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隐藏⾝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2019-08-29刚刚结束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侦查程序的主要变动之⼀就是在“侦查章”增加了第⼋节“技术侦查措施”，对两⼤类秘密侦查⼿段进⾏了⽴法规范。
本⽂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对技术侦查之外的第⼆⼤类秘密侦查措施――隐匿⾝份的侦查及控制下交付略作探讨，期冀⽴法的适⽤有所裨益。
⼀、相关概念的厘清在技术侦查规定之外，新刑事诉讼法在“技术侦查措施”⼀节中还规定了与技术侦查并列的另外⼀⼤类秘密侦查措施――“隐匿⾝份”的侦查，以及在犯罪等违禁品流转过程中经常使⽤的秘密监控类措施控制下交付。
这两类措施的⼊法实现了秘密侦查⽴法的全⾯、系统规制。
当然在⽴法过程中，如何界定秘密侦查各种⼦类措施始终是困扰⽴法者的⼀个突出问题。
⽐如在刑事诉讼法草案⼀审稿中曾经将以⼈⼒欺骗为主要表现特征的乔装侦查界定为“秘密侦查”，［１］⽽后社会各界、理论界对这种术语使⽤⽅式提出质疑，反对的声⾳认为秘密侦查是属概念，⽽技术侦查、乔装侦查、诱惑侦查、控制下交付等各种⼿段都是秘密侦查的表现形式。
在⼆次审议稿中，针对上述质疑，⽴法者不再使⽤“秘密侦查”的表述，⽽是改为“隐匿⾝份实施侦查”，这⾥的“隐匿⾝份”的字样代表了各种乔装侦查⼿段，包括特情侦查、诱惑侦查、卧底侦查。
秘密侦查是侦查机关在相对⼈并不知悉的情况下实施或完成的各种侦查活动，相对⼈由于受到侦查⼈员的欺骗，或由于侦查⼈员隐瞒了侦查⾏为的进⾏，相对⼈对侦查活动的进⾏并不知情。
［２］秘密侦查涵盖了两⼤类具体的侦查⼿段，即乔装欺骗型秘密侦查（乔装侦查）［３］与监控型秘密侦查（秘密监控）。
前者是指侦查⼈员或普通公民隐瞒真实⾝份或者改变⾝份，通过⾝份欺骗接近相对⼈或者打⼊犯罪集团展开的侦查取证活动，如特情侦查、诱惑侦查或卧底侦查等；后者为在相对⼈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通讯、对外联系、活动、物品、周围环境等进⾏秘密监视与刺探，如各种通信监控⼿段、窃听、邮件检查、跟踪守候、电⼦监控、秘密拍照、录像、录⾳等，这些侦查⼿段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被称之为技术侦查⼿段。
诱惑侦查制度3篇诱惑侦查制度诱惑侦查最早可以追溯到大革命前的法国，当时的路易14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将其作为一种特务政策，以此来捕捉革命党人，镇压资产阶级革命。
而诱惑侦查真正运用于刑事侦查领域却源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主要是在1935年至1945年二战期间用来防止间谍及破坏活动。
后来诱惑侦查逐渐被日、英、德等国所吸收并对其有所发展。
在我国，“诱惑侦查”作为刑事侦查中的专业术语，它直接引鉴于日本的犯罪侦查学界，但由于我国尚无“诱惑侦查”制度，也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
因此我国学者对诱惑侦查的定义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二种：一为无被害人之犯罪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缉隐蔽且‘无被害人之犯罪’，侦查人员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诱使被诱惑对象进行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手段”;另一种是从目的性和实施方式上来分析，认为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机关、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笔者认为两种观点无论从主体还是从内容来说，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人认为诱惑侦查的定义应是：诱惑侦查是指享有诱惑侦查权的侦查机关，为获取证据，对已有犯罪意图，实施一定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实施犯罪的机会或者客观条件，待与之相应的犯罪行为或犯罪结果发生后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性侦查手段。
对于“诱惑侦查”的类型，理论界和司法实务存在不同的观点。
通常以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时有无明确、具体的被诱惑对象和被诱惑人的犯罪主观心理态度为标准，将“诱惑侦查”分为两种类型：一为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是指被诱惑对象实际上并无犯罪意图或者尚未形成犯意，而是在侦查机关或者其辅助人员主动、积极地实施的诱惑侦查行为的强烈刺激下，为了达到一定的犯罪或者非犯罪目的而产生犯意，并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
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执法圈套”抑或“诱惑调查”——上海“钓鱼执法”的理性思考梁三利1郭明2（1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法政部江苏南京 210004；2江苏行政学院法政部江苏南京 21004）摘要：上海钓鱼执法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
上海钓鱼执法属于执法圈套，其行政行为违反违反合法性和正当程序原则，违背基本行政伦理，损害社会和谐和信任互助。
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具有现实性基础但缺乏相应法律依据。
刑事侦查程序的诱惑侦查和侦查圈套的区别对探讨钓鱼执法有一定启示意义。
我国立法应明确特殊案件的诱惑调查合法化，并对主体、范围、对象、手段等予以规范化，行政主体对诱惑调查的合法性承担证明义务，非法诱惑调查的口供和物证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仅凭非法诱惑调查对违法行为予以处罚。
关键词：钓鱼执法诱惑侦查执法圈套诱惑调查合法化一、问题缘起：上海钓鱼执法案2009年9月8日，张晖因好心搭载自称胃病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
原来那名路人是执法大队的“钩子”，专门诱人入瓮的。
该名“钩子”强行拔掉张晖的车钥匙，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
张晖的电话及驾驶证件被抢走，对方告知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
10月26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宣布，经调查查明，该案的行政执法行为取证方式不正当，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区交通执法大队已撤销行政处罚行为。
11月19日，法院作出判决，鉴于交通执法大队在庭审前已经自行撤销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张晖存在非法运营的事实，交通执法大队违法行政。
类似事件在全国各地仍屡有发生，有人采取各种欺骗手段，有说“家人出车祸急着赶去”，有扮成要生孩子的孕妇或病人，受骗车主多为公司上班族或私人老板。
至于“钓鱼”流程与张军同出一辙。
“钓鱼执法”遂成为网络和现实生活流行的名词。
钓鱼执法产生影响远远超出时间本身，受到民众与舆论的关注和质疑，所以，对钓鱼执法充分理性思考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诱惑侦查制度之浅析作者：马晓亮来源：《商情》2013年第33期【摘要】诱惑侦查作为一种饱受争议的侦查手段，世界诸国对此制度的运用都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动态发展过程，这种侦查手段对于侦查机关提高侦查效率迅速侦破案件意义重大，但同时它的运用若是缺乏必要的制度限制，则会造成侵犯人权、有违正当程序等严重问题，因此如何在侦查实践中防止它的不当滥用，是我们亟需探讨的问题。
本文欲通过仔细分析西方各国关于诱惑侦查制度的发展概况，总结其实践运用中的经验教训，力图为我国诱惑侦查制度设计完善提供一些借鉴和参照。
【关键词】诱惑侦查“陷阱抗辩理论” “ 正当程序抗辩理论”一、概述诱惑侦查最早应该追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不过对这一侦查方式在理论与实践上有着更深入的研究和应用的应该是在美国，而我国关于诱惑侦查的概念是从日本学界直接引入的。
目前而言，虽然诱惑侦查在我国立法以及其他的法律法规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很多犯罪案件侦破都已经广泛地应用了诱惑侦查的手段，而理论界也对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讨论。
诱惑侦查是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才出现的，它的出现主要是针对一些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新型犯罪。
这些新型犯罪由于在技术手段、组织性以及隐蔽性等方面都比传统犯罪更具有先进性，传统的侦查手段在他们面前很多时候都无能为力，而诱惑侦查却能较为有力地打击这些犯罪行为。
对于诱惑侦查的考量，实际上也就是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进行衡量，既要赋予诱惑侦查在我国的合法地位，保证其在打击犯罪方面的优势能够很好地发挥，又要对其进行一定的规制，防止其被滥用而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达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
二、美国对诱惑侦查的规制美国当局在意识到不受制约的诱惑侦查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后，开始考虑如何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使其既能发挥自身优势，有利于一些特定案件的侦破，又不至于继续扩张其自来的危险性。
在通过一系列的判例之后，美国逐步形成了“陷阱抗辩理论”和“正当程序抗辩理论”来对诱惑侦查进行制约，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发挥诱惑侦查的优势，将其适用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一些不良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论文提纲在我国，诱惑侦查也被侦查机关广泛地应用到某些单纯用传统侦查手段难以侦破的案件中，如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制造假币犯罪以及特定区域发生的作案手段相类似的案件，但我国并未真正建立有关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
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形式，一方面因为其成功侦破特殊类型的犯罪案件的高效性而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另一方面其不当运用又往往会侵犯公民的人格权，危及司法伦理，以立法的形式对诱惑侦查进行规范和制约，是实现利益均衡的唯一途径。
因此，我国亟需建立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将诱惑侦查这种危险性较内理论界有关诱惑侦查表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科学界定诱惑侦查概念必须明确的问题，提炼总结出诱惑侦查的概念、特征，并将其与“警区分。
本文从以诱惑侦查的定义及特征，其适用条件还有我国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的几个方面来论述了诱惑侦查的利与弊。
在我国，诱惑侦查也被侦查机关广泛地应用到某些单纯用传统侦查手段难以侦破的案件中，如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制造假币犯罪以及特定区域发生的作案手段相类似的案件，但我国并未真正建立有关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
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形式，一方面因为其成功侦破特殊类型的犯罪案件的高效性而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另一方面其不当运用又往往会侵犯公民的人格权，危及司法伦理，以立法的形式对诱惑侦查进行规范和制约，是实现利益均衡的唯一途径。
因此，我国亟需建立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将诱惑侦查这种危险性较内理论界有关诱惑侦查表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科学界定诱惑侦查概念必须明确的问题，提炼总结出诱惑侦查的概念、特征，并将其与“警区分。
本文从以诱惑侦查的定义及特征，其适用条件还有我国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的几个方面来论述了诱惑侦查的利与弊。
论文目录摘要 (1)关键词 (1)一、诱惑侦查基本理论 (1)(一)诱惑侦查的定义 (1)(二)诱惑侦查的特征 (1)二、诱惑侦查的利与弊的分析 (1)(一)诱惑侦查的价值 (1)(二)诱惑侦查的基本类型及其界线 (1)三、我国诱惑侦查的现状及存在问题…………………………………………1、(一)诱惑侦查在我国适用情况概述 (1)(二)我国适用诱惑侦查存在的弊端 (1)四、我国诱惑侦查的规制设想 (1)结语 (9)参考文献 (6)摘要：诱惑侦查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最初是源于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而获得深入的发展则是在美国。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总第106期)J ou r nal of t he Par t y Scho ol of C PC Z he ngzhou M uni ci pal C om m i t t ee N o．4，2010(Sum，106)法学研究诱惑侦查问题初探雍明轩，刘英杰(1．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河南郑州450007；2．郑州市公安局法制室，河南郑州450002)摘要：诱惑侦查是指侦查机关故意设置情景或者提供便利条件以诱使特定对象实施犯罪行为并获取犯罪证据的侦查手段。
诱惑侦查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亦有弊，用之得当可以成为打击特种犯罪的有效手段，反之则会侵犯公民权利。
诱惑侦查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必须有相当完备的制度规范，明确其使用范围和使用对象，严格审批程序。
关键词：侦查权；诱惑侦查；公民权利；使用与规制中图分类号：D9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701(2010)04—0059—03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使用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它是在与犯罪作斗争中产生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犯罪类型层出不穷，犯罪活动呈现复杂化。
一般的侦查模式是被动型的，遵循的是“犯罪发生——发现犯罪——立案侦查”模式，是后发性的。
这种侦查模式在应对一些重大复杂的集团案件，特别是一些无被害人案件，如贩卖毒品、贿赂、走私等案件时会显得捉襟见肘。
而这些案件使用诱惑侦查手段往往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能够有力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我国司法实践中使用了一些诱惑侦查手段，但法律对其缺乏明确规定，也没有操作规范，因而，需要对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究。
一、诱惑侦查的历史考察诱惑侦查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但作为发现不法及犯罪的诱惑性手段则是古已有之。
我国古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的“倒言反事”，是说君主为观察分辨臣下的忠奸，可以故意讲与本意相反的话，通过观察下属的反应，从中判断谁忠谁奸。
隋文帝规定，“患令吏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即私下派人给官员行贿，一旦发现那个官员受贿了，立即处死。
4、对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的实施，乃是鉴于侦破特殊案件的必要性而产生，然而一旦被侦查机关滥用，则可能成为侵权公民权利的“肮脏”手腕。
所以各国普遍地对诱惑侦查从放任到规制，逐渐形成了一套将诱惑侦查严格限定在法律范围内的制度。
美国通过索勒斯—谢尔曼准则（Sorrells-Sherman Test）、拉塞尔（Russell）案、汉普顿（Hampton）案以及托戈（Twigg）案，演绎了从对诱惑侦查的宽容到“陷阱之法理”限制再到纳入宪法的合法诉讼原则之轨迹；日本法学界在美国“陷阱之法理”思潮的影响下，更是标新立异，提出了规制诱惑侦查的诸多学说，表明了日本法学界企盼完善诉讼制度，规制违法侦查的强烈愿望。
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手段大量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理念却远远没有产生。
但是，“既然法律本身包含着产生专横权力的巨大危险，那么，法治的使命就是把法律专横中权力之恶的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笔者认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鉴于其违法性，应当被坚决地予以排斥；而对于“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则规定其是适用的条件，并在立法上予以肯定，使它真正有法律的依据。
笔者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论述：
（1）诱惑侦查适用范围
诱惑侦查乃是出于侦破特殊案件的需要而产生，因为隐蔽性极强的案件很难侦破，特别是无被害人的犯罪，不可能依靠传统的被害人控告、揭发找到突破口，于是诱惑侦查在侦查此类案件时方成为必要之手段。
如果任意扩大适用的案件范围，则不免有滥用侦查权之虞，所以对诱惑侦查范围严格限制已成为各国的共识。
如德国规定适用诱惑侦查必须满足：（1）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表明存在重大犯罪行为。
（2）只限于毒品、武器交易、伪造货币或有价证券、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犯罪，或者是职业性的、持续性的犯罪，或者有组织地实施的重大犯罪。
（3）只限于采用其他方式侦查将成效渺茫或者十分困难的情形。
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谈到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时也认为，“在被侵害法益很大，侦查比较困难的无被害人犯罪中，允许适用诱惑侦查。
而且这种诱惑侦查必须是极少可能被政治利用的犯罪。
不包括杀人、伤害等侵犯人身的犯罪。
”笔者认为，首先诱惑侦查应适用于具有相当隐蔽性而极难侦破的案件；其次，只能针对“无被害人”的公诉案件，因为对有被害人的案件进行诱惑侦查危险性太大，不能确保人身“诱饵”的绝对安全，不宜采用；再次，必须是有严重危害性的重大刑事犯罪（如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等等）才可进行诱惑侦查，而不宜对政治职务犯罪采用诱惑侦查。
（2）诱惑侦查适用对象
诱惑侦查的对象，本身就是区分不同类型诱惑侦查的标准之一，在“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中，对象是确定意味着该诱惑侦查是否方向明确，有的放失。
从理论上看，凡是强调镇压犯罪之必要的观点，均对诱惑侦查对象采取比较宽泛的主张；而凡是强调人权保护、程序正当的观点，均对诱惑侦查对象采取严格限制的主张。
例如，美国《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中规定，被确定为诱惑侦查对象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a）根据情报提供者及其他手段获得的情报，足以怀疑对象有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可能实施同类违法行为的迹象时；（b）有关违法行为的机会的构成，包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诱惑乃至被直接鼓动的对象，具有实施计划性违法行为的倾向。
日本为了防止侦查机关滥用诱惑侦查，在司法运作中也将运用诱惑侦查的对象限制于“正在实施犯罪或有犯罪倾向的人”，以保障宪法所保护的包括个人隐私权（privacy）和自律权在内的国民的人格权不受侵犯。
在我国，对于侦查权的控制不尽如人意，所以也应当对诱惑侦查的对象进行严格限制。
笔者认为，借鉴国外立法例，诱惑侦查的对象必须是“有合理根据或足够理由表明正在实施犯罪或者有重大犯罪倾向的人”。
（3）诱惑侦查的行为方式
侦查权的行使必须受到节制，所以诱惑侦查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适度性原则。
无论是教唆目标人进行犯罪或者强制进行犯罪，都是借诱惑侦查之名行引诱犯罪之实，以达到不法的目的和利益，完全有悖于诱惑侦查的要旨。
如果在这种诱惑侦查中疑惑者的行为实质上占了主导地位，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制造新的犯罪而不是打击犯罪。
只有禁止高度诱惑性手段，而限于提供一种中立性的一般的机会，才能把诱惑的手段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一言以蔽之，不得以侦查人员为主，采取过度诱惑行为，乃是诱惑侦查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4）诱惑侦查的程序控制
由于具体案件的条件灵活多变，对于适用诱惑侦查的范围、对象、行为方式的判断可能因人而异，因此设立统一的诱惑侦查适用的程序控制是必要的。
首先，法律必须对适用诱惑侦查的案件设置一个审批程序，通常由侦查人员就具体案件的条件提出申请，说明必须运用诱惑侦查的理由，然后获得中立的第三方（如预审法官）的许可，并记录存档；其次，实施诱惑侦查时可以由检察机关对整个活动的行为是否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如果认为诱惑侦查可能诱发无辜者犯罪的话，可以建议侦查机关终止诱惑侦查，侦查机关如有异议，可由法官进行裁决。
当然，鉴于侦查活动的迅捷性，对其采取的控制程序应尽可能简化，即从严从简把关。
侦查实践中大量存在但现行法律无力制约的诱惑侦查的存在，表明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已迫在眉睫。
试问，是允许一项法律上模糊的行为长期存在，还是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制让它在理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呢？从犯罪侦查的发展趋势来看，这是我们值得进行研究的一项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