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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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的本土化阐释一述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的宗教学思想[摘要]杨庆堃先生反对以西方的宗教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认为宗教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当中。
并且创造性地提出“弥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这对概念,强调宗教对家庭组织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但杨氏对于这两对概念的划分过于宏观,不适用于微观分析。
杨氏肯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但其一些观点在宗教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也面临着新挑战。
[关键词]杨庆堃;宗教;弥散性;制度性;新挑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一直存在着由于中西文化不同所造成的隔阂与困难。
近代以来,在跨文化的诠释中,中国学者的一直努力使用西方的概念、观点来解释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现象,从对“religion”一词的移植和不算恰当的翻译,到因为中国社会没有结构显著的、正式的、组织化的宗教便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宗教信仰的推断,中国学者日渐表露出“以西观中”的“反向格义”倾向[1],是“明显地用不熟知的观念来诠释我们应该熟悉的思想”[2]。
故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发展一套适用于中国本土宗教与社会的理论乃是当务之急。
杨庆堃先生在中国宗教的本土化诠释中的研究对此便很有借鉴意义。
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下文均简称《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便是集其研究大成的一部著作,国际汉学大师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不吝溢美之词地称之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
他在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生存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3]19由此也可以看出,杨庆堃先生在这本书中进行的阐释远不止中国宗教,同时也将自己对中国家庭、农村社区和儒家传统等方面的研究与见解完美地融合了进去,所以他“实际上研究和描述的是中国社会和宗教的整合”[4]1。
杨庆堃先生将中国民间信仰视为一种宗教信仰与社会现象,在全书范围内进行了讨论,论证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独特地位。
在“儒家”与“儒教”之间——读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引发的二三感想杨庆堃教授的这本《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写作于50年前,但其在宗教研究方面,特别是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甚至被著名中国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Daniel Overmyer)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
我并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先前对宗教的探究甚少,有幸在“宗教社会学”课上获知了这本书的名字并得以了解其内容及意义。
以下我就这本书中对于“儒家学说及其仪式中的宗教面向”的问题谈一谈我自己的感受。
一、儒家思想可以称之为“儒教”吗?事实上,我在接触“宗教社会学”这门课程之前就一直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问题迷惑不已。
从古至今,全体的中国人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宗教吗?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
在中国,被公认为宗教,并且有极多信众的莫过于佛教和伊斯兰教了,其次还有基督教、天主教等等。
截至2008年底,中国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
在英国,居民多信奉基督教新教,主要教派有英格兰教会和苏格兰教会。
英格兰教会亦称英国国教圣公会,成员占英成人的60%。
苏格兰教会亦称长老会,成年教徒79万。
另有天主教徒570万,伊斯兰教徒150万,犹太教徒40万。
在美国所有的宗教派别中,新教教徒最多,约有7200万,几乎占基督教会员的58%。
加拿大全国主要宗教派别达30多个。
居民中信奉天主教的占47.3%,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占41.2%。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一亿的绝对信教人数并非小数字,但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这个比例还是很小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种属于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呢?作为中国人,似乎时常忽略在我们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
从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来看——其宗教性影响不仅发生在读书人中间,也包括了普通的老百姓[1],将儒家称为“儒教”,将其视为中国的传统宗教似乎不无道理。
我也赞成将儒家思想叫做“儒教”,称其为中国的“国教”。
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读杨庆堃先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有感柏宇航时至今日,中元节,终于把杨庆堃先生的大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细细地读完了。
与此书结缘,还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学同学刘欢是读宗教学的,此书为必读经典书目,导师要求他们每人一本。
由于,她本校图书馆没有收藏此书,故来师大找我复印,室友斌哥告知,此书确为研究宗教学或是社会学的经典,不妨多复印两本。
拿着复印本大致看了一些,当时就被其书中第二章“家庭整合中的宗教”中细致入微的描写所折服,之所以有此感触,主要在于书中的描写和分析与我的经验高度重合,让我有一种“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感觉。
后来,偶然机会买的07年上海人民出版的原版,在后来,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便又再买了一本【书影在最后】。
二书均被藏之书柜。
如今,打扫书柜,见之二书,便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一口气,将之读完。
心中无限满足之感不觉外溢,遂为之记。
诚如金耀基先生在序言中所言:《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可以成为现代经典的华丽的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更被著名的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是不少社会学学者研究宗教的重要参考书。
在书中,杨庆堃先生直言:“本书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存在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形式来实现的?”针对上述问题,杨先生通过解读大量的地方志、田野和文献资料,深刻探讨了中国宗教的有无、中国宗教的特征及类型等问题,澄清了中国宗教的现状、形态、结构地位、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宗教有无的问题,或是说,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他认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先修正宗教的定义。
“从一个宽泛的视角看,宗教会被看成一个连续统一体,从类似于终极性、有情感特质的无神论信仰,到有终极价值、完全由超自然实体的象征和崇拜与组织模式来支撑的有神信仰。
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徐思源一、缘起作为杨庆堃研究中国宗教的经典著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自出版甫始,1就颇受中国宗教研究者的瞩目。
评论者多以为该书对中国宗教与伦理体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综合分析,其中的诸多创见对研究中国宗教甚至研究宗教比较都有莫大启发,2以至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认为此书可被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
3这部早应被译出的学术佳作现在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无疑是憾事后的大幸事。
4 然而一如所有学术杰作,该书也饱受争议,其中之一便是批评杨氏力求巨细无遗,以至行文冗长、琐细。
5因学有未逮,笔者在试图把握杨氏思想观点时,更觉得很难在总体上加以分析。
职是之故,本文拟集中围绕《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的具体因素——家庭——去讨论杨氏笔下的中国宗教。
在材料运用上,我们将主要依靠对杨氏该书的评论、杨氏在该书中引述过的材料以及杨氏的其他著述去厘清相关问题。
之所以选取“家庭”作切入点去考察杨氏笔下的中国宗教,还有一个原因便在于这是杨氏的研究重点之一。
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出版之前,杨氏就曾出版过有关于中国家庭研究的专著,题为《共产革命时期的中国家庭》(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 The Familyand The Vill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59),着重考察了中国家庭中的妇女与婚姻问题的变迁以及家庭的经济、等级结构等。
6同年出版的《早期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一个中国乡村》(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59)也设专章考察“家族制度”(Kinship System)并讨论了它的变迁,直到198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与刘创楚合著)都在“社会制度”一章中专门讨论了家族制度。
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李向平2013-04-16 10:46:57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兰州)2012年5期内容摘要: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至于宗教“信仰”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更有争议。
中国宗教是信仰的权力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建构。
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指以神人—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
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但其“信仰—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
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
关键词:信仰关系宗教整体象征权力两大信仰格局作者简介:李向平(1958- ),男,湖南邵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统一战线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宗教社会学,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一、问题的提出对于人类宗教的研究,人类学家的贡献非常突出。
特别是在中国的宗教领域,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别开生面,很值得认真讨论。
然而,中国宗教学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似对人类学的中国宗教研究成果关注不多,讨论就更少了。
可以说,研究中国宗教,不能只知道韦伯、杨庆堃……还应当懂得弗里德曼、王斯福、华琛……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提出的“制度宗教”与“扩散宗教”[1]的概念,不仅影响到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同时也影响到中国宗教人类学的研究。
受此影响,弗里德曼特别讨论了中国宗教的整体性,认为有一个中国宗教体系存在,以解决中国宗教中“国家信仰”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相互关联。
弗里德曼指出,中国宗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整体,是天命信仰与阴阳五行说使中国人共享了一套关于宇宙和社会解释体系,同时更是因为国家对宗教权威进行了成功的控制与整合,从而使民间宗教也能自成一个整体性宗教[[2]。
杨庆堃与《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导读:杨庆堃(C.K.Yang,1911-1999)原籍广东南海,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1932年获燕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杨庆堃(C.K.Yang,1911-1999)原籍广东南海,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1932年获燕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1934年获该校硕士学位。
193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纽约商报编辑、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
回国后,1948年起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并在广州近郊鹭江村从事农村社区的调查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在北京担任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工作。
1951年再度赴美国,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1953年后任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教授。
7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办社会学系,获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72年获匹兹堡大学卓越服务教授荣誉称号。
杨庆堃在社会学研究中,侧重于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研究,重视时空压缩理论,致力于社区调查,晚年尤其关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
1979年,杨庆堃多方筹集资金,邀请中美学者在北京先后举办了两期社会学暑期短训班。
1980年,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恢复以后,扬庆堃动员了大批中外社会学教授到该系任教,并筹集资金,资助青年学者出国深造,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中山大学授予他社会学名誉教授称号。
1987年他在匹兹堡大学退休。
主要著作有:《革命中的中国农村家庭》(A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1959)《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村落》(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1959),《中国社会中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1961),《过渡期中的中国农村》(1961),《19世纪中国群众行动某些统计模式》(1976)等。
杨庆堃宗教功能理论简评作者:陈晓聪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04期【摘要】杨庆堃先生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根据宗教社会功能将中国的宗教类型分为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两种。
文章旨在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们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既相互依赖,又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的分工:制度性宗教注重人本的关怀,分散性宗教更着重强调权威;对当权者来说它们是相互制衡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宗教社会功能;制度性宗教;分散性宗教一、功能性角色定位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的两种类型宗教划分是借鉴了瓦哈的宗教社会学的理论。
瓦哈在《宗教社会学》中,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宗教组织:相同性的“自然团体”与“特殊性的宗教的”组织。
于是,杨庆堃先生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形,根据不同的社会功能,遴选出两大宗教模式: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
所谓制度性宗教是一种宗教生活体系,包括几个方面内容:(1)独立的关于世界和人类事务的神学观或宇宙观的解释;(2)一种包含象征(神、灵魂和他们的形象)和仪式的独立崇拜形式;(3)一种由人组成的独立组织,使神学观简明易解,同时注重仪式性崇拜。
借助于独立的概念、仪式和结构,宗教具有了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的属性,故而成为制度性宗教。
制度性宗教在传统中国以三种方式存在:其一是原始宗教的一部分,由一些专门人士来执掌,如风水师、占卜者、男巫和其他类型的术士。
这些人对中国传统宗教非常熟悉。
这一群体保留了传统神学思想和古代宗教的神秘法术,而且其成员大多将其宗教实践视为一种与其世俗社会成员地位相分离的角色。
其二是普世救赎性的高级宗教(或普世宗教),它获得了法律的承认并有公开存在的权力,最重要的代表是佛教和道教。
第三种形式是混合型的宗教团体,长期以来在政治镇压下,以地下或半隐蔽的方式存在。
杨庆堃先生主要阐述了佛教和道教来作为代表。
分散性宗教被理解为:拥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及信仰者,于是能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的世俗制度中,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
宗教对我国政治的影响在中国的历史上,宗教一直对政治领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逐渐演变为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本文将探讨宗教对我国政治的影响,分析其作用和影响方式,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于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中国,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宗教的道德作用宗教的核心是信仰和道德。
在中国,宗教的道德作用对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和道教的“无为而治”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
这些观念和思想强调尊重自然规律、维护社会秩序、宽容和谐等价值观念,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政治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宗教的社会作用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宗教信仰不仅是个人信仰的问题,还涉及到社会关系和文化传承等方面。
因此,宗教的社会作用对于政治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例如,佛教的“慈悲为怀”思想和道教的“无为而治”思想都强调了对于弱者的关注和帮助,这些思想对于维护社会公正和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宗教的经济作用宗教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在中国社会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宗教场所不仅是精神寄托的场所,还是商品交换的场所。
这些场所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还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例如,佛教寺庙中的香烛、道观中的符咒等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商品,这些商品不仅具有文化价值,还具有经济价值。
因此,宗教的经济作用对于政治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建议和对策为了更好地发挥宗教对我国政治的积极作用,以下是一些建议和对策:1.加强宗教教育和管理加强宗教教育和管理是发挥宗教对我国政治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之一。
政府应该加强对宗教场所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教育和引导,防止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和渗透。
同时,政府还应该积极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适应,促进宗教与政治的和谐发展。
———以安康龙舟竞渡为例徐彦峰1,杨文思2(1.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9;2.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063)摘要:杨庆堃先生提出的“弥漫性宗教”理论在宗教社会学领域有着极大的意义,对于中国宗教研究的正常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以杨先生的理论为基础,可以看出中国的“弥漫性宗教”有着习得性特点,同时习得性对于中国宗教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安康龙舟竞渡作为一个文化品牌,亦是一项宗教活动,具有中国“弥漫性宗教”的一般特点,也较明显地展现了中国宗教的习得性特点。
关键词:弥漫性宗教;习得性;安康龙舟竞渡;传承中图分类号:B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092(2019)03-0012-04收稿日期:2018-11-12作者简介:徐彦峰,男,陕西渭南人,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与民族宗教史研究;杨文思,女,陕西宝鸡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传播研究。
习得性是指通过学习而增加反应强度以及对反应方式的强化。
这一概念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但鲜见用其来阐释中国的宗教问题。
中国有无宗教或者中国宗教的特点是什么,这是近代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以来被中外学者广泛探讨的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以杨庆堃先生于美国所写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为节点,其提出的“弥漫性宗教”(diffuse religion)与“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之经典概念基本上结束了关于中国有无宗教问题的讨论,使得中国宗教研究向着细化的方向发展,扭转了中国宗教研究的根本方向。
因为中国宗教过于模糊与庞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巨大变化,更使得中国社会的宗教状况变得扑朔迷离。
但是以杨庆堃先生对中国宗教“弥漫性”特点的经典阐释为基础,可以看出在中国宗教的诸多特征中,有一个特征极为明显,那就是中国宗教普遍存在的习得性。
论杨庆堃先生的中国宗教观
孙庆忠
【期刊名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1(041)004
【摘要】杨庆堃先生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强调的是对其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和解释。
依此他把中国宗教分成独立宗教和混合宗教两种类型,在历史纵伸和经验实证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宗教的存在,认为超自然因素是中国宗教生活的显著标志。
由于中国宗教缺乏独立的组织系统,无法游离于世俗制度之外,因此与国家的政治权威相比,宗教只能在吸纳世俗道德以图生存发展的同时,又为政治统治提供超自然的依据。
这种与儒家道德之间的文化格局,决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持续效力。
杨先生四十年前对宗教基于实证的阐释,至今依然是我们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
【总页数】6页(P69-74)
【作者】孙庆忠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广州 51027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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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作者简介]谢艾迪,江苏泗阳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研究方向:社会学; 吴绍敏,河北保定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研究方向:社会学。
中国宗教的本土化阐释 ———述评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的宗教学思想○谢艾迪 吴绍敏(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摘 要] 杨庆堃先生反对以西方的宗教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认为宗教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当中。
并且创造性地提出“弥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这对概念,强调宗教对家庭组织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但杨氏对于这两对概念的划分过于宏观,不适用于微观分析。
杨氏肯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但其一些观点在宗教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也面临着新挑战。
[关键词] 杨庆堃; 宗教; 弥散性; 制度性; 新挑战[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4)07-0060-03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一直存在着由于中西文化不同所造成的隔阂与困难。
近代以来,在跨文化的诠释中,中国学者的一直努力使用西方的概念、观点来解释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现象,从对“religion”一词的移植和不算恰当的翻译,到因为中国社会没有结构显著的、正式的、组织化的宗教便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宗教信仰的推断,中国学者日渐表露出“以西观中”的“反向格义”倾向[1],是“明显地用不熟知的观念来诠释我们应该熟悉的思想”[2]。
故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发展一套适用于中国本土宗教与社会的理论乃是当务之急。
杨庆堃先生在中国宗教的本土化诠释中的研究对此便很有借鉴意义。
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下文均简称《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便是集其研究大成的一部著作,国际汉学大师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不吝溢美之词地称之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
他在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生存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3]19由此也可以看出,杨庆堃先生在这本书中进行的阐释远不止中国宗教,同时也将自己对中国家庭、农村社区和儒家传统等方面的研究与见解完美地融合了进去,所以他“实际上研究和描述的是中国社会和宗教的整合”[4]1。
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多神信仰的国家,早在上古时期,就有很多部落信奉各自不同的神祇。
到了汉代,儒、道、释三教共存,形成了中国的宗教文化。
而政治制度的发展也始终伴随着宗教文化的演变,两者间的关系相互影响,互为因果,那么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与政治制度到底有怎样的关系?一、政治制度的塑造对宗教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中,儒家思想的体现最为明显。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子尊王,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中央政府强制推行儒家思想,禁止一切异端邪说。
这样的政治环境对于宗教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政治环境下,各种宗教文化不得不逐渐被约束。
在秦朝时期,道教就曾一度被禁止,儒家被打上了保守、顽固的标签。
在汉朝以后,佛教的流传也受到了限制,它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明清两代时期甚至出现过“禁佛运动”,大量佛教寺庙被毁掉,佛教僧人也受到了严格的打压。
二、宗教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宗教文化对于政治制度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天理和人道统一起来,这个思想正是渗透进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入骨髓。
封建王朝下,皇帝有天命,被视为天上的代表,玄之又玄的“天理”概念便被用来为天子掌控权力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
而后来随着佛教的流传,佛教思想对于政治制度的影响也体现出来。
佛教认为一切有情众生都应该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思想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的平等化运动。
三、政治制度与宗教文化的转变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都经历过多次变革,每一次的变化,都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
就政治制度而言,中国从封建王朝到了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程。
而宗教文化的变革同样也经历了历史的变革。
自汉代迎来了佛教的传入,到现代社会,多元宗教文化的发展,都推动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变革。
在现代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大量涌现,中国人的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
这种趋势,也导致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力逐渐降低。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
萧志恬
【期刊名称】《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年(卷),期】1989(000)002
【摘要】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领域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
本文从分析建国以来我国宗教状况的根本变化入手,探讨了理论界在这方面有争议的几个问题。
文章阐释了宗教与政治的区别和联系,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信仰已经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
文章强调,共产党的任务不是“消灭宗教”或“利用宗教”,而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使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文章环绕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联系多来年政教关系的实际状况和存在问题,提出人民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应是政治上领导、宗教上自理,克服包办代替干预过多、,只依法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犯罪活动。
【总页数】6页(P127-132)
【作者】萧志恬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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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代台湾宗教信仰与政治关系》出版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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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书结缘,还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学同学刘欢是读宗教学的,此书为必读经典书目,导师要求他们每人一本。
由于,她本校图书馆没有收藏此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的是2016年才出现的),故来师大找我复印,室友斌哥告知,此书确为研究宗教学或是社会学的经典,不妨多复印两本(我二人也人手一本)。
拿着复印本大致看了一些,当时就被其书中第二章“家庭整合中的宗教”中细致入微的描写所折服,之所以有此感触,主要在于书中的描写和分析与我的经验高度重合(在老家,参加的葬礼也有很多次了),让我有一种“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感觉。
后来,偶然机会买的07年上海人民出版的原版,在后来,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便又再买了一本【书影在最后】。
二书均被藏之书柜。
如今,打扫书柜,见之二书,便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一口气,将之读完。
心中无限满足之感不觉外溢,遂为之记。
诚如金耀基先生在序言中所言:《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可以成为现代经典的华丽的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更被著名的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是不少社会学学者研究宗教的重要参考书。
在书中,杨庆堃先生直言:“本书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存在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形式来实现的?”针对上述问题,杨先生通过解读大量的地方志、田野和文献资料(当然时间有点远,该书英文版的成书时间是1961年),深刻探讨了中国宗教的有无、中国宗教的特征及类型等问题,澄清了中国宗教的现状、形态、结构地位、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宗教有无的问题,或是说,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他认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先修正宗教的定义。
分散性宗教在清代至民国初期新疆社会的作用作者:吴慧元来源:《大经贸》 2020年第5期吴慧元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成都 610065传统中国社会存在多样的民间信仰,并衍生出多种宗教活动,这类民间信仰和宗教活动的性质是否是宗教及其衍生品,以及它们在传统中国社会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争论。
杨庆堃以功能论和结构论为理论基础,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宗教现象,创造性地提出了“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概念,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一、分散性宗教的概念界定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历史因素之研究》一书中,指出分散性宗教是“拥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及信仰者,于是能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世俗制度中,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
杨庆堃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阐述了分散性宗教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
在微观层面,即家庭层面,分散性宗教起到家庭整合的作用。
分散性宗教以祖先崇拜的形式,缓解了失去家庭成员的痛苦,并通过葬礼或丧礼中的各种宗教仪式,将失去亲人的悲痛,化作家庭或家族内部的凝聚力。
但在现代社会的都市生活中,分散性宗教对于家庭整合的作用已逐渐丧失。
在中观层面,即超越亲属关系的具有社会和经济功能的结社,分散性宗教也发挥着整合作用。
在传统中国社会,定居农民周而复始的日常农作,使得分散性宗教在农业生产生活中起着更大的作用。
农业神崇拜有效地整合了农民群体,尤其是在天灾人祸时期,更增强了农民的凝聚力。
在其他的经济类社团中,分散性宗教在其中起到避免商业冲突,增强行会的凝聚力的作用。
在宏观层面,即国家层面,分散性宗教为国家统治提供政治理论信仰:神道设教。
分散性宗教与国家紧密地制度结合在一起。
皇帝是天子,每岁的祭天仪式,是皇帝和天沟通的仪式,为疆域内祈求风调雨顺。
百姓不能和天直接沟通,却可以祭拜天以下的诸神,这样就强化了封建王朝的等级思想,稳固了王权的统治。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信仰与政府控制在中国这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宗教信仰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由于政府的控制和干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呈现出了独特的面貌。
本文将就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信仰与政府控制展开论述,揭示其中的互动关系和影响。
首先,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中宗教信仰的特点,我们需要先了解中国社会宗教信仰的多样性。
中国的主要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
这些宗教在中国各地区都有相应的信徒和寺庙、清真寺、教堂等宗教场所。
在这些宗教中,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尤其深远,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控制一直存在。
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宗教组织和活动的管理,二是对宗教思想的引导和影响。
首先,政府通过设立相关机构和颁布法律来管理宗教组织和活动。
例如,中国宗教事务管理局负责统一管理宗教事务,维护宗教活动的正常秩序。
此外,政府还要求宗教组织必须注册,遵守相关规章制度才能合法开展活动。
其次,政府通过宣传教育、文化建设等手段来引导和影响宗教思想。
政府希望宗教信仰能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以推动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然而,尽管政府对宗教进行管理和控制,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完全消失或受到抑制。
事实上,宗教信仰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广泛存在,对民众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宗教信仰给民众带来了精神寄托和信仰指引。
对于很多信徒来说,宗教信仰是他们追求心灵慰藉和道德规范的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宗教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灵空虚,帮助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安宁和平衡。
无论政府如何控制和引导宗教,宗教信仰与政府控制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冲突。
一些宗教团体和信徒认为政府对宗教的限制过于严格,侵犯了信仰自由。
例如,在一些民众对政府政策不满的情况下,宗教团体和信徒可能会借助宗教活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这时,政府往往会采取一定的打压和限制措施,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作者: 金耀基[1,2];范丽珠[3]
作者机构: [1]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2]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3]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
出版物刊名: 社会
页码: 1-13页
主题词: 杨庆堃;中国宗教;宗教社会学
摘要:本文通过杨庆堃教授对中国宗教极其卓越和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来审视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武。
杨氏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堪称现代经典的华丽巨著。
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是社会学学者研究中国宗教的重要参考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
相对于西方宗教的制度性,杨氏提出发散性宗教的概念,指出散开宗教的信仰和仪式有机会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时它是作为社会组织模式整体的一部分.在散开的形式中,宗教发挥着多样的功能,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
杨氏是第一个从宽阔的社会学角度来证明中国宗教存在形式、合理性以及历史传统的华裔学者,对于其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
类学分析
李向平
【期刊名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00)005
【摘要】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于宗教“信仰”
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更有争议.中国宗教是信仰的权力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
的权力关系的建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指以神人一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
体性,但其“信仰一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
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
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
【总页数】17页(P1-17)
【作者】李向平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上海20024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5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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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间信仰的“社会性”内涵与神圣关系建构——基于粤东“夏底古村”的信仰关系研究 [J], 彭尚青;黄敏;李薇;赵敏
4.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以中国社会的“信仰关系”为中心 [J], 李向平
5.“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笔谈——民间信仰与大型宗教的递变关系及能量交换 [J], 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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