学㊀学㊀报2024年更好地回归社会㊂而企业的认罪认罚决定,是企业集体意志的表达,企业集体意志必须经由‘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民主决策程序产生㊂而这种决策程序本身的设置便蕴含了公正㊁公开㊁自由等价值,能够发挥使参与该决策的自然人个体行为正当化的卸责功能㊂这种卸责功能使得通过企业意志表达的悔罪决定,对企业中自然人的行动所发挥的道德拘束作用,相较于自然人作出的悔罪决定对本人的拘束作用更低㊂也就是说,企业的悔罪决定对企业中自然人的道德拘束力,相较于自然人自行作出的悔罪决定来说是薄弱的㊁间接的㊂企业认罪认罚后预防必要性的降低,需要通过企业中自然人的事后行为来体现㊂而企业悔罪决定对企业中自然人行为所产生的约束作用的薄弱性和间接性,会导致企业认罪认罚难以取得类似于自然人认罪认罚的效果㊂总之,企业意志的代行性,会极大地削弱企业 真诚悔罪 的效果,使得企业认罪认罚后预防必要性的降低极其有限㊂最后,如果在企业通过集体意志作出认罪决定后,又有新的自然人股东加入企业,企业集体意志所作出的悔罪决定,对新加入的自然人能够产生多少拘束力呢?企业意志的产生所遵循的民主决策程序,本就能淡化悔罪决定对企业中自然人的道德拘束力,后续加入的自然人并未参与企业以往的决策程序,那么他将完全感受不到该企业因先前认罪行为所承受的任何耻辱,由此造成企业通过认罪认罚降低自身预防必要性效果的更进一步削弱㊂(三)企业违法定性的争议性导致认罪难企业犯罪往往是行政犯,企业若是触犯刑法,必定以违反行政法规在先㊂对企业的违法犯罪,一般先由行政执法机关查处,发现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再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9]㊂企业犯罪的这种特点,导致在企业的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往往只存在法益侵害程度上的差别,企业的罪与非罪之间存在模糊地带㊂企业违法行为在罪与非罪之间的模糊性,必然会导致对企业行为性质认定的争议性㊂这种争议性使得连法律专业人士都难以明晰涉案企业的行为在罪与非罪㊁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涉案企业自身更难准确把握自身行为的性质㊂这会导致涉案企业倾向于承认自身行为是违法行为而非犯罪行为,以尽量避免最坏结果的发生㊂企业违法行为定性的争议性,导致企业难以通过作出认罪认罚决定来满足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条件㊂如果将认罪认罚作为企业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前提条件,将极大限制合规不起诉的制度功能,使得不少企业因拒绝认罪而无法适用该制度,难以实现改革所意欲实现的良好社会效果㊂(四)认罪认罚的负面声誉降低企业合规意愿企业合规不起诉旨在通过刑事激励手段促使企业在进行合规整改的同时,通过不起诉给企业出罪,防止企业因被起诉而消亡,进而损害公司的投资者㊁雇员㊁养老金领取者㊁客户等无辜的第三人的利益而造成 水波效应 [30]㊂然而, 水波效应 不仅仅由起诉和惩罚企业产生㊂如果将认罪认罚作为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启动条件,企业仍会被贴上犯罪的标签,导致企业和企业员工处于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劣势地位,使企业承受因地位㊁名望和利益的减损而无法存续的风险,进而产生 水波效应 ㊂正是由于这种风险的存在,涉案企业往往愿意承认自己所做的违法行为,但并不愿意承认该行为涉罪㊂这种态度与认罪认罚从宽的要求明显不符,导致很多有合规意愿㊁具备开展合规整改条件且对所犯事实供认不讳的企业,因拒绝进行形式上的认罪而丧失了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机会㊂企业虽然具有法律主体资格,但由于它在实践中只能依靠人来运作,所以它仍然是一个模糊的道德实体[31],会被耻感的构成性部分的回应所产生的道德规范约束㊂集体决策机制下产生的企业意志在触犯刑事法律规范时,也会使得企业和企业中的自然人蒙受道德上的负面评价㊂如果将认罪认罚作。
【组织与社会研究】效率逻辑还是合法性逻辑？——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私营企业中扩散的社会学解释李路路朱斌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讨论了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私营企业中迅速扩散的原因、结果以及扩散机制。
结果发现，中国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是出于提高经济绩效的考虑，而是为了满足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需求。
分析显示，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不同于其他社会的“两阶段模型”，使得现代组织制度在扩散初期就是合法性逻辑作用的结果。
本文一方面深化了制度趋同过程中强制机制和规范机制的分析，另一方面揭示了制度记忆机制在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现代企业制度；私营企业；效率逻辑；合法性逻辑一、引言现代企业制度一般是以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组织形式，其核心内容是建立有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现代企业制度被认为是企业为实现效益最大化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然而，有两份数据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通常被认为是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美国，据2004年的统计，在美国的企业中，五分之四的企业属于非公司制企业；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在经历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国社会中的私营企业，在2011年仅有16%的企业为非公司制企业。
②据历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数据，③中国私营企业中采用公司制的比例逐年升高，从1993年的16.81%攀升至2012年80.29%，其中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比例已经超过70%，设立董事会的企业比例也呈上升趋势，近年来稳定在50%以上（参见下页图1）。
④这两个数据的比较引发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完善之中的社会里，会有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呢？现代企业制度对于这些私营企业实现效益最大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⑤目前关于这一有趣现象的研究还较少，相应的理论内涵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一般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对绩效的追求将会驱动企业采纳更有效率的组织结构，现代企业制度的扩散正是因为这种企业制度的高效。
那么，这一论断是否适合中国的私营企业呢？这就需要用经验事实来加以验证。
作者简介：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社会学、社会分层；朱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社会学。
图1中国私营企业中公司制企业和设立董事会的企业的增长情况数据来源：根据历年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计算。
二、理论回顾对于如何解释某种企业组织结构或实践的形成与扩散，经济学理性主义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是两种主要的理论视角，它们在形成原因、扩散原因、扩散机制以及扩散结果上均显著不同。
⑥经济学理性主义认为，一个普遍的经济逻辑——即对经济绩效的追求——决定了企业组织的结构与实践。
在普遍的市场压力下，一种有效的组织结构或实践往往会迅速在企业中扩散，因为采纳该种组织结构或实践将有利于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否则将可能丧失竞争优势而被市场竞争所淘汰。
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是对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商品市场范围的扩大的制度回应，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企业规模不断增长，远远超过原来的水平。
在这种条件下，传统的业主制企业既难以胜任这种大型企业对巨额固定资本的需求，也难以适应企业内部日益复杂的管理需求，而公司制企业则能够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并通过大量引进职业经理人提高管理效率；⑦与此同时，企业规模扩大使得企业开始面对成千上万的客户和供应商，而且在向其他区域扩张的同时，雇用越来越多的工人，这意味着企业面临的不确定风险越来越大，此时有限责任就是一个优势。
⑧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表达了与此不同的看法。
他们通过大量经验研究指出，许多企业的组织结构与实践被采纳，不是因为企业认为它们最符合完成任务的技术性需求，而是因为采纳它们可以提高企业组织的合法性。
⑨新制度主义强调，企业组织同时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制度因素作为一种“理性神话”对企业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⑩一旦企业组织结构与实践有悖于外界公认或赞许的形式或做法，那么就会被社会认作是“异类”，甚至会引起社会公愤，出现所谓“合法性”危机，对企业的发展造成极大困难。
因此，企业组织会在适应制度环境要求的内在机制驱动下，发展出或采纳适应制度环境要求的组织结构与实践；由于企业组织面临的制度环境相似，所以会出现组织趋同现象。
就美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而言，罗伊的研究有力地证明，在公司形式的组织产生过程中，美国政府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政府为公司的产权形式提供了法律基础，为成长中的公司提供了金融支持，为形成一种公司制的全国市场扫清了道路，并帮助公司缓和那些反对公司的力量对此过程所进行的抵制。
因此，是政府历史地创造了现代公司，而不是现代公司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动机下自我形成。
在中国，由于重要稀缺资源归国家所有，企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往往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国家对企业组织的结构与实践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早正是针对与国家关系最密切的国有企业提出来的。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政府与学界普遍认为，为了解决国有企业中长期存在的产权不清、政企不分、激励监督机制失效等问题，进而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需要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其中产权改革尤为受到重视，因为合理的产权结构被认为是进行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础。
大部分经验研究证实，国有企业在进行产权改革、引入外部资本之后，经济绩效得到显著提高。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尽管国企产权改革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却难以推行，因为政府作为推动国企民营化的行动主体，除了考虑经济效益的改善，还有其他社会、政治因素需要考虑，如对财政收益、社会稳定的追求，因而目标往往是矛盾的。
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是，国家并没有直接主导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变革，但令人意外的是，正如图1所示，现代企业制度却依然在民营企业中扩散开来。
虽然对这一现象经济学理性主义没有给出明确、系统的回答，但有部分学者认为，私营企业之所以采纳现代企业制度，是因为现代企业制度有助于私营企业吸收社会资本，扩大企业规模，而且有助于企业内部科学化管理，从而提高经济绩效。
而倪志伟等人的研究则突出了合法性逻辑，他们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私营企业的访谈发现，私营企业的政治地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不稳定，故而常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涉与掠夺，因此私营企业总是寻找各种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合法性，例如人们所熟知的“戴红帽子”，或者挂靠集体企业。
出于同样的动机，当国家1994年颁布《公司法》明确承认“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为受法律保护和政府认可的公司形式时，私营企业迅速改变了企业形式，纷纷登记为公司制企业并建立了配套的现代企业制度。
对于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私营企业中的扩散，现有的研究至少有两个基本问题没有给以澄清和解答。
首先，效率动机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从美国大型企业和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来看，追求效率最大化是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时期和扩散初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对于中国私营企业来说，是否也是如此呢？经济学理性主义目前更多地是从理论上推论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可以提升经济绩效，但实际情况呢？其次，如果接受“合法性压力”是中国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原因，那么，在中国的特定制度背景下，扩散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合法性压力的传递机制有哪些独特性？三、研究假设（一）现代企业制度扩散结果的分析目前还没有哪个研究能够直接而准确地测量组织采纳某种结构模式的原因，基本上都是使用间接的测量方法推测组织趋同的动机，本文也是如此。
我们试图通过考察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效果来反观企业采纳的可能动机。
效率逻辑强调私营企业之所以采纳现代企业制度，是因为它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如果这种解释正确的话，那么应该可以观察到采纳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的经济绩效更高。
事实上，尽管许多私营企业登记为公司制企业，也在企业中设立了董事会、股东会等治理机构，但这些现代治理结构往往流于形式，企业股权依然高度集中，企业管理依然掌握在企业主或者家族手中。
如果说现代企业制度确实能够提高私营企业绩效，何以这种组织“脱耦”现象在私营企业中如此普遍呢？假设1.1：与没有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相比，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并没有更高的经济绩效。
如果说中国国有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考虑是提高企业绩效（成功与否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私营企业中被接受和大规模扩散则可能并不是出于市场竞争背景下经济绩效的考虑。
在中国，私营企业向银行贷款受到双重歧视：一是体制歧视。
主要金融部门一直受到国家高度控制，所以非国有的私营企业很难从国家控制的金融部门获得贷款。
二是市场歧视。
绝大多数私营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资本积累有限，这样的企业在银行融资偏好的排序中处于最末端的位置。
当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之后，无论是提高经济绩效还是提高合法性，均能减少他们在银行贷款方面受到的歧视。
假设1.2a：与没有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相比，那些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如果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提高私营企业经济绩效却仍有助于私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那么可以认为这正是采纳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私营企业合法性的结果。
在当前经济转型期，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家积极参与政治，其中很多人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种政治参与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私营企业的关键视角。
这是因为相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依然存在很大缺陷,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企业经营的有效手段，很多研究发现，具有政治参与的企业在税收 、外部融资 以及进入垄断行业 等方面均具有优势。
因此，积极响应国家的“意图”，会有助于企业家获得一定的政治资本。
假设1.2b：与没有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相比，那些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主更可能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在中国尤其是改革初期，相对于效率，意识形态是更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在某些时候，组织只要满足了意识形态合法性，即使没有效率也能生存下去。
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某种组织创新是否被接受就常常不是因为效率，而在于其符合意识形态要求，对于本身缺少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私营企业来说就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认为，在国家推动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背景下，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机制不同于上述两阶段模型，从一开始就是出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考虑。
假设1.3：在现代企业制度扩散的各个阶段，采纳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企业均没有绩效优势。
假设1.2认为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提升了其合法性，从而有助于其获得一些社会资源，那么这种资源获取优势是否会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扩散而变化呢？卡罗尔和汉南从组织生态学视角出发，认为在组织群落形成初期，组织密度提高意味着合法性提高，这将促使更多类似组织的创建；但是，随着组织密度越来越高，组织之间关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强度增大，这将导致组织创建率降低，组织死亡率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