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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可行性分析摘要：警察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通过法定程序将其提供的证言及物证确定为证据，是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立法要求警察承担的一项义务，也是其司法实践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但是在我国，警察很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警察作证制度势在必行，本文对我国出台合理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进行了可行性论证。
关键词：警察作证；立法依据；必要性；可行性一、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发展现状近年来，媒体关于警察作证的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例如，2002年4月17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交通肇事案庭审中，首次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此举被誉为“新中国的第一次”。
2002年的《检察日报》连续报道了四起警察出庭作证的案例，共同内容都是承办案件的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席法庭对有关案件情况进行作证。
一些地区的司法机关也开始尝试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试点工作。
但在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只是试点，其并不代表普遍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支持者认为警察出庭作证系证人出庭作证的题中之意，有助于加强控方证据的证明能力，利于审判公开，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恶意翻证、翻供问题，不存在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而反对者认为证人所了解的案件情况以诉讼活动开始前为限，而警察介入刑案是在诉讼开始以后，不符合证人的要求，因而不具备作为证人的资格。
二、警察出庭作证的立法依据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也是有其立法上的根据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如实提供证据。
”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这是法律对证人作证义务以及向谁作证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8条的规定中，依稀能找出警察和出庭作证的些许依据，但是都比较模糊。
然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基本问题探析——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李静
【期刊名称】《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年(卷),期】2012(022)005
【摘要】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为常态,出庭作证为偶然情况。
此次新刑诉法多项条款涉及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但这些条款的设计未专门针对侦查人员出庭。
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价值基础及其制约因素进行剖析,进而完善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彰显司法公正。
【总页数】5页(P92-96)
【作者】李静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北京10003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5
【相关文献】
1.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探析
2.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分析——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主要视角
3.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以现行性侦查模式为视角
4.论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中警察刑事执法面对的挑战与思考——以辩护制度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为视角
5.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侦查人员作证问题研究--以出庭作证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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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诉法视角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研究海娜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摘要】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侦查人员就取得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出庭作证。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很多国家是个常规性做法，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非常罕见。
侦查人员“不敢作证、不愿作证、不能作证”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思想认识的原因，也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法律的滞后。
新刑事诉讼法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明确写入其中，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正式的法律依据，是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的一大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对新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进行了简单梳理，并就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意义、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中图分类号】D63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91(2013)01―0015―03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从提出到试行、从期望到入法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多年探寻的结果，是立法和司法的重大进步。
一、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现状近年来刑事司法领域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使得社会各界对本来就具有神秘色彩的侦查工作更为疑惑，侦查成为整个司法改革的重点。
本次修改后的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不仅有利于证明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而且还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益。
（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界定从当前的法律规定和学术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和警察出庭作证没有严格的区分，其表达的意思大致相同，就是具体负责侦办案件的侦查人员对取证的合法性和证据的符合事实性作出证明。
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和警察是有区别的。
比如，在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侦办案件的人员不是警察，只属侦查人员。
出庭作证警察应该是侦办案件的作为侦查人员的警察，而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并非全是警察身份。
因此，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提法比警察出庭作证更具合理性，有利于根据具体情况正确区分和解读侦查人员、警察和证人的内涵。
浅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摘要]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研究，及我国在此方面的一些尝试及实践，分析我国实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从而提出构建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方案。
[关键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随着社会对程序正义的不懈追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日益成为刑事司法理论及实践的热点问题及争论焦点之一。
有人认为，在我国刑诉法中，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不能同时充当本案的证人，否则，就会与其承担的诉讼职责不相符合，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
有人则认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内容并不超出证人作证的范围，不违反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征，不属于“自我证明”，侦查人员的身份在不同诉讼阶段可以发生分离或者转换，并不违反回避这一诉讼法理。
一、中外各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概况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都设立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制度，如：英国司法界至理名言“警察是法庭的公仆”，指警察必须出庭作证，为审判提供服务。
美国《联邦诉讼规则及证据规则》第601 条规定：“除本证据规则另有规定外，每个人都有资格作为证人。
”该规则只排除了“法官”和“陪审员”的证人资格，并没有排除侦查人员，在美国，警察出庭作证是非常普遍的。
而法国的警察同英美法系国家一样都可以作为控方的证人出席法庭作证。
在我国香港地区，警察经常作为控方的证人，接受控方的传唤而出庭作证。
可见，目前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大都规定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应当作证。
①在我国，由于受大陆法系传统理论影响,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一直未能正式写入法律,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开展。
近几年来，随着法律工作人员及学者们对此问题的思考及探索，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尝试引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如：浙江省三门县法院在公开审理被告人任某某失火罪一案中，三门县森林警察大队两名民警便以案件侦查人员身份出庭作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承办此案的民警对被告人进行刑事侦查时，只有一名办案人员在场，侦查机关办案程序违法，被告人以此为由予以翻供。
第1篇一、引言侦查人员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等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负责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和取证，以确保案件的顺利进行。
侦查人员身份法律规定对于保障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规范侦查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围绕侦查人员身份法律规定进行详细阐述。
二、侦查人员身份法律规定的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侦查人员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侦查人员身份法律规定的核心依据。
该法对侦查人员的职责、权限、义务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机关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机关组织法》对公安机关的组织结构、职责、权限等进行了规定，明确了侦查人员的身份和职责。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国家安全机关的组织结构、职责、权限等进行了规定，明确了国家安全机关侦查人员的身份和职责。
三、侦查人员身份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1.侦查人员身份的界定侦查人员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等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包括侦查员、侦查辅助人员等。
2.侦查人员的任职条件（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年满18周岁；（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4）具有良好的品行；（5）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6）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3.侦查人员的职责（1）依法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取证；（2）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3）依法对案件进行侦查终结；（4）依法提出起诉意见或者不起诉意见；（5）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4.侦查人员的权限（1）依法进行询问、讯问；（2）依法进行勘验、检查、搜查；（3）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扣押、冻结；（4）依法对案件进行侦查终结；（5）法律规定的其他权限。
5.侦查人员的义务（1）依法履行职责，保守国家秘密；（2）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秉公执法；（3）尊重和保障人权；（4）不得滥用职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5）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警察出庭作证实证探讨摘要：在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警察出庭就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出庭符合法律规定，警察出庭在作证的背景下具有法律体系的局限性以及对警察出庭作证常态化的公正性与中立性质疑等问题，因此，做好司法机制改革工作，创设警察出庭前公检常规化的沟通机制，提升警察的综合素质与个人业务能力，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警察出庭作证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刑事诉讼；出庭作证；存在的问题；解决措施引言：在刑事诉讼改革的大背景下，警察出庭作证要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以证据收集合法性为基础，警察在执行有关职务时，必须以目睹的罪行为前提，在进行证据审查的过程中，必须审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以及关联性。
本文从对警察出庭的现状入手，深入分析警察出庭在刑事诉讼中所面临的问题及特点，并结合实际需要，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警察出庭的有效性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1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警察出庭作证的特点从司法实践来看，警察出庭的实际效果普遍是比较好的，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案件公正的审判。
在追求查明案件事实的同时，侦查活动也需要在合法的刑事程序下进行，如出现侦查活动不合法或者警察的证言前后矛盾等情况，在法庭调查中经过控辩审的多方核实，如警察的证言不能令法庭信服，则该证言将不会被法庭所采纳。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警察出庭在刑事诉讼中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要从各个角度综合考量所提供的证据，确保司法公正[1]。
2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警察出庭的几个问题2.1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此前我国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在参与侦查活动后能否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警察作为侦查人员能否作为证人在庭审中出庭作证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警察作为侦查人员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先入为主的控诉观念，以致警察出庭达不到客观中立的法律效果，也有人认为，从警察的职业属性来看，这决定了警察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中立身份，不偏不倚，这就导致了此前在司法实践各种乱象时有发生，直接影响到了警察出庭的合法性。
【出处】《法学家》2009年第6期【摘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已列入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方案之中，但理论界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一直存在争论。
有的认为《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证人”包含了侦查人员，此条即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也有的认为《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侦查人员应当回避的规定实际上否定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资格。
笔者对上述意见概不同意，认为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有依据的，只是不够直接、明确，应当根据侦查人员的法定职责、审判活动的实际需要、侦查人员及侦查工作的特殊性等因素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法律依据【写作年份】2009年【正文】近年来，“警察出庭作证”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形成了以下三种基本观点：其一，从理论上分析、论证警察出庭作证的重要意义或价值，提出我国应当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其二，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已有法律依据；其三，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目前不但缺乏法律依据，而且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笔者认为当前这一课题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是警察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
但考虑到“警察”是一个职业身份，而现有研究成果所说的“警察出庭作证”一般都是指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的警察出庭作证的问题；此外，“警察”并不能涵盖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的其他人员，如检察机关、军队、监狱等部门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的人员，故本文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取代“警察出庭作证”的命题。
另据了解，国家新一轮司法改革方案中已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纳入议题，显然，当前研究这一问题更具迫切性和现实意义。
为此，笔者愿抛砖引玉，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理论界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法律依据的认识分歧及评析目前理论界对于警察应当出庭作证的意义和价值几乎已形成共识，都充分予以肯定，但对于目前我国是否具有警察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认识分歧较大。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就是警察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
有的学者认为，“第48条规定的一切知道案件情况的人，而非狭义地仅指诉讼主体以外的第三人。
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警察可以称为警察证人。
”[1]其二，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8条中“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包含了警察，但是《刑事诉讼法》第28条实际上否定了警察出庭作证的证人资格。
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有关证人资格问题的规定不甚明确，导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警察是否具备证人资格的理解各持一端。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则明确规定，曾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适用回避，实际上否定了承担侦查任务的侦查人员作为本案证人的资格”。
[2]其三，有关司法解释是警察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
鉴于以上分歧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如果说警察出庭作证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还不甚明了或者存在某些缺陷的话，那么在有关司法解释中能够找到一些警察出庭作证的依据”，进而具体列举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作为警察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
[3]其四，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都不是警察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我国目前没有警察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
有的学者认为，在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警察出庭作证的义务。
第一，警察不是证人。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同时，《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回避。
这就是说，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不能同时充当本案的证人。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警察出庭作证没有权威性”。
[4]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似乎都有道理，但都不能成立。
理由如下：首先，笔者对于一些学者将《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视为警察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的主观愿望是充分理解的，但是笔者认为该条中“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仅指狭义的“证人”并不包括侦查人员以及其他“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因此，以该条作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根据并不充分。
众所周知，在刑事公诉案件中，“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是很广泛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包括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等；另一类是在案件发生后“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包括鉴定人、翻译人员、辩护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以及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等。
如果认为《刑事诉讼法》第48条中“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包括以上所有这些“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显然不能为大家接受。
因为如果这样理解，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证人”，而在法律上他们不是“证人”而是“当事人”，与证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及诉讼义务有很大不同。
同时，如果这样理解，从逻辑上讲，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在所涉案件中“都有作证的义务”，都应当出庭作证。
果如此，由谁起诉，由谁辩护、代理，由谁审判，又向谁作证呢？事实上，《刑事诉讼法》第48条是专门针对狭义的证人，也就是“证人证言”所对应的“证人”所作的规定。
这从该条文的结构就可以看出。
该条由两款组成。
第一款是“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由于有的人虽然“知道案件情况”，但因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所以第二款紧接着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如此对“证人”作出界定，意味着没有把其他“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包括在内。
因为对于在案件发生过程中“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包括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成为“被害人”与是否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而能否辨别是非、正确表达毫无关系；而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与能否辨别是非、正确表达以及是否年幼有关，但那是通过适用刑法关于刑事责任能力和刑事责任年龄的有关规定加以解决，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48条并无关联。
至于对那些在案件发生后“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包括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来说，他们能够参与到诉讼中并取得上述诉讼身份，就意味着不存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等情形。
因此，第二款规定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该款并不是针对他们这些“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所作的规定。
可见，无论从文字逻辑上分析，还是从条文结构上解读《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不能包括狭义“证人”以外的其他人。
把该条作为侦查人员包括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的警察出庭作证的依据，根据并不充分。
其次，《刑事诉讼法》第28条也不是侦查人员或警察出庭作证的法律障碍。
该条是专门针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问题所作的规定，其中第三项“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回避，也包括侦查人员。
该规定实际上是在两种诉讼角色发生冲突时，确立了证人优先的原则，即如果某人（不论他当时的职业身份是什么）已担任过某一案件的证人等诉讼身份，其后就不可以再担任该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及审判人员。
但不少人将该规定理解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障碍。
例如有学者认为，“担任本案的侦查人员不能同时作为本案的证人、鉴定人。
如果侦查人员承担侦查任务同时就侦查过程的情况到庭作证，就违反了法律规定，造成角色冲突，这一角色冲突直接构成警察出庭作证的法律限制”。
[5]显然，这样理解颠倒了这一条文的内在关系。
因为该条不是解决侦查人员能否当证人的问题，而是解决当过证人的人能否当侦查人员的问题。
对此它的答案是否定的，即在某一案件中原来当过证人的人，其后不可以再担任该案的侦查人员。
至于已成为某一案件侦查人员的人能否在该案中出庭作证，该条根本没有涉及。
因此，该条并不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障碍。
再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能否成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笔者认为主要取决于刑事诉讼法本身有无相关规定。
如果在刑事诉讼法上是有相关规定的，哪怕规定得不明确、不具体，但只要有立法精神，则两高司法解释就是有依据和有法律效力的。
从宪法及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看，司法解释就是对法律规定的明确化和具体化。
因此，这些规定当然就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
反之，如果刑事诉讼法本身没有相关规定或立法精神，即使司法解释作出规定，那确如有的学者所言“没有权威性”。
最后，尽管笔者不同意将《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视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也不认为《刑事诉讼法》第28条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障碍，但仍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上具有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是孤立的。
下文将专门加以论述。
二、现行刑诉法条文涉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法律依据问题的解读认真研读现行刑事诉讼法，不能说其中没有关于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的依据，相反，应该说其中已经存在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关于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的原则规定1.《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
该条共有三款：其中第1款是证据的定义：“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第2款规定证据的种类：“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第3款是证据在定案中的地位和要求：“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从整体上来说，该条体现了证据应当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特征的要求，而要做到这两点，不仅要明确什么是证据，了解证据有哪些种类，更重要的是“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理所当然地产生出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的内在要求。
证据的客观性和证据的关联性是通过两个方面得以体现和获得保证的：其一是通过证据本身的内容、特征、属性等得以体现，例如证人证言的内容，视听资料的图像、声音，物证的划痕、特征等，这些都能直接体现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其二是通过收集、固定、保管、判断证据的手段、方法、技术及工作态度等获得保证，例如发现并提取物证的手段，对书证上笔迹进行鉴定的方法、经验，对发案现场进行勘验的技术及工作态度等，都对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而后一个方面主要是靠侦查人员的工作来完成的。
在刑事诉讼中，从发现、提取或搜查、扣押物证、书证到询问证人、被害人；从讯问犯罪嫌疑人到对案件证据材料中的一些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进行鉴定；从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检验到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人体、物品进行检查；从发现、获取外在的视听资料到对视听资料内容的分析、鉴别、确认，无一不是由侦查人员通过具体的侦查活动、侦查行为来完成。
但是，这些侦查活动、侦查行为获得的证据是不是确有客观性和关联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是必然的，为此“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