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思想史

西方社会思想史作业 第一部分：简答题 一、理想国第七卷洞穴隐喻及其解读 《理想国》第七卷的洞穴隐喻主要是讲：在一个幽深黑暗的山洞里，世世代代住着一群“囚徒”，他们双手被反绑着，背向洞口，脸朝洞壁，脑袋不能向后回望。他们一生中从没有出过山洞，也不知道自己身处洞中。大家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他们不曾怀疑什么，也没有感到悲哀，更没有挣脱锁链的念头。然而，有一天一个囚徒意外地挣脱了锁链。他回过头来，生平第一次看到身后的景象。火光使他感到刺眼的痛楚，使他看不清习以为常的影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他终于能够分清影像和实物的不同，明白了实物比影像更真实。后来，他忐忑不安地朝洞口走去。当他头一次看到阳光下的真实事物时，他再次感到眼花缭乱，甚于初见火光时的痛苦。最后，在清晨来临的时候，他终于可以直接看到太阳。他茅塞顿开，幡然醒悟，深深地感到原来过去所见到的影像其实全都是虚幻不实的假象。倘若为了个人的利益或幸福，这个“解放了的囚徒”根本不想再回到洞中。但是，当庆幸自己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同时，他又开始怜悯起自己的同胞。他怀抱着责任感，希望把父老乡亲们从黑暗和无知中解救出来。因此，他义无反顾地回到洞中„„倘若您认真地琢磨一下这个古老的隐喻，一定会对它有多种理解。我以为，这个隐喻起码有如下几层意思：其一，每个人似乎都是洞中之人，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家庭、生活、学历和周边的环境不同，每个人只能认识到事物的某个或某些特定的方面，也就形成了认识上的“洞穴”，无法了解自己身后与洞外的大千世界。更可悲的是，有时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无知，还把“无知”当成“有知”，自以为是，自得其乐。

二、霍布斯论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在霍布斯心目中是一个暴力横行、混乱无序的状态,没有任何道义和原则存在,有的只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而卢梭则相信自然状态其实是一个最理想最和谐的状态,没有堕落没有奴役的完美状态。同是自然状态差异却天壤之别,我认为自然是中性的则更可取,因此从根本上讲全然的自然状态和反自然都是不可能成立的,美好和丑恶都可以由我们来评价来发挥,我们的未来则全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理性的引导了。 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体力、智力是相等的,每个人又是十分的自负,当他们对同一个东西产生兴趣而不能同时拥有时,就会带来争斗。而人的本性是自我保存,人们互不信任,都欲置对方于死地,带来互相疑惧的结果。争夺的原因包括竞争、猜疑、荣誉,人们使用的手段有可能是无限制的使用武力,从而带来“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地方,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引起战争的原因里既包括实际利益的因素,也包括心理因素,而战争状态既包括正在进行的战争,也包括战争的意图,所以这时的自然状态是令人感到恐怖的,根本无法实现人的自我保存。“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下也没有任何正义可言,也不存在信誉可言。

三、卢梭论私有财产与人类的不平等 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比同时代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百科全书派人物，更富有激进性。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卢梭此书和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同是十八世纪中辩证法的杰作。当卢梭同时代的一些哲学家把人类的进步设想为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时，卢梭却已发现人类历史发展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进步与落后）和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他认为贫困和奴役，亦即人类不平等的产生是随着私有制而来的，是建立在私有制确立的唯一基础上的。人在未开化的自然状态中，本来是平等的；可是当人们力求生活完善化，争取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时，人类则既在进步，又在退步，因为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到了专制暴君统治之下，不平等就发展到极端，到达顶点；这个顶点同时就将成为转向新的平等的原因和起点。这种新的平等，按照卢梭的看法，是更高级的、基于社会公约的平等。这些思想是可贵的。 卢梭在论述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时，实际坚持的是这样一个主要论点，即人类具有自我完善化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的发挥一步步导致了人类的不幸。因而，从表面上看人类在逐步完善自己，而实质上却是把自己引向堕落。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到底是喜是忧，是祸是福的？卢梭显然对此持一种悲观的看法。在他看来，私有制的建立是对自然和人性的背叛，是万恶之源。然而，卢梭同时意识到这种演进过程带有必然性。于是，我们发现卢梭在这一问题上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一方面把人类的自然状态设想得非常美好，另一方面又觉得无法阻挡这一状态的破灭。对此，他似乎也只能摇首叹息了。

四、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即女性主义思想泰斗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让-保罗·萨特的终身伴侣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 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是如此普遍，如此持久。在这样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当中，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 女性主义（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与议题。 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之上。女性主义政治行动则挑战诸如生育权、堕胎权、教育权、家庭暴力、孕妇留职、薪资平等、投票权、性骚扰、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等的议题。女性主义探究的主题则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身体、家务分配、压迫与父权。 女性主义的观念基础是：认为现时的社会建立于一个男性被给予了比女性更多特权的父权体系之上。 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主要、但并非完全地出自于西方的中产阶级学术界。不过，女性主义运动是一个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草根运动。每个文化下面的女性主义运动各有其独特性，并且会针对该社会的女性来提出议题，比如苏丹的性器割除或北美的玻璃天花板效应。而如强奸、乱伦与母职则是普世性的议题。

五、密尔论自由 自由有很多种涵义，但密尔关注的是公民在国家中和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即所谓的“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因此，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我认为，这就是公民在国家中的自由，即政府统治下人们的政治自由。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本质上不存在对立状态，因为统治者的权威建立在被统治者中的大多数的民主选举的、授权的基础上，作为被统治者的人们总以为统治者是在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威是统一的。这种状况却令密尔十分担忧，因为它产生侵犯个人自由的新情形，即“多数的暴虐”。当社会本身作为整体而凌驾于它的个别个人时，其危害比国家权力造成的危害还大，因为“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渗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因此，为了防止社会暴虐，就要找出社会合理干预个人的限度，正确处理个人自由和社会权威的关系。因此，自由的实质就是群己权界的划分。 在经过功利地分析和平衡后，密尔找到了划分群己权界的两条原则，即：“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为自己的好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避而远之，这些就是社会对他行为表示不满所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如果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它们来保护自己的话。” 按照上面的这条原则，就存在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的合理的范围，那就是：“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最广义的良心自由，要求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在不论是实践的或思辨的，或者是科学的、道德的、神学的等等一切题目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第二，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订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的自由，要求有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的自由，只要所作所为无害于我们的同胞，就不应遭到他们的妨碍，即使他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悖谬，或错误的；第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人们有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的自由。”

第二部分：论述题 六、augustine的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 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不是地理上和空间上的，而是信仰意义上的，它们存在于同一个时空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性质。从时间上来看，上帝之城存在于世俗之城之前和之后，即天使之城和未来的天国。世俗之城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的堕落，是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偷吃了智慧之果。由于这一原罪，他们的后代世世代代都必须进行赎罪，虔诚地信仰上帝，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否则就永远陷于罪恶之中。而在这个世俗之城产生之前，上帝之城是毫无罪恶的，没有战争，没有纷争，人也是永生的，世俗之城里人的死亡是上帝对人抛弃上帝的罪行的惩罚。 两个城市是由不同的爱构成的：在世俗之城里，人们爱自己，以至于蔑视上帝，他们按照肉体的欲望而行为，为情欲所驱使，追求爱欲、名利，从而尔虞我诈；在上帝之城里，人们过的是一种精神的生活，爱他人，爱上帝，以至于蔑视自己，完全服从上帝的安排。 当然，完整的人是肉体与精神的统一，上帝之城的人并不是没有肉体的。他们与世俗之城的人的区别不是是否具有肉体的区别，而是能否支配肉体和欲望的区别。世俗之城的人不能支配自己的肉体及其欲望，可以说是肉欲的奴隶，所过的是一种向下的、堕落的生活；而上帝之城的人则由于服从上帝而能够以精神来支配肉体，从而克服了肉体的欲望，过一种追求上帝的、向上的生活。 可见，这两种城市是相互冲突、相互对立的。但是，与上帝为敌的人不可能得到幸福，幸福只能来自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真理，不按照上帝创造的方式生活，即不按照真理而生活，而按照人自己的方式生活，就是犯罪，以犯罪的方式生活是谬误的生活，不能得到幸福。 真正的幸福在今世是不能得到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罪恶败坏了的世界，我们的肉身也是受到了罪恶败坏的身体，所以它会死亡，而幸福只能存在于永恒的世界里，也即天国里。 人类的结局就是末日审判。那时，虔诚地信仰上帝的人将会进入天国，获得永生，而作恶的人则在天国的门外死去，不能获得第二次生命。这第二次生命是永生，人再也不会死亡，在天国里永享幸福。由于人是完整的，在天国里的再生就不只是精神意义上的，而是连同肉体一起复活，身体将与灵魂一起不朽。不过，那时人已经没有肉体的欲望，过着纯净的生活。在天国中，实现了永久和平，人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争斗。在那里没有贫乏，只有充盈、安全和永久的幸福。 从上述的过程可见，世俗之城是人从上帝之城的堕落而产生的，同时又是向上帝之城的回归。世俗之城的意义在于它是人向上帝之城的过渡，以证明上帝之伟大，证明善可以战胜邪恶的必然性。 在今天看来，上述历史过程诚然只具有宗教意义，而不是历史的事实，其中也不免荒谬之处；但是，这些思想中所贯穿的那种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固然不一定相信上帝，因而我们不是为了上帝而活着，然而人确实应当过一种向上的生活，提升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尊严的人，自由的人；而不是自甘堕落，为非作歹，伤人害命——这样的人还不如牲畜，牲畜起码不会害人。像畜生那样活着，怎么能够称之为“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