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我国物联网政策文本研究

■ 姜景 姜娅新 杜惠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合肥 230601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面向网络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务微博‘微能力’研究”（项目编号：17CGL074）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姜景，安徽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E-mail ：*********************.cn ；姜娅新，安徽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 ：*****************；杜惠，安徽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 ：*****************。

摘要：[目的/意义]分析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发布的数字政府政策文本，可为后续中央与地方出台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政府的政策体系。

[方法/过程]在智库DIIS 理论的指导下，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借助质性分析工具Nvivo12对我国地方政府发布的45份数字政府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结合政策工具理论探讨数字政府现有政策的问题与不足。

[结果/结论]研究发现，虽然当前我国数字政府的政策工具覆盖较为全面，但仍存在结构不合理、操作性不强、创新性不足的问题。

因此，本文建议从平衡政策工具结构比例、提升政策工具可操作性以及加大政策工具创新力度三个方面持续提升政策工具的精度，优化我国数字政府的政策供给。

关键词：数字政府 政策工具 政策文本 内容分析法分类号：D035DOI: 10.19318/ki.issn.2096-1634.2022.02.021 引言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断深入，政府的治理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

第1期(2015年1月)中国科技论坛政府如何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以物联网产业为例史俊，田志龙，谢青(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摘要：本文以物联网产业三个政策制定过程为研究对象，采用纵贯研究、访谈以及内容分析相结合的定性研究方法，讨论了政府是如何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制定。

研究结果显示：政策决策者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过程分割为多个子决策过程，并且在每个子决策中，通过互动形成并实施众多微观决策，同时这些互动发挥了信息获取、行动协调、行动承诺和政策承诺四种功能。

关键词：政策制定过程；互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物联网产业中图分类号：F202文献标识码：AHow Does Government Make Policies for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Shi Jun，Tian Zhilong，Xie Qing(Huazhong Uni ve rs i ty of Sc i e n c e a n d Technology，Wuhan430074，Chi na)Abstract：Througll using qualitative r es e ar ch methods co mbi ned b y lon gi tu di na l s t u d y，c o n t e n t ana lys is a nd interviews o n the three macro government p ol ic y m aki ng processes in internet of thin gs(I OT)i nd us tr y in Chi na，h ow governments t o make strategic emerging ind us tr y p oli cie s was discusse d．W e have the f ol low in g res ul ts：th e governments divid e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es into several su b·p r o c e ss e s，w i t h i n w hi c h，so me m i cr o-l ev el de ci si on s ar e formed a n d im ple men ted d u r i n g th e i n te r a ct i o n s；a n d th es e interactions playthe rol es from f our a s p e ct s，i n c l ud i n g information a cq ui s it io n，ac t io n c o or d i na t i o n，a ct i o n com mi tm en t a nd po lic y commitmentKey words：Policy—ma king pr o ce s s；In t er a ct io n s；St r at e gi c emerging industry；lOT in du st ry1引言约。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China's Information Service Policy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作者： 谭春辉[1];周一夫[1];冯扬文[2]
作者机构： [1]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9;[2]宁波航运交易所有限公司,浙江宁波315042
出版物刊名： 现代情报
页码： 91-101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11期
主题词： 信息服务;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法;政策工具;扎根理论
摘要：[目的/意义]通过对我国已经出台的信息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有利于政府对后续政策文本的出台调整和推进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对信息服务业持续良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选取2009—2020年具有代表性的46份政策文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借助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从政策工具类型角度和信息服务政策社会作用角度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结果/结论]存在的问题: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内部工具结构配置失衡;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欠缺,内部工具使用失衡;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内部工具较为缺乏;各类型政策工具在信息服务社会作用中分布不均.优化建议:优化调整各类型政策工具搭配、注重政策工具在信息服务政策社会作用要素中合理配置、加强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合作沟通.。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网络游戏管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网络游戏管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一、引言网络游戏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日益蓬勃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然而，网络游戏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沉迷于游戏的青少年增多、网络游戏暴力、色情等不良内容的存在等。

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和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网络游戏管理政策，以引导和规范网络游戏行业的发展。

本文将通过政策工具视角，对我国网络游戏管理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改进提供参考依据。

二、政策工具视角理论分析政策工具视角是指将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视为使用各种政策工具来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

政策工具包括法律法规、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社会共治等多种手段。

在网络游戏管理政策中，我国政府采用了多种工具来引导和规范网络游戏行业。

首先，我国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来对网络游戏行业进行管理。

例如，《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网络游戏未成年人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规定了网络游戏企业的准入条件、游戏内容审查、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于游戏等方面的要求。

其次，我国政府采用经济手段来引导网络游戏行业的发展。

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减税等手段来支持优质网络游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实施价格管制、准入门槛等经济手段来约束不良网络游戏企业的生存空间。

再次，我国政府还运用行政手段来执行网络游戏管理政策。

政府部门将制定并实施各项具体的管理措施，例如要求网络游戏企业落实实名制、限制游戏时间等措施，以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最后，我国政府还倡导社会共治，鼓励社会组织、学校、家庭等参与网络游戏管理。

政府与社会各界合作，共同推动网络游戏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文本量化研究方法为了对我国网络游戏管理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本文将采用文本挖掘技术，具体步骤如下：1. 数据收集：收集与网络游戏管理政策相关的文件，包括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官方公告等。

2. 文本预处理：对收集到的文本进行预处理，包括去除停用词、标点符号，分词等。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数字乡村政策文本分析作者：郭园园来源：《当代农村财经》2023年第11期摘要：本文以26份数字乡村的相关政策文本为样本，运用Nvivo12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数字乡村政策从供给型政策、环境型政策、需求型政策三个方面进行编码分析。

分析发现，在现行的数字乡村政策中数字乡村建设缺乏资金支持和人才培育；地方性的法律法规重视程度不够；数字建设中的政府购买明显不足。

基于此，应加大资金投入，注重数字乡村人才培养；因地制宜出台数字乡村政策，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提高政府购买力度，加快数字乡村建设。

关键词：政策工具数字乡村数字乡村政策内容分析 Nvivo12近些年，随着大数据、5G、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迭代，持续地推动着政府转型和社会治理的变革。

其中，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在乡村的实际运用，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创造了新的机遇。

目前，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热潮，信息技术所释放出的数字红利在乡村建设行动中已经初见成效。

“数字乡村”这一概念首次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被提出。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出台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将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和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定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

2020年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

一系列关于“数字乡村”的发展规划、工作要点、评价报告、试点安排、建设指南以及行动计划等相继出台，都旨在增强乡村数字治理能力，提升乡村振兴绩效。

在中国知网以“数字乡村”为关键词，对215篇核心学术论文进行了检索，其中192篇是在2020之后发表的。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高质量发展驱动路径研究作者：曾奕棠谭春辉周一夫来源：《当代经济管理》2023年第10期［摘要］文章探究我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的政策驱动路径，为政府部门后续出台相关政策提供决策支持，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首先，查阅并选取前五批105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已出台的376份政策文本；其次，采取内容分析法，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获取的政策文本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最后，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fsQCA），揭示政策工具不同组合方式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发展之间的关系，挖掘出高质量发展驱动路径。

当前环境型、供给型和需求型3类政策工具的使用存在着明显失衡现象，其内部也存在着搭配不均的问题，税收优惠、产业融合等工具的使用还相对欠缺。

探索出4类共7条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高质量发展驱动路径，分别是目标导向型路径、政务管理型路径、服务保障型路径和国际先导型路径。

［关键词］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政策工具；驱动路径［中图分类号］F7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3）10-0026-09随着数字化经济的高速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对外贸易方式，因其具备实时性、高效性和便利性等特征［1］，受到了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青睐［2］。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跨境电商是我国建设现代化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党和政府对其高质量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充分支持，自2015年3月起先后分六批在全国132座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下文简称：跨境电商综试区），通过“先行先试”的运作模式，探索跨境电子商务全面健康发展的运行机制。

经过数年的发展，不仅为国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有力地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鉴于跨境电商综试区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如何进一步推动其高质量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亟需思考和解决的课题之一。

收稿日期:2019-03-18 修回日期:2019-04-18作者信息:王国华(ORCID :0000-0002-3083-751X ),男,1966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舆情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㊁舆情信息研究㊁政府管理与创新;李文娟(ORCID :0000-0001-8573-473X ),女,1990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网络舆情㊁信息传播㊁互联网治理㊂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网络媒体政策分析基于2000-2018年的国家政策文本王国华　李文娟(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4)摘　要:[目的/意义]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考察政策工具的使用结构是理解㊁评估和改善我国政府在网络媒体治理方面行为的切入点㊂[方法/过程]以95份网络媒体国家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构建分析框架㊁划定分析单元㊁内容编码归类和统计分析等步骤,从基本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价值两个维度对我国网络媒体政策进行统计分析㊂[结果/结论]研究表明,我国网络媒体政策工具使用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调节型工具结构不合理,自愿型和社会型政策工具运用不足,政策工具演变整体上呈现由单一㊁失衡向多元㊁均衡的发展态势㊂同时,从政策目标价值维度来看,政策工具存在差异化选择特征,以维护信息安全和强化网络媒体准入管理目标为主,对媒体融合与推进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不够㊂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在政策实施和政策工具应用上的对策和建议㊂关键词:网络媒体;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价值;政策文本;内容分析中图分类号:G 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19)09-0090-09引用格式:王国华,李文娟.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网络媒体政策分析[J ].情报杂志,2019,38(9):90-98.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09.015Analysis of China's Network Media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Based on the National Policy Texts from 2000to 2018Wang Guohua Li Wenjuan(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Wuhan 430074)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Policy tools are the means and approaches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examining the use structure of policy tools is the entry point to understand ,evaluate and improve the behavior of Chinese government in network media governance.[Method /Process ]Taking 95n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of network medi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dopts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hina 's network media policie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basic policy tools and policy target value through the steps of analysis framework constructing ,analysis unit delimitation ,content coding classifica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Re⁃sult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use of online media policy tools in China has obvious unbalance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ex⁃cessive use of coercive policy tools ,unreasonable structure of regulatory tools ,insufficient use of voluntary and social policy tools ,and o⁃verall evolution of policy tools from single ,unbalanced to diversified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alue dimension of policy objectives ,there are differentiated sel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 tools ,which mainly focus on the ma⁃intenance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network media access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insufficient support for media convergenc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On this basis ,the study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policy tools application for government.Key words :network media ;policy tools ;policy objective value ;policy text ;content analysis第38卷　第9期2019年9月 情　报　杂　志JOURNAL OF INTELLIGENCE Vol.38　No.9Sep.　20190　引　言近年来,随着互联网㊁移动终端设备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体也得到了迅猛发展㊂网络媒体是借助互联网传播平台,通过电脑㊁手机等终端来传播新闻信息的一种数字化㊁多媒体的传播媒介,是继报纸㊁广播㊁电视后出现的第四媒体[1]㊂作为互联网技术进步的产物,网络媒体以即时的传播速度㊁海量的信息内容㊁互动性的交流方式等优势成为新时期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㊂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3次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8年12月,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6.75亿,年增长率为4.3%,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6.53亿,年增长率为5.4%[2]㊂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着社会舆论格局和思想导向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发展,就网络媒体发展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明确阐释了网络媒体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㊂网络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新闻传播㊁信息交流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问题,例如虚假信息泛滥㊁传播内容低俗㊁社会舆论失范等㊂因此,加强网络媒体管理,确保网络媒体健康㊁有序发展便成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议题㊂西方国家同样重视对网络媒体的管理,不少国家对互联网媒体制定了专项管理法规㊂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也是较早探索网络媒体政策制定的国家,其在网络媒体管理和引导方面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模式,例如完善网络媒体法制建设㊁加大互联网信息内容技术监控㊁倡导 自律”与多样化差异性管理等[3]㊂英国主张网络媒体的自我治理,因此没有对网络媒体进行单独立法[4],主要通过设立非政府组织实现对网络媒体的监管,例如互联网监管基金会㊁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协会㊁伦敦网络协会等㊂日本是以现行的法律作为管理网络媒体的主要规范,其中刑法扮演主要的政策法规[4]㊂同时,日本规定有关电信的现行法规也适用于互联网㊂我国网络媒体政策的制定主要以政府为主导,自2000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发布以来,中央相关管理部门出台了多项与网络媒体直接相关的政策文件,各项政策经过多年实践检验与优化修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政策体系㊂随着网络媒体立法进程的不断加快,网络媒体政策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㊂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网络媒体政策变迁的整体分析,比如探讨政策变迁背后所体现的价值取向[5]㊁分析政策内容演化的阶段性特征[6]㊁阐述政策变迁过程中国家治理思想的转变[7]等;二是对网络媒体政策建构的应然研究,主要是对现有网络媒体政策评估与建议,具体内容包括针对不同网络媒体政策的评估[8]㊁国家宏观调控话语下的政策优化选择[9]㊁媒体产业发展视角下我国网络媒体政策推进路径等[10]㊂三是对具体的某一项网络媒体政策专项研究,比如网络视听媒体政策[11]㊁网络新闻媒体政策[12]㊁网络媒体内容监管政策等[13]㊂上述成果的研究方法均以定性研究为主㊂随着统计学㊁计量学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不断加强,在政策分析方法上,政策文献量化研究逐渐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应用成为政策文本定量分析关注的重点㊂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基本保证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工具逐渐成为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的焦点,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工具论的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了大量经验性㊁实证性的研究㊂例如黄翠利用政策工具分析了我国的风能政策[14]㊁吴芸等人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政策[15]㊁范丽莉分析了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等[16]㊂但是,目前鲜有学者从政策工具视角对我国网络媒体政策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㊂在网络媒体政策制定过程中,选择何种政策工具,如何选择政策工具对政策的有效执行和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7]㊂基于此,本文将根据政策工具的基本内涵,构建网络媒体政策工具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内容分析法探讨目前网络媒体政策工具运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为后续政策设计与优化提供参考㊂1　网络媒体政策分析的二维框架政策工具的选择不仅要考虑理性要素,更要考虑价值要素[18]㊂合理的政策结构需要政策主体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将政策手段与政策目标有机结合,依据客观规律与目标导向,建立合理的政策工具体系,发挥理想的政策效果㊂因此,本文从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价值维度出发,构建政策工具分析的二维分析框架,从而进行文本编码分析㊂其中,X维度是基本政策工具,代表网络媒体政策工具的不同类型;Y维度是政策目标价值,代表网络媒体政策的治理方向㊂通过工具 目标价值二维框架,能够更加全面细致地分析我国网络媒体政策工具的运行情况㊂　1.1　X维度:基本政策工具维度　政策工具,又称 治理工具/政府工具”,是在既定的政策环境下,政策执行者为解决政策问题㊁达成政策目标㊁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9]㊂根据不同标准可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多种类型㊂其中加拿大公共政策学者霍利特(M.Howlett)和拉梅什(M.Ramesh)根据政府权力介入程度的高低,依次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强制型㊁混㊃19㊃　第9期 王国华,等: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网络媒体政策分析合型和志愿型三种类型[20],此类划分方法较好地揭示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这与新媒体环境下坚持党管媒体,牢牢掌握舆论工作领导权的目标要求相吻合㊂本文借鉴霍利特(M.Howlett)和拉梅什(M.Ramesh)的分类思想,并结合我国网络媒体政策制定的特点,按照政府干预程度依次将我国网络媒体政策工具划分为强制型㊁调节型㊁社会型及自愿型四种㊂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自身权威及强制力,以规制或直接行动的方式对网络媒体组织和传播活动施加影响,是政府干预网络媒体最为显著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准入机制㊁禁令㊁监督检查㊁处罚措施㊂与强制型工具主要依赖政府权威不同,调节型政策工具主要依托于资源配置㊁文化环境㊁技术评估等非强制机制,是政府自主运用市场㊁道德等力量对网络媒体实行间接干预的手段,具体包括资金投入㊁技术标准㊁人才培养及价值导向等㊂在一个市场发育较完善㊁核心价值体系较稳定㊁网络技术有序化的环境中,调节性政策工具可以发挥核心作用[21]㊂社会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利用社会资源,在与外部互动的基础上共同实现网络媒体的治理,是一种主张以平等协商㊁交流对话的形式实施公共政策,改变传统以政府主导的网络媒体治理模式,转向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路径,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社会监督㊁公私合作㊂自愿型政策工具是由网络媒体主动㊁自主完成治理任务,政府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干预,主要依靠行业自律㊁自审制度及互助机制等㊂当网络媒体主体基于一定的诱因或出于某种内在驱动力而自主㊁自愿地完成网络治理任务时,也就实现了自愿性工具的功用㊂　1.2　Y维度:政策目标价值维度　严格来说,上述4大类13小类基本政策工具维度的划分并不能全面揭示网络媒体政策的运行特征,还必须考虑网络媒体政策内涵规律和特点,这种内涵规律和特点突出表现在网络媒体治理目标价值的变化上[14]㊂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政府制定网络媒体政策的目标即政策的价值取向也在不断发生变化㊂结合我国网络媒体政策制定的实际情况,综合参考孙宇[22]㊁闵大洪[23]等学者的观点,本文将我国互联网媒体的政策价值取向划分为四个阶段,即 规制接入”阶段(2000-2003年)㊁ 信息安全”阶段(2004 2009年)㊁ 产业发展”阶段(2010-2013)和 媒体融合”阶段(2014 至今)㊂规制接入是网络媒体政策体系建设的起步阶段,该时期的政策导向主要是以建立网络媒体信息服务的行业准入秩序为主,从而实现对网络媒体的源头管控㊂信息安全是我国网络媒体政策制定的第二阶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体领域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政策目标导向开始由重在准入管理向维护网络信息安全转变㊂产业发展是网络媒体政策制定的第三阶段,政府开始将网络媒体视为战略性信息产业,从产业发展的高度制定网络媒体公共政策,推动网络媒体产业整体发展㊂媒体融合是全媒体环境下网络媒体政策制定的最新方向,政策导向主要是通过将报纸㊁电台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㊁手机等新媒体传播渠道相结合,实现信息内容㊁技术应用㊁平台终端㊁管理手段的共融互通㊂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作用于政策价值取向的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效用㊂需要说明的是,对政策目标价值阶段的划分并不是截然分野的,各阶段政策目标有诸多交融汇合之处,划分依据主要在于该时期政府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标价值㊂　1.3　二维分析框架的构建　通过梳理形成网络媒体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价值关系图(见图1),其中从政策目标价值维度来看,网络媒体治理的规制接入㊁信息安全㊁产业发展和媒体融合各阶段既相互独立又环环相扣,各环节相应的互联网媒体政策逐步推动网络媒体健康有序㊁向前发展;从政策工具维度来看,强制型㊁调节型㊁社会型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共同作用于网络媒体治理全过程㊂图1　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价值关系图在此基础上,通过对X维度(政策工具维度)和Y 维度(政策目标价值)的整理,最终形成关于网络媒体政策文本分析的二维框架,如图2所示㊂图2　网络媒体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2　研究方法和样本选择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㊂内容分析法是形成于二战时期的一种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㊁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术[24]㊂内容分析的过程是层层推理的过程,一般分为确定研究问题㊁选择样本㊁㊃29㊃ 情　报　杂　志 第38卷定义分析单元㊁设置类目和编码㊁检验信度或效度㊁分析解释结果等环节㊂内容分析法将定性研究的问题转化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进行研究,具有系统性㊁客观性㊁定量性等特征[25],是社会科学尤其是传播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㊂　2.2　样本选择和编码　研究选取的 网络媒体”政策文件均可通过公开网站搜索获得,政策内容不涉及敏感性,均可用于理论分析㊂政策文件搜集主要借助 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㊂ 北大法宝”是目前国内成立时间最早㊁内容和功能最全的法律法规检索平台㊂因此,研究首先分别以 网络媒体”㊁ 互联网媒体”为标题㊁关键词进行政策检索,鉴于初步检索政策文件数量较大,与网络媒体关联程度不一,为确保样本的准确性和代表性,本文按照以下原则对政策文件进行筛选和整理:a.政策制定主体为中央党政机关及各职能部门,地方政策法规不予采纳;b.政策内容须与网络媒体高度关联,仅泛泛提及不予采用;c.政策文件类型主要选取法律法规㊁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对一些非正式决策文件,如批复㊁函等不予采用㊂d.政策时间上,选取自2000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这一专门性规章发布至今的有关网络媒体的政策文件,不考虑此前发布的部分涉及网络媒体的有关文件㊂根据以上原则,最终纳入研究范围的政策文本共计95份㊂根据上述二维分析框架,以遴选的95份网络媒体政策文本的具体条款作为内容分析单元,利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1按照 政策编号-章节/具体条款”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对网络媒体的政策工具进行识别与归类,如 1-4”表示编号为1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的第4条政策内容,即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代表强制型政策工具中的 准入机制”工具㊂编号 3-13”表示编号为3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中的第13条政策内容,即互联网站登载的新闻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代表强制型政策工具中的 禁令”工具㊂其余编码以此类推㊂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某项政策条款使用了多项政策工具,在进行频数统计时,则按照政策工具类型进行重复统计㊂最终形成如表1所示的政策分析编码表㊂表1　网络媒体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政策编号政策名称内容分析单元编码政策工具1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1-4准入机制 21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21-12禁令60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提供互联网直播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坚持正确导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60-3价值导向9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加强政务新媒体的日常监管,定期组织检查,积极运用技术手段进行实时监控 .95-4-4监督检查　2.3　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是验证文献编码一致性㊁分类准确性的关键步骤,不同编码者对相同文本独立编码的一致性是检验编码者信度的重要指标[26]㊂通常认为,不同编码者间一致性比率达到80%,则编码结果可被接受㊂为保证文本分析的客观性,本文中政策文本的编码由两位研究网络舆情的博士生共同完成,通过对两次编码结果进行信度检验,经过计算与调整,编码一致性比率达到92.7%,编码结果可被接受㊂3　研究结果与分析3.1　X维度:基本政策工具分析　基于划分的四种政策工具类型,以表1的编码归类为基础,得到我国网络媒体政策的基本政策工具分布情况(见表2)㊂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网络媒体政策综合运用了强制型㊁调节型㊁社会型和自愿型四种基本政策工具,为网络媒体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规制和激励,但四种政策工具类型的使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多(占68.5%),调节型政策工具(占14.5%)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占11.2%)总体使用不足,社会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少(占5.8%),网络媒体政策总体上呈现以政府为主导的 自上而下”强控制特征㊂a.强制型政策工具占主导地位㊂根据频数统计结果,强制型政策工具共计307条,占整个基础政策工具的68.5%,在网络媒体政策运行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㊂四项具体措施中,禁令占比最高(23.9%),其次是处罚措施(20.7%),准入机制和监督检查使用频率相似,分别为12.7%和11.2%㊂基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网络媒体政策中强制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逻辑主要以限制管理为主㊂政府通过设置多种禁令严格限制网络媒体的传播行为,明确禁止网络媒体传播违反法律法规㊁损害国家利益等信息内容㊂其次,严格限制网络媒体的从业主体资质,通过严格的行政审批㊁资质条件㊃39㊃　第9期 王国华,等: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网络媒体政策分析表2　政策工具编码汇总统计表政策工具工具名称政策条文编码数量百分比强制型工具准入机制1-4㊁1-5㊁1-6㊁1-7㊁1-8㊁1-9 67-2㊁70-7㊁71-7㊁74-3㊁81-45712.7%监督检查1-18㊁5-7㊁6-2㊁7-5㊁9-12 93-5㊁93-6㊁94㊁95-2㊁95-4-45011.2%禁令1-11㊁1-15㊁3-13㊁4-8㊁4-9㊁5-1㊁5-4 84-1㊁86-2㊁93-3㊁93-410723.9%处罚措施1-19㊁1-20㊁1-21㊁1-23㊁3-17㊁7-16 79-7-42㊁80-6㊁82-4-209320.7%调节型工具资金投入22-15㊁45-3-1㊁45-3-4㊁47-3-16㊁52-2-4㊁77-4-21㊁82-4-21㊁92-3-1481.8%技术标准21-7㊁45-2-5㊁57-3-31㊁59-3-14 85-1㊁85-2㊁86-2㊁92-2-9132.9%人才培养10-3-21㊁36-2-14㊁39-3-15 82-2-11㊁90-6㊁92-3-12㊁95-5-2143.1%价值导向8-1㊁8-2㊁10-1-2㊁11-5㊁16-1-3㊁22-6 93-1㊁95-1-1㊁95-1-3306.7%社会型工具社会监督16-4-25㊁21-15㊁22-21㊁24-5 71-12㊁72-10㊁73-11㊁81-14㊁88-5224.9%公私合作52-4㊁55-5-15㊁90-5㊁95-3-240.9%自愿型工具行业自律7-5㊁22-5㊁35-5-3㊁36-2-5㊁37-5 71-12㊁73-4㊁78-11㊁81-15194.2%自审制度11-18㊁12-3-20㊁26-3㊁37-3 73-7㊁80-3㊁80-5㊁81-6㊁81-10266%互助合作36-2-8㊁36-2-12㊁36-2-13㊁54-8㊁78-1151%总计448100%等措施控制网络媒体领域的行业准入,强化源头管控,同时各监督管理部门会定期进行执法检查,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监督管理,严格处罚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以保证网络媒体健康㊁有序发展㊂强制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可以为网络媒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但过多限制性措施的实施也会阻碍网络媒体的发展,这与互联网开放㊁自由㊁互通等属性也不相符㊂b.调节型政策工具使用结构不合理㊂调节型工具共计65条,占比14.5%,与强制型工具相比还有一定差距㊂其中,价值导向是调节型政策工具类型中最受关注的类型,约为整个调节型政策工具的一半,这说明我国网络媒体政策立足于维护和强化主流话语,重视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思想引导,确保网络媒体坚持正确导向㊁传播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文化是调节型政策工具的主要目的㊂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是政府重视㊁支持网络媒体发展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方式,前者能为其提供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后者是是行业发展专业化㊁现代化的重要措施㊂但是从表2来看,它们仅占调节型政策工具的12.3%和21,5%,在整个政策工具体系中的比重仅为4.9%,说明当前我国对网络媒体发展的扶持力度还有待提高㊂技术标准13条,占比2.9%,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就难以激励相关网络媒体㊁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等对信息传播技术㊁技术服务规范的投入和管理㊂c.社会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较低㊂社会型政策工具是政府利用社会资源,在与公民㊁企业㊁社会组织等主体互动的基础上共同实现网络媒体的治理,所产生的激励作用通常比强制型工具更为有效㊂但从统计结果来看,社会型政策工具只有26条,占整个政策工具体系5.8%㊂其中,社会监督运用最为频繁,是社会型政策工具中的主要措施,这说明在我国网络媒体政策中,政府十分重视公民参与和舆论监督,强调 自下而上”信息传递的重要性,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监督㊂公私合作仅4条,主要涉及信息共享,对其它方面的关注还不够㊂从社会型政策工具使用情况来看,我国社会资源参与网络媒体治理的政策路径还较狭窄,一味强调社会监督却忽视政府与网络媒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限制了企业㊁行业组织等主体参与网络媒体治理的积极性㊂d.自愿型政策工具运用相对不足㊂自愿型政策工具共计50条,占比11.2%㊂三种自愿型政策工具中,自我审查制度使用最为频繁,占比6%㊂自审制度的运用充分体现了政府尊重网络媒体作为经营主体的自主管理性,重视网络媒体主体责任的履行㊂当前,我国网络媒体无视主体责任,挑战传播底线㊁红线的状况时有发生㊂部分媒体未能有效履行主体责任,对用户发布的违法违规信息未尽到审查义务,持续传播炒作导向错误㊁内容低俗等信息,严重影响网络舆论生态和社会和谐,在此背景下强化网络媒体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具有重大意义㊂行业自律共计19条,占比4.2%,反映出政府支持网络媒体行业完善自我约束机制,自主协调同行利益关系,自觉以行业规范制约自己的行为等,给予网络媒体行业足够空间实现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㊂互助合作使用最少,仅5条,未引起充分关注,与现实情况情况基本吻合㊂虽然现阶段我国网络媒体发展迅速,但网络媒体间合作交流较少,各媒体均各自为阵,服务分化㊁信息壁垒现象严重㊂实际上,政府治理网络媒体的政策工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㊂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和政府对网络媒体的认识不断深化,网络媒体治理的政策工具也不断作出㊃49㊃ 情　报　杂　志 第3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