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比较法】通奸罪中西对比历史沿革一．中国部分:古代中国：历代法律都把通奸行为规定为犯罪，那时通奸又称为“和奸”。
最早关于通奸罪的规定见于周代《尚书大全》“：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春秋时代，诸侯各国公卿大夫贵族之间私通淫辟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常有尊卑亲属相奸等乱伦行为。
公元前407 年，魏国李悝以“淫奢逾制”极力主张用刑罚加以制裁，他在《法经》中规定了杂律一篇，内有“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曰淫禁。
”自唐以后，历代法律对通奸行为都从严处刑。
唐律规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
它还规定，因奸罪而名誉受害的家庭的成员均有权捕捉奸夫淫妇送官，其拒捕而杀之者免刑或减轻刑罚（《唐律》卷二十六）。
从元律开始，刑律中增加了“杀死奸夫”一条，规定“：诸妻妾与人奸，夫于奸所杀其奸夫及其妻妾，及为人妻杀其强奸之夫，并不坐。
”明刑律也规定“：凡和奸，杖八十，男女同罪。
“”其非奸所捕获及指奸者，勿论（”《大明律》卷二十五）。
这也许是后世习俗中所谓“捉奸捉双”的由来吧。
清律进一步明文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只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律断罪，当官价卖，身价入官（《清刑律·人命篇》）。
总结：从以上史料可知，我国古代有关通奸罪的规定乃基于封建伦理法思想，它认为个人只是家庭和宗族的一分子，宗族被认为是政治、法律之基本单位。
因此，和奸虽然是双方自愿的，于本人无害，但却有辱门庭，有伤风化，触犯族规，有害社会，故而法律予以重罚。
近代中国：我国直至解放前的中华民国刑法仍将通奸规定为犯罪。
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刑法典也把通奸罪规定为“妨害婚姻家庭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于各解放区颁布的婚姻条例，也多把通奸规定为犯罪，如于1943年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妨害婚姻治罪暂行条例》即以第三条第五项把“与有配偶之人通奸者”规定为犯罪。
自建国后至刑法颁布前，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是把由于通奸而引起严重后果的，作为自诉的犯罪案件处理。
中西方司法制度比较篇一：中西方司法制度比较中西方司法制度比较摘要：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等的诸多原因，中西方司法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在本文中，主要通过对中西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组织体系、审判制度的对应比较，来分析它们的差异和各自特色。
我国在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时，在顺应国情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法，从而建立更为公正高效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使得司法机关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能。
关键词：司法制度；理论基础；组织体系；审判制度一、引言我国的司法制度是一整套人民司法制度体系，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
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
在下文中，笔者将对中西方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组织体系、审判制度进行对应比较，以此借鉴西方司法制度中的有益之处，改革我国司法制度中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因素，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
二、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比较司法制度是指国家体系中司法机关及其他的司法性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规范的总称。
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以权力分立和制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独立的司法制度。
尽管西方各国的法律规范不尽相同，但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共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司法机关的地位独立。
司法机关的设置、权限、活动方式和程序等，都由法律明确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改变或撤销。
而且，司法机关的经费包括人员工资和活动经费按照法律规定实行预算单列，由国库直接拨付。
第1篇一、案例背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婚姻日益增多，由此引发的跨国离婚案件也越来越多。
本文将以一个典型的中西文化法律案例——跨国离婚案为例，探讨中西文化在法律制度、价值观、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对案件处理的影响。
二、案例介绍（一）当事人基本情况原告：李某，中国籍，女，现年30岁，从事外贸工作。
被告：约翰，美国籍，男，现年35岁，从事IT行业。
（二）案情简介李某与约翰于2012年在美国相识，2013年结婚。
婚后，两人共同在美国生活了两年。
由于文化差异、价值观冲突等原因，双方感情逐渐破裂。
2015年，李某回到中国发展，约翰则留在了美国。
此后，两人长期分居，感情无法修复。
李某于2019年向中国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三）争议焦点1. 离婚诉讼管辖权2. 子女抚养权及抚养费3. 财产分割三、中西文化差异对案件处理的影响（一）离婚诉讼管辖权1. 中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离婚案件可以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原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在本案中，李某作为原告，有权选择在中国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2. 美国法律：美国各州对离婚诉讼管辖权的规定不尽相同。
一般而言，离婚案件可以由被告住所地、原告住所地或者双方共同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在本案中，约翰作为被告，其住所地在美国，因此美国法院也有管辖权。
（二）子女抚养权及抚养费1. 中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6条，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
哺乳期后的子女，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
在本案中，李某作为原告，主张子女随其在中国生活。
2. 美国法律：美国各州对子女抚养权的规定差异较大。
一般而言，法院在判决子女抚养权时，会考虑以下因素：子女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双方父母的经济状况、双方父母的居住地、子女与双方父母的关系等。
在本案中，约翰主张子女随其在美国生活。
（三）财产分割1. 中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9条，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依法分割。
论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摘要：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从事法律活动的过程中长期作用形成的，有着极强的民族性，而形成中西方法律文化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有很大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法律文化在立法形式、司法体制、法律理念上的不同，而探讨这些不同及其原因，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法律文化；宗法等级；法律信仰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对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乃是这样一个复杂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所有其他作为社会一员的人习得的能力和习惯”。
从这个定义中不难看出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包含在文化这个复杂整体中的一部分。
可以这样认为，“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观念、思想和传统学说的总体并相应地表现为一种普遍、持续和较为稳定的支撑法律实际运行的法律思维与法律行为的方式”。
由于中西方在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使得中西法律文化之间存有很大的差异。
这种文化传统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
这些差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中西方法律文化立法形式的差异中国的君主立法。
在中国古代法权渊源出于君主，即君主独揽立法权，以言代法，君主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
从战国李悝编《法经》到清朝编《大清律例》都不能也不敢限制君主的权力。
故很多法典中都注明了“臣等奉敕撰”的字样。
编成文法的直接目的“除了镇压百姓之外，也就在于维护君主的权威”[3]（p129）。
此外，历代立法的内容不仅包括法典，还包括君主的命令。
如制、诏、敕等形式，皇帝在成文法之外发布这些命令，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司法官吏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西方的大众立法。
在西方的法制史上由于对神灵的崇拜并没有衍变成神的人格化，所以没有产生像中国那样被神化了的集权君主。
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还是近代资产阶级宪法，都没有公开宣布法权渊源出自君主.所以西方的立法至少在形式上是大众制定的。
中西社会法学思潮比较摘要：九十年代初朱苏力教授以社会法学的理论对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本土资源论”。
然而社会法学视角下的”本土资源论”有其局限性，要真正地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化法治体系，必须有相应的现代化法律思想与之相配套。
关键词：社会法学；本土资源论朱苏力教授于1996年提出的”本土资源论”为学术界带来了一阵新风气，然而法社会学本身也有其局限性。
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中西法社会学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一定的梳理，廓清某些矛盾或不明之处。
一、朱苏力的本土资源论思想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朱苏力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本土资源论”，并指出中国目前”变法”式的法制建设模式的弱点。
在《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一文中，朱苏力教授认为：首先，以国家主导的”变法”式的法治建设模式把法律看做为一种规制社会的工具，”过分强调法律对市场和社会的塑造作用”，具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
”①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等思想家的有关理论。
其次，从各国的某些实践来看，激烈的”变法”模式并不必然会成功，而”一些起初看起来并不激烈的、甚至保守的法律制度变革去取得了成功。
”②由此，作者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
”③朱苏力教授论称：首先，发掘本土资源有理论上的必要性。
朱苏力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法律的功能进行了自己的阐释，”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一边里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行为。
”④在这一前提下，法律的范围被作者扩大了，不仅国家制定法是法律，民间习惯和惯例也是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朱苏力教授还提出了地方性知识和有限理性的观点，以便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发掘本土资源的必要性。
作者认为法治是一套复杂的知识体系，法律制度的运作需要大量纷繁的具体知识，而这些知识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性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而且由于这些支撑现代化法治形成和运作的知识是近乎无限的、具有地方性的，因此，”试图以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有限理性来规划构造这样一个法制体系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西差异法律文化论文1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金属农具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城乡分离，地缘政治代替血缘政治。
西方学者认为这四种情形的出现乃是国家形成最为主要的标志，但是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古代国家根本就没有形成，因为第四种因素，中国古代地缘关系从没有代替血缘关系而成为主流，仅从这个方面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在起源上就选择了与西方法律文化相异的的道路。
西方法价值从起源上便重视的是个人独立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其间又经过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更增强化了法律和国家存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的观念。
“英美法，尤其是美国法律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个人主义的极端性，对个人利益和财产采取的不妥协态度而成为法理学的焦点”。
可以说西方法律制度涉及的最终目的在于保证个人权力和自由的实现。
而古代中国，从国家的起源上看，血缘关系一直没有瓦解，乃至到周时期，周公制礼，家天下体制的确立、巩固和增强，血缘宗法观念也随之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家族成为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而非独立的个人。
个人在社会中从属于家庭，个人权利从属于父权，尊亲长不仅对于财产、婚约等权利有干涉权，甚至对于卑幼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国家的法律也确认和保护在此种宗法观念下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结构。
可以说中国宗法家族主义观念的形成对于中国法文化具有极其长远的影响。
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西方个人主义同中国传统的宗法家族主义的冲突是极为明显的，典型体现在清末修律中法理派同守旧派的论战，一方面西方法律主张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而中国传统却主张家族的伦理，强调亲亲、尊尊。
这两种法价值的冲突才导致《大清新刑律》这样的“四不像”，一方面《大清新刑律》按照西方的体例和原则进行编纂，但另一方面又在《大清新刑律》后又附有伦理性极强的《暂行章程》。
2长幼尊卑观念和平等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当今各国法律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每个人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并且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不允许任何人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法律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不同的地理因素决定了其不同的产生方式，同样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法律文化有其固有的思维方式与表达习惯及价值判断。
但作为思想意识的一种他们之间有许多的共同之处。
本文注重从中西方的法律文化比较，来获得一些值得借鉴的意义。
论文关键字：法律文化中西方异同“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一无所知。
”这句话用在法律文化上意味着，只有研究中外法律制度的异同，方能正确地理解本国的法律。
而在对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的比较中探寻二者之间在产生，价值等方面的差异，对于更好地促进21纪的法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一、地理因素决定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异同中国与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
中国法律比较封闭，西方法律比较开放。
西方法律的源头无疑是希腊，希腊处于半岛之上，古希腊位于欧亚非三洲交通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有利于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
工商业的发展使这里相对从事农业的人更容易摆脱对土地和人身的依附关系。
而海上贸易又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因此，在希波战争以后，商品经济进一步冲淡了人们的血缘观念，推动了城邦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以契约为基础的自然理性思想的形成。
在各种观念激烈碰撞的过程中，先进的观念被继承下来，落后的观念被扬弃，法律一直处于一种比较开放的状态，比较容易吸收外来的东西。
与西方不同，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从地理环境上讲，北边是戈壁与草原，东边是大海，西边是高山，使中国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
虽然也经历了朝代更替、战乱中兴，但从秦朝开始，大一统的国家格局就没有改变过。
这种与外界隔绝、封闭的地理环境就造成了与海洋民族不同的、特有的心理与观念，我们的法律文化有很强的稳定性与历史延续性，很不容易吸收外来的东西，不像西方社会有较大的开放性。
同时农耕生活促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形成，农耕文明具有一种稳定性，人们世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离开土地便无法生存，这种自然经济的自足性，也抑制了人们的流动欲望。
中西自然法思想比较自然法观念是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说是西方推崇法治的根源。
自然法即自然的法则。
一般来说，自然法表示一种对公正或正义秩序的信念，这种正义秩序普遍适用于所有为宇宙间最高控制力支配的人。
①如果把自然法观念仅界定为一种关于外在或超越于人类实在法，但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去认识和把握的客观法则或永恒的理念②，那么可以说中国同样有自然法的思想。
西方的自然法思想1.自然法的起源与发展自然法思想起源于古希腊。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这个万物的宇宙既不是任何神，也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团火，按照一定的分寸燃烧，按照一定的分寸熄灭。
”在这里，赫拉克利特表述了一种超越神与人且永恒存在的一种规则，他将这种规则称为“火”。
随着智者运动的兴起，古希腊哲学家开始将关注的重点由自然界转移向人类社会，并将这套规则引入人类社会，作为评定人定法则的标准。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法是人类的理性，是以正义为基础，引导人行善、阻止人作恶的准则。
斯多葛学派认为支配着宇宙与人类的“理性”就是自然法，因此他们主张人要按照理性生活，按照自然法则生活。
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继承和发展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将抽象的自然法理论同古罗马政治与法律结合起来，他认为真正的法律是正确的理性，是永恒存在的并且适用于所有人，它的内容是正义的。
在被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自然法思想被披上了神学的外衣。
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 ?阿奎那认为自然法离不开上帝，他将法分为永恒法、神法、人法和自然法四种。
近代，在思想上，人性、理性、人权重新获得重视，神性、神权受到打压；在社会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市民阶级逐渐崛起；在哲学上，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逐步代替了中世纪的神性主义成为主导，这使得近代的自然法观念向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
格老秀斯是近代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的奠基人，他认为自然法不是源自上帝而是源自人的本性。
霍布斯继承和发展了格老秀斯的观点，他同样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认识和解析自然法，不同的是在霍布斯看来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
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摘要: 法律文化是人类几千年来社会实践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历史沉淀,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 中华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如同两条长河, 各自顺着自己发展的洪流, 奔涌向前, 因此也就形成了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深入,文化的交流变得更为频繁与广泛。
对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差异的研究是正确认识、理解中国和西方法律文化的前提, 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和法制建设提供了借鉴空间, 有着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法律文化是法律生活中群体性的行为模式与观念模式的总称。
有学者认为法律文化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法律实体, 即国家设计和实现法律的有形的立法司法活动, 如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设施、法典文献等；二是法律意识, 即无形的作为法律文化之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包括法律思想、法律理论、法律观念、法律价值、立法司法经验等。
由此可见, 法律文化也可以说是分层次的, 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颁布的法律规范是法律文化的一种表层结构, 而其深层结构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关于法律的基本观念、范畴, 基本的法律价值以及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法律思维模式或方式, 本文侧重于后者, 即对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差异的探究。
一、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在对法的观念上的差异。
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 在法律制度方面,主要有“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立法等差、良贱有别的立法指导思想, 形成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刑律为主的法规体系, 产生了漠视权利、详订义务的法律内容以及与此配套的各项制度。
在法律意识方面, 认为法律的渊源在皇帝, 皇帝口含天宪, 皇权至上, 法自君出。
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治吏等等。
因此, 在传统上, 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 以为法即是刑法。
在西方,能译作“法”的拉丁语词汇很多,但它们共同的基本含义有三:一为法,二为权利,三为正义。
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圣经》中原罪是由于亚当夏娃基于强烈的好奇心，偷吃“禁果”，上帝把他们放逐到了现实的世界。
在亚当夏娃被“终审判决”前，整个宇宙是一个混沌的整体，自“原罪”判决后，世界一分为二，混沌一体的世界分裂了，即分为“天国世界”和“人间世界”，这时候人类从上帝那取得了智慧，掌握了“人间世界”的治理权，部分脱离上帝的秩序。
当然自然与人类的分裂，是祸是福、是喜是忧，未可预卜。
就打乱了原有状态和秩序而言，这就是“恶”，但上帝先下了一个“有罪判决”，即使错了，日后平反还来得及——“末日审判”。
因此在这种信仰基础上，西方哲学和宗教号召人们进取、奋斗、建功立业，以向上帝赎罪或在“末日审判”中能够升入天堂。
从法学的角度看，原罪说是对人类终极犯罪原因的最初探讨，它解说了犯罪的最初诱因，解说了最早权威的来源，解说了法律制度产生的必要性。
如果世界没有分裂，就根本没必要也不可能有犯罪，但上帝将人类放逐到这个是非善恶、真美假丑无所不有的世界，并且将这个世界的治理权交给了人类，这就需要有单独的法条进行管理，而“从前”在伊甸园中只需要接受上帝的秩序。
在西方哲学的表述里可以看出，人是“理性人”，在脱离天国世界后，能够独立建立一套制度，保证人间世界的运行。
当然天国世界与人间世界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中世纪及之前，思想家、神学家大多认为——人的理性仅限于理解上帝，这份工作又往往被教士阶层把持，“世俗权力”在这一阶段是低迷的。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在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个体从教士那“夺回”理性，个体或者说世俗权力真正掌握了“人间世界”的治理权，“天国世界”退回成为一种“死后的向往”，不再干涉人间。
印度哲学特别是宗教（印度教、佛教）哲学中，也包含着特有的原罪说——记载世界分裂与法律制度产生的过程。
“吠檀多派”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它叫“梵”。
“梵”是绝对的、真实的、至美至善的存在，可以幻化成万物。
由于人的“无知”，把“梵”世界分裂成两个世界——一个仍是至美至善，另一个充满着贪嗔痴、争斗、物欲横流。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一章题为“法的形成：部族征战与氏族斗争”。
作者认为中国法形成于部族之间的征战，最终战争中用来对付敌人和俘虏的各种杀戮手段渐渐地变成了刑，所以《国语·晋语》有“夫战，刑也”的说法，而且古汉语中，刑也往往与兵或者兵器紧紧联系在一起。
史书在描述刑的起源时，也认为刑起源于皇帝蚩尤之战，作为战败方“苗民弗用灵，制以刑。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
”] 这种刑罚观和思想随着国家的建立而成为国家法的主体，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和手段，由此奠定了中国法以刑为主的特色。
在古希腊，战争的获胜方也往往会采取类似中国五刑的方式处置俘虏或敌人，但终究没有形成象中国这样的刑为主的法律和法制体系。
作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古希腊文明地域和时间上的广袤性和多样性，以至于不能形成一个单一的法律体系；多种法律体系的相互交融以及氏族内部的斗争，使得法跨越了宗法血缘的界限，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古代民主法治政治。
而我认为，古希腊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其无法形成一个象中国一样建立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统一国家，造就了以城为中心、邦国林立的城邦时代，这些城邦经济无法自给自足，从而必须依靠贸易；这一方面催生了多重法律体系的存在并相互影响，另一方面贸易促使交换经济的急速发展带来了民法的发达。
第二章，“法的本为：集团本位和个人本位”。
中国古代法家国一体，国家组织是宗族组织的另一种表现，法制上则表现为一种集团（宗族）主义和义务本位主义；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儒学价值观主导了中国法，儒家伦理观不仅将宗族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化了宗族血缘关系在国家统治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通过“忠孝”等确立了非同姓血缘的君父一体制，使得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宗族国家。
作者以“十恶”入手论证了上述观点。
而古希腊罗马法本也有向家国一体的方向发展的可能，但其邦国林立、海上贸易促进了万国法的发展，并随着相互征伐的历史进程而经历了一个氏族—>个人—>上帝—>个人的发展轨迹，而不是中国的氏族（部落）—>宗族—>国家（社会）。
中西法律文化和法治的差异【摘要】本文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入手，在分析文化的基础上区分了不同的法治类型，并且总结出二者的区别，目的在于将思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进而为我国的法治提供一种横向上的借鉴。
【关键词】法律文化；法治；差异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增强，国人更加希望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归属。
当我们演绎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的发展路径的时候，越发感到单纯的移植西方的制度并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
因此，我们要想很好的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与理念，在整合多元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做到有条不紊，有的放矢。
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有句名言：“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这个思想运动或者说是价值问题是任何时代的文化必然具备的一个核心问题。
武树臣先生将法律文化概括为“法统”、“法体”、“法相”和“法态”，他认为“法统”是法律文化的内核，“法体”则是法律文化的外壳，“法相”是法律文化横截面，“法态”是法律文化的运行状态。
“法统”是贯穿于法律文化体系的核心概念，其所关涉的是法文化的价值核心问题，衡量法律文化的不同类型主要就是依据“法统”的差异而做出的一种界定。
根据这种划分我们从不同角度来简要分析中西法律文化和法治的差异。
1.西方法律文化与西方法治纵观西方的文明发展史，它的轴心时代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
在当时存在两种精神，一个是努斯精神，另一个是逻各斯精神。
努斯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是灵魂的自由，它可以说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
另一个逻各斯精神是一种理性和秩序的精神，所以在西方又存在一种理性主义的传统。
在西方还存在着一次大的变迁即启蒙时代，是一个充分张扬人的个性的人类自我解放方式，人真正作为一个个体在理论上摆脱了政府的压制，摆脱了强者的奴役，而真正地获得了理论上的解放。
启蒙时代洛克的自由思想，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等等都在美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其实第一个提出法治国家概念的是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他说道：摆脱不成熟的状态而真正进入成熟状态的标志就在于“人”。
比较中外宪法的异同1000字中外宪法的异同有很多，下面将就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首先，中外宪法的起源和发展方式存在一定的异同。
中外宪法在起源上存在一些差异。
中国宪法起源于20世纪初，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的推动和探索，最终于1954年颁布了第一部宪法。
而西方国家的宪法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和罗马，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发展方式上，中国的宪法发展相对较为冗长，历经几次修宪，而西方国家的宪法发展则更加稳定，同时也较为注重保护个人权利和民主原则。
其次，中外宪法在权力分立和制衡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西方国家的宪法普遍采用权力分立的原则，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独立的机构，以实现权力的制衡。
而中国的宪法则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国家权力主要由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行使。
虽然中国的宪法中也规定了三权分立原则，但这一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
再次，中外宪法在人权保护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
西方国家的宪法普遍强调保护个人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基本权利。
这些权利被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宪法的保护。
而中国的宪法则更加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权利，如劳动权、教育权等。
虽然中国的宪法也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限制。
最后，中外宪法在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
西方国家的宪法普遍采用民主共和制，实行多党制。
政党在西方国家的宪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有较大的权力。
而中国的宪法则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中国的宪法中并没有规定多党制，而是强调“多党合作”的原则。
综上所述，中外宪法在起源和发展方式、权力分立和制衡、人权保护以及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异同。
这些差异体现了不同国家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
然而，无论中外宪法的异同如何，宪法作为一部国家的基础法律，都具有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依然是21世纪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课题。
经验和科学告诉我们，法律制度的有效建构和运作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的存在，法治的成长必须扎根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
追本溯源，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建设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而与自己固有的法律传统人为割裂的情况下展开的，因此，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司法制度改革，可见，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必须依赖于对法律文化的理性分析，而从司法角度对中西法律文化进行分析更是其中的关键。
在研究中西法律文化异同之前，先说一个有趣的现象。
作为法律的形式化象征，在西方有“司法女神”，在中国有“司法神兽”。
司法女神雕塑在西方法院建筑中会经常看到，我们在港剧里面也能经常看到。
司法女神一手执宝剑，一手拿天平，最值得注意的是女神的眼睛是闭着的或是用布蒙着的，所以也叫蒙目女神。
宝剑表示力量，天平表示公平，额发表示诚实，闭眼表示“用心灵观察”。
造像背面往往刻着古罗马法颜：“为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
中国的“司法神兽”，是一只像牛或羊的独角兽。
它是中国的司法神，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眼睛不仅睁着，且睁得很大，怒目圆睁。
它是中国第一位法官皋陶在办案时如争执不下，就将这叫做獬豸兽牵出来，它会用那只独角去抵触真正的罪犯。
西方和中国的司法神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司法女神的眼睛是闭着或用布蒙着的，而中国的司法神兽眼睛是怒目圆睁。
这一显著区别体现着中西司法理念的不同，更深一层地看则是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不同。
以司法制度为例，下面就来分别探讨中西法律文化的特点。
一、西方的法律文化西方司法制度一般是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制度，其基本特点是：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实行审判公开制度，诉讼活动的透明度较高；律师辩护和代理制度发达，当事人获得辩护率较高；推行自由心证和无罪推定原则；注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诉讼作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适用率极高。
西方司法制度体现了司法独立性、中立性、终局性等属性，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司法制度。
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完善过程，真正发挥了司法的功效，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西方的司法制度代表着现代化的司法制度。
然而，西方司法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独特深厚的文化内涵的。
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是西方司法制度最核心的文化内涵。
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自然存在，任何人都无权将他人视为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每个人都是自治的主体人、目的人，个人价值应当优于社会价值。
权利本位是伴随着个人本位而产生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应优先保障公民的主人地位及相应权利的取得。
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价值观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
古希腊、古罗马发达的契约关系为自由、平等、权利等法权观念的生长提供了社会条件。
古希腊法与罗马法所倡导的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价值观后来随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大力宣扬而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主流，并进一步上升为法律观念。
西方国家的诸多诉讼原则、规则都是对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的一种回应。
例如，确立了被告人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被告人不再是诉讼的客体，不得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被告人不仅有权就自己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刑罚作自行辩护，还有权聘请律师协助辩护或接受法律援助。
再如，确定国家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更多的是强调对个人利益的保护，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疑罪从无规则。
法律和民主至上的价值观也是西方司法制度的重要文化内涵。
西方国家向来具有浓厚的法律与民主色彩。
这也与他们早期发达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
商品经济讲求平等竞争，它是孕育民主的天然土壤。
而商品经济下产生的契约关系则是一种法律关系，它直接推动了法律的发展。
今天，法律和民主在西方国家的渗透面更广。
无论是经济、文化、政治、宗教领域还是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都在推崇民主，追求法治。
法律和民主至上的价值观同时也成为西方司法制度发展的内在动力。
为了体现民主，赋予被告人与原告人同等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为了体现民主，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运作向民众公开，并让更多的民众参与。
法律至上的观念使诉讼成为解决纠纷的首要途径，并促成了律师业的极大发展。
总之，法律和民主至上的价值观使西方的司法制度处于一种民主、有序、理性的运行状态中。
二、中国的法律文化我们现在的制度建设从总体上来说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而且是从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中东拼西凑的结果。
大体上说来，我们总体上的制度因素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欧洲大陆的，以及日文版的欧洲大陆的法律传统。
第二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尤其是俄文版的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
直到今天，法院的地位低微，检察院的监督权以及司法权行使方式过程中的所谓的群众路线，这些东西都跟苏联的制度很有关系，对具体审案法官的司法解释权的剥夺都跟苏联的司法制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我们中国人做事情所喜欢采取的方法，我们的政治文化，我们的法律文化，这些东西也许在我们的表层制度上看不到多少，我们的表层制度都是西方化的，但我们骨子里的运作过程，我们所遵循的一些准则，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所采取的一些方法，都还是我们两千年来所一直采取的方法。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
今天，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制经济，而且我们不再闭关自守，而是在经济、行政、司法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可以说，传统法律文化产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然而，用中国的手段操作西方的模式，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种状态。
例如，法院院长很少有人会觉得自己是独立于地方政府的法官，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属，他只是地方权力格局中的—个棋子，下棋的人把他搬到哪儿就是哪儿。
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分析我国的法律文化不能光从传统法律文化分析，而应该分析引进西方法律文化后的中国法律文化所产生的独特性和冲突。
具体体现在：第一，受家国本位、义务本位价值观的影响，我国的诉讼目的偏向于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对个人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我国引入了辩护制度，赋予被告人辩护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
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利受到种种限制，辩护律师没有充分的调查取证权，诉讼权利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法官无视辩护意见，先判后审的现象屡禁不止。
另外，法律虽然规定举证责任在于控方，但又规定被告人应当“如实供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为了尽快查明案件，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的现象也较为常见。
比如我们常常能在一些译制片和港剧中，听到这样一句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同样熟悉的话：“你有权保持沉默！”这两句话充分反映了中西方两种不同法律文化、不同人文精神的差异所在。
第二，等级特权思想仍然存在于不少人尤其是实权人物的观念里。
有些司法人员办理案件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当事人的身份、职务、社会地位为依据；某些高级官员违法犯罪，可以凭借其权势与地位逃避法律责任；某些权大、官大的所谓“上级人物”可以任意干涉司法活动，强迫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强行更改或拒不执行法院的裁判，甚至凭借特权随便调离秉公执法的司法人员。
等级特权思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等法律原则遭到了严重破坏。
第三，虽然我国已实行司法独立，然而司法行政不分，行政权力过于膨胀的传统使我国司法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司法机构的改革困难重重。
我国的司法机构设置与行政区划重叠，在机构名称前均冠以某某省、某某市的名称。
司法人员的级别与行政机关的级别完全相同，也有处级、科级之分。
在工作机制上，采用行政化的层层批示制，合议庭报庭长、院长审核、审批，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或者是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
这些与行政机关雷同的做法不符合司法工作的特点，也不能满足司法工作的要求。
另外，司法机关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行政化现象，即其财政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而是每年由同级政府提供经费。
司法经费的不独立使得司法领域内地方保护主义恶性蔓延，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独立性。
第四，受息讼观念的影响，我国诉讼制度解决纠纷、保障法律实施的功效得不到充分发挥。
诉讼观念的淡薄使得我国民众遇到纠纷时宁愿选择和解或通过民间调解。
民间调解虽然在表面上避免了一些纠纷的公开化，但由于它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乃至家法家规为主要依据，因而不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培养，也不利于法律的实施。
而且和解、民间调解等非诉讼机制的过多适用，限制了诉讼机制功效的发挥，不利于现代司法制度的构建。
第五，人情、地缘关系也是我国司法改革中某些难题的症结所在。
因为重人情、重关系，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以免得罪他人，破坏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证人的出庭率极低，作证质量也不高；因为重人情、重关系，很多情况下，打官司成了“打关系”，没有关系也要找关系、拉关系，所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因为重地缘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得异地取证、异地执行难上加难。
由此可见，引入的先进司法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理念支持，相反却受到本土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那么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异化，在本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综上可见，中西方司法制度的差异根本在于两者法律文化的差别。
根源于传统法律文化的中国司法制度，只是生搬硬套地学习运用西方的司法制度是行不通的。
只有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找准中西方在法文化上的共通点，寻找解决两者文化冲突的方法而又保留和发展我国自身法律文化的独特性，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完善我国司法制度。
当然，这也是建设我国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