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的自然法思想

中国法律的自然法思想
学号：2010200539 姓名：冯潇潇中国传统法律在其漫长的岁月中形成了独特的形式和内涵，其不仅具有一般的法律特征，还带有浓厚的自然观念。

如立法中的“则天立法”制度，司法中的“顺天刑罚”制度。

当西方自然法观念开始盛行，我国的法律思想研究便开辟了新的视角。

自梁启超提出“儒家法理学就是自然法”的观念后，法学界关于“中国法律是否存在自然法思想”这个问题便一直争论不休。

很多学者主张，儒家的“礼”和道家的“道”，墨子的“法天”即为自然法。

也有学者持截然不同的态度，认为中国只有“法自然”，而非“自然法思想。

”
查阅些许著者关于这个亘古难题的阐述，我个人觉得王振东教授在其《试论中国自然法思想及其复兴》中的论述最为妥帖，即“中国古代没有形式自然法，只有实质自然法。

”这样既避免了片面地认定中国古代法律即为自然法，也不至于断然否决中国古代存在自然法思想。

概括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半截”自然法，其涵盖的自然法思想体现在其对人性的强调，对权利的重视和对实质正义的追求中。

中国古代法律确不存在形式上的自然法。

王振东教授在其《法哲学论》一书中指出了双方的区别，西方自然法的法哲学基础是“天人分离”的，而中国古代法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

自然法强调理性，高于人定法。

而在古代中国，以“天人合一”为理论指导，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直接引入法律，法律更像是维护自然和谐的工具。

且在西方，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往往根源于对宗教的信仰。

因此人们对于法律的笃定和遵守更倾向于本能和天性。

这点在古代中国则不然，法律的信服取决于圣贤的躬身体验的实践。

因此，自然法偏向神性，思辨，先验，而中国古代法则注重直观，人性，经验。

“自然法”作为至高无上的理想法，一般不直接干预人定法的管辖领域，不直接进入司法领域。

而中国古代法律是理想法和实在法的集合，可以直接进入司法领域。

除此，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道家所追求的“道法自然”主要强调“无为而治”。

而自然法则偏重于法律的治理和“有为”。

因此，从形式的层面来说，中国古代法律强调“天人合一”，即人作为能动的主体，其主观的虔诚即可获得客观的庇佑，法律更多是用来调节人和自然的和谐。

与之不同，西方的自然法是理性的代名词，人类知识体系的构建，日益凸显的理性和强化的独立意识使之于自然分离，而自然法便推动了这样的对立。

可以说，自然法和中国古代法律在形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正如王振东教授所述：“中国古代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对良法的渴望表明了中国古代曾经存在丰富的自然法思想。

”自然法与道德密不可分，其蕴含的道德追求一切善的东西。

英国法律哲学家霍布斯说过：“自然法就是公道、正义、感恩以及根据它们所产生的其他道德。

”因此自然法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强调保护人的尊严和自由，这与中国儒家法思想主张的以“礼”为规范的人文关怀和以“仁”为核心的爱民思想有很大的共通之处。

礼，在道德法则上，体现了儒家法理学重视人，讲究人道，孔子有云：“天地之性人最贵。

”儒家将尊重人作为自己的核心思想。

孟子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因此，无论是自然法，还是中国古代法律，在其实质上都强调对人的尊重和重视，即从人性中探求法律的本质，共同地追求实质正义。

谈到权利的重视问题，很多人都认为中西方在此观念上大相径庭。

重视权利似乎成为西方法律独有的特质。

而中国的法律总是与极为浓重的伦理义务牵连。

我认为不尽然，孟子说过：“人人有贵于己者。

”尽管中国的法律文化中并未强调“权利”的字眼，但其权利的实质更多的是被作为集体权利来行使，而未被细分至个人。

尽管“三纲五常”思想占据主流，使得父与子，妻与夫之间的地位看似不平等，但其享有的更多的权利也以承担更多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为代价。

所以，在此层面上，中国古代法律和自然法都是主张保护、确定和保障人生来就有的生命、自由、财产等自然权利。

故，从实质上说，自然法和中国古代法律都是一种超越的，永恒的，客观的存在，自然法作为一种对公正或者正义秩序的信念，与中国古代法律的本质都是追求自由，公正和平等。

可形上所存在的天然的，不容忽略的差异又使中国的法律严格说来只能算作“半截自然法思想”，其仍旧不能摆脱“人治”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