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译性.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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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的不可译因素及处理翻译的不可译性在理论层面有其基础,在实践层面有其不可译因素。
从一种民族语言文化视野对另以中国民族语言文化的认识在某个时间段是有限的,这一客观条件决定了翻译具有不可译性。
英语和汉语属于两个不同的语言符号,有其自成体系的语言单位,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如汉语是表意文字,而英语是表音文字。
在翻译的过程中,会遇到语言和文化引起的不可译因素。
语言上的不可译因素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文体风格等不同的层次上。
从语音层次上讲,汉语中的汉字具有单音节这一特征,所以能够创造出五言或七言这类对仗工整的诗。
汉语还是多声调语言,因此对古诗有平仄韵的要求。
相比之下,英语把单音节、双音节、多音节融为一体,语调只有升降之分。
所以在汉英或英汉中,要想再现原文那种节奏和韵律是既不容易的。
从词汇上看,由于人类都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社会文化之间必然有相似之处,因此,不同语言之间必然存在词义相符的关系。
但是不同民族在经验上的差异经思维反映到语言上,必然会造成词汇的差异或词汇的空缺。
对于词义空缺这个不可译的因素,我们可以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音译、意译、直译和加注法。
从语法层面来说,中国人重形象思维,汉语没有严格的语法规则,外国人重逻辑思维,英语有严格的语法。
在翻译的时候,特别是汉英翻译时,应该吃透原文,认真理清楚其中的逻辑,用相应的连词或介词等表达。
文体风格是作者写作的独特特色,虽不会把散文诗歌混淆,但是有些文体特征,也是有难度的。
每个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有自身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另外,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都会影响作者、译者和读者。
除此之外,社会意识形态和自身心理活动都会影响翻译。
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使得翻译更加不容易了。
所以面对这些不可译因素,译者可以得意而忘形,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音译法、直译法、替代法、解释法、注释法等)。
翻译虽然存在不可译的因素,但是翻译是可行的,只是翻译的好坏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译者自身素质的提高而不断发展。
语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再思考作者:彭蕾来源:《校园英语·下旬》2015年第07期【摘要】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伴随了整个语言翻译发展的历史。
本文在对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进行深入分析的前提下,着重考察了语言的可译、不可译、有限可译之间的转化和互补,揭示了语言翻译问题的复杂性,并促使人们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思考和认识。
【关键词】可译性不可译性互补性一、语言的不可译性语言的不可译性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哲学领域中对语言本质问题的探索,从哲学的角度对语言的可译性问题进行研究也是本文的一大特点。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提出了关于“逻各斯”的概念来对语言的可译性问题进行关注。
“逻各斯”是一个通过声译过来的概念,被赫拉克利特引入到哲学领域当中,用以表示“必须遵循的共有的东西”,包括原则、公式、理性等含义。
赫拉克利特赋予了这一概念与语言、言语之间的密切关系。
根据这一概念,语言当中也必须是具有某种大家共同遵从的东西才是其具有可译性的前提,但在现实世界中,语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环境下就明显的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语言的不可译性大多都是以语言的多义性为前提的,在不同的语义场景中,语言的可译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别。
我们可以认为语言的不可译性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可译和表达方式差异所导致的不可译。
对语言个性的关注导致了我们对语言不可译性的研究,主要包括语言的外在和内在特征的关注。
通过对现有的关于不可译性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语言本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不可译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现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则是认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导致其不可译的另一重要原因。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认为不同语言的共同体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属性,正是思维方式和精神属性的差异导致了语言本质上的不可译性。
二、语言的可译性对语言可译性的主张则源于人们对不同语言之间共性或者互补性的关注,语言可译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从语言的共性出发而进行的论证研究。
关联理论和中西文化的不可译性摘要:关联理论认为翻译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
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的不同使作者、译者、读者之间无法在源语认知环境和目的语认知环境中寻求到相似的最佳关联,从而造成了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译性。
关键词:最佳关联;翻译;文化;不可译性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即源语)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即译语)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要求用另一种语言尽可能精确完美地传达原文的意义。
在翻译过程中,不只是字对字的翻译,文化对翻译的精确性和完美性也有很大的影响。
对此,peter newmark曾指出,“如果源语的内容涉及到本国特有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文化习俗,译文的意思就必然有所走失。
”源语与目的语文化差异的绝对性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导致翻译中文化信息的流失就成了一种正常而客观的存在,这种现象说明了文化可译的相对性和不可译的绝对性。
而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涉及交际与认知的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人类的话语交际过程就是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
关联理论翻译观认为,翻译本质上是一个译者在源语认知语境和目的语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性的过程。
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文化的不同,翻译者在处理读者与译者之间的关于文化的最佳关联方面应加以注意。
二关联理论1 明示—推理交际过程依据关联理论,语言交际实质上是一种明示—推理过程,明示和推理是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
对说话人而言,交际是一个“明示”过程,即说话人明确地向听话人表达意图的行为;而对听话人而言,交际又是一个“推理”过程,即听话人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如话语),再结合受话人的认知语境(旧信息),对话语信息(新信息)按一定的方向进行推理,达到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交际意图一旦满足,就能够实现成功交际。
这个推理过程也就是听话话人寻找话语和语境的最佳关联的过程。
英汉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作者:程姝娴来源:《教育界·下旬》2013年第05期【摘要】翻译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不同文化进行交流的桥梁。
可译性问题是翻译界几千年来争论不休的难题。
随着人类对文化和翻译知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已经不能再片面地强调翻译是可能或是不可能的,而是表现了一种更为理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关键词】英汉翻译可译性不可译性关于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讨论早已有之。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评论界的兴盛,一大批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文化角度研究翻译问题。
因而崛起了一个新的流派:文学翻译学派,在译界也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随之根植与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又蓬勃而起。
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说过:“可译性问题是整个翻译理论中最有原则性的问题。
”翻译理论必须解决这个最原则的问题。
否则,一切翻译理论都无从谈起。
可译与不可译是相对的,或者说,可译与不可译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深化和译者的努力,不可译不断在向可译转化。
事实上,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相对的,是可以转换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十几年前,日本某游戏公司制作了一款名为《Enemy Zero》的游戏,此处的“Zero”便是隐喻,以比喻游戏中从头伴随至尾的“看不见的敌人”,对于此题目,香港的处理办法是照搬原文,不作翻译,而台湾则是商业化的将其乱译为“绝命凄杀”,不值一提。
只有大陆的某高人,先将“Enemy Zero”简化为“EO”,再以音译形,译为“异灵”,做到了形美、音美和神美的和谐统一。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可译论,因为文化是语言的载体,又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文化和思想是可以相互交流的和理解的。
但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传统、语言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文化有时又不是完全可译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译的。
文化的不可译性
马小麒
【期刊名称】《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年(卷),期】2005(024)005
【摘要】翻译是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转换活动,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而由于中西方文化在宗教、文化典故、神话故事,文化心理积淀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引发了汉英翻译和英汉翻译的相对不可译性,从而妨碍了思想的交流.但这种不可译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这种不可译性会不断地淡化.
【总页数】4页(148-151)
【关键词】翻译;文化;差异;不可译性
【作者】马小麒
【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成教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9
【相关文献】
1.从文化角度看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J], 陈明瑞; 杜洁
2.文化与翻译——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问题 [J], 王聃
3.文化与翻译——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问题 [J], 王聃
4.文化的不可译性及对策 [J], 喻红华
5.饮食文化的不可译性研究--以中文菜名的不可译性为例 [J], 张俊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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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译性与语言的杂化作者:王文清来源:《文教资料》2011年第31期摘要:不可译性长期以来是翻译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语言的杂化也是当今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
本文介绍了不可译性和语言杂化的概念,分析了不可译性及语言杂化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语言不可译性的对策。
关键词:翻译不可译性语言杂化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也是反映不同社会特征的文化转换过程。
人类社会的各种语言,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本地文化紧密相连,在不同地域的民族發展和历史进程中,由于地域、环境等客观因素造成了各民族间文化、宗教、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差异性,因而各民族的语言结构特点和表达方式上存在千差万别。
“不可译性”是指一种语言不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无法实现或无法完全实现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沟通或理解。
语言的杂化是指在一种语言句子成分中掺杂着不属于本语言范畴的别种语言的现象。
一、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一)文化的不可译因素不同语言民族的文化存在诸多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①社会生活文化差异。
不同的社会生活文化是导致语言之间存在不可译性的重要原因,主要体现在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念等方面。
②地域文化差异。
不同的地域、生态环境也会对不可译性产生影响。
如“东风”在中国代表温暖与春天,能够给大地带来绿色与生机。
在英国,“east wind”来自欧洲大陆的北边,象征着寒冷和不快。
③历史文化差异。
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都会自然而然地给民族语言留下深深的烙印,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
中国文化底蕴丰富,留下了许多独有的历史典故及成语,如:“破釜沉舟”、“刻舟求剑”、“望梅止渴”等,如果把这些成语翻译为别的语言,对于不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来说,理解起来会比较困难。
④宗教文化差异。
宗教文化是通过人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意识逐渐形成的,不同宗教文化形象的差异也会给翻译带来困难和障碍。
如“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而英语的“dragon”来自《圣经》,是恶魔的化身。
从英译《红楼梦》简析古典文学的不可译性摘要由于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翻译中存在着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
通过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可以看出,源语与译语在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会造成语际翻译的困难,产生不可译性。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充满了艺术想象力和审美情趣,在翻译过程中由于不可译而导致很多原汁原味的语言与文化特色随之消失。
关键词:《红楼梦》不可译性源语和译语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可译与不可译是一对古老的二律背反的命题,不可译性是一个连续体(clime)而不是一个的二分体(dichotomy)。
翻译等值关系取决于同一语境中源语和译语文本的互换性,取决于与语境实体相同的(至少是部分相同的)相关特征的关系。
卡德福德所说的互换性都与“该语境中文本的交际功能相关”,也就是说,“为了建立翻译等值关系,源语与译语文本都必须与功能上相关的语境特征相联系”。
反之,“如果不可能把功能上相关的语境特征建立在译语文本的语境意义之中,就无法进行翻译,或者说出现了不可译性”。
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就是很好的例子,曹雪芹对中国语言的精湛运用及对中国文化生动翔实地展现,造就了《红楼梦》在文坛不朽的地位。
通过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可以看出,源语与译语在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必然会造成语际翻译的困难,产生不可译性。
一般来说,翻译中存在着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
一语言不可译卡德福德说语言不可译是指译语没有与原文文本对应的语言形式特征。
语言不可译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源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法单位或单词共用一个语言形式;(2)源语单位一词多义而译语没有相应的一词多义。
其中,汉语中的炼字、措辞、句式以及谐音、飞白和儿化韵都体现了语言层面的不可译。
下面仅从《红楼梦》谐音词翻译以及飞白翻译分析语言的不可译性。
1谐音词翻译“谐音”是《红楼梦》中最普遍的语音修辞手段。
这里的“普遍”之“最”,主要原因即曹雪芹有意运用谐音手法来起名,以寄托他对人物的爱憎褒贬之情,如:贾府四位小姐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系“原应叹息”四字谐音。
浅谈文化差异与不可译性【摘要】由于文化和语言形式的差异,不可译性的问题普遍存在。
语言形式的差异造成绝对不可译性;文化差异造成相对不可译性。
不可译性,不是翻译可不可能,而是如何提高可译程度。
本着偏重内容,以读者为中心的原则,选择在处理不可译问题是采取功能对等。
因而通过分析文化差异,采取归化,加注等方法,最大限度地传达原语信息。
【关键词】文化差异;不可译性;功能对等1.引言两种语言之间没有完全相同的表达式,通过翻译信息有可能丢失或增加,由此产生了不可译性。
不可译性指无法传递源语言(原语)的全部含义。
奈达指出,语言与文化总是在变化中。
语言不断扩大。
全世界范围内,语言和文化惊人地相似。
傅仲选分类为绝对不可译性和相对不可译性。
文化差异引发的不可翻译性是暂时不可译的,是相对的。
不同的文化现象具有认知和表达的特点。
这是翻译的本质。
2.文化差距引发的不可译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独特的社会文化。
彼得·纽马克指出:哪里有文化焦点,哪里就有由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差异所产生的翻译问题。
语际翻译是可能的,因为语言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
翻译是针对源语规范的一种普遍的或理想的近似,是语际转换,比较语言之间的差异。
随着文化传播的扩大,文化差异可以或多或少地弥合,由不可译向可译的转变是可能的。
不可以译性普遍存在,主要体现在称呼和头衔,等级词,双关,幽默语,比喻几个方面。
中国人习惯称呼亲属为三姑,四叔。
英语国家是直呼人名。
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称呼在英文中没有对等词。
如“王大嫂”必须删除它的中国风味,翻译成“mrs. wang”(“王太太”)。
要明确人际关系。
在中国,一些陌生人被称之为“大妈,师傅”等。
“sir, madam ”这些称呼可以达到功能对等。
中文常使用头衔或职业来称呼,如刘经理。
英语中只有少数的职业这样,如doctor, judge, mayor,governor.。
英语国家称呼别人用名字——苏珊,汤姆,等等,这适用于各个年龄层,并不是不尊重。
诗歌翻译的不可译性作者:康煜旻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年第11期摘要:古今中外,致力于诗歌翻译的译者不在少数,但是正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言:“译诗是徒劳的,把一个诗人的创作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企图由此探索它的色泽和香味的构造原理,其为不智也。
”关键词:诗歌翻译;形似与神似;不可译性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031-01一、诗歌翻译中的“形”与“神”诗歌是一国文学作品的精髓,不同时期的诗歌反映了当时不同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的变迁。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需要译者尽可能地发挥语言优势,将本国与他国的文化精髓译为交流双方所通晓的文字,彼此互通有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然而,诗歌创作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掺杂了诗人在特定时期的个人情感和特定的价值观。
因此,诗歌翻译具有一定的难度。
在诗歌翻译中,我们既要重视译作同原作的形似,也要注重它们之间的神似。
形、神结合才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
二、诗歌翻译的不可译性众所周知,英语属印欧语系,汉语属汉藏语系。
然而,语系的不同决定了两种语言在语音系统、文字结构和修辞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使我们无法从这两种不同的语言中找到彼此的对等语。
因此,在英汉互译的过程中,由于无法将原语翻译成译入语而造成的一定程度上意义的损失,称为“不可译性”。
这种不可译性在诗歌翻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具体而言,诗歌翻译的“不可译”存在于下述几种情况:(一)典故不可译典故是一国文化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锦瑟》就大量应用了典故。
如文: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是李商隐的晚年回忆之作,诗意朦胧,却为后人所传颂。
此诗看似咏物,实则借物咏情。
诗人运用了典故(庄周梦蝶)、比兴(珠、玉)、象征(蝴蝶、杜鹃)的手法,创造出明朗清丽、幽婉哀怆的艺术意境。
浅谈英汉互译中的不可译性作者:赵彤贾欢来源:《现代职业教育·高职高专》2019年第03期[摘要]英语和汉语作为两种差异非常大的语言,在互译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可译的情况,但是不可译并不意味着放弃翻译。
因此,对不可译的情况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得出英汉互译中不可译情况的挽救措施就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翻译;英汉互译;不可译性[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0603(2019)07-0122-02一、翻译的不可译性概述(一)不可译性的提出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研究《圣经》的拉丁文译文时,发现《圣经》的译文失去了原文的一些特征和意义,于是提出翻译的不可译性。
英国古典主义流派创始人约翰·德莱顿于17世纪提出,译者就像戴着脚铐在绳子上跳舞,他能够小心翼翼避免摔’下来,但不能指望他举止优美(Lefevere,2004:23)。
在德莱顿看来,翻译中无法一概直译,翻译的可译性也是有限度的。
而在我国,著名译经师玄奘在将经书翻译成梵语时总结出了“五不翻”原则,即“秘密故不翻”“含多义即不翻”“此无故不翻”“顺古故不翻”“生善故不翻”,提倡在这五种情况下不能强行翻译(却正强,2010:5)。
中国文学翻译的开拓者鲁迅也曾说过“翻译宁信而不顺”,同样肯定了翻译的不可译性。
(二)不可译性的原因德国语言学家洪宝提出:“每一种语言都是独特的,都有与众不同的内在特质,因而在其他语言中找不到一个对等物。
”(Lefevere,2004:65)每种语言都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等,而英语和汉语的语音系统、文字结构和修辞方法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导致绝大多数语言成分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等语。
同时,文化间的差异也进一步增加了翻译中不可译的因素。
如此一来,在英汉互译中必然存在源语言特征和意义的流失,如源语中暗含的幽默、劝诫讽刺之类的意味,使译文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甚至使译文变得生涩难懂,大大降低了译文的可读性。
文化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及翻译策略作者:韩靓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09期摘要:翻译中文化的不可译性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
本文主要以诗歌为主,从文化方面来分析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指出诗句在各情况下的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由此降低不可译性。
关键词:翻译;诗歌;不可译性;翻译策略诗歌是种语言凝练、节奏鲜明而和谐的文学。
由于各民族语言的特殊性以及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诗歌翻译很难进行。
本文主要从文化方面对诗歌进行分析,指出它在各种情况下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以及降低其不可译性的可能,以深化我们对翻译的理解以及提高翻译“可译性”。
1.诗歌的界定1.1诗歌的概念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
《毛诗-大序》中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只有一种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就是诗歌。
1.2诗歌的翻译诗歌是人们托物言志、抒发情感、高度凝练的文学作品形式,翻译时不仅要翻译出字面意思,还要翻译出隐藏在字间具有文化内涵及民族文化意义的内容,同时也要兼顾诗歌形式。
卡特福德认为语言和文化兼具不可译性:语言结构不可译,文化涵义不可译。
巴斯奈特认为,完全不可译的情况很少,很多因文化空缺所表现出来的不可译性是可以补偿的;诗歌之所以难翻,是因为译文在风格、涵意、韵律、表现形式等方面可能会出现翻译增值或损失的现象。
2. 文化的可译性目前为止,一些译学辞典给可译性研究的定义给出了以下几个相关概念:1.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相对,原文(文体以及风格)是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翻译出来的。
2. 不可译性与可译性相对,译文不可能完全将原文的所有(包括文章内容及风格)翻译出来,做到等值翻译。
3.不可译性是相对的,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现如今无法翻译的内容在将来可能得以翻译。
可译性限度指因语言形式和文化不同使可译性受到局限。
可译性限度是相对的,由于语言的变化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原来“不可译”的东西,或许会成为可译的。
2.1译者和文化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读者是否能感受到诗歌原本的内涵不仅取决于诗歌的可译度,还取决于译者的文化修养及内涵。
对卡特福德不可译性的认识摘要:卡特福德翻译理论揭示了语言和翻译德本质,对于“什么是翻译”有了新的解读,其中德翻译限度着重探讨了不可译性问题。
本文浅析了卡氏对不可译性德阐释,指出其意义和不足,认为应全面地看待理论。
关键词:意义;语言不可译;文化不可译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2-0390-01一、引言人们对于翻译过程中不可译性的认识由来已久。
“在中国,无论是‘文’,‘质’之争,还是后人对‘信达雅’德诠释,无一不是建立在意义是可以完整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这个认识之上的。
当时人们对于意义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
”的确,正如卡特福德所言,每种语言各成其独立的系统,不同的语言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在翻译中意义从一种语言传达到另一种语言当中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必然存在不可译性。
二、卡特福德对不可译性的解读约翰·卡特福德是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他于1965年出版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是英国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作,是翻译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突破,西方翻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谭载喜所言,“卡特福德在翻译理论问题上表现出的语言学取向,给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它连同其他人的努力一起,推动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领域的现代语言学意识。
”卡氏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中的对等文本材料对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进行的替换。
至于翻译对等的条件则是源语和目的语文本或单位对其所指实体的相同特征(或至少部分相同特征)相关,与就是说如果源语的情境特征不能建立在目的语文本的语境意义中,就没法翻译,也就出现了不可译。
卡特福德将不可译性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语言上的不可译,另一类是文化上的不可译。
(一)语言上的不可译语言的不可译指的是在目的语中找不到语言形式上的对应特征,特别是当源语中有歧义(ambuity)的内容恰好是它功能上的相关特征时,更容易发生不可译。
卡氏认为,语言的不可译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源语中的两个或更多的语法或词汇单位共有一个表现形式,另一个方面是源语单位一词多义二目的语中没有对应的一词多义。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分析作者:祁德志来源:《速读·中旬》2021年第06期◆摘要:本文从语言功能的角度讨论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主要探讨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及翻译策略。
给翻译下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多得几乎不可胜数,有多少人参与对此讨论,便会生出多少个定义来。
这种定义的多样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所翻译的材料之间区别很大,出版翻译物的目的又不相同,而且针对的读者群需求也不一致。
另外,活生生的语言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语体风格的取向也总是有所修正,因而在一个时期被接受的译本会在后来的一个时期变得难以接受。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关键词:可译性;不可译性;翻译策略一、可译性分析翻译是一门创造性的艺术,它是用另一种语言对原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风格、神韵等进行再现和表达。
然而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民族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针对一种语言能否被另一种语言所表达这个问题,国内外语言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苏联翻译学家费道罗夫认为,“实践本身已经证明可译性原则是现实的”,但同时他又认为“在原文相当明显地违背某一民族全民语言准则而具有该语言的地方特色或狹隘的游民集团用语时,可译性的原则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在翻译佛经时提出“五不翻”即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音译和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王佐良提出诗是否可译:“绝大多数思想可译,不易翻译的是原作的气氛,或者说力量”;傅雷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论”的观点。
二、不可译性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其语音系统,文字结构和修辞方法都完全不同,这些绝大多数都无法在另一语言中找到对等语。
如果在英汉互译中,有时无法将原语或源语翻译成译入语或目的语而造成一定程度上意义的损失,即称为“不可译性”。
它包括“语言上的不可译”和“文化上的不可译”。
试论英汉互译中语言和文化的不可译性作者:邓莉来源:《职业时空》2010年第01期摘要:由于英汉语言的起源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其产生的种类可以分为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的不可译性。
英汉互译中的不可译现象一直是翻译界长期争论的问题。
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具体分析英汉互译中的不可译现象,指出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文化和语言的不可译性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得到克服,尽可能地达到可译。
关键词:英汉互译;不可译;语言;文化,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英汉互译的过程中,由于两种语言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文化的干扰,从而使得一种语言中的很多表达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表达,这就是不可译性。
奈达在《对等的原则》一文中提到“语言间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对等,因此也没有完全准确的翻译。
译文的总体印象只会接近原文,而不可能在具体内容上一致。
”英国语言学家、翻译家Catford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根据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将不可译性分为“语言学上的不可译性”(1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cultur al untranslatability)。
本文就将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不可译性在英汉互译中的体现。
一、语言上的不可译性语言的不可译性指在语言形式方面,译语没有形成与源语文本相对应的形式特征。
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1)源语的多个词汇或语法单位共有一个语言形式,这无法在译语中得到合适的体现。
(2)源语的一个词汇或语法单位有多个语言形式,同样,这也无法在译语中得到合适的体现。
英语和汉语这两种非亲属语言在进行转换时,必定存在很多障碍,也就是不可译。
本文所指的语言上的不可译性主要体现以下方面:1语音的不可译性英语和汉语隶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拥有不同的语音系统,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些语音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不存在对应的形式,导致翻译的不准确。
谈到语音的不可译性,许多研究者都会以赵元任先生著的《施氏食狮史》“石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为例。
从“意思”的意思看可译词的不可译性通常不可译性可分为语言的不可译和文化的不可译,其中文化的不可译现象存在更为普遍,也就是说,“文化”在词的不可译性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很多人经常把“文化”的含义狭义地理解为“空缺”,这种误解就容易蒙蔽人们的视线,使其看不到意识不到可译词中的文化因素,从而导致译文生涩难懂或是意义完全脱离原文。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可译词变得不可译了呢?本文通过一则“意思”的笑话,对其进行翻译评析,从而让读者更生动地意识到“可译词的不可译性”无处不在,从而警示译者翻译不是翻字典,普通词汇在其特定的上下文中依然具有不可译的可能性。
一、可译词中的文化因素对于翻译中的不可译性,至今已有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分类,大致分为语言的不可译和文化的不可译,前者因为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及其完全不同的构词等因素,造成翻译中无法愉悦的鸿沟。
但对于后者,诸多学者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如换词法,借用法,脚注法,仿造法,释义法等。
比较两种不可译性,文化不可译现象存在更为普遍,也就是说,不可译性和“文化”休戚相关。
但很多人在翻译过程中说到“文化”这个词时,就会自然把它理解成对方文化中的空缺,比如“缘分”,“风水”等。
显然这些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因为在西方文化中的空缺而造成难度,最终使其不可译。
但这些词语都无形中把“文化”这个概念狭义化了。
文化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无所不在,他甚至可以渗透在很多我们平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普通词语中,因为这些司空见惯的词汇被赋予了文化内涵,从而导致其不可译,至少是不可直译。
二、译文评析本文围绕中文中“意思”一词,来阐述可译词如何变得不可译。
以下的中文笑话就是作者的思路来源,作者试图将其译为英文,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到翻译中可译词的不可译现象。
1.通读全文,我们不难发现,此笑话之所以“有意思”,绝不仅仅是funny,它的经典在于让人笑过之后的发人深省。
也就是说,真正的幽默在于其笑声背后所揭示的事实,现象和所阐释的道理,是这背后的东西成就了幽默的魅力,所以作者在这里把“有意思”翻译成为“something behind the lines”。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解释语言的不可译性认知语言学作为20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很快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以一种严格的科学来开始研究认知语言学和整个语言系统的关系以及对以前的语言学观的冲击。
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围绕着这个学科的关键词为体验认知(embodiment),即体验(experience)和认知(cognitive)。
这两者也是密不可分的。
就翻译现象的变化与发展,王斌(2011)在他的翻译认知嬗变一文中,从命名观、结构主义观、解构主义观以及体验认知观这几个视角来阐述翻译的变化。
从命名观的角度,他认为人类对世界解读来源于宗教。
为了认证这个观点,他以《圣经》中帝造物的观点加以说明。
但是在不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命名观又如何解说呢?在解构主义观中,他对德里达(Derrida)提出的语言意义是由延异(differance)而形成这一观点加以说明。
在解构主义学家眼中,语言意义没有了唯一性,语篇一旦成立,便不是作者的了,而成了千千万万读者眼中的篇章了,意义自然也千变万化了,这大概就是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理论根据吧。
而在体验认知观中,体验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秉持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ing)。
而这正是认知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Susan Bassnett所共持的一个观点,即在翻译过程中,应该考虑语境。
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人们一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无论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还是傅雷的形似,神似说,都只是泛泛的翻译原则,而在翻译的过程中,总有一些词语、句子或者是感情色彩是难以准确译出的。
这就导致翻译学家提出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卡特福德具体地把不可译性分为两种:语言上的不可译(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和文化上的不可译(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Bassnett,2002:39)。
论语言的不可译性与语言的杂化语言是可译的亦或是不可译的,这是一个问题?持可译的观点的认为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在人的世界里,只不过人们分布在不同的大陆与大洲。
当然有大部分共通的,所谓人之常情,马斯洛的五大需求层次理论,人的五大需求基本都是一样的,依次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
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只有某些个别是相异的。
那就是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没有。
所以语言是可译的。
而持不可译观点的认为虽然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但是由于人们分布在不同的大陆与大洲,人们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下,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代代相传着不同的文化,而语言只是传承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不同,语言亦不同,所以语言与语言之间不可翻译。
我的观点是语言之间是不可译,但是由于人们之间要沟通,语言被迫翻译,大致人们可以理解对方,进行一般层面的交流。
但语言中蕴含的精华与精妙却丧失殆尽。
譬如双关,,尤其是国粹诗歌,那些五言诗,韵律诗,史诗,无不蕴含着本国文化的精粹。
而这些精粹一旦翻译,由于另一个国家的语言与文化中没有这些文化,所以翻译过来就落了空,尽管有人提出动态对等,有些语言现象可以动态对等,但大部分是不可以动态对等的,翻译过来也只是勉强为之而已。
不能让读者领略到其中的精华。
举个小小的例子,我国主席胡锦涛就曾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曾用到一个词,折腾,词虽小,但文化底蕴却很深,它包含了我国建国以来由于文化大革命浩劫给我国带来的伤疼,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的生活水平较低。
这场全民大炼钢,练出来的都是次品,根本派不上大用场,更别说工业生产的大幅进步了,这种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拔苗助长的行为就叫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生产没有实质进步,反倒人们的生活质量更下降了,于国于民都没利。
折腾的是本国民众,本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费力不出成果。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没有相应的成果。
同样,与折腾相关的词也不可翻译,譬如,瞎折腾,使劲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折腾人等,今年是兔年,又逢新春佳节,出现了快乐兔年,兔和to 谐音。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其语音系统,文字结构和修辞方法都完全不同,这些绝大多数都无法在另一语言中找到对等语。
如果在英汉互译中,有时无法将原语或源语(source language)翻译成译入语或目的语(target language)而造成一定程度上意义的损失,即称为“不可译性”。
它包括“语言上的不可译(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 )”和“文化上的不可译(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语言上的不可译性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英语属印欧语系,而汉语属汉藏语。
在这两种非亲属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时,结构上的语言手段显然不存在信息相通的渠道。
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所说, “当某一信息的表达形式是该信息所含意思的实质性成分时,需把这种意思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很困难,通常这种类型的意思是不可译的。
”语言上的不可译性主要体现在语音、字形及语言修辞等方面。
1、语音的不可译性从语音角度看:首先,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而英语却是集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为一体。
其次,汉语是多声调语言,讲究平仄;而英语无声调,只有语调的升降之分。
正因为如此,将汉语中对仗工整的诗或对联译成英文,既要追求其意美、形美,又苛求其音美,实在是不可能。
现举翻译家翁显良的译作《春晓》来说明。
原诗是这样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翁先生将此诗译为:“Late! ThisspringmorningasI awake Iknow, / All aroundmethebirdsarecry2ing, crying. / The stormlast night , I senseditsfury, / Howmany, I wonder, are fallen, poordearflowers. ”原诗主要写的是一点惜春的情绪,从翁老的译文来看,也确实传达了这种为花木担忧的惜春惜花之情,特别是后两句的翻译把原诗作者经风雨而替花愁的惜春情绪真实地传达出来。
然而译者只注重了传达原诗的意象,忽略了其音韵美。
原诗为五言绝句,韵脚美妙,对仗整齐,节奏明快,吟诵起来朗朗上口;而译文却无法达到这种效果。
7 days without water make one weak (week).该句利用weak 和week 同音, 制造了一个双关语。
如果听到这句话, 将其译成“7天没水使人虚弱”, 如何能表达出“7天没水就是一周没水”的谐指呢?There were soldiers outside Buckingham Palace in their bear (bare) skins.将此句译成“白金汉宫外有身着熊皮装的士兵”自然无可非议, 但若是将其译成“白金汉宫外有光着身子的士兵”这样的诙谐语又有何不可?Time flies like an arrow, fruit flies like a banana.这句话乍一看,好象是说:时光像箭一样飞逝,水果像香蕉一样飞逝。
其实这句话后半部分的真正意思是:果蝇喜欢吃香蕉,也就是fruit flies/like/a banana。
A bicycle can’t stand on its own because it is two-tyred.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自行车自己站不起来,因为它只有两个轮胎(two-tyred)。
而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这辆自行车被它的主人骑了很长时间,它现在太累了(too tired)中国菜名语音层面的不可译性中国菜名一般音节整齐,讲究平仄,说出来声音高低错落,抑扬起伏,具备其他语言不可替代的音韵美银牙盖被,金钩凤尾,麒麟冬瓜,踏雪寻梅,掌上明珠····在语音层面,中国菜名的可译性程度极差,具有极强的不可译性。
如“连年有余” 这道菜巧妙地利用“连”与“莲”, “余”与“鱼”同音,而译成Cubed Fish And Lotus Roots 不仅失去了原汉语菜名的音韵美,汉语的文化内涵也丧失殆尽。
“五谷丰登Abundant Harvest of All Food Crops” (丰登”为叠韵)。
鸳鸯火锅Doubled-flavored Hot pot (“鸳鸯”为双声, “火锅”为叠韵)霸王别姬Stewed Soft-shelled Turtle and Chicken没有翻译出中国特色文化的基本内容,音节优美,精炼的四字格的音韵美没有翻译出来。
一些直译:包子Baozi 饺子Jiaozi 馒头Mantou花卷Huajuan 烧卖Shaomai(具有中国特色且已被外国人接受的传统美食)棒棒鸡Bon Bon Chicken担担面Dan Dan Noodles宫保鸡丁Kung Pao Chicken(中国菜名中固有的习语,典故,人名等文化元素)2、字形的不可译汉字是表意文字,而英文为表音文字,两者在书写上大相径庭,故两者的文字特征无法互译。
如汉语中有一种拆字的写作技巧,具有明显的方块字特征,基本上无法将其转译。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要属钱歌川先生提及的一副联:“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女卑是婢,女又何妨成奴。
”由于汉字的字形和字音特性,这则联应用了双关和对仗的修辞手法。
不论如何翻译,修辞效果和原联的语义总不可能同时保留。
英语回文无论以单词形式出现还是以句子形出现, 在汉语中体现或表达都极其困难。
Name no one man.这句话以两个“O ”为中心向两侧展开, 是非常对称的回文。
Able was I ere(prep. 在…以前;毋宁)I saw Elba.英语回文句子还有一句比较著名的,假托是拿破仑晚年自嘲的句子: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按拿破仑对俄战争失败后被放逐Elba岛)在看到埃尔巴以前我曾极有能耐。
这大概只能是句子意思的顺译, 而其回文的妙味及雅趣如何表达则成了问题。
这是英语中的著名回文。
它充分利用了英语的特色, 以字母“R ”为中心向两侧展开, 字母完全一样。
有人将其译为: 在看到埃尔巴以前我曾极有能耐。
这大概只能是句子意思的顺译, 而其回文的妙味及雅趣如何表达则成了问题。
类似madam, radar 及rotator 这样的单词回文, 在汉语中绝无仅有, 它们翻译转换成汉语回文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据说亚当在伊甸园初次见到夏娃时说:“Madam, I’m Adam. ” 夏娃回答:“Sir, I’m Iris. ” 巧妙运用了回文这种修辞格。
“Rise to vote , sir .” (先生,站起来投票吧!)Was it a cat I saw?(我看到的是一只猫吗?)类似madam, radar 及rotator 这样的“回文词汇” , 在汉语中绝无仅有, 它们翻译转换成汉语回文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有位读者给《时代》杂志的一封信中,写下了一句无轴心字母的回文:Live on ,Time ,emit no evil .(杂志,愿你求生,可别恶语伤人。
)又如英语中的“头韵”(Alliteration)往往使原语气势磅礴,增加音乐的美感,起到幽默或讽刺的效果。
如:“It was a splendid population —for all the slow, sleepy, sluggish —brained sloths stayed at home. . . ”(Mark Twain) 句中五个“S”一气呵成,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作者的厌恶感,这种原语中形、音、义的“三结合”,在译成目的语后是法完整体现的。
3、语言修辞的不可译性英语和汉语中有不少相同或类似的修辞格,如比喻、借代、排比、双关、委婉、夸张、回文等。
一般情况下,原语中的修辞手段都可在译语中得到体现。
但由于英汉民族在思维形式、审美观念、语言表达习惯及字形、字音特性上的不同,在特殊情况下一种语言的修辞手段无法在译语中表现出来,如双关、回文、拆字、对偶、顶真等修辞格,在原语转化为译语后很难或几乎不能表现出来。
例如刘禹锡的《竹枝词》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
”译作:“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 the east enjoys sunshine; my gallant is as deep in love as day is fine. 原文中“情”与“晴”谐音双关,译文中失去了双关的修辞效果。
又如:据说亚当在伊甸园初次见到夏娃时说:“Madam, I’m Adam. ”若将其译成汉语“女士,我叫亚当”,原文的回文修辞效果丧失迨尽。
夏娃回答:“Sir, I’m Iris. ”同样巧妙运用了回文这种修辞格。
在译文中随着修辞效果的丧失,原文表现出来的亚当的幽默和夏娃的机智也就无法再现。
文化的不可译性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语言反映文化,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
文化包含着语言并影响语言,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产物,都有其久远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每个国家、民族独特的发展历史、社会制度、生态环境、宗教信仰和民情风俗都生动地反映在其特定的词汇、成语、典故等“文化负载词(culturally-loaded words)”中。
在翻译实践中,由于译语中相应语言符号的缺乏,译者不得不创造某种符号或寻找近似的符号加以指代。
这样,负载了一定文化气息的原语转化成译语后,便失去了其文化内涵。
笔者认为,这种由文化差异造成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词汇空缺文化词汇的空缺指译语缺乏表达原语中反映特有文化现象的对应语。
以一种语言为参照,他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场中都可能有“词汇空缺”,由此形成了不可译现象。
如英语中的uncle 在汉语中的等值成分有“叔父”、“伯父”、“舅父”、“姨父”及对一般长辈的尊称,若无特定的语境,uncle是不可译的。
又如作家王扶的作品《我不愿做女孩儿》中,有这样一段话:“妈妈也盼生个儿子,来缓和一下这个维持会的局面。
”译作“Mother had hoped to have a boy, too, thinking it might ease the tension in her precarious marriage”,实属无奈选择。
“维持会”曾是我国抗战时期的一种临时性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在句中比喻一个随时可能破裂的家庭,由于英美历史上未曾有过类似的政权形式,因此英语中也找不到与“维持会”对等的词汇。
2、指称词语义文化冲突这里的冲突指词语文化信息符号的所指内涵在语际转换中呈冲突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