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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是一门广泛而复杂的研究领域。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起源和发展。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差别。
西方法律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封建制度以及现代民主法制的演进过程。
而中华法律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周等古代朝代，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较为深厚。
西方法律文化更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而中华法律文化更强调家族、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第二，法律体系。
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特点是法律主体权威性、官僚主义、立法为主，重视法典体系和纠纷解决程序。
而中国则属于大陆法系，特点是法律主体既有国家权威性，也有家庭、部族、社会集体等权威性，重视宗法纲常和司法裁判的作用。
第三，法律原则。
西方法律文化注重维护个人权益和自由，倡导法律平等和法治原则。
西方法律注重保护个人的权利，强调契约精神和市场经济原则。
与此相对，中国法律文化强调社会平等和公平，注重家族、群体、社会稳定的利益。
中国法律文化中的关系观念也更加突出，注重维护社会和谐和道德秩序。
第四，法律效力。
在西方法律文化中，法律权威较高，公民对法律的遵守度较高。
而在中国法律文化中，由于儒家传统和宗法观念的影响，法律的权威性相对较低，对法律的服从度也稍显不足。
这导致中国社会中存在大规模的违法现象和执行问题。
第五，司法独立性。
西方法律文化中，司法独立性得到高度重视。
法官在审判中独立行使裁判权，与政治和行政机关相对独立。
而中国法律文化中，司法独立性较弱。
法官在审判中面临来自党和政府的压力，司法决策受到一定的干预。
综上所述，中西法律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起源和发展、法律体系、法律原则、法律效力和司法独立性等方面。
了解和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和跨文化交流。
摘要：百年来中西法律文化一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
认真探寻冲突的性质、机理、根源和形式等方面,理解中西法律文化冲突，对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法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
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
文化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构想,它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行为起到潜在的和实际的引导作用。
法律文化是一种共同制约法律制度并且决定法律制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地位的价值与观念。
要比较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但从表面的、浅层的现象出发是不够的,要深入到各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之中，并对其性质、机理、根源和形式等多方面进行探究。
中西方在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不同，中西法律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认真理解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直接影响到我们能否成功地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法制，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建设奠定良好的理论学习基础。
一、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一）法的本位不同。
法的本位是指，法以什么作为其权利义务的基本单位。
中国法律是集体本位，西方法律为个人本位。
在最早的时期,中西法律都是以氏族或扩大了的氏族(部族、部落联盟等)为本位，但在古代世界的转换过程中，却走了两条日益分离的道路。
中国法律日益集团化,走上了一条为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国家/社会的集团本位道路，其突出特点是贯彻着宗法之上、家族本位、集体主义、义务第一的指导思想，沿着宗教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而进行。
儿到了封建时期，儒家创设了新的家族本位和国家本位相结合的理论，并使之成为封建时期中国的统治思想.西方法律则走上了氏族→个人→上帝/神→个人的个人本位道路.西方法律文化源于具有自由开放精神的希腊法和具有个人主义特色的罗马法,形成了保护个人权利自由的历史传统，最终确立了个人本位的传统。
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在发展在制度上是通过权利本位法对集团本位法的否定实现的，这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及其发展是一致的。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法的观念上。
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因此，在传统上，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法。
这种观念源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加强。
刑与暴力相联系，而且最初主要是针对异族的，后逐渐转化和扩大到在性质上类于异族的所有违犯礼教的人。
刑归根到底是一种血缘集团性的压迫法，并长期局限在血缘范围内。
西方法的观念主要以权利为轴心，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国家与法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
所以，尽管这种法不能不因社会集团力量的消长而偏于一方，也不能不因为它是国家的强制力而具有镇压的职能，但它毕竟是用以确定和保护社会各阶层权利的重要手段，并因此获得一体遵行的效力。
中西法律文化的另一个差异是法的本位，也即法以什么作为其权利义务的基本单位。
在最早的时期，中西法律都是以氏族或扩大了的氏族（部族、部落联盟等）为本位，但在古代世界的转换过程中，却走了两条日益分离的道路。
中国法律走上了一条从氏族／部族到宗族／家族再到国家／社会的集团本位道路，这可以图示为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国家／社会，其特点是日益集团化。
西方的法律本位则经历了一条从氏族到个人再经上帝／神到个人的道路，图示为氏族→个人→上帝／神→个人，其特点是日益非集团（个人）化。
不过，本世纪以来，中西法律的本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中国，个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愈益提高，而连带主义、民族主义则对西方法律本位一度产生了非个人化的影响。
从法律文化所体现的性质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公法文化，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上是一种私法文化。
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化）的法律体系。
中国传统法律中确有关于民事、婚姻、家庭、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性质上都被刑法化了，也即以刑法的规定和方式来理解和处理非刑事问题。
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由于历史发展背景和发展水平不同而体现着各自独有的特质，但是客观地说，中国法治现代化确实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下起步的，因此，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
一、法的本位不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法的本位不同，中国传统的法律是以集团为本位的，而西方法律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远古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个人的集合”，我们将这种以团体为中心的社会称为集团本位社会。
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法沿着宗族制度发展的轨迹形成，由部族集团本位法逐渐演变为宗族集团本位法。
春秋战国之后，儒家和法家对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最具有影响力。
首先，儒家对宗法制度中的“忠”与“孝”两个基本原则的关系的解释，弥补了宗法家族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空缺。
而法家的国家主义政治法律观，是以国家为主位的，由于其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相抵触，最终没有成功。
儒家吸收了法家的国家本位思想，创建了家族本位本文由收集整理与国家本位共存的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本位走的是从部族到宗族再到国家与家族共同的集团本位道路。
而且，从汉代以后，中国传统法律本位着重于国家本位优于家族本位，在清末“变法修律”之后，随着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加，家族制度的影响逐渐退出了国家法律的舞台。
国家本位根据社会的发展的需要逐渐被强化，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其后的法律中深刻体现着集团本位。
集团本位法的实质是义务本位法，这种法律意识集中体现出的法律是保护统治者的利益不受侵犯，而公民个人利益受到限制。
在西方法律史上，古罗马法由氏族法过渡为家本位法，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建立起了以个人为本位的法律制度。
以氏族为本位的罗马法是以维护氏族利益为目的的，随着罗马氏族的解体，罗马法中的氏族本位也瓦解了。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律制度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
在中西方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中西方的人民对法律的认识也不同,进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文化。
一、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中国古代,法、刑、律不分。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内容,在商代是刑,在春秋战国是法,而秦汉以后是律。
不管是刑、法、还是律,它们三者的核心都是刑事法律,都不含有权利和正义的含义。
在西方,能译作“法”的拉丁语词汇很多,但它们共同的基本含义有三:一为法,二为权利,三为正义。
这个词一开始就把法、正义和权利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西方,法是公正的艺术。
透过中文“法”与西文“法”之间语义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出中西对法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背景的不同。
在中国,法不意味着权利,因此中国传统法律缺乏权利文化,人们不知权利为何物。
在中国人看来,法律要么是纯义务的规定,要么是暴力统治工具,人们对待法律的态度是非理性的。
而西方则具有悠久的权利文化传统。
他们崇尚法律,他们认为法律是保护人的权利的工具,他们讲求诚实信用原则,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是理性的。
我们从法的语源分析,可以看出东西方权利义务观念的不同导致对法律态度的不同,因而西人在积极主动的权利斗争中求利益,中国人则在被动或被迫的义务风险中求利益。
中国的法产生于夏朝,当时称为“禹刑”,它最初主要是用来对付异族的反抗,是胜利了的民族强加于失败者的专横意志。
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法律一开始就与权力有缘而与权利无关,法律被看作是束缚和控制人的手段,这种狭隘性排除了法的民事功能,这并不是说它不能调节民事关系,而是说它不能离开国家、离开刑罚来处理民事关系。
中国法的这种公法性质压抑了人的个性,束缚了人的解放,也限制了法和社会的发展。
而在西方,古希腊、罗马国家的法是在氏族内部斗争及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
古希腊的人们把法看成是一种全社会的调节器,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尺度和保障权利的手段。
西方法律与中国法律的文化差异比较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越来越频繁。
法律作为国家管理的基石，其文化背景的差异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西方法律和中国法律的比较中，更为突出。
本文将通过对比西方法律和中国法律的文化差异，来探讨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以及如何对现代社会产生影响。
首先，西方法律和中国法律最大的不同在于文化背景。
西方法律始于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受到天主教教义和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和规范性。
相比之下，中国法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强调法律的变通性，以人为本，侧重社会秩序的维护，并非依赖法律本身的制约能力。
因此，两种法律体系的基础意识、价值观念以及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体系都有很大的不同。
其次，对法律规范的认识和遵循也存在差异。
在西方法律中，法律规范是通过宪法和相关法典来确立的，这些法律文本具有权威性和统一性，必须得到严格的遵守和执行。
而在中国法律中，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团体伦理观念和社会惯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因而在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中，中国人更看重交情和人情，容易忽略法律的权威和执行力。
这种与法律规范遵循相关的心理差异是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必然现象。
接着，西方法律和中国法律在诉讼和制裁机制上的差异也需要指出。
在西方法律国家中，诉讼机制是公开透明的，各方都有权通过法庭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在中国法律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诉讼机制都是低效的或者被上层指挥控制的，给人们留下了对司法的不信任。
同时，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人更倾向于通过谈判和调解来避免诉讼和制裁，透过观察象HCY等电影及影视作品，得知中国的由权威部门直接干预案件的情形有时仍然存在，因此，法律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和地位相对较差。
最后，西方法律和中国法律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处理犯罪、刑事司法和人权保护等方面。
在西方法律中，犯罪行为和刑事司法都是以罪行为中心展开的，受到法院和检察机关的细致调查和审判。
中西法治观念的异同
中西法治观念的异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权威性和尊重程度的不同：在西方法治观念中，法律被普遍看作是权威和普遍适用的，法律的权威性受到广泛的尊重和遵守。
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个人关系和权威比法律更被重视，法律的权威性相对较低。
二、法律适用的方式和目的的不同：在西方法治观念中，法律通常被用来维护公平正义和保护个人权利，强调法律的适用性和公正性。
在中国传统法治观念中，法律更多地被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重视法律的实用性和效果。
三、对法律解释权的分配不同：在西方法治观念中，法律的解释权通常由独立的司法机构行使，以确保法律的公正和一致性。
而在中国传统法治观念中，法律的解释权被认为是政府权力的一部分，由政府机构行使。
四、法律执行的方式和手段的不同：在西方法治观念中，法律的执行通常依赖于独立的执法机构，以确保法律的公平和有效执行。
在中国传统法治观念中，法律的执行更多地依赖于行政手段和社会监督，强调法律的教育和约束功能。
虽然中西法治观念存在一些明显的异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交流的增加，双方之间的法治观念也在逐步接近和融合。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依然是21世纪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课题。
经验和科学告诉我们，法律制度的有效建构和运作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的存在，法治的成长必须扎根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
追本溯源，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建设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而与自己固有的法律传统人为割裂的情况下展开的，因此，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司法制度改革，可见，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必须依赖于对法律文化的理性分析，而从司法角度对中西法律文化进行分析更是其中的关键。
在研究中西法律文化异同之前，先说一个有趣的现象。
作为法律的形式化象征，在西方有“司法女神”，在中国有“司法神兽”。
司法女神雕塑在西方法院建筑中会经常看到，我们在港剧里面也能经常看到。
司法女神一手执宝剑，一手拿天平，最值得注意的是女神的眼睛是闭着的或是用布蒙着的，所以也叫蒙目女神。
宝剑表示力量，天平表示公平，额发表示诚实，闭眼表示“用心灵观察”。
造像背面往往刻着古罗马法颜：“为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
中国的“司法神兽”，是一只像牛或羊的独角兽。
它是中国的司法神，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眼睛不仅睁着，且睁得很大，怒目圆睁。
它是中国第一位法官皋陶在办案时如争执不下，就将这叫做獬豸兽牵出来，它会用那只独角去抵触真正的罪犯。
西方和中国的司法神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司法女神的眼睛是闭着或用布蒙着的，而中国的司法神兽眼睛是怒目圆睁。
这一显著区别体现着中西司法理念的不同，更深一层地看则是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不同。
以司法制度为例，下面就来分别探讨中西法律文化的特点。
一、西方的法律文化西方司法制度一般是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制度，其基本特点是：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实行审判公开制度，诉讼活动的透明度较高；律师辩护和代理制度发达，当事人获得辩护率较高；推行自由心证和无罪推定原则；注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诉讼作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适用率极高。
第1篇一、引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日益深入。
在婚姻法领域，中西方法律在财产分割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文将通过对中西方法律在财产分割问题上的比较，分析两种法律体系的异同，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法提供借鉴。
二、中西方法律在财产分割问题上的异同1. 离婚原因（1）我国《婚姻法》规定，离婚原因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一方被宣告失踪、一方被宣告死亡、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
（2）西方国家的离婚原因较为复杂，主要包括：感情破裂、通奸、虐待、遗弃、家庭暴力、经济问题、宗教信仰差异等。
2. 财产分割原则（1）我国《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依法分割。
财产分割原则包括：男女平等、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照顾无过错方、照顾财产价值等。
（2）西方国家的财产分割原则较为灵活，主要依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的贡献、婚姻期间的财产状况、子女抚养需要等因素进行。
3. 财产分割方式（1）我国《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方式包括：协议分割、法院判决分割、拍卖分割等。
（2）西方国家的财产分割方式较为多样，包括：协商分割、法院判决分割、调解分割、财产分割协议等。
三、案例分析1. 案例背景甲乙双方于2010年结婚，婚后育有一子。
2018年，甲提出离婚，原因是乙在外有婚外情。
双方在财产分割问题上产生分歧，甲认为乙的婚外情导致婚姻破裂，要求乙承担更多财产责任。
2. 案例分析（1）离婚原因：根据我国《婚姻法》，甲乙双方的离婚原因属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符合离婚条件。
（2）财产分割原则：根据我国《婚姻法》，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依法分割。
甲乙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了一家店铺，所得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3）财产分割方式：甲乙双方可以协商分割共同财产，若协商不成，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3. 西方国家财产分割案例假设甲乙双方在美国离婚，根据美国财产分割原则，法院会考虑以下因素：（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的贡献：甲乙双方共同经营店铺，双方均有贡献。
中西方法院文化比较研究背景介绍法院文化是法院内部员工以及法官公共的价值观、观念体系及日常交往行为的家族。
法院文化具有维持法院秩序和效率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跨越不同国家或者文化区域的法院之间，文化差异不容忽视，这不仅可能导致员工之间的交流不畅，也会影响到法院内部的工作效率。
因此，比较研究中西方法院的文化差异，对于不同法院之间的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西方法院的文化差异在文化差异中最明显、基于国别际的差异是西方强调个人的价值观和独立思考的文化，而中国在文化上更重视团队合作和社会责任感。
因此，在法院文化方面也有着这样的差异。
具体如下：法律体系不同目前中西方法律体系主要分为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
中西方法律体系的不同，造成了国家法律文化的不同，制定法律有着不同的标准和过程，甚至对审判程序有着重大不同的影响。
中西方法院在审判流程、诉讼程序和审判文书本身上的差异很大，原则上不得相互干扰，更无法借鉴对方的模式。
法官权力差异西方的法官拥有更多的自主判断权，而中国法官有更多的指导和对照，西方法官可以主导整个判决流程，在很多司法程序中，法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西法院在审判权利的分配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影响了法官对待申请人及诉讼事项的态度，本质上也因本质上不同的审判工作机制和审判文化而存在着差异。
价值观念法官和员工的普遍态度，社会形成的不同反思、责任和价值观等等因素，都是法院文化差异的重要诱因。
在对待纠纷事件上，西方法院更侧重于维护个人的绝对自由，个人的自由权、所有权、知识产权等权利重于促进社会平等和公正。
而中国法院更多偏向于依靠制度机制的保护个人，更重视协调和谐的社会关系。
在法院内部的办公文化也会因此造成巨大的差异。
如何解决中西方法院的文化差异？在两个法院之间建立人员交流机制、宣传项目、互相借鉴甚至粘用是否将形成相互适应？如何获取双方的认同、展示双方的利益和策略，是日益关注的问题。
互相了解对方文化中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有利于互相了解和适应对方文化差异。
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其次，中西方的法治理念存在一定差异。
西方法治的核心理念是法律
至上和权力受限，强调人人平等、公正与法律保护。
而中华法系则注重以
德治国，依法治国与德治相结合，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中华法系对法
律的含义和法律规范的边界有着不同的理解。
西方法治强调个人权利和自
由的保护，重视公平正义；中华法系则强调社会稳定和秩序的维护，注重
公共利益和社会和谐。
再次，中西方法律文化存在不同的特点。
中西方法律文化在权力均衡、司法独立、公正和效率等方面存在差异。
西方法律文化注重以法律为基础
的社会秩序，强调权力制约和法律的公正性。
中华法系则注重道德和社会
关系的影响，法律和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中西方在对待合同的态度、知识产权保护、家庭关系和婚姻制度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
中西方
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对法律的实施和适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于推动法律体系的和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通过分析中西方法律制度的差异和相互借鉴的可能性，可以为中
国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同时，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也
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深相互了解和互相学习，推动
法律国际化进程。
总之，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是一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的跨文化研究领域。
通过比较中西方法律制度、法治理念和法律文化等方
面的差异与共通之处，可以丰富法学理论，促进法律体制和发展，推动不
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中西法律文化的论文1中西法律文化的论文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异同以及相互影响变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法律体系、法律思维等方面探讨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并分析这些差异对法律实践的影响。
一、历史背景的差异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与各自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中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直接影响了法律的形成和演变。
中国的法律文化源远流长，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注重理法合一、亲情等价、顾全大局等价值观。
而西方法律文化则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法，以个人自由、权利平等、社会契约等为核心价值。
这种历史背景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不同取向和特点。
二、法律体系的差异中西方的法律体系也有较大的差异。
中国法律体系以宪法法律为核心，强调立法和行政的统一性，法律适用的重点在于公共秩序的维持和社会利益的保护。
而西方国家多采用的是民法体系或普通法体系。
民法体系强调法律的完备性和确定性，注重保护个人权利和契约自由；普通法体系注重判例法的运用，更加注重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和效力。
三、法律思维的差异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还体现在法律思维方式上。
中国的法律思维以整体观念为主，强调法治的稳定和秩序，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进行法律解释。
而西方法律思维更加注重个案分析和逻辑推理，强调法律的公正和规则的适用性。
这种差异在法律实践中也会导致中西方在问题处理和解决方法上的分歧。
四、中西法律文化的相互影响尽管中西法律文化存在差异，但它们并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相互影响、互相借鉴的关系。
随着中西国家交流的不断深入，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
中国引入了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思维方式，推动了法律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在借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法律经验，以更好地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
总之，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既是历史、文化的结果，也与法律体系、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密切相关。
而这些差异又会对法律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1．多元化主义文化的存在。
多元化主义包括两个理念，一是制衡理念，二是契约理念。
一个自由发展的社会应该允许不同的利益主体存在，每一个利益主体都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
因为存在足够可以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力量，才可以互相制衡，而不能够由某一个社会主体单方面决定社会发展的政策，独占支配整个社会发展的资源。
多元化主体的存在可以产生有效的制衡。
法国的孟德斯鸠是近代分权学说的集大成者。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从人性的弱点和权力的特征出发，探讨了国家权力分立的必要性，认为权力行使的特点是一直遇到界限为止，为此，权力的滥用是必然的，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人人都是天使，社会和国家就不需要法律，而从实证和人类生活的经验看，社会和国家必须要有法律，为此只能假定人性是恶。
在此基础上，孟德斯鸠认为国家权力必须分为三种，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而这三种权力必须由三部份人分别掌握，而不能只由一个人或一个利益集团掌握这三种权力。
在分权的基础上，三种权力还必须互相制约，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权力的摩擦，才能达到平衡的状态。
美国的制度就受其影响。
而卢梭的《社会契约》就有契约理念，整本著作所要论述的是以下两点：（1）、自然权利论。
即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每个人都享有生而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等权利。
（2）、人民主权论。
即主权在民，政府是人民自由意志的产物，所以人民有权废除一个违反自己意愿，剥夺了自己自由的政府。
他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民在自然法的指导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议建立国家，制定宪法和法律，从而得到一种确定的秩序以保护自己的权利。
其中美国宪法受其影响较深。
2．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
理性主义可以从古希腊，古罗马法律文化中寻找得到。
从西方发展历程来看，他们的哲学思想与自然法主义影响着西方社会的人们意识，生活方式，文化理念，特别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提出一种“反对神权，提倡人性的解放”，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
从而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
并且西方各个学术流派团体的学术争论促进西方整个社会思想的解放，使真理通过争论的对抗中成熟，并不断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社会意思形态，把“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正义，宽容与理解，对抗与妥协”的理念以新鲜的血液注入人们的心灵，向导着人生活的方式，思维角度，价值选择。
这些理念就象是人的血液一样灌输与人的全身，使其一代一代的遗传着并不断变异着这种基因，使它得到世世代代的延传并发扬光大。
理性主义特别是罗马精神中的理性主义首先表现在法典化。
法典自身就是高度理性的体现。
例如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
其次理性主义还重视法律制度的高度抽象的概括。
例如罗马法的债制度，物权制度，人格权制度都设计得比较好，对现代民法的发展影响深远。
最后理性主义体现在重视法学家的作用上。
罗马法学家不仅提出和解决了许多涉及立法，执法，司法的技术和方法的问题，而且引入希腊人的自然法的概念来论证罗马法的神圣性和广泛适用性。
最重要的是罗马法学家的“解答”，可以成为其法律渊源。
自由主义是一套关于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理论。
它起源于欧洲，却在美国发扬光大。
自由主义是美国人信奉的最重要的价值观，美国政治受到它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自由自由主义包含的原则有：个人主义、自由、平等、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
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参与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认为个体的性质决定集体的性质，这种秩序规定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强制的关系，规定了公共权威强制力的适用范围，也包含了规范个人与权威关系所必须的法律结构。
个人主义在美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是人们广为称颂的美德，甚至成为美国民族认同的一种象征。
“个人主义为美国民族所特有的态度、行为方式以及抱负提供了合理的说明。
它解释了美国民族特有的既有多样化又有统一性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它指向一种与美国人经验相一致的关于社会组织的理想。
自由主义虽然承认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但把国家看作人类过一种共同的、有秩序的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为了将这种必要的代价限定在较小程度，美国政治致力于限制国家的权力和职能。
限制的途径有两种：第一，以分权的方式造成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内部制衡，从而防止出现专断权力；第二，限制国家权力的活动空间，强调个人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又译为“市民社会）的权利。
分权的最大目的和优势在于建立民主制度保障每个公民的个人自由、防止集权专制统治，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自由主义实质上是指人们可以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于人身，而毋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任何人的一种对个人专横意志和他人控制的独立状态。
一个社会处于一种“法律”支配下的自由，可以自发形成一种规范的秩序。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自由或者是一种压制下的自由，那不是真正的自由，那会使人的活性与积极性被压迫，人类的文明就只能是停滞在野盲的社会状态下。
正如哈耶克所说的：“只有当事先知道自由能够带来的好处时才批准的自由，是不可能称为自由！”3．超验的宗教文化“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这说明法律就好像是宗教一样，她必须是一种被人们信奉的救命稻草，一种认同的社会价值文化，一种理性的行为方式。
法律被奉为神圣命令，再宗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宗教成为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甚至被奉为唯一的法律。
法律被奉为神灵对世人的命令，是神意的表达。
这种神意和神命被认为绝对正确，起效力超越时空，万世不移，永恒不变，世人只有服从的义务，毫无怀疑和更改的权利。
宗教经典被奉为最具权威的法律渊源。
世界主要宗教都各有其经典，如犹太教的《旧约圣经》，基督教的《圣经》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以及印度的《法经》。
西方的文化表明，宗教不仅控制人的行为，而且控制人的信仰。
西方国家有着传统的宗教文化，西方人心中的宗教不仅仅是一套信条与仪式，它是人们表明对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一种集体关切。
它首先是对各种超验价值的共同直觉与信奉，宗教具有一种导向人性善的一面和惩治罪恶的一面。
宗教正是披上了上帝是第一的神圣外衣，人就对宗教产生一种惧怕和爱慕的信念，所以产生一种胆怯的对法律敬畏的理性。
可以说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宗教文化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合上述西方法治社会所必须的几个要素是：自由限权，理性平等，宗教信仰。
而反观我们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她具有积极的因素也含有消极的因素，并且有一些消极的文化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社会意识形态，人们的观念，同时也是导致中国法治困境的最重要因素。
下面具体分析中国法律文化：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依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
首先我国上是一个具有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儒家文化三位一体的国家，以一户一家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封闭分散的小农经济，局限于依赖大自然的赐予和长辈生产生活的经验传授。
这种生产关系本质上决定了以血缘关系，宗族关系为基础的守法关系和人身依附。
所以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种狭隘的小农经济只能是满足自身的需求。
由此造成中国古代有一种“重农抑商”的思想，所以自由经营的思想在中国就没有突破，不具有一种繁荣的商业发展景象出现，因为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得到：古代不具有一种真正的自由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民主制度。
其次中国古代的法的指导思想以儒家的人性善论为基础的理想主义，着眼与道德人格的完善，注重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教义。
特别地认为在位者的道德完美无缺，历来就美化在位者的道德人格。
它认为人心的恶善是由教化决定的，同时又坚信这种教化只是在位者一二人潜移默化之功，其人格有感化，所以从德行主义又衍而为人治主义。
“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伦理的指导原则。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为纲是指处于支配地位的意思。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所谓的伦常纲纪实质上是贵贱，尊卑，长幼，亲属的纲要，是不平等的关系，以此形成一种特色的臣民，子孙“卑幼”，对于君父，官贵尊长的绝对服从的义务的关系。
由此造成一种深厚的等级观念和身份地位关系，造成社会上重视和追求的权力膜拜心理而轻视法律治理国家，重视人伦道德轻视事理，重视血缘关系轻视地缘关系，重视情义轻视功利的观念。
这就是一种“人治”的文化观念色彩的缩影。
最后中国古代一个特色就是法律文化中的严刑峻法，，它还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等级制度和以赏罚分明的制度，导致人们谈法色变,强化了人们忌讼，贱讼，耻讼的法律心理，中国古代社会“重刑轻民”，并且至今在中国社会找不到一部完整的民法，这就导致我们国家在培养国人法律意识中出现难处的无奈。
按照传统文化的观念，法律是君主依据“天理”制定出来，君主是上天指定的正义化身，作为臣民只能无条件遵守。
任何违背秩序和侵犯王权的行为都要受到刑罚的严惩和道德的谴责。
这种严刑峻法和严刑逼供的行为导致人民一讲到“法”就以为是刑法，心中有一种惧怕的心理。
这种观念不利于提升人的法律意识，正确发挥法律的功能，对我国法治现代化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还有儒家一直以来就认为“无讼”的思想，要以道德来教化人的言行的思想。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无讼”一直是国家追求的一种理想，就设计一套关于息讼，调解和谐的制度。
这种制度明显的忽视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使得人们的权利意识淡薄。
纵观中西法律文化的条件，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无疑与西方的观念相违背，明显有一种观念上的“排斥现象”。
再加上我国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历程不长，缺乏民族法治精神的生长的土壤。
我国构建特色的法治道路应该着重培养这几个要素：自由的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多元化主体的竞争，完善的理性的法律，科学有效的制度，民族法治精神。
差异表现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是21世纪我国现代化尤其是法制现代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追本溯源，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下起步的，因此，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
对这种冲突的性质、机理、根源和形式等多方面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能否成功地立足中国、合璧中西，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法制。
有鉴于此，探寻它们之间的差异对于理解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和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法的观念上。
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因此，在传统上，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法。
这种观念源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加强。
刑与暴力相联系，而且最初主要是针对异族的，后逐渐转化和扩大到在性质上类于异族的所有违犯礼教的人。
刑归根到底是一种血缘集团性的压迫法，并长期局限在血缘范围内。
西方法的观念主要以权利为轴心，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国家与法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