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功能翻译理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的合理性——以《天演论》中个别段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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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严复及其“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摘要:严复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的翻译家,其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对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严复的翻译理论经过广大学者的层层解读和分析,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
但有的解读较为片面,甚至是对原观点的曲解和误读。
严复对“信、达、雅”的原始表达精明扼要,从其原始表达入手,我们可以摒弃学术界对“信、达、雅”片面的认识,对这一翻译理论经典有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
关键词: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作为近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严复不仅翻译了一大批重要的西方学术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对翻译工作有巨大启迪意义的翻译主张,其中尤以“信、达、雅”备受推崇,对翻译界乃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严复的生平以及他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原始表达,以期对翻译实践能有建设性的指导作用。
一、个人简介严复(1854-1921),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西学大师、翻译家、教育家、诗人。
1854年1月8日,出生于福建南台苍霞州。
7岁时,严复被父亲送到外地读书,两年后回故乡随其五叔祖严奎昌学习《大学》《中庸》之类的儒家经典,打下了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
后远赴英国留学,进入英国格林里治大学海军学院深造。
两年后回国,被李鸿章调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失败让严复深受刺激,满怀爱国热情的他将眼光投向西方,开始了他翻译和介绍西方知识的重要工作。
历史上对严复也有很高的评价。
康有为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与张之洞书》)。
蔡元培也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几道为第一。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四个字,时至今日仍然为人们所熟知,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辗转于京、津、沪、皖等地,既执教讲学又专心著述,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开创了中国翻译史上的新纪元。
2021年43期总第587期ENGLISH ON CAMPUS目的论视角下探究“信达雅”的具体内涵——以《天演论》为例文/刘健炜【摘要】自“信达雅”的翻译原则问世以来,对其具体内涵的探究便一直存在。
本文希望通过从目的论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对于“信达雅”的翻译理论进行新的阐释与解读。
选择目的论进行研究的原因是两者具有许多的相似点,“达”被看作是翻译的最终目的,也是这一翻译标准的灵魂,其作用可看作是目的论中的目的法则;“信”,不同于往常意义上的取信于原文,而是另辟蹊径力图取信于读者,可看作忠实法则。
而“信”和“雅”均为译者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某种特殊翻译手段,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功利主义色彩。
【关键词】严复;“信达雅”;目的论;“达旨”“救亡图存”【作者简介】刘健炜(1999-),男,汉族,河北黄骅人,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文社科。
一、引言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当属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之后众多翻译理论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例如钱钟书先生的“化境”理论,傅雷先生的“神似学说”,以及刚刚逝世的译坛大家许渊冲先生的“三美”理论,无不受其影响。
有人赞同,自然也存在着反对的声音,在争论中,“信达雅”也被不断地阐发、完善。
该如何去理解和运用“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是值得当今翻译界认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本文意图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翻译环境,重寻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本意”。
二、翻译目的论弗米尔认为,翻译的意图主要是由译者或翻译活动发起人而非原作者的意图决定的。
通过对严复的翻译目的和过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翻译活动发起人是严复本人,他力图通过翻译西方科学理论著作以开化民治,强民强国,由此可见,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以及其流传于世的著作都包含着强烈的目的性和爱国主义精神。
近代中国国贫民弱的现状迫使严复开始谋求不同的改革之路,他在梁启超的交谈中提出了翻译西方先进的科学社会思想以启化民众、摒弃愚昧、宣扬科学的主张,这一点也成为其翻译活动最大之目的。
浅论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摘要:“信”、“达”、“雅”三字早在三国时支谦的《法句经序》中即已全部出现。
但将这三个字按译事的内在规律和关系排列组合,明确地作为翻译标准提出,则始自严复。
严复是第一位系统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及自然科学方面著作的翻译大家。
在翻译《天演论》时,他提出了“信、达、雅”翻译理论。
本文将在系统阐述三原则的意义,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后进而对这一翻译理论进行评述。
关键字:“信”“达”“雅”翻译理论原则一、关于严复“信、达、雅”的阐述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的第一段中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通过严复反复阐发的行文,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翻译的看法和深刻的认识,从而构成了在“信达雅”掩护或遮蔽下的较为明确的翻译思想。
其要点可阐发如下:第一,信(不倍原文):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的第一段首先讨论信和达的问题,但实际上只讨论了不信的原因和达旨的可能。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焉。
”说明“信”高于“达”并借助“达”才能“信”的道理,实际上是视“信、达”为目的与手段的密切关系。
然后指出当时国内许多译文不能达旨的三个原因:一不能深入理解原文,二不能全面了解原文,三不能仔细分析原文。
总之,不达不信的根本原因是理解问题。
他指出:意义不倍(不背离)原文,只可云“达”,还不能说是“信”。
看来,“信”是由某种形上高度的综合要求,而不是形下的可完全实现的要求。
第二,达(刻意求显):由于中英文的构句与行文的不同,严复认为,语言操作层面上的种种经营,都是为了达旨,“达”的最终目标才是“信”,而“信”是不可以直接操作的。
就翻译所选用的语言范型而言,严复说:“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俚俗文字,则求达难。
”这是说古文和白话表现力的差别。
他选择古文作为翻译的文字,常遭人们讥讽,以为他自命清高,其实他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力图让原文的意思显豁而已。
以严复的“信、达、雅”为标准探究如何完成好的译作作者:王华来源:《语文学刊》 2016年第1期王华(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摘要]根据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对布宁1933年诺贝尔奖获奖感言的四个译本进行分析、比较,来说明译者的双语水平、文学常识、文化知识和翻译态度对译者进行翻译有着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信、达、雅;诺贝尔奖演说词;蒲宁;翻译[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6)01-0115-02[作者简介]王华,女,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概述严复的翻译理论主要体现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
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
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
子曰:辞达而已。
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
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天演论·译例言》,郭延礼,2005)[1]所谓“信”,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忠实,换句话说,就是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达”,可理解为译文的通顺畅达,要使读者能够清楚地明白译文,严复说,翻译“求其信,己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可见,“信”与“达”是相辅相成的,无“信”,何以求“达”,无“达”,似乎译文也就无所谓信不信了。
“雅”,通俗的理解就是写文章要有文采。
要做好翻译,就要将信、达、雅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无论翻译标准怎样变化,其内核还是“信、达、雅”[2]。
二、译者双语水平对翻译的影响1.译者外语水平有限,不能读懂其所要翻译的文章,那么他所翻译出来的作品,从作品里传达出给读者的信息,就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
浅谈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作者:李梦君来源:《商》2013年第14期摘要:在我国翻译界,影响最大的翻译标准当属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信”即译文忠实原文意思,“达”指译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意思通顺明白,“雅”指译文要选词得体,追求原文意境,三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文章旨在简述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在中国和西方翻译界,翻译理论和翻译标准林林总总,其中,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翻译标准不仅为无数翻译工作者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翻译界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一、“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提出中国古代翻译事业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翻译题材少,即当时的翻译体裁大都是佛经翻译,由此带来的问题便是翻译理论空缺,而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出现的严复、林纾等一批翻译家,为翻译理论空缺这一尴尬境地带来了光明,严复、林纾等人不仅翻译的数目繁多,而且题材广泛,涉及到经济、政治、文艺等各方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翻译理论和翻译标准的发展。
1898 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译例言》出版发行,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他说道:“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我们自此可以看出,严复所提倡的“信达雅”主要是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准确表达原文意思,追求原文意境。
通过自身丰富的翻译经验,严复总结出的这一翻译原则在当时的翻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也仍为广大翻译实践工作者所肯定,“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具有深远意义。
二、“信达雅”翻译标准的内涵分析严复在阐述“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时,首先将“信”放在三原则之首,指出“信”即译文要忠实原文的意思,不删减,不歪曲,不随意添加,正所谓译文要“取明深义……而意义不背本文”,严复始终把译文忠实于原文的意义作为“信”的第一要义。
从严复的信达雅浅谈翻译原则从严复的“信、达、雅”浅谈翻译原则摘要:严复是近代中国伟大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当今的翻译活动仍然适用。
它是“实用的”、是“精练之至”的、是“经验之谈”、是杰出科学的翻译理论总结和宝贵的翻译理论遗产。
本文将从“信、达、雅”三个方面谈论翻译原则,便于进行翻译实践活动。
关键词:严复;信、达、雅;翻译一、严复及“信、达、雅”19世纪的中国不仅在政治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传播领域也有了新发展,严复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严复(1853-1921)是中国近代学者和启蒙思想家,被誉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
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大量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一书,被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在社会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译事三难”,即: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
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
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2如果说“信”是站在作者的角度考虑的,那么“达”则是从读者的方面来思考的。
“达”强调我们翻译的文章语句要通顺,目标语言国家的读者读起来不费力,不晦涩不拗口,符合他们的说话习惯。
从英汉互译角度来看,由于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很大,想要简单地实现“达”这个目标也不是很容易。
举个例子来说,英语中定语从句的使用非常普遍,如果直接按照英语的句式翻译到汉语中,就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说话习惯。
同理,还有被动语态的句子。
汉语里偏好使用主动语态的句子,硬是按照原文的句式,在译文里出现“被...”这样的句子,读者读起来也不会很顺畅。
英语中还有可能出现很长的句子,汉语的习惯用短句来表达意思,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不必拘泥于英语的句式习惯,为了读者容易理解,必要的时候可以做句子的拆分。
再者,汉语里也有很多意象或事物无法直接翻译出来,或者翻译出来的意思有偏差。
论批判地继承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先生于1 8 9 8年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这个翻译标准对我国几代的广大翻译工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奠定了我国翻译理论的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翻译标准无懈可击,其中仍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应批判地继承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肯定其合理成分,否定其不合理成分并加以改进,使得这一标准更加完善,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标签:信;达;雅;批判继承一、“信、达、雅”标准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李培恩认为“信、达、雅”三个标准如果去掉其一,则去“雅”,去“雅”虽文不美尚不为害,如再去其一,则去“达”,去“达”文虽不通,其于原文尚无妨害。
李培恩割裂了“信、达、雅”三个标准的统一完整性。
关于“信、达、雅”三者的关系,严复认为翻译应求其“信”,但如果不“达”,等于没译,所以在“信”之外还得求“达”,“雅”是指“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因此翻译要兼顾“信、达、雅”三个标准。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篇文章或作品都是思想、语言和风格的对立统一体,因此原作中就包含三个要素:思想、语言和风格。
翻译的对象是原作,那么在翻译时就应该针对这三个要素分别提出不同的标准。
严复先生吸收了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在自己丰富翻译实践基础之上,针对原作的思想、语言和风格提出了高度概括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该标准成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
郁达夫说:“信、达、雅的三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郁达夫2009:464);周作人说:“信、达、雅三者为译书的不刊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是已经确定的了(转引自陈福康2000:111);沈苏儒指出:“历史已经证明,信、达、雅理论80年代以来一直在对我国的翻译工作起着指导作用,至今还有它的生命力。
许多学者先后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翻译原则(标准),但看来还没有一种能够完全取代它”(转引自贺爱军2015:139)。
谈严复翻译理论中的“信、达、雅”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
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
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严复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
他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信达雅”的大概意思,在我的理解下用较为通俗的语言解释大意为:能够对原文实现基本还原(信),能够流畅的向读者表达原作者的意思(达),拥有文笔优美,富有文采(雅)。
严复先生在自己的翻译工作中总结出了“信达雅”这个完整的原则体系。
这个体系对中国的翻译史有着巨大的贡献。
“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
”严复在这里就说明了翻译文章的时候就算只翻译出原文的意思,能够忠于原文,已属不易。
他接下去又详细解释说,翻译时不光要对原文要忠实,还要对译文要通顺,还要文雅。
有时为求译文通顺,不免要颠倒原文字句,甚至在原文之外,还要斟酌补足。
这种补足,只是发挥原意,绝非节外生枝。
有些原文的含义很是艰深,难得理解,他便要在这些句的前后,酌加“引衬”,以便使得原文的意思可以明显。
他不说“解释”,也不说“说明”,而说“引衬”,是很有道理的。
“引”是“引伸”,“衬”是“帮衬”,即帮助的意思,所以“引衬”,是说多加几个字进去,以助了解。
他说“信而不达,虽译犹不译也”。
可见单是忠实于原文,而译文不能表达,便失去了译介的作用。
令人看不懂的文字,无论内容怎样好,也是无用的。
他为求译文通顺,采用了四种办法:(一)颠倒原文字句。
(二)有时补足一点。
(三)遇到原文长句,采用意译。
(四)原文含义深奥的地方,便酌加引衬。
《翻译理论与实践(笔译)》单元教学信息(一)翻译的标准几位著名翻译家关于翻译标准的论述: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则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易曰:“修辞立诚。
”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三者乃文章正规,亦即译事楷模。
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现代汉语译文:翻译工作有三项不易做到的事:忠实于原文,译笔流畅明白,文字典雅。
要做到忠实于原著已很不容易,而如果只注意准确却忽略了译笔的通达晓畅,那么,即使译出来也等于没有译。
可见译笔的流畅是应予重视的。
《易经》指出:“做文章要讲究辞藻的优美和主题的正确。
”孔子说过:“做文章,不过是把意思表达得确切罢了。
”又说:“语言文字枯燥无味,就不能扩大影响。
”可见,文字的准确、流畅、优美乃是做文章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也同样是搞翻译的标准。
因此,除了准确和流畅之外,还要求典雅。
)马建忠:“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
”鲁迅:“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当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
”傅雷:“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象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文学既然以整个社会整个人类为对象,自然牵涉到政治、经济、哲学、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象,无所不包。
……象巴尔扎克那种工笔画,主人翁住的房子,不是先画一张草图,情节就不容易理解清楚。
”钱钟书:“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朱生豪:“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
”。
《天演论》翻译研究引言严复是中国翻译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信达雅‛长期以来认为是翻译的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和‚金科玉律‛。
然而也有人对严复提出批评,认为他自己的译文就不‚信达雅‛。
其实,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英国文艺批评家理查兹谈翻译时说过:翻译很可能是整个宇宙进化过程中迄今为止最复杂的一种活动。
翻译涉及很多因素对,于翻译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文本上,要把翻译放到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研究。
一.文化翻译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几个世纪里,翻译学者仅仅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翻译。
直到1976年,在比利时勒芬学术会议的召开宣告了翻译研究学派的成立,在其后的20多年里,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该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重大突破,由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在1990年出版。
他们在研究翻译时关注更为广泛的历史、文化问题,比如翻译文本的选择、译者在文本选择过程中的作用、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翻译文本在译入语系统中的接受情况。
玛丽?斯内尔?C霍恩比把这种翻译由文本转向文化和政治的研究,称之为‚文化转向‛,最终形成了文化学派。
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的四个层面,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层面会出现问题。
‚但是,在话语体系、诗学和意识形态层面也会出现问题‛(Lefevere 1992:87)。
‚勒菲弗尔最初只是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世界观’,但他也赞同弗德雷克•詹姆逊对意识形态的看法,即‘指导人们行为的形式、惯例和信念的体系’‛(Hermans 2004: 126)。
再后来勒弗维尔将其定义为‚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所接受的观念,其中包括观点和态度,并且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来解读文本‛(Bassnett&Lefevere 2001:48)。
勒弗维尔认为诗学是人们对于文学的看法,或者在某个社会中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看法。
在20世纪80年代,赫曼斯编辑了《对文学的操纵》,他指出‚从译入语的角度,所有翻译为了特定的目的,都包含了对原文本的某种程度的操纵‛(Hermans 11)。
第33卷第4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33 No.4 2012年4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pr.2012基于功能翻译理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的合理性——以《天演论》中个别段落为例陈博娟(1 中南大学 外语语言文学系,湖南 长沙410083;2湖南科技学院 外语系,湖南 永州425100) 摘 要:严复翻译标准“信、达、雅”一直以来备受翻译界译者们、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存在的争议也颇多,有学者认为严复翻译标准存在一定的缺陷,对我们现在的翻译实践活动的指导意义不大,但是大部分学者们都承认严复翻译标准的合理性。
本文站在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上来阐述严复翻译标准“信、达、雅”的合理性,本文首先对严复、功能翻译理论以及严复翻译标准“信、达、雅”分别进行了阐述,最后选取《天演论》中的个别段落详细分析该标准的合理性,得出严复翻译标准与严复本人及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该标准非常具有合理性。
同时我们也要学会用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严复翻译标准,取其精华来指导我们今后的翻译实践。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翻译标准;信、达、雅;天演论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2)04-0170-03一 前言严复是近代介绍西学的第一人,是我国著名的翻译方面的理论家,他的翻译一直以来都得到了国内外翻译界学者们的极度关注。
严复翻译了许多西方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 作品,在这些作品的翻译中,严复展示了他对两种文化、两种语言及其相互转换的熟练掌握程度以及在翻译过程中表现的精湛的翻译技巧。
严复首次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翻译标准,即信、达、雅。
严复的翻译标准标志了现代中国翻译理论的诞生。
《天演论》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引起了国外翻译学者的关注。
如Lefevere(2001)认为严复采用古文并效仿前人的翻译,通过中国术语进行翻译,这造就了《天演论》的成功[1];Elsie(2003)同样认为严复的翻译策略非常成功[2]。
但由于语言隔阂,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关注严复的翻译作品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严复的翻译策略与技巧,几乎没有探究严复的翻译思想、翻译标准的合理性以及该标准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影响。
在国内,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界的学者们就对严复翻译标准“信、达、雅”进行了研究,并且对《天演论》收稿日期:2012-03-05作者简介:陈博娟(1982-),女,长沙望城人,讲师,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文学翻译学。
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严复《天演论》的翻译活动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如韩江洪(2006)从翻译规范的角度,通过分析《天演论》手稿和《天演论》中的个别段落,探讨了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翻译规范;穆凤良(2006)通过分析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与其翻译的《天演论》之间的关系,认为严复在翻译时采用了文体转换、增删手法。
这些研究跳出文本层面,从严复的翻译动机、影响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社会因素层面展开探讨,使我们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行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更深入的认识[3]。
近几年来,很多学者对严复翻译标准“信、达、雅”提出了很多批评,认为严复翻译标准“信、达、雅”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
本文针对此引入功能翻译理论阐述严复翻译标准“信、达、雅”在《天演论》翻译中的合理性,本文选择《天演论》中的个别段落进行详细阐述。
二 功能翻译理论概述过去,翻译被认为是一门艺术,而现在,翻译被认为是科学的一个分支,是语言操作,同时也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目前这种观点已被大家所广泛接受。
20世纪70年代以前,译者们都比较认可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翻译的理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该理论对翻译界的确做出了很大的170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的缺陷不断暴露,主要缺陷在于结构主义者使用静止的、孤立的方法机械地进行翻译。
因此,针对这种缺陷,20世纪70年代以来,功能翻译理论开始兴起。
推崇功能翻译理论的人物有K.赖斯、H.J.费米尔、C.诺德等人。
K.赖斯是功能翻译理论的奠基人,把目标语文本分为注重内容的文本、注重形式的文本、注重语言的文本以及以声音为媒介的文本。
1978年,费米尔首次提出翻译目的理论,创立了功能派的核心理论,认为翻译是我们人类的一种行为活动,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翻译也是有目的的,因此,翻译之前要确定好翻译的目的。
诺德认为功能主义是文本和功能的研究,翻译的成功与否与译文所接受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一致相联系,他非常强调语境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忠诚原则,在忠诚原则中的“忠诚”主要是指目标语文本的意图与原作者的意图相一致。
总而言之,功能翻译理论认为一篇译文的好坏不只在于该译文能不能准确地传达原作者所表达的信息、想法和意图,同时也在于译文可否能达到翻译人员自己想达到的交际意图。
译者在翻译前首先要深刻理解并准确把握所要翻译作品的原作者的想法、目的与意图,要充分明确自己的翻译目的,想清楚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和技巧,这样这样译者的翻译作品才能被广大目标读者所称赞,译者才能翻译出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作品来[4]。
三 严复翻译标准“信、达、雅”概述严复翻译标准“信、达、雅”是严复于1898年在他的翻译作品——《天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的。
其中,“信”是由“修辞立信”中的“诚”演化而来,它包括了对翻译原文思想内容的信,也包括了对原作品风格神韵的信。
“信”指要忠于原文,包括要忠于原作者的思想、情感、风格等等,也就是说,它要完整而准确地向目标读者传达原文的意思,尽量对原文不做过多的删减。
“达”是指“辞达而已”中的“达”,它的前提条件是所翻译出来的目标语要通顺。
在严复看来,“达”是原文的大概意思的传达。
严复翻译标准的最后一个是“雅”,它其实是指文字优美,语句优雅,意境美突出,严复在翻译中为了追求“雅”多采用汉以前的文体。
严复之所以提出这三个翻译标准,与其当时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5]。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翻译理论也需不断完善,现在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环境与严复所处的时期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因此,我们也不能在翻译实践中直接套用严复翻译标准,而是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会灵活运用。
四 严复翻译标准“信、达、雅”在《天演论》翻译中的合理性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尽管受到当前很多翻译界的学者们的批评,认为他的标准与现实翻译活动存在一定的矛盾之处,认为严复在翻译活动中过度追求“达”与“雅”,把“信”放到了比较次要的地位,不符合现代翻译界译者们所推崇的翻译标准。
目前,很多译者都认为“信”应该在第一位,译者在进行翻译前,要弄清原文及原作者的意图,要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
下面是对严复《天演论》选段翻译的阐述。
原文:And the business of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 appears to me to be the ascertainment, by the same method of observation, experiment, and ratiocination, as is practiced in other kinds of scientific work, of the course of conduct which will best conduce to that end.《天演论》手稿本译文:古者为学,形气道德之家,分而为二,今则合二为一。
所论者虽道德治化,而其所由之术则格物家所用,以推验证明形下者也。
始于实测,继以推求,终于试验。
凡政治之所施,皆用此术,以考核扬之,由以知其政之窒通,与能得其所祈向否也。
《天演论》通行本译文:古之为学也,形气、道德,歧而为二,今则合二为一。
所讲者虽为道德治化形上之言,而其所由径术,则格物家所用以推证形下者也。
撮其大要,可以三言尽焉。
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
三者阙一,不名学也。
而三者之中,则试验为尤重。
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耳。
凡政教之所施,皆用此术以考核扬之,由是知其事之窒通,与能得所祈向否也[6]。
从功能翻译角度来看,严复对上面《天演论》中选段的翻译不是机械地进行翻译,而是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背景进行翻译。
从《天演论》的手稿本与通行本译文相比较得出,通行本译文比手稿本译文更加优美。
严复最初在对原文进行翻译时,没有选择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而是采用汉以前的文体,这是严复追求“雅”的表现,因为汉以前的文体离大家生活用语比较遥远,让目标读者有“物以稀为贵”的美好感觉,同时,严复所翻译出来的语句非常优美。
如第一句译文“古者为学也,形气、道德,歧而为二,今则合二为一。
”读起来朗朗上口,非常通顺,充分体现了严复翻译标准中的“达”。
虽然这一句的翻译与原文“And the business of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 appears to me to be the ascertainment”的原意有一定的差别,如果以我们当前的语言来直接翻译这句英文原文,可能会理解为“道德的和政治的哲学家的职责在我看来就是确定。
”这虽然严格遵循了严复翻译标准中的“信”,但是不仅读起来不通顺,整句话感觉起来也没有美感,因此,这就忽略了严复翻译标准中的“达”和“雅”,严重犯了功能翻译理论产生以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机械主义毛病。
从译文中也可以看出,“信”与“达、雅”会存在一定的冲突。
它们之间的度非常重要,译者对这个度的把握情况直接决定了译文的成功与否。
上述严复的《天演论》手稿本译文中更加突出译文的“信”与“雅”,而《天演论》通行171本译文对手稿本译文做了一定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使语句通顺上面,在不破坏译文的“信”与“雅”基础上,使“信、达、雅”三者达到统一,使译文更具美感,更体现中国文化、语言的独特魅力,更能体现译者严复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时代特色,反映出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熟练掌握程度。
严复的翻译文体选择汉以前的文体而不是选用白话文,这正是他的翻译标准“信、达、雅”的合理之处的体现所在。
因为严复所采用的古文体如果转变成白话文其实也是一种翻译,我们用白话文对古文体的理解弥补了用白话文去理解英文中的“信”,那么,使用这个文体可以让严复花更多心思去追求“达”和“雅”。
因此,站在这种角度来看,严复翻译标准“信、达、雅”在《天演论》翻译中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同时也是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