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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案情]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特雷尔附近的一个铅锌冶炼厂(距离美国边界十 余公 里)，从1896年建成以来，该厂释放的大量硫化物使美国华盛顿州遭受大规模 损 害，特别是对庄稼、树木、牧场、牲畜和建筑物的损害极为严重。
1903 年释放 量 高达每月10 000吨。
到1930年，该厂‘每天向大气中排放300—350吨硫，二氧 化硫 的数量则是这个数字的 2 倍，还有其他的化学残渣。
在初期，污染受害者曾 向该冶炼厂提出过多次私人赔偿要求，但这一问题显然不可能在任一国家的国内法 范围内得到圆满解决。
1925年，案件重新提起，美国还成立了保护受害人协会，目 的是取代单独申诉、签订集体协定。
1927年，案件被正式提交给美国政府，美国政 府向加拿大政府提出抗议。
在以其他方式解决争端的尝试失败后，两国政府决定将 争端提交仲裁，并于1935年 4月15日签署仲裁协议。
仲裁庭于1938年和1941年 两次作出裁决。
[参考结论与法理分析] 实践中，国际常设仲裁法院运用仲裁手段对一些严重 的国际争端的成功解决，突出地提高了仲裁的价值和地位。
目前，仲裁已经发展成 为现代国际法上一个很重要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
在国际环境法的历史上不 乏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环境争端的案例，比较著名的案例有：1893年的太平洋海豹 仲裁案；1910年的北大西洋海岸捕鱼仲裁案；1938年和1941年的特雷尔冶炼厂仲 裁案；1957年的拉努湖仲裁案。
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分两次裁决。
在 1938 年的第一次裁决中，仲裁庭判定冶 炼厂的烟雾对华盛顿州造成了损害，并裁决加拿大应支付 7.8 万美元作为美国所要 求的自 1932 年 1 月 1 日至 1937 年 10 月 1 日之间特雷尔冶炼厂对美国土地造成的 损害的“完全的和最后的补偿和赔偿”。
裁定还宣布采取保全措施，要求特雷尔冶炼 厂直至1940年10月 1日避免造成损害，命令为此实施临时制度，提供必要的资料 以便建立一个有效的永久制度和在过渡期间避免发生进一步的损害行为。
从国际环境法看墨两哥湾漏油事件《江海学刊》2010年5期．11000字■冷新宇发生在墨西哥湾的英国石油公司钻井平台漏油事件把国际社会对跨国环境保护的关注推向了高潮。
分析受到原油污染直接影响的国家遭受的损失以及人类共同利益遭受的损失和污染起源国之间的关系，是国际环境法深入的切入点。
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与英国石油公司达成总额为200亿美元的赔偿安排，并协议将赔偿款项分批注入由独立第三方监管的基金账户之中，用以支付受害者的赔偿请求。
美国政府强调，200亿美元的赔偿额度并不是封顶数额。
这一安排似乎考虑到了在多方利益的格局中如何艰难地取得平衡的问题：一方面要尽可能让受害者取得适当的赔偿，同时尽量避免环境侵权诉讼的冗长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对环境风险的引入者和污染的制造者既课以责任，又不至于让其今后的发展背负过于沉重的包袱。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明确，跨国原油污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系，抛下污染起源国本国受害者在国内法意义上的求偿不说，外国受害者的救济途径充满了不可预知的风险因素。
因此，跨国原油污染的求偿问题，如果仅仅关注起源国国内法层面的法律问题，通过冲突法规则的运用在追究污染者民事责任方面做文章，对外国受害者是极为不利的，必然需要从污染起源国和受到影响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以及污染起源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关系上考虑问题，必然涉及国际环境法的具体规则的运用。
追究污染国的责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公认的国家责任规则是，国家仅在存在违反国际法义务的行为且该行为可以归因于国家的情况下承担责任。
但在与跨国环境污染有关的国家责任问题中，引起环境污染的行为往往是国际法并不禁止的行为。
此次墨西哥湾英国石油公司钻井平台的泄漏事件表明国际环境法下的责任问题的复杂性。
英国石油公司开采原油，是在美国近海进行，依照美国国内法展开，但是造成了跨国性损害。
沿岸受到影响的国家针对美国有权主张其承担国家责任，可英国石油公司并不是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或代理人，其开采海底石油的行为属于根据特许权协议展开的商业行为。
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借鉴摘要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的不断进步,企业面临的环境污染赔偿问题日渐突出。
为分散企业环境事故发生时所面临的巨大风险,环境责任保险应运而生。
本文通过对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及对西方各国发展现状的分析,找寻对我国的借鉴,并根据我国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环境责任保险发展现状借鉴一、环境责任保险的产生及定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环境问题日渐突出,尤其是工业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已开始对我们的生活显现出许多负面影响。
比如前苏联切耳诺贝利核电站泄漏、印度博帕尔农药事件、瑞士巴塞尔多兹化学公司莱茵河污染事故等,这些都是十分典型的环境污染案例。
近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增长,而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
据统计,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接报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达108起,几乎相当于每两个工作日一起,我国已进入环境事故的高发期。
当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造成环境事故时,要向政府交纳罚金,对受害者给予赔偿。
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高额的罚金都可能会将企业推向破产倒闭,企业迫切需要将这种风险分散,环境责任保险营运而生。
环境责任保险又被称为“绿色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
它是商业保险制度与环境侵权责任制度高度结合的产物。
环境责任保险对于社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企业通过购买保险,能够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当环境事故发生时,不至于因为罚金和赔偿责任而造成资金运作紧张,影响其正常生产甚至造成倒闭。
其次,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
若企业无力对受害者进行赔偿,那么环境治理和赔偿的责任就全部集中到政府,为政府带来财政上的压力。
而环境责任保险可以将风险有效的分摊于整个社会,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第三,由于风险被有效分摊,受害者的损失由信誉较高的保险公司负责,因此,受害者的权益将会得到及时而充分的保障。
最后,对整个社会来说,实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手段。
第1篇一、引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然而，跨国公司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道德困境和法律挑战。
本文将以一个虚构的案例，探讨跨国公司超越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及其所带来的后果。
二、案例背景某跨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总部位于美国。
公司主要从事电子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遍及全球。
近年来，公司在我国市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因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而陷入道德困境和法律挑战。
三、案例经过1. 案例一：环境污染公司在我国某沿海城市设立了一家生产基地，主要从事电子产品组装。
由于环保意识淡薄，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
这些污染物严重超标，导致周边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附近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2. 案例二：偷税漏税公司在我国境内设有多个分支机构，但部分分支机构存在偷税漏税行为。
通过虚假申报、隐瞒收入等手段，公司逃避了巨额税款。
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税收利益，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案例三：侵犯知识产权公司在我国市场销售的一款电子产品涉嫌侵犯我国某知名企业的知识产权。
尽管公司声称该产品是在国外研发、生产的，但调查发现，该产品的主要部件和核心技术均在我国境内生产。
这种行为侵犯了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四、案例后果1. 道德困境公司因环境污染、偷税漏税、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公众对公司的道德品质产生质疑，公司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2. 法律挑战公司面临多起诉讼和调查。
在我国，相关部门依法对公司进行了处罚，包括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营业执照等。
在国外，公司也面临诉讼和赔偿风险。
3. 经济损失由于道德困境和法律挑战，公司在我国市场的销售业绩受到影响。
同时，公司还需要承担巨额赔偿费用，导致公司财务状况恶化。
五、案例分析1. 跨国公司道德困境的成因（1）公司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忽视社会责任。
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摘要]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严重，各国不得不相互合作共同采取行动。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表明，由于气候变暖问题的全球性和严重性，世界各国应当对环境问题承担共同责任，以及由于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能力优势，其应当承担与发展中国家有所区别的责任。
该原则随着国际气候立法的发展得以确立和适用，然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该原则在将来也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
[关键词]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共同责任区别责任全球气候变暖“地球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新千年最具深刻意义的事件：我们与地球息息相关，患难与共。
我们必须护理好地球，否则我们只有死亡。
”1地球的生态环境尤其是气候状况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由于地球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国家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温室效应都不可能仅影响一隅之地，气候问题的全球性决定了世界各国必须携起手来共同解决；气候变化的国际立法也逐步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该原则体现了世界各国对气候变暖问题的重视以及对国家责任分配的主张，尽管从提出到正式确立再到实际适用这一原则并非一帆风顺，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依然且应当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贯彻实行。
一、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概述（一）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历史发展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早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一些国际法文件中就有所体现，只是这些早期的文件并未使用“共同与区别责任”这一术语。
在这段时期，该原则还处于萌芽状态，各类国际法文件更多的是强调“共同责任”，例如1959年《南极条约》的序言指出：“承认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南极应永远专为和平目的而使用，不应成为国际纷争的场所和对象。
”再如，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序言指出：“确认为了和平目的发展、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这两份条约中的“全人类的利益”和“共同利益”均隐含了共同责任的意蕴。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类似的概念。
跨国环境损害中的国家责任 摘要：当前跨界环境损害事件频繁发生已形成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严重危害。这些不同类型的跨国环境污染问题，涉及到国家赔偿责任和国家义务。国家义务包括适当注意义务和国际合作义务。当跨界环境损害产生后，如何对国家责任进行归责、如何更好的履行相应的国家义务对于有效的降低损害程度和减少损失是非常关键的。 关键词：跨界损害；国家责任；国家义务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0-00-02 二战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利用自然能力的增强，以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一体化，国家自身或其管辖或控制之下的私人实体的活动造成的跨国环境污染损害事件也频频出现。跨国环境污染一旦发生，其损害性后果非常严重。一次跨国污染事件可能会波及相邻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例如今年3月日本大地震和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严重损坏，由此导致的核污染、以及核物质扩散的事件造成与日本临近的中国31个省区和全球多个国家都检测到日本核泄漏产生的微量放射性物质。而且，日本将高浓度放射性物质的污水流入海中，造成日本周边海域的污染以及由此导致的海洋生态长期损害。[1]损害事件发生后，如何确定污染来源国的国家责任，如何妥善解决跨界污染损害问题,成为现代国际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一、跨界环境损害的界定 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制定关于跨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普遍性国际条约，只是在海上石油污染、危险和有毒物质运输、民用核领域、外空活动、工业事故造成的跨界淡水污染等特定危险活动领域或特别方面，达成了关于跨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条约。[2] 在确定国家责任时，首先应当对跨界环境损害进行界定。但是跨界环境损害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由于存在着“环境污染”和“环境损害”这两种表述，所以相应的也就出现了“跨界污染”和“跨界损害”两种不同的表述方法。根据1974年11月14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理事会通过的一项关于跨界污染原则的建议，其中提出的关于“污染”的定义被广泛承认：污染是人类直接或间接将物质或能量引入环境而造成有害的后果，可能危害人类健康、损害生物资源和整台系统、减损环境的优美、妨碍环境的其他正当用途。 跨界环境损害指的是跨过国家边界线的物理存在或溢出，更确切的说，当起源国潜在有害的环境物质通过诸如空气、水或泥土等自然介质转移至受害国时，跨界环境损害便产生了。[3]200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以一读通过的《关于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原则草案》将跨界损害定义为：在领土国或其管辖或控制下所从事的国际法未加禁止、但却有可能以有形后果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活动，在另一国领土上或在该国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所造成的损害。[4] 有的学者在定义跨界环境损害时提出了四个要素：（1）损害必须是人为活动的结果；（2）损害必须是人为活动的有形后果；（3）损害必须有跨界影响；（4）损害必须是重大和实质性的。同时造成跨界环境污染损害的行为有以下特征,即是国际法所不加禁止的行为，对其造成的重大损失的事实,以人类目前的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来说是很难确切地预见的。这些特征使控制环境损害非常困难。同时，跨界环境损害还存在责任国难以认定,在环境损害发生后损害程度难以测定的特征。同一区域的环境损害往往会由很多国家或区域共同造成，这时如何认定责任国以及责任国之间的责任分担及求偿会变的非常困难。 二、跨界环境损害中的国家责任 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是指对国际不法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凡违反国际法义务或条约义务的行为都是国际不法行为，违法国必须为此承担法律上的后果，即法律责任。[5] 而这样的理论明显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国际社会需求。1978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将“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列入工作方案。在此专题下，委员会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审议国家为国际法不加禁止的危险活动造成的跨国损害承担严格责任的问题。2001年委员会二读通过了《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2004年委员会在第56届会议上一读通过了《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原则草案》，在2006年第58届会议上二读通过了该草案。草案的目的是确保遭受国际法不加禁止的危险活动的重大跨界损害的受害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国家能够得到及时和充分的赔偿。[6] 国际法的国家责任制度已不仅仅指国家为其不法行为而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作为国家责任的一个方面，还包括“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即国际赔偿责任。国际赔偿责任是指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所致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赔偿责任。尤其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如果没有国际赔偿责任的规定，很多人类发展必不可少的但却给环境带来巨大危险的活动将难以进行，而一旦产生灾难性后果，则又难以及时得到补偿。 关于赔偿的限度有两种主张：一是惩罚性；二是补偿性。多数学者认为赔偿的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害的事物得以恢复原状的限度为宜。[7]惩罚性的赔偿主张，往往要求责任国承担所有损害赔偿之外，还会有许多其它的赔偿要求。跨国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主要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充分和及时的赔偿，是对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的补偿责任。显然补偿性的赔偿限度观点是正确的。 跨国环境损害赔偿以严格责任为主要归责原则。严格责任的特征是只考虑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考虑污染来源国的过失，不需要提供过失证明，可减轻受害国承担的举证责任。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对于高度危险的活动，越来越多的条约、协定、议定书采用严格责任作为基础的国际赔偿责任，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支持在国际环境法中采用严格的国际赔偿责任。 在国际赔偿责任主体方面，可以分为国家赔偿责任和国际民事赔偿责任两类。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国家自身承担的赔偿责任，包括国家为其自身从事的危险活动所承担的原始赔偿责任，以及为其管辖或控制之下的私人或实体的危险活动承担的转承赔偿责任。国际民事赔偿责任是指私人或实体为其从事的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承担的赔偿责任。 当一跨界损害后果并非由于主体行为所致时，如自然灾害或突发性灾难所导致的跨界损害后果，则既不适用传统国家责任也不适用跨界环境损害责任，而适用跨界影响补偿责任。[8]这是指由于突发事故导致在事故发生地国管辖或控制范围以外地区造成严重影响而对因突发事故而遭受实际损害者予以补偿。事故发生地国在事故发生后应采取积极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向可能受跨界影响的国家及民众告知该事故的潜在危险，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料，以便受影响国采取必要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小损害或寻求替代措施。这次日本的核泄漏事件就是非常典型的需承担跨界影响补偿责任的例子。因为核泄漏最先是由于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地震引起的。 但是在处理核泄漏问题时，日本政府没有及时将处理意见告知其它国家，通过引入海水降温、稀释核能原料并将废水直接排入海域，这一系列行为是在不可抗力之后的可控制行为，这时日本就不应当只承担跨界影响补偿责任，还应承担跨界损害赔偿责任。 三、跨界环境损害中的国家义务
当一个国家的行为有造成跨界损害的威胁或者已经造成了损害，那么除了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外，还需要尽到一些国际义务。其中适当注意义务和国际合作义务能够非常有效的降低或减少环境污染损害的程度。[9] 适当注意义务包括环境影响评估义务、告知义务和预防义务。环境影响评估是旨在把环境、社会和经济考虑纳入项目规划、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它们分析和评价拟议项目和计划或政策的潜在环境影响，向决策者提供有关的环境信息。通过评估可以使国家确定该活动所涉危险的程度和性质，从而确定其应采取的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严重和不可逆转的跨界影响。告知义务指如果评估预示有引起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起源国须立即通知可能受影响的各国，向它们传送该评估所依据之可利用的技术情报和其他有关情报，并指明一个要求回复的适当的期限。预防义务是指各国有义务通过立法和行政控制，监督在本国内可能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活动，预防重大的越境损害或随时尽量减少这种危险。[10] 《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简称《草案》）第一章第6条规定：“有关国家应善意合作，并在必要时，从国际组织寻求援助来预防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或将其减至最小程度。如果此损害已经发生，则应该采取合作手段，并在必要的时候向国际组织寻求援助和支持，使起源国和受影响国所受到的影响减小至最微弱的程度。”[11]当跨界环境损害发生后，责任国没有更好的技术手段来降低损害的结果时，就应当积极接受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援助，力求把损害降到最低。 四、结论 跨国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不仅仅着眼于赔偿，它更应强调损害发生之前行为国应负有“相当注意”的义务，即强调行为国预防和减少实际损害的义务，如预先通告、磋商谈判、搜集情报并交换有关资料和情报等程序性义务。环境保护是各国的共同义务和责任。确定国家责任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以国际法的原则来控制和减少各国环境污染和跨国污染，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日本核泄漏的国家责任[n].法治周末,2011-4-6. [2]何艳梅.跨国污染损害赔偿法律规则比较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9,(6):84-102. [3]慕亚平.国际法原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167-168. [4]王曦.国际环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48. [5]周忠海.论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国际赔偿责任[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5):68-77. [6]何艳梅.跨国污染损害赔偿法律规则比较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9,(6):84-102. [7]朱义亭.论跨界环境损害的责任制度及其发展[j].法制园地,2009,(8). [8]林灿铃.国际法上的跨界损害之国家责任[m].北京:华文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