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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学论文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引言：乡村治理一直以来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乡村精英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政治文化的背景下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旨在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探讨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
一、政治文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1.1 影响乡村精英角色定位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与思想观念。
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和定位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念，注重君臣道德和家庭伦理，在乡村治理中强调尊重权威和等级秩序。
而现代政治文化则倾向于平等、参与和民主，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1.2 影响乡村治理模式选择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对乡村治理模式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
集体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冲突，体现了政治文化的不同影响因素。
某些地区由于长期的集体主义传统，乡村精英在决策过程中更倾向于集体决策，而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使得乡村治理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引入。
二、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与挑战2.1 乡村精英的威望与领导力乡村精英作为乡村中声望和影响力较大的人物，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
他们通过自身的威望和领导力，能够协调乡村社会关系，推动乡村治理的有效进行。
然而，乡村精英的作用也面临着挑战，如权力滥用、非理性决策等问题，需要制度与监督来保障其行为的公正性。
2.2 乡村精英的知识与专业能力乡村治理需要乡村精英具备一定的知识与专业能力。
乡村精英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影响着他们对乡村问题的认知和解决能力。
优秀的乡村精英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背景，能够运用现代管理理念与方法，为乡村治理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三、政治文化对乡村精英的塑造3.1 民主政治文化与乡村精英形成民主政治文化的传播和实践，有助于乡村精英的形成与培养。
在民主环境下，乡村居民更容易获得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有利于培养出理性、有能力的乡村精英。
296条优秀政治社会学论文题目大全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跨学科产物。
研究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的产生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研究范围包括：政治的社会根源社会结构与政治社会与政治变革政治精英和政治体系对社会的反作用政治社会学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精选296条政治社会学论文题目，给大家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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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政治到非抗争政治--农民上访研究视角的检视. 反思与拓展184. 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维度185. 被误解的争端--中国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186.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运行现状及管理对策--以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为视角187. 从农村参与走向城市参与:农民工政治融入实证研究--基于昆明市2084份样本的问卷调查18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研究述评189. 马克斯·韦伯论现代政治的两种进路190. 贫困地区乡村妇女网络政治参与研究191. 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历史回顾和展望192. 富人治村:探索中国基层政治的变迁逻辑193. 城市社区自治: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必然路径194. 信任缺失: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195. 当代台湾青年的政治心理分析196. 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性别鸿沟: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治理层面的思考197. 代际传递. 社会流动性及其变化趋势--来自收入. 职业. 教育. 政治身份的多角度分析198. 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民族地区为例199. 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分析--从马克思. 舍勒. 曼海姆到福柯200. 抗争政治,还是非抗争政治--再论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移201. 基于典型案例研究的中外青年网络政治参与比较及启示202. 社会工作向度下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203. 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 政治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全国31个省份2852份农户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204. 政治技能对职场排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205. 政治资本失衡对民众弱势心理的影响机制研究206. 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一个社会与青年共赢的重要话题207. 多元而积极向上的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动机208. 父权制松动和性别秩序变化对女性政治参与的影响--以东南亚国家为中心209. 少数民族政治体系的历史演变210. 政治人类学:新的挑战. 新的目标211. 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212. 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213. 网络政治动员的消极影响及治理214. 市场经济条件下村落社会的政治文化变迁--安徽十五县(市)村落政治文化建设的研究报告215.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政治绩效初探216. 结构洞与政治精英的控制优势--一个分化型村庄的个案研究217. 转型期我国利益集团的政治功能218. 和谐社会构建中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四个进路219.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主导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的政治逻辑220. 试论农民政治冷漠与村庄治理改善221. “单位型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微观机制--对Z社区的个案研究222. 论中国农民政治心态的现代转型223. 政治伊斯兰与中东国家妇女地位变迁224. 乡村政治文化与精英政治化. 政治社会化--基于湖北省九个村的调查比较分析225. 社区参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驱动力226. 权力. 统治与正当性--简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227. 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排序研究228. 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与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基于14个村庄田野资料的分析229. 网络环境下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思考230. 嬗变. 缺位和弥补:政治安排中私营企业主利益表达--皖南宣城市的实证分析231. 村民自治进程中欠发达地区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232. 农民政治认知与参与的定量研究233. 转型时期我国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困境分析234. 山西农村妇女政治参与问题透视235. 民工潮的政治社会学分析236. 女权主义. 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社会学237. 都市职业女性政治参与行为分析--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238. 女性在公共领域“缺席”的政治哲学探源239. 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心理探析240. 社会工作方法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241. 政治的功能分析:利益关系的视角242. 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动因探索--通过社会行动的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解读243. 农村阶层分化对农村政治发展的挑战和应对--以新农村建设为基点的思考244. 中国传统政治心理的现代化转变--从制度变迁的视角245. 政治. 身份认同与知识生产--嵌入权力之中的乡村田野研究246. 网络社会的青年政治社会化新范式247. 我国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和发展248.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性的社会心理学分析249. 乡村治理视野下中国农村民间组织的政治功能250. 网络政治博客与现代公共治理251.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业主维权与城市政治252. 构建乡村和谐政治关系之信任基础研究253. 大众文化环境下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出路254. 乡村政治文化与精英政治化. 政治社会化--基于湖北省9个村的调查比较分析255. 从中国阶层利益分化来看政治稳定256. 网络时代政治流言及其社会控制257. 影响公民政治社会化的环境因素分析258. 政治态度:涵义. 成因与研究走向259. 论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路径--农民的政治参与260.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一种视角261. 政治特性. 效率误区与发展空间--非政府组织的现实主义理性审视262.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263. “超级女声”与性别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角264. 社会结构转型中的政治结构调适265. 城市社区居民有序政治参与与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266. 全球化. 个人与生活政治--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进一步思考267. 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机制论纲268. 社会福利中的政治道德问题与集体主义价值观269.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政治变迁-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270. 试论新形势下中国社会利益分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271. 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272. 阶级政治与单位政治--城市社会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和社会参与273. 政治发展中的社团角色:作用与限度--兼论我国的社团政策274. 中国城市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特点275. 青年组织与青年的政治社会化276. 政治社会学:主题. 取向与学科277. 公民政治和公民社会刍议278. 农村政治沟通的理论与实践论纲279. 边缘替代:对中国社团的经济与政治分析280. 公众舆论的政治社会学解析281. 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民的政治心理特征及其调适282. 当代台湾青年边际性政治人格特征解析283. 社会转型前与社会转型期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的比较284. 现代化进程中的威权政治--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述评285. 西方政治人类学60年的演进286. 地方自治:晚清新式绅商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287. 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288. 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政治转型289. 论人的政治性及政治价值的实现290. 西方政治人类学研究概观291. 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探析292. 中国古代姓氏文化变革中的社会政治因素293. 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基层群众自治294. 转型期中国社会利益群体的政治分析295. 汽车社会的政治图谱296. 论社会学发展中的政治情怀:基于传统脉络的考察。
三位总统候选人发表目标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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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加瓦蒂在竞选集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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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的利益巨大，与以个人行为为主的“行政性腐败”相比规模要大得多。
第三，政党轮替使腐败行为短期化、严重化。
第四，政治保护。
政党、政治势力保护本党、本集团的政治家，将腐败问题政治化，阻止腐败案件的查处。
精英与大众关于社会形势
与前景的分歧
在印尼的调研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不同社会阶层对于印尼社会形势认识判断的分歧。
而且这些分歧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华族群体对于印尼多元民主改革，对于现体制多持负面意见，对于未来前途也多持悲观态度；而伊斯兰主流族群对印尼政治发展持比较积极和肯定的评价，对于未来也比较乐观。
印尼宪法法院驳回总统重选要求
腐败一直是东南亚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痼疾，尤其是在多元体制转型过程中腐败丛生并且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130我国近代女报人研究综述姜卫玲（淮阴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摘 要：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部分受过资产阶级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积极参加报刊活动，在女性报刊出版发行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女报人不但思想先进，而且具有强烈的女权意识，其个人经历以及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与个性化色彩也深刻影响着她们参与的报刊活动。
同时，女报人群体的逐步壮大也是近代社会中具有多重意蕴的历史事实。
她们不仅对女性报刊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女报人；近代社会；女性报刊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1-0130-02收稿日期：2017-10-16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女性报刊视阈中知识女性话语空间建构研究”（16TQB00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玲珑》杂志中现代新女性的身份建构研究”(2016SJB860006)。
作者简介：姜卫玲，女，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广电系系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报刊与新闻传播史论研究。
现有关于近代女报人的研究成果多是结合她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所主办的报刊或参与编辑的报刊，主要从其生平经历与社会地位、办报实践与报刊思想等方面展开。
一、女报人概念界定作为近代女性报刊的创办与参与主体，我国第一批女报人最早出现于20世纪末期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时期。
方汉奇在《近代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一文中指出“新闻事业在中国，直到上世纪末叶，才陆续有妇女参加”[1]。
张鹏在《政治、性别与身份认同——民国初年精英女报人与女性报刊（1912-1918）》中指出所谓女报人是指“在女界有着深远影响的女性舆论精英、意见领袖，是创办报刊或参与报刊编撰工作的精英知识女性”，其中“负责或参与管理、发行、广告等报刊从业人员不在其考察之列”[2]。
宋素红在《女性媒介：历史与传统》一书中认为女性新闻工作者是指新闻行业中所有从业人员包括采写、编辑、管理、印刷、发行、广告、通联、后勤等各个环节中的女性，如裘毓芳、康同薇、吕碧城、秋瑾等知识女性是我国早期女报人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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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男尊女卑为何还要让女主干政
导语：在我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提现的淋漓尽致，但我国古代还是有不少女主对这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作出极力反抗，譬如说武则天、吕后、慈禧，当然
在我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提现的淋漓尽致，但我国古代还是有不少女主对这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作出极力反抗，譬如说武则天、吕后、慈禧，当然，慈禧是大家都反感的对象。
既然古代男尊女卑，那么怎么会有机会让这些女主干政？
在中国古代政治的观念中，女主(太后主政或女皇)似乎是一个挺负面的政治名词，从儒家经典《尚书·牧誓》开始，就有以“牝鸡无晨”(母鸡不能报晓)讽喻女性不能掌权的理论基础，后世又有汉武帝驾崩前以“主少母壮”为由赐死钩弋夫人的政治实践。
到了近现代，出于对慈禧太后与江青这些女主的愤恨，我们便不断自我强化着“牝鸡无晨”的历史记忆，有意无意的将“女主”地污名化从历史照进现实。
但讽刺的是，牝鸡无晨的政治观念在现实政治中却屡屡被打脸。
据朱子彦先生做过的一项统计，中国古代临朝称制的女主高达40人之多：秦国1人，西汉4人，东汉6人，北魏2人，唐代2人，宋代9人，辽代3人，元代11人，清代2人。
那么，问题来了，男尊女卑的古代中国为何不拒绝女主？在那个漫长的男权时代，如果女主政治还能顶住压力且大行于世，背后一定有一些极其强大的逻辑，以至于连“男权”这个硬约束都可以碾压过去。
当然，这里有一个基本逻辑，即中国古代皇权是受限制的，合法性是需要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可与合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默认的是，“女主政治”之所以如此有生命力，一定也是得到由男性构成的士大夫阶层的认可的。
生活常识分享。
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张静【内容提要】政治社会学不是使用社会学“方法”处理政治现象的学科，在方法论上，它假定政治现象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同时社会现象亦具有政治性意义。
它关注的主题，是权威的社会性来源，即社会势力怎样形成政治权威，以及政治权威怎样集聚和改变社会中的利益组合和势力关系。
因而政治社会学是一个“混合体”，它吸取了大量传统学科（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等）的不同知识，其主流分析立场是结构的、宏观的、历史的、比较的及定性研究式的。
本文评述了政治社会学中几个传统的研究范型：多元主义、精英主义、极权主义，以及近年有影响的几个研究方向：国家与社会、公民权责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和法团主义。
一政治社会学是一个轮廓不很清楚的笼统称谓，由于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联想关系，人们通常很容易在逻辑上将它理解为跨领域学科。
这样的理解并不确切，或者说，这是政治社会学的早期形式。
如今，多数人不再把“政治社会学”（Political Sociology ）等同于对于“政治现象的社会学研究”（Sociology of Politics），也不再简单地把它了解为对政治和社会现象“关系”的研究。
他们认为，“政治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政治行为可以用社会学的变量分析得到证明，因此，对于政治现象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用意，在于用社会学提供的“实证”方法提高分析政治现象的客观性。
这样的“政治社会学”无疑是政治学或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是“跨”学科的，其意义主要是使用社会学方法处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
萨托里（Sartori ）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否定了这种理解，他认为这样的理解阻止了学科的进步，妨碍了这个领域未来研究主题的进展。
人们应当认识到，政治社会学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取向，它假定政治现象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同时社会现象亦具有政治性意义，也可以说，政治是一种社会性事件，或，社会是一种政治性事件。
在这个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学，本质上并不是处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因为它并没有同意把它们分开、或理解为两种现象及两个领域。
我国政治精英晋升的性别比较研究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一种性别视角"o" />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我国的政治精英①是如何得以晋升的？其晋升的路径和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特别关注有哪些因素作用于女性政治精英的晋升。
政治精英是指在各级党政管理系统中担任领导岗位的人，这些领导岗位是由一整套从科级到处级再到局级和部级的职业晋升链条，每一等级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并具有相关的权力、工资和福利待遇。对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晋升的相关研究认为，政治精英的升迁与其以学历为主的人力资本有关，学历越高，其升迁的可能性越大(Lee, 1991)；教育对精英地位获得的重要性在上升(Walder, Li and Treiman, 2000)，但家庭出身起作用的方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会有所不同(Walder & Hu, 2009)。上述研究对于我们研究政治精英富有启发，但在分析时，较少将其视为有性别的个体。如果将性别要素纳入分析框架，就会发现，女性主要靠接受较高的教育才能进入核心部门，而男性则深受家庭背景的影响(Lin & Bian, 1991；林南、边燕杰主编，2002: 83－115; Deborah S. Davis, 2004)。这些研究揭示了20世纪末中国干部晋升的影响因素确实存在性别差异。那么，进入21世纪后，政治精英在晋升上的性别差异是否依然存在？其表现形式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女性人才为2819万，占人才总量的45.8％。与2000年相比，女性政治人才增长了659万人，10年间提高了1.9个百分点，高于男性同期571万人的增幅。但从领导位置看，基层行政组织中的女性参与率不足四分之一，越往高层，女性比例越低。2009年，我国省(部)级及以上干部中女性比例为11.0％；地(厅)级干部中女性比例为13.7％；县(处)级女干部比例为16.6％(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科技统计司，2010，58)。这说明，对女性而言，其在政治精英的晋升之路上确实存在“玻璃天花板”(a glass ceiling)，即女性在职业晋升的路径上存在和男性一样的前途，但这种前途却被一层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像玻璃一样的结构封闭掉了，这一层酷似玻璃般的阻碍女性晋升的结构是组织已有的男性权力结构和性别文化(Kanter, 1977)。Wright(1995)和Mark. E(1998)的跨国比较研究表明：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普遍存在，女性比例普遍低于男性。中国的工作权威层亦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现象：女性在职务等级、职务类别、民主参与度、权力效能等方面远不如男性；领导职位主要是由男性控制，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大大低于男性，而且越是在实权部门，女性能够晋升到领导职位的几率越低(许叶萍、石秀印，2009；李忠路，2011)。那么，我们要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政治精英的晋升出现了性别差距；这要求我们对两性政治精英的晋升做比较研究。
从性别视角对政治精英晋升之路进行性别比较研究，这对认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社会一直是个身份社会。首先，它是“官民身份”社会，官吏与一般平民形成了两种明显地位差异的群体，官员成为社会中控制社会资源的最主要群体。隋朝以来建立了科举考试的制度，使官僚体系有了再产生、晋升的党规渠道，外加恩荫、举荐、军功以及捐官等其他渠道，是一整套的官僚体系。区分社会地位的主线在于政治权力，有了官位，功名利禄就都有了。这套官僚体系在官民身份上的等级很森严(李强，2008, 188－189)。“做官”便是各类精英的共同追求。而这些精英只能是男性精英。第二，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女性也获得了从政的机会，能够拥有“官”的身份，这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性别身份，意味着女性从父权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私人之闺阁走向了公共领域。但传统文化依然在起作用，女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依然具有弱嵌入性，即女性嵌入社会关系的程度可能较弱(孟宪范，2004, 1－22)。只有当女性不仅进入职场，而且能够在官僚体制中步入晋升的链条，拥有权力才能从根本意义上改变性别身份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研究有关影响女性政治精英之晋升的诸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及变迁的性别政治。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从以往研究看，影响政治精英地位获得的因素很多，它包括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本文加入了两个性别视角来分析政治精英的晋升，一是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因素；另一个是组织的性别环境的因素。
1.先赋因素 传统职业晋升的研究以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和斯威尔和豪瑟的拓展模型(Blau & Duncan, 1967; Sewell & Hauser, 1975)为基础，在个人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间寻找影响人们晋升的要素。研究认为，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是个人教育水平提升等人力资本等自致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我们认为，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对政治精英的晋升来说并非是割裂的，有可能同时起作用。正如中国是个身份社会，那么家庭出身，即城乡身份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都会作用于子代的晋升。在先赋性地位中，性别身份亦是重要的身份，女性晋升更可能受惠于家庭的正向作用。由此我们提出二个假设：
(1)政治精英的晋升受到先赋因素的影响。(2)女性政治精英的晋升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出身与教育程度。 2.自致因素或人力资本因素 人力资本因素对政治精英的晋升有重要影响。在已有的经验研究中，人力资本多被操作化为受教育年数(学历)、在职培训和工作经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学历的含金量会降低。有研究指出，学校级别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有显著影响(李黎明、李卫东，2009：120)。因此，我们加入了“是否是重点大学”的变量，对高等教育的质量加以考察。从性别视角看，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工作权威上的性别差距主要是两性拥有的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女性的人力资本投入通常不如男性，所以她们在工作权威层的比例就会低于男性(Wolf & Fligstein, 1979)。但不同的观点认为，即使在相同的人力资本条件下，女性工作权威的层级依然低于男性，人力资本因素只能解释工作权威层级之性别差异的很小一部分(Huffman & Cohen, 2004)。关于人力资本与晋升的关系我们提出三个假设：
(1)人力资本因素对政治精英的晋升有重要影响。(2)相比于人力资本数量，人力资本质量对向更高层的晋升有重要作用，即越向更高层的晋升，对人力资本的质量就要求越高。(3)女性拥有比男性更多更好的人力资本是女性在相应行政等级阶梯上顺利晋升的必要条件。
3.社会资本理论与晋升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分析的基本前提是理性行动者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以价格(工资)为指引进行选择。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经济生活深深地嵌入(embedded)在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网络之中并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林南，2005: 28)，那些拥有更多更好社会网络资源的个体，其社会资源的使用将提高其劳动力市场回报(Granovette, 1974; Lin, 1999)。有研究指出，我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在个人地位获得中有作用(边燕杰，1999；边燕杰、张文宏,2001)。有研究指出，社会资本对干部的地位获得有显著影响，但两性存在差异。女干部拥有与男性相差不大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对男性地位获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女干部的地位获得则无显著影响(周玉，2006)。我们认为，作为政治精英的社会资本对其晋升有重要作用。我们有两个有关政治精英晋升与社会资本间关系的假设：
(1)政治精英的社会资本对其晋升有正面影响。(2)女性政治精英的社会资本对其晋升同样具有正向影响。
4.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平衡 在生活世界中，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工作和家庭。人们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以既能够承担子女抚养、家人照顾和日常家务劳动的责任，又能够尽职尽责的做好工作。如果人们不能很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就会阻碍其晋升。家庭经济学的观念认为，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成员要在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活动和收入状况下决定自己的工作和家务时间的安排，这是家庭内部联合决策的问题。决策的结果常常是男性更多的从事有报酬劳动，女性更多的做家务。贝克尔将这种性别分工归因于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异。家庭内部的分工导致了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作经验和精力差异，进而产生收入分化(Becker, 1991)。有研究指出，一个已婚、有6岁以下子女、家务劳动时间以及丈夫或家庭的收入对女性是否参与工作有显著影响(England et al. 1988)。一种文化的观点认为，传统劳动性别分工要求女性更多地承担家庭责任，并从文化上将家庭责任划归女性。社会对男性的评价是以事业为重，对女性的评价是以家庭为重；工作机构对女性的角色期望是工作(Centra and Gaubatz, 2000)，这导致了对女性的双重标准。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认为，不同性别应该有不同分工，男性负责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的事务，而女性则负责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事务。因此，公私领域的划分阻碍了女性参与政治(Farida & Mona, 2010)。有研究指出，影响女性成为政治精英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心理因素，它建立在两种刻板印象上，一是性别与职业的刻板印象；二是有关精英的刻板印象(Oakley, 2000)。对我国的研究显示，女性更多地承担了子女抚养、家人照顾和日常家务劳动等责任，并形成“劣势累积”，对女性拥有工作权威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马缨，2009；李忠路，2011)。据此，我们提出政治精英有关家庭与工作平衡与晋升之关系的两个假设：
(1)政治精英的家庭责任越多越重，则越是不利于其晋升。(2)在性别观念作用下，女性是否认同传统的性别观念会对其晋升产生影响，认同传统观念减少了女性政治精英晋升的机会。
5.组织的性别环境与晋升 在组织中，是否有女性作为领导会构成不同的组织之性别环境。有研究表明，女性更容易被聘用或晋升到已有较多女性的那些工作层级(Cohen et al. 1998)。我们将女性在领导层占有三分之一以上比例的组织环境称为性别友好型组织环境，按照联合国倡导的女性应在权力层至少占到三分之一规模的说法，意味着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女性作为一种利益群体，其相关利益能够有一定的表达和受到关注。组织中性别歧视状况是组织性别环境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也是以往量化研究中被忽略的因素。组织中的性别歧视是指在组织中可以被当事人感受到隐性的性别歧视。因此，我们以当事人感受到是否存在性别歧视为自变量，来考查组织的性别环境。由此，我们提出了有关政治精英晋升的组织性别环境的两个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