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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来源：中华佛光文化网 | 发布日期：2011-05-15侯坤宏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
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学问的革命思想家，曾主编过《民报》，写过多篇以佛教为内涵的文章，在革命理论宣传上，章太炎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佛教思想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忽视。
在僧人参与辛亥革命方面，主要有黄宗仰、苏曼殊、智亮与意周师徒、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栖云、铁禅等人。
另外，汉阳归元禅寺在辛亥革命时曾为后勤中心，而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时，当地僧众中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被称为“革命和尚”，他除了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佛教改革事业上。
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在太虚，并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
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革命运动，对近代佛教发展曾产生过极深远的影响。
佛教提供革命理论佛教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宗教，为什么佛教中人会参与革命活动？佛法倡导赞叹和乐共存的道德，对斗争确乎不敢提倡，从没有把战争描写为光明与美丽，但它是世间相的一角，释尊并不一概抹煞它。
佛教理想中的轮王政治，在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
轮王必有一“主兵臣”，这等于说：离了为正义与自由的武装，就无从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战斗并不一定是可诅咒的。
推行仁政的领袖，要具备种种的条件，首先是“军众净洁”。
军众，不但是第一，并且还需要纯一不杂，具有崇高理想的净洁的军众。
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武装，才能确保无诤的和乐共存。
可见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总之：就佛教教义而言，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就过去的历史经验而言，也有武装的事例。
掌握了此点，当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与佛教关系的了解。
若从宗教角度看，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较，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所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被燃起而最后才熄灭的是反宗教情绪。
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情况佛教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传播于世界各国，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有力地推动着世界宗教的发展。
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中国以来，不断吸收西域和印度新兴学说和学派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充分结合和发展，形成了汉语、藏语和巴利语三大系统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的日常生活。
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传布范围最广，影响深远，包罗万象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
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历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它既是佛教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
佛教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流行并最终中国化，对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对佛教的义理和组织形式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因此，对于这一历史过程，有学者称之为“佛教征服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佛教征服中国”还有一个佛教的中国化的问题。
接下来主要阐述佛教东传中国及其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历史。
（一）汉晋：佛教的输入及其广泛传播1、佛教初传中国内地的时间与汉代佛教佛教是何时传入中国内地的？这一度成为佛教学术界研究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
目前，有关佛教初传中国内地的纪年，主要有两种论点：第一，“伊存授经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即西元前2年），第二，“永平求法说”（汉明帝永平十年，即西元67年），二说相距69年，大约有三代人的时间。
1998年，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宗教学会共同确认1998年为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纪念年。
近年来的一些考古研究表明，中国佛教还应有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另一系，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被视为道术之一种（方术），它与汉代流传的黄老道家学说搅合在一起的。
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贵族——楚王刘英，就是“学为浮屠”，且“更喜黄老”。
另外，汉代佛教僧人，皆为西土人士，他们食酒肉，蓄妻子，无统一制度。
民国时期的佛教与政治陈仪深2011-07-19 15:47:32一、前言一般认为近代世界的“世俗化”，已经使宗教大致皆撤离政治领域。
但在人类实际的生活中，政治与宗教发生关连的例子仍随处可见，例如教会在东欧民族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回教在中东国家的政治举足轻重，解放神学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等等，皆是显例。
不过，一般探究政教关系的著作大多集中在基督教、回教方面，亚洲佛教似乎较少受到注意，[1]中国佛教尤然。
例如 Ian Harris 教授于1999年编辑出版的《二十世纪亚洲的佛教与政治》一书，分别探讨了缅甸、泰国、越南、日本……等十个亚洲国家，却缺了最大的国家——中国，该书在序言中说明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流行的政治文化阻碍了佛教的兴盛，之二是“不易觅得适当的学者来‘权威地处理’共产主义下的佛教”。
[2]后一个原因指的是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佛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问题，前一个原因指涉的虽是六O年代以来的环境限制，其实应是整个二十世纪（乃至更早），中国社会有着胡适所说的“非宗教传统”，[3] 初不待无神论的共产党统治之下为然，即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有著名的1928、1931年的庙产兴学风潮，显示这不只是不良政治、而且是在不利的文化氛围下，佛教受到相当地干扰或破坏。
佛教与传统中国君主专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既冲突又一致'的基本格局，一致的部分是指佛教作为一股庞大的社会势力，不少帝王为巩固统治秩序而提倡（拉拢）佛教，冲突的部分是指儒佛思想的内在差异、华夷之辨乃至财经因素，在若干朝代都成了迫害佛教的理由。
[4] 进入民国之后虽然没有了帝王，上述既冲突又一致的现象仍以不同形式出现。
不过若站在佛教的立场，要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则已面对不同的环境，对于新时代的民主法治之理念、制度与生活，尤其对教（僧）会团体组织问题，必须有所理解和因应。
号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政治制度没有相对稳定的型态”、偶而也会“套用西方政治制度的一种或全部”、“仍是强烈的封建主义”，[5] 而且经历袁氏复辟、南北分裂等纷扰，比较属于旧时代的延续，1928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则比较接近统一的国家，虽然长期训政、不开放政权，但“它还是有政府的紊乱，它还是一个有安定希望的社会。
读《在公共权威边缘—明代国家与佛教》《在公共权威边缘——明代国家与佛教》一文本是著名历史学家卜正民发表于胡志德、王国斌、余宝琳主编的《中国历史的文化与国家：习俗、冲突与适应》中一篇文章，稍作修改后编入其本人所著的《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陈时龙译，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一书。
该书从“空间”、“田野”、“书籍”、“寺院”，也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四个角度分析了皇帝、官僚政府和地方士绅之间的权力关系，进一步探讨了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以及二者的内在联系。
笔者将就其中关于探讨佛教的一篇文章试加探讨。
《在公共权威边缘》一文主要讲述了佛教与国家的关系在洪武年间、15世纪以及晚明时期的三次变化，进而借三次变化探讨了“明代历史之中社会组织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
更为特殊的是，寺院佛教对于国家原则变化所作出的反应，还能帮助我们探讨明初和明末公共权威在法令上的变更”①。
作者首先阐述了文章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公共权威，主张用“公共权威”的概念来构建讨论的框架，而不是相对狭义的“国家控制”，因为作者认为“国家控制”这一概念习惯于假定国家具有绝对的霸权。
而“公共权威”的概念一方面能够体现变化的观点，另一方面“还表达着具体领域对国家权威的接受”。
朱元璋在位31年，在其统治期间对佛教的政策前后有着明显的不同，卜正民认为在1380年后朱元璋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明初十年间，“洪武皇帝像六朝皇帝那样保护佛教，使佛教得以依附于以国家为中心的公共权威结构，几乎成了一种官方宗教”。
但在1380年后，朝廷却出台了一系列苛刻的政策与法令限制佛教，如建立管理佛教僧人和寺院的官僚机构、将佛教宗派划分为“禅、讲、教”三派、1391年颁布合并佛寺的百日谕令和1394年颁布的对僧人进行监管的《趋避条例》等。
僧官的创立使得在没有学校、书院的地方，僧官制度成为国家统治的补充，僧官“代表国家来管理佛教，而不是代表佛教管理佛教，并且在国家权威相对较弱的地方还具体表现为公共权威”。
佐王治化：佛教与羯族后赵政权关系探讨——以佛图澄的政治人生为视角作者：李越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2019年第15期李越（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89）摘要：五胡十六国时期，战乱频繁，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
羯族人石勒所建的后赵政权国祚虽仅仅三十一年，所实行的佛教政策却独树一帜，对后世多有影响。
后赵统治者奉高僧佛图澄为“国之大宝”，以佛教思想作为治国的最高思想，使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最高政权的极力认可，并参与到后赵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
佛图澄也推动了石勒采取一系列促进民族融合的政治制度，佛教无疑对后赵政权有着佐王治化之功。
但纵观整个后赵兴衰史，佛教与后赵政权似乎又若即若离，佛教仅仅停留在政策性而非制度性层面。
关键词：佐王治化；佛教；后赵政权；佛图澄中图分类号：K238；B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77（2019）15-0000-000 引言西晋末年，晋王朝的内外部矛盾激化。
鲜卑、羯、羌、氐和匈奴五胡乱华，大量百姓被迫沦为流民，各地不断爆发反晋起义。
治世看制度，乱世看人性。
一直被奉为封建王朝官方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已经无法解释时代的混乱和制度秩序的全方位瓦解，儒家所建构的价值学说和伦理道德体系至此彻底崩溃。
相反，东汉末年传入中原的佛教以苦参禅，宣扬对苦的承受即是修行，苦行僧在修行的过程中思悟生命的本质，与乱世的时代背景颇为相适。
残酷的现实迫使士大夫阶层与平民百姓转而追求佛教所宣扬的“因果轮回”、“受苦以求来世福报”，佛教也为乱世民众提供了寄托精神的归宿。
佛教在这种形势下得以广泛传播。
佛教高僧鸠摩罗什、佛图澄与其弟子释道安对佛教经典著作义理的翻译与阐述，推动了佛教本土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促使佛教影响力在中原地区不断扩大。
1佛图澄的政治契机与宗教抱负1.1 佛图澄的登场佛图澄是西域龟兹人，在乌苌出家，在克什米尔学佛。
据《高僧传》记载，“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
中国古代宗教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中国古代是一个充满宗教信仰的时代，而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自然也会与政治权力产生交织和互相影响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道教、儒教还是佛教，它们都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权力发生交集，这些交集既是政治权力对宗教的控制，也是宗教对政治权力的干预。
首先，宗教在中国古代起到了一种维稳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政权往往通过支持宗教来巩固统治，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可以让人们找到心灵的寄托，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政权通过对宗教信仰的支持，使人们能够安定下来，减少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的发生。
此外，宗教活动还可以带动节庆活动，增加人们的文化娱乐，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
因此，政治权力往往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扶持宗教的发展。
其次，宗教又成为政治权力施行统治的工具。
政府通常会利用宗教机构来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以此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
例如，儒教在中国古代一直被政权所倚重，政府会利用儒教思想来灌输民众对政权的忠诚感和服从感。
儒教的理念强调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政权可以利用这些价值观来管控社会，维护统治秩序。
同样地，佛教和道教也被当作政府工具，政权会通过对宗教进行监管和控制，以达到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
然而，宗教并不一定完全顺从于政治权力。
在中国古代，宗教也会对政权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和批判。
佛教在中国大繁荣的时期，一些佛教寺庙甚至拥有自己的农田和财产，它们可以独立于政权之外运作，甚至组织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此外，佛教的无我思想和慈悲观念往往与政治权力的权谋和欲望相对立，佛教徒们可能会对政权的不公和贪污进行批评。
类似地，道教也有一些宗教学者通过修炼实践来追求个人的超越，不愿被政治权力统制。
因此，宗教并非一味顺从，而是有时候以自己的方式来挑战政治权力。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复杂多样。
宗教既是政府进行统治的手段，也是宗教自身进行维护的手段。
政权通过对宗教的控制来维护自身的稳定和统一，而宗教也通过各种手段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发展空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与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这个时期的佛教传播和影响也是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佛教逐渐从外族文化变成了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后来的历史方式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状况、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献的特点。
一、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状况1.1佛教的传入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历史上最早发展的时期之一，也是佛教在中国逐步转变成为本土文化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政权更迭、民族交融的时期，佛教传入不仅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1.2佛教的传播途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通过外来官僚、商人、僧人等逐渐传播开来。
其中，外来僧侣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将佛教思想传入了中国，还在传播期间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使佛教思想的传播更加深入。
此外，一些地方政治权力的崛起和发展也为佛教在当地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如四川的蜀汉、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梁、陈等。
1.3佛教的传播趋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成为了一个趋势，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士都在接受和传播佛教思想。
特别是在统治阶级中，佛教的影响日益扩大。
一些皇帝、王侯、官僚开始信仰佛教，并在各自行政区域内修建寺庙、塔城等，推广佛教教育。
这无疑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2.1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佛教逐渐从外来文化转变为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的文化影响在言、志、行等方面均能体现出来。
佛教强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倡导人们追求“放下世俗的羁绊，超越缘起的束缚”，这种精神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如《庄子》、《论语》、《史记》等文化经典中均有佛教思想的体现。
明朝诸帝的佛教认知与政治文化环境周齊作者周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明朝诸帝中，宠佛排佛的都有，佛教的境遇因之而有冷暖变换。
但整体看，经过太祖和成祖两代的强势统治，明代统治阶层已形成比较成熟的佛教认知和政策原则，各代基本受明初确立的认识理念和政策模式的深刻影响。
但因帝王换代以及宗教趣味不同，各代也各有特点。
同时，明朝帝王的佛教认知以及对于佛教的不同态度更与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
本文以明代政治文化环境为考察背景，透过明代几代帝王对于佛教的认识以及宗教意趣的变换，尝试从一个新角度对明代帝王与佛教及其政治文化环境的关系略作解释。
一、明太祖的佛教认知与政治文化环境佛教在中国社会，固然要受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因素的综合作用，但在君主专制体制王权至上的社会形态中，帝王的好恶对于佛教的发展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力。
僧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1史家亦谓：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
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
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
2这种状况在明太祖专制集权极其严重的洪武时期自然是更不例外。
（一）明太祖的佛教认知明太祖朱元璋是个“起自寒微”的皇帝，而且在其从社会最底层攀缘到最高统治者的经历中，与佛教因缘密切。
他曾经出家为僧并与秘密宗教有染，但这是为后人乐道却为朱元璋深忌的经历。
当时若用了与“秃”“僧”等谐音的字，都可能遭杀身之祸。
在争夺江山的征战中，朱元璋也很注意利用僧道中人，乞求神佛的护佑，更标榜奉天承运。
继承大统后，朱元璋看待佛教的角度有所变化，着重在统摄全局的角度摆置儒释道三教的关系和利用宗教的社会功能，并始终重视世俗政权对佛教的控制和管理。
如洪武初就征召江南名僧入京，建“善世院”，统理天1慧皎《高僧传》卷五，“释道安”。
下释教。
十四年便正式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严整的僧官体系。
并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佛教政策。
而平时于日理万机之中，还时常与其赏识的僧人坐而论道，阅藏著述，发表议论，对佛教施加影响。
从悟达国师经历看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德光【内容提要】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僧侣与皇室的往来就一直存在。
纵观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佛教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佛教的慈悲、包容精神和因果理念，让中国的历代帝王都无法回避与舍弃佛教。
政治的强权、专制，也让佛教不得不依附于它。
历朝僧团的沙门都与君王有着密切的交往。
两千多年来，对国家政治有影响的僧人不计其数，有的甚至对国家前途和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悟达知玄国师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僧人，他一生经历了五代皇帝，既有对其尊重有加，护持佛法的，也有打击佛教，毁灭佛教的。
本文旨在通过对悟达国师一生与皇室交往的传奇经历为引子，试着窥探和分析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悟达知玄国师僧侣【作者】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2015级研究生。
一引言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僧人与皇室的往来就没有断绝过，历朝以来僧团的沙门和君王常有密切的合作来往，其中有辅弼朝政被尊为国师者，比如清凉澄观受到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皇帝的敬崇，被尊为七帝国师；或有转而出仕朝中贵为宰相者，如南朝的慧琳和尚；或有一度出家为僧再为人君者，如朱元璋；更有舍弃九五之尊剃度出家者，如梁武帝。
对于国家政治有深远影响的出家人则更是不计其数，他们用佛家的智慧引导朝政，影响帝王。
可以说，两千年来，对国家政治有深远影响的僧人历代都有，有的甚至对国家的前途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悟达国师知玄就是这样一位大德，他在弘法过程中与皇室保持了比较密切的关系。
在长安期间，他向唐文宗宣讲佛法，与唐武宗辩论。
“会昌法难”后，受唐宣宗钦重，为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懿宗曾赠给他沉香宝座。
黄巢起义后，唐僖宗在四川避难期间赐予他“悟达国师”称号。
这种种都体现了知玄在当时的影响力和在佛教史上的地位。
知玄亲身经历了佛教由盛而衰，再复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胆识和勇气与皇室小心翼翼地交往，借助皇室对其本人的认可为佛教争取了发展空间。
古代中国的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在古代中国，宗教信仰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儒家的崇尚礼仪、佛教的修道追求，还是道教的追求长生不死，这些宗教信仰都对中国的政治权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古代中国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变的。
首先，古代中国的政治权力有时会试图利用宗教信仰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些统治者利用宗教信仰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例如，秦始皇将自己视为天子，宣扬黄帝教作为国家的宗教信仰，以此来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
这种政治利用宗教的行为往往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使人民将信仰与统治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宗教信仰也能对政治权力产生一定的制约。
在中国古代，佛教就曾经对政治权力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佛教强调人生苦难的本质，鼓励人们追求灵性上的解脱。
佛教的出现将中国古代人们对权力追求的热情渐渐转向对内心修行的追求。
佛教的教义强调个人修行，追求超脱尘世的境界，不受政治权力的干扰。
这种追求内心真理的宗教信仰，使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产生了制约。
另外，宗教与政治权力之间还存在相互融合的情况。
道教就是宗教与政治相融合的典型例子之一。
道教的教义追求长生不死，领悟玄妙之道。
然而，在古代中国，许多权臣都将道教视为自己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
他们通过称帝来造就玄门道教的神秘性，以此来加强自己的统治权威。
道教给予政治权力一种神圣性，成为权力的象征和支持。
总体而言，古代中国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是复杂而多变的。
宗教信仰能够被政治权力利用来加强统治，同时也能对政治权力产生一定的制约。
而宗教信仰和政治权力相互融合的情况也存在。
这种关系是动态的，受到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影响。
最后，我们不能简单将古代中国的宗教信仰和现代政治权力联系起来。
古代中国对宗教信仰和政治权力的看法与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差异。
在现代社会中，宗教信仰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渐与政治权力分离开来，起到了一种制约作用。
唐代佛教兴衰研究以佛教发展与政治社会关系为视角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在唐代，佛教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取得了空前的繁荣。
然而，随着唐朝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变革，佛教逐渐衰落。
本文将以佛教发展与政治社会关系为视角，探讨唐代佛教的兴衰原因，并举出5个实例进行论证。
一、唐代佛教的兴起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
唐太宗时期，由于佛教的出现与发展，使得社会风气、人民情绪得以舒缓。
唐太宗改变了佛教只是小部分地区的主要信仰的情况，增强了它的地位和重要性。
在唐朝的统治下，佛教基本上成为了国教。
唐玄宗时期，更是与佛教关系密不可分，废除了平阳宫醴泉宴，把钱粮祭拜的品级比酒色气的品级上升得更高，唐玄宗到了晚年，更是任用了很多的佛教徒为他效劳。
二、唐代佛教的繁荣唐代佛教在官方的支持下，取得了巨大的繁荣。
一方面，佛教在政治上得到了国家的重视，成为了文化传播和社会建设方面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佛教也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1. 普及、发展唐代佛教在政治和社会的支持下，得以广泛普及和发展。
唐代佛教发展以真言宗居领导地位，隋唐以来佛教的宗派开始分化，许多新的宗派诞生。
2. 财富、权力唐代佛教之所以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佛教给国家带来了财富和权力。
唐代佛教修建了大量的寺庙和佛塔，这些寺庙大多数都由寺庙自己负责修建和维护。
在修建过程中，佛教通过集资、捐款和土地等方面进行筹备，筹集资金，获得了相当的财富和资源。
3. 集团、势力唐代佛教也形成了自己的权力集团和势力。
佛教力量庞大，国家政治也都有学习佛教的好处。
唐代的很多高官与佛教密切关系甚至是信教者，例如韦执中、李白等人。
三、唐代佛教的衰落随着唐朝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变革，佛教逐渐衰落。
唐朝衰落时期佛教的衰落，经历了三个阶段：中期开始衰落、晚期进一步衰落、到乱世末民又进一步衰落。
1.中期开始衰落唐朝后期，政治环境逐渐加强，对佛教的影响逐渐加大，使佛教逐渐衰落。
内容提要：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思想和他对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的思考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他同情和参与政治社会革命，并在此刺激下进行佛教革命。
但他对世俗革命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革命思想是中国近代历史与佛法智慧相结合的产物。
关键词：佛法、佛教革命、革命一前言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在不断的革命中度过的。
从推翻满清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相续不断。
与革命的历史实践活动相关，鼓吹革命的理论、思想也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话语。
对于此一问题的反思和探讨，近些年来已有人在进行，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论”和刘小枫先生基于基督教神学所进行的思考（1）都是很有影响的。
我在此文中所要叙述的是一位近代著名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的革命经历和革命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革命的深度、广度及其局限性。
二、佛教革命在民国年间，太虚可以说是一位风云人物，人称“政治和尚”。
“政治和尚”的称号当然含有浓重的贬意，意指太虚与政府要人来往密切，有巴结权贵之嫌。
对此我们可以有两点评论：第一，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政治和尚”的说法也有些道理，在近代佛教领袖中，太虚的政治关怀确实最为强烈，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也最深，而太虚之卷入政治，既因为一般的时代因素的影响，也因为个人的一些特殊机缘。
第二，太虚的参与政治，是有限度的，是谨守佛教的立场的，他始终是为了佛教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他的政治理想也始终是建设一个佛化的新世界，世俗的财富与权位在太虚的心目中是没有地位的。
太虚表现了20世纪佛教徒对政治现实的态度，以及对佛教与社会政治现实的关系的理解。
其实，就其一生而言，太虚是一个佛教的改革家，他的大部分生命活动都是在从事中国佛教的革新与改良。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使用的却是激进的革命语汇。
这本来不难理解，在一个革命的年代里，一切社会和文化的变革都必然会打上革命的烙印，佛教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也是如此。
浅谈中国宗教与国家的关系（3141字）引言：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
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该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
从抽象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
国家政权是国家的具体化身，也是通常意义上对国家的理解。
它是一种拥有治理一个社会的权力的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看来，就是皇权与神权的关系。
我国自夏朝至清朝，一直被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统治者推崇君权至上为核心，使政治、伦理与宗教三者构成了一体化的国家体制。
从这个观点出发，系统地、历史地分析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外来宗教与皇权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
中国传统宗教中的天帝崇拜、三统的说教和谶语符命等等无不是为了证明君权神授和国运昌盛或转移的神话；道教在魏晋以后开始与统治阶级相妥协，臣服于皇权，道教自身的内容也相应地有了变化；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依附于统治阶级，所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南北朝开始，统治者一方面大力扶持、奖掖和利用佛教，另一方面对佛教进行严密的防范和管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唐宋时期统治者一般采取怀柔、保护和扶持为主，限制为辅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到清朝时有了彻底的改变，这些改变也是为了巩固皇权的需要；对唐以后传入的景教、摩尼教、犹太教、天主教等一直采取宽容、保护、限制和同化的政策，但这都是为了加强皇权的需要，因之，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像西方那样的“权杖与皇冠”相斗争的事件。
引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以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民族宗教观念的主要传统，因而佛道的信仰从来未占据过统治地位。
夏商周三代，华夏民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中国的宗教观念从一开始就把上天的风调雨顺和下民的勤苦耕耘置于同等的重要地位，把天或神的意志和人的意见放在同一地位上。
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代印度。
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
释迦牟尼是北印度人，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尼泊尔境内。
佛教的思想，吸收了婆罗门教生生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它反对人依照出生种姓等级而认定命运，而是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达到成佛，意为达到觉悟的人。
所以佛教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比较适应于东方的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
佛教认为世间充满了痛苦，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
它宣扬自我牺牲的精神。
提倡众生平等，认为任何人只要依照佛教教义修行就能获得解脱。
佛教发源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更早一些。
有说法说，佛教正是传入实在后汉的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
而最初的佛寺的名称是白马寺。
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
自汉代至今，佛教的传入已近2000年。
它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
佛教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哲学思想，民间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结合任一起。
中国佛教虽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
历史上，宗教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一向息息相关，佛教也不例外。
佛教传入是在汉代，此期佛教刚传人中国，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人们把佛教看成是黄老之学的同类，禅学被看作是学道成仙的方术之一，佛教是在与道教方士思想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
在这一段时期内，佛教主要是被统治者用来追求长生不老，成佛成仙，并期望以达到自己的统治的永恒，而其在社会上还未产生强大的影响。
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代印度。
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
释迦牟尼是北印度人，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尼泊尔境内。
佛教的思想，吸收了婆罗门教生生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它反对人依照出生种姓等级而认定命运，而是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达到成佛，意为达到觉悟的人。
所以佛教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比较适应于东方的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
佛教认为世间充满了痛苦，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
它宣扬自我牺牲的精神。
提倡众生平等，认为任何人只要依照佛教教义修行就能获得解脱。
佛教发源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更早一些。
有说法说，佛教正是传入实在后汉的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
而最初的佛寺的名称是白马寺。
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
自汉代至今，佛教的传入已近2000年。
它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
佛教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哲学思想，民间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结合任一起。
中国佛教虽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
历史上，宗教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一向息息相关，佛教也不例外。
佛教传入是在汉代，此期佛教刚传人中国，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人们把佛教看成是黄老之学的同类，禅学被看作是学道成仙的方术之一，佛教是在与道教方士思想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
在这一段时期内，佛教主要是被统治者用来追求长生不老，成佛成仙，并期望以达到自己的统治的永恒，而其在社会上还未产生强大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被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纷纷问世，般若学出现了不同学派，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
著名大师有道安、慧远、鸠摩罗什和僧肇等。
此期，佛学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
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玄时期。
此时期各族统治者大都以佛教为其加强统治的工具（例）。
虽然如此，但这个时期也发生了运用政权毁灭佛教的事件。
中古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四次大规模灭佛的前二次就发生在此时期的北朝。
引起北朝二武灭佛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势力膨胀，影响政府的兵源、财税收入、土地和劳力。
灭佛导致了佛教在短时期内出现极大萎缩。
唐代也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
唐高祖武德二年，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管理一般僧尼。
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
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
贞观十九年，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
佛教的兴盛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
其后，玄宗时，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于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
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
佛教的广为传播，使百姓的生活有了精神的依靠，因而造就了唐代的盛世之景。
同时，在文化上，佛教也丰富了唐代的人们的精神生活。
文化的多元性，也造就了唐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不过不久之后，安史之乱起，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
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
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
但是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等多方牟利。
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这个意图在武宗时实现了。
从会昌二年到五年，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
综计当时解放奴役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
因而，我们看到，大多数时候，佛教是为统治者所用的。
统治者对其大加吹捧，给与佛教极高的地位。
但是，当佛教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冲突时，便会出现大量的灭佛现象。
究其原因，这与佛教的教义、主张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佛教从其于印度产生初始就具有利于王的政治态度。
虽然佛教追求出世、解脱，视富贵权势如粪土，但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支持，它就难以生存、传播和发展，这样就有了一个佛教肯定、颂扬政权、王权和统治者以寻求外护的问题，所以，佛经中就明确提出了佛法、王法“二法不可违”。
当佛教传入中国时，它的避世、厌世和出世的态度，护法（王法）护国的思想一并传入我国。
其二，东晋南北朝时中国的佛教思潮主要是“空”，所谓空是指一切事物都是无自性、无实体的意思。
般若学通过阐发一切事物都不是真的，劝导人们不要去分别事物，不要执著于此。
这在客观上掩盖了门阀士族对统治权力和封建剥削的执著，掩盖了他们贪婪的行径。
而对于下层民众则是要求他们超脱现实，不计较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自然更不能从事起义斗争，这显然是对封建统治阶级有利的。
因果报应论是宣扬众生的言论和行动都将按其善恶的性质得到不同的报应。
它在民间的流传甚广，使人们不再抱有反抗之心，所以统治者往往以此来弥补封建统治理论和法律的不足，作为政治统治的补充手段，从而更有效的钳制人民，维护统治。
但是，无论怎样，佛教都不可能避免与统治者相冲突，佛教主张出世，即号召人们投入佛门，摆脱轮回与生老病死之苦，这在本质上与政治是相矛盾的，因而我们发现，每当佛教发展到一个鼎盛的时期时，就会出现对佛教的打压，甚至是灭佛的现象。
同时在战乱的时代，佛教的发展也会受到政治的牵连，变得缓慢，甚至倒退。
政治对佛教的兴衰有着巨大的作用。
有人对佛教在政治上的影响作了如下的总结。
“政治是管理众人，维护社会的团体；佛教是教化众生，净化社会的力量。
政治希望人人能够安和乐利的生活；佛教要求人人能够慈悲喜舍的做人。
政治是怒目金刚，要人人守法；佛教是菩萨低眉，要人人自律。
政治是护法降魔，保卫国家；佛教是护生救苦，拥护国家。
政治重视才干机变，以力服人；佛教重视戒律因果，以德服人。
政治是权法，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佛教是实法，因教、因法、因理而肯定。
政治是曲线的，曲而求远，人人平等；佛教是直线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政治重视实效通行，即日成办；佛教重视远益利济，普度未来。
政治的大同世界，是理想目标；佛教的净土极乐，是如愿往生。
政治以财力、军力治理国家；佛教以德力、法力辅助国家。
政治从外做起，要求人民修身守法；佛教从内做起，要求人民修心守道。
政治要求人人奉行四维八德，以家齐国治；佛教要求人人实践五戒六度，以自度度人。
”虽然有些片面，但是也能反映其和政治的一定关系，
现实政治决定佛教，佛教反作用于现实政治，两者既一致又相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