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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篇张五常的近作选读物的困难日期: 2003年01月04日作大学生时——尤其是作研究生那段日子——我选读物所花的时间比读的时间还要多。
不是选什麽武侠小说或诗词之类的——纯为享受而读的那一类——而是选与自己追求学术知识有关的。
人类积聚下来的知识说少不少，但说多也不是那麽多。
後者是指一门学术，而一门学术之内的专题，其知识真的不是那麽多。
当然，任何一项专题，有关的书籍及文章数以百计。
但其中大部分是人云亦云，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没有什麽深度，创意更谈不上。
数以百计的读物，低下的可以误导，中庸的读之无益，中上的花时间不一定有所值。
充其量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是精品，有启发性，值得读之再三。
我曾经说过，六十年代我读过很多书。
然而，绝大部分我只是翻阅，走马看花，一天可翻十多本，看看哪一本之内的哪一章或哪篇文章值得细读。
说实话，在一个专题之内，值得细读的通常不出两三件，最多也不过一掌之数。
经验所得，是细读一件精品的收益，远比博读百件人云亦云的为高。
例如关於利息及其理念，只细读费沙的《利息理论》开头的一百五十六页就足够了。
说细读，是不读则已，一读惊人。
细读是一项大投资。
时间、精力与排山倒海的投入，没有尝试过的不知其苦处。
想当年，读佛利民《价格理论》的第五章，那关於成本与供应曲线的，细读几遍，突然发觉佛氏说商人争取的是「非合约的收入」，大有新意，於是从头细读几遍。
之後又发觉佛氏说，垄断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他的平均成本曲线，若有所悟，又要从头细读几遍。
上述的细读，重点不单是明白内容，而是要找寻作者的推理思维。
明白内容而不明白作者怎样想，不是真正的明白。
这解释了为什麽认真地读书是那样大的投资，也解释了为什麽思想平庸之作不堪一读。
迅速地翻阅而选读物，是一种办法，不一定可靠，也不是最可取的。
较为可取的是听老师的介绍。
问题是平庸的老师往往误导，不可尽信。
这解释了为什麽作研究生时，一位高人老师盛赞某读物，我立刻跑到图书馆去找寻。
风传张五常可能要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多人不信，我是其中之一。
尽管当有记者问起张五常这件事的时候，他没有正面回答，但按他判断问题的老方法——下注赌输赢的话，我想大概没有几个经济学者敢押正方。
不可否认，张五常是华人经济学家中数一数二的高手，但以他的成就而言，要拿诺贝尔奖机会还是不大。
一直以来，媒体对张五常非常关注，很多学生对张五常五体投地，部分学者对他也心悦诚服，但很少有人说清楚，张五常到底厉害在哪儿？毫无疑问，张五常是一位出色的价格理论大师。
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主体，其核心为供求定理。
简而言之，就是商品的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比、与供给量成正比，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供过于求价格下降。
供求定理本身并不复杂，但运用起来却是千变万化、奥妙无穷，只要对相关的局限条件有比较准确的审视和把握，它在解释和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时候能发挥出威力巨大的作用。
张五常早年师从价格专家阿尔钦，在理论上下过苦功，“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再由复杂转深、再转浅，来来回回好几次”，已把价格理论咀嚼透烂。
另一方面，张五常注重案例研究，大量时间用于现实问题的实践调查，多年砺炼，使他的学术素养和对现实问题的把握浑然一体。
后来，人们看到张五常谈价格管制、汇率政策、商业竞争的时候，往往快如闪电、一剑封喉，这都是他价格理论深厚积淀的升华。
说张五常在价格理论上登峰造极，并非夸张，说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把握炉火纯青，大概也没人会反对。
但是，一个经济学家要在学术上占领重要席位，仅有专长而没有创新显然是不够的。
迄今为止，张五常学术生涯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1991年，当时，科斯因为产权理论获诺贝尔奖，又恰逢诺贝尔奖90周年诞辰，所有诺奖得主济济一堂，张五常作为特邀佳宾，在庆典上作一次“总结发言”，那该是一个经济学家最大的荣耀。
为什么要叫张五常去发言？因为张五常是科斯理论最权威的阐释者，科斯本人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他的思想理论的重要贡献，而且张五常也把科斯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这就是他真正笑傲江湖的资本，也是他不太可能再获诺贝尔奖的原因。
张五常说「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谈谈张五常这个人。
举个例子。
张五常反对新《劳动合同法》，有他自己的理论基础。
根源就在他那篇牛X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
在佃农理论里面，张五常证明了一个道理：握有生产要素的双方，平等谈判形成的合约，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发挥。
他举的例子，就是佃农与地主的合约。
在张五常以前，古典经济学普遍认为，固定地租最有利于提高土地的产出。
因为佃农只要交够了固定地租，剩下的，自己种多少得多少，所以干劲最足。
如果是分成地租，种出来的60%归自己，40%归地主，佃农的干劲就没那么足。
他的道理很简单：地主和佃农都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实际状况，知道自己能为产量做出多大贡献。
所以只要双方平等的谈判，最后形成的分成合约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地主的积极性和佃农的积极性。
地主如果只拿固定地租，他就没动力提供耕牛、供水系统等等公共设施或者服务，没有这些东西，佃农的劳动的边际产量就会下降。
地主有了分成，会加强对佃农的监督，让佃农之间互相竞争，把土地租给种地水平最高最积极的佃农，最后每个佃农的边际产量就会趋于一致。
这个道理跟老板和工人的关系一样，老板之间互相竞争，工人之间互相竞争，最后的结果就是生产效益在老板和工人之间按照彼此的贡献合理分配。
工人工作不努力，就会被解雇；老板发的工资少了，工人就会辞职去工资多的地方。
所以，张五常虽然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具体结论，但其实绕了一圈，又重新证明了古典经济学的更基本的结论：市场价格机制总是最优的，只要充分竞争，结果就是最好的。
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让双方充分谈判博弈就可以了。
但实际情况是，张五常所分析的佃农合约关系，在人类历史上总是不断的出现问题。
利益分配总是朝着固定的方向演进：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佃农。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就比张五常高明。
马克思只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去搞什么假设。
所以他看到的就是：地主不断剥削佃农，佃农生活越来越困难，最后几乎生产不下去了。
张五常：房价上涨反应经济增长中国楼市没有泡沫
到了年底，人们总是关心未来国内的经济发展趋势如何，房地产和房价的走势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对于我国房地产的状况，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反对打压房价的行为，他认为房价上涨反应经济增长，中国楼市没有泡沫。
张五常经常更新博客，发表自己对经济形势的看法。
他在微博上表示：“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北京要打压楼市。
”张五常认为，房价的上涨实际上就是底价在上涨，而地价上涨正是经济增长的表现之一。
张五常强调，房地产的价值就是国家的财富，是国家财富积累的大仓库，原则上房地产的价格越高越好。
只不过，政府在土地收入这方面，应该做好收入分配，利用地价上升来协助穷人，而不是补贴财政。
张五常总结说，房价上涨不都是泡沫，更多的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体现。
就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张五常表示，自己没有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如果并没有看到泡沫就拼命打压房地产市场是不明智的。
张五常教授答辽宁大学学生问（2001年9月23日在辽宁大学的讲演后回答学生提问）张五常，1935年出生于香港。
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1967年获博士学位，随后跟随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科斯工作，1969年获聘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
张五常是新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7年，他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丁女士：张教授说，欢迎你们问问题，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
丁女士：大声一点，一个问题清楚一点。
不要传纸，因为传纸很难看清楚的，就大声一点简单一点，张教就听得懂的。
一个男生：我想问张教授一下，你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你认为还有获得的希望吗？（众人笑）丁女士：他问你为什么没有拿到诺贝尔奖，他说："你还有希望吗？"丁女士：你们认为他应该拿到吗？（笑）张五常：有人说我说过："诺贝尔奖给我，我都不要。
"我没有说过这句话，（大家笑、掌声）假如诺贝尔奖要颁给我的话，我会感到惊喜的，我不会说我不好意思而不接受的。
（笑声、掌声）有一点是事实，曾经有一位和诺贝尔很有关系的人，他要我把我写过的论著整理一下，或者把我的思想写成一本英文书，去增加那个拿诺贝尔的机会。
这件事那个人已经说了十多年了，也都有很多朋友是这么做的。
我个人认为诺贝尔这个奖项，是这么高尚的，不应该是要去争取的。
所以我自己就说过一句话："我不会做任何的事情去增加自己能拿到诺贝尔奖的机会。
"文章已经发表了，这些文章的价值，我也不知道。
可是假如你要我刻意做某件事的话，我就觉得这不是我的个性。
（热烈的掌声）一个男生：您讲过需求定律这个问题呀，您说如果需求曲线上升就不是需求定律，您在《经济解释》中说：经济学来源与现实生活，（组织者没给提问准备麦克）生活中我们有买涨和买跌的经历，有时持币待购。
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张五常博客管理员按：这是“《中国经济制度》研讨会”的与会者提交的文章。
因为此前张五常教授发布他的“财富仓库理论”时，简略地提及他已经解决了“财富增长理论”的问题，余下的就是“财富累积理论”的问题。
有读者朋友问及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觉得姜建强老师的这篇文章作为文献综述性文章解释得比较详尽、系统、清晰，因此在此发布。
）本文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理论上对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做一个总结，并概括出两个关于财富增长的张五常定律。
张五常第一定律是指，市价准则是财富增长最快的竞争准则；张五常第二定律是，竞争准则的转变将导致财富增长的变化。
在第二部分，本文试图用这两个定律解释中国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及中国经济增长。
第三部分是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竞争与经济增长的一个简单理论文献评述。
一、“看不见手”理论与张五常定律众所周知，“看不见手”理论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世人留下的一笔重要思想遗产。
这个理论是说，交换是人们的一种自然倾向，而经由价格信号指引的交换可以促进分工，分工带来的效率则可以极大地提高一国的财富增长水平。
可以说，这个关于财富增长的“看不见手”理论是经济学的精髓，此后的经济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从逻辑上完善和美化它，思想上并没有多少创见。
200多年后的今天，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诠释了这个国富理论，基础是他的租值消散理念。
与前人不同，他的分析起点不是斯密的交易，也不是科斯的交易费用，而是竞争！要说他的这个理论，其实也非常简单。
因为资源稀缺，所以竞争无可避免；有竞争，就必然有决定胜负的准则。
重要的是，竞争准则的采用都是为了减低租值的耗散，而在无数可供采用的准则中，惟有市价准则不会导致租值消散。
[1]经济学上，租值是另一个角度看财富，而租值消散的最小其实也就是财富的最大化了。
因此概括起来就是，市价准则是财富增长最快的竞争准则。
本文将此称作张五常财富增长理论的第一定律。
（1983.12.16）产权与民主(1983-12-16 16:15:41)
分类：五常谈学术
此前两篇有关民主的文章里，大致上有五个结论——
一、投票取舍的主要缺点，是票数既不能反映代价，亦不能刺激生产；因此投票不是表达民意的可靠方法。
二、投票会引起财富分配的转变，故投票可成为减少民权保障的工具；要改变财富的分配，可用较直接及有固定性的办法。
三、压力团体可从投票得益。
以推行民主为理由的自利行为是很普遍的。
四、以市价定胜负是一种投票——投钞票。
若民主的定义是以人民的喜好为主，则市场是最民主的地方。
市场永远都不会滥用权力，所以独裁的问题不会在市场出现。
五、民主投票最大的经济收益，是在决策上能节省定价的交易费用；但投票作决策的准确性不及市场。
独裁决策的费用比投票还要低，但独裁者可能滥用权力。
以上第四个结论，是基于私有产权的存在。
没有私产就没有市场，也没有真正的市价。
第五个结论也是基于私产制度，但加上了决定市价的交易费用。
第二和第三点跟私产是有冲突的。
产权缺乏了清楚的界定及保障，混水摸鱼的「民主」政制就可大行其道。
从以上的结论中，我们可以更广泛地推论产权与民主的关系。
政府可以界定及保障私产，亦可以以武力或其它办法削弱或废除私产。
民主投票或独裁决策的产生，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的出发点是在乎节省交易费用，是私产拥有者所选择的结果。
第二类的出发点是在乎改变财富分配，与私产制度是有冲突的。
让我先谈第一类。
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决定市价的费用可能引起非市场的决策，这是我在前文分析过的。
但交易费用不单限于定价的困难；界定及保障产权的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一种。
若因为这些费用无可避免而使产权难以界定，非市场的决策也会因节省费用而起。
因为费用大而产生的私产界定及保障问题，跟以武力或压力来削弱或废除私产的性质不同。
我可以用两个相连的例子来解释第一类因交易费用高而引起的非市场政制。
在美国，很多市镇是用公司合并（Incorporate）的方法组成的。
跟我们在前文提及的大厦业主联会一样，这些市政府有法例、委员及市长，而其行政方式亦跟大厦联会相同——民主与独裁决策并存。
因为不满意省或县政府的服务，合并后
的市政府就会执行雇用警察、设立消防局、维修街道等任务。
虽然市镇的财资多是私产，但因为在这些事务上定市价的交易费用过高，市政府的形成就是要节省这些费用。
换言之，在私产制度下，政府机构的形成与私人公司的形成可能基于同样的因素。
美国华盛顿州的水晶湖镇是以市中心的湖（Crystal Lake）定名的。
这个湖的产权是属于湖边住户所有，湖边以外的住户无权过问。
但因为要界定每个湖边住户在湖上的使用权，费用甚高，所以这些住户就组成联会，立法例、选用委员及会长，来管理湖的清洁、决定鱼量的投资、钓鱼的季节及约束其它不合法例的行为。
公司代替了市场；民主投票或独裁决策代替了以收费（市价）的方法来决定湖的使用。
因为要量度各户用湖时间长短及钓鱼多少的费用过高，私产的资源便转为公众拥有，而联会的非市场决策亦因为节省这些费用而起。
我们引用过的私营公司、大厦联会、市政府及水晶湖管理联会的各例子，都是基于私产制度。
「政府」的形成是因为要节省定市价或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
投票或独裁决策虽然会导致某程度上的财富分配的转变，但因为这种决策不是为改变分配而起，分配的转变不大，而这些无可避免的转变跟私产的定义是没有冲突的。
事实上，私有产权的界定及保障越清楚，非市场的决策就越难引起重大的分配转变。
就算决策者是一个未经选举的独裁、无知无能、驱之不去，也难造成对社会有大损害。
在私产的保障下，独裁者很难从损人利己的行为上得益，所以他的权力无足轻重。
充其量，私产的拥有者可采用其它交易费用较高的方法，完全不理会独裁者。
第二类以非市场政制作决策的原因，是要改变财富的分配，虽然这意图可能是为社会福利而起，但无论意图的好坏，基于改变分配的民主投票或独裁决策必与私产有冲突，而产权界定不清楚亦会增长损人利己的行为。
压力团体赞成以投票方式决定租管或其它价格管制，或增加劳工福利，其目的是要改变财富的分配，不是要节省交易费用。
这些改变分配的行为违反了私产的原则，因为私产的保障一定要包括产权收入的保障。
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利用权力或武力将私产改为公产，或将私营企业收归国有。
与前文提及将私有的湖改为公用的例子不同，这些削弱或废除私产的原因并不是由于要节省费用。
在削弱或废除私产的情况下，以非市场作决策的需要必然增加。
缺乏清楚的产权界定亦会引起混水摸鱼的行为。
独裁者的滥用权力，也会因为有利可图而得到鼓励。
就是民主投票也会成为权力运用的工具。
共产制度论民主跟私产制度论民主有基本上的不同。
在共产制度下，自由市场是不能发展的。
少了市价的指引，以投票作决策实在投之不尽。
干部作决策的费用要比投票低得多。
换言之，在共产制度下，等级排列是按经济规律而定的。
在私产制度下，民主投票是无须以改革方式来推行的。
市场的交易费用大，私产的拥有者会自己选择投票或独裁决策来解决某些公众问题。
所以在共产或私产的两个极端，赞成或反对民主投票都是白费心机。
前者因为非市场的决策太多，投票投不胜投；后者市民自动选择投票，要反对也反对不了。
在两个极端之间，推行民主往往是有意图的。
基于以上三篇文章的分析，我认为在九七前提下，以保持香港繁荣而提倡民主政制的言论是无济于事的。
香港人要争取的是私产的界定与保障——不只是不动产或可动产，劳力及知识资产也极重要。
不成文法律（Common Law）有其重要功能，但这并不是界定产权制度的主要因素。
从美国的经验中，我们知道以宪法界定私产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与中国执政者所表达的法律知识相去甚远。
而法律的设立与施行是两回事。
后记
民主投票的主要问题，是少数服从多数，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要维护社会的整体，我们必须从维护个人的利益做起。
不维护个人，社会的整体就不能被维护。
牺牲小我，大我往往因而要牺牲。
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以来我坚持若要搞民主政制，一个健全的宪法是重要的。
宪法的目的，是界定及维护社会上每一个人的权利，以维护少数的方法来维护整体。
宪法（或类似的「基本法」）若写得不善，或写一套，做一套，民主投票会弄巧反拙，甚至引起大灾难。
若宪法能成功地界定个人的权利，什么事项可以由投票取舍，什么事项不能投票，也就有了界定。
有了这个先决条件，民主是可取的。
独裁政制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暴君或无能之君（尤其是后者）历史上屡见不鲜。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西方，十七世纪之前「民主」的概念被低贬，而十八世纪后期开始转受欢迎。
当时的美国总统杰克逊推行宪法，以界定个人权利为整个宪法的重点，民主才被发扬光大。
话虽如此，学者如米尔、海耶克、佛利民、布格南、阿罗、贝加等人（米尔是十九世纪的人，其它五位都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民主投票都有保留。
台湾及香港的例子可以为证。
当年蒋经国的独裁，比其后李登辉的民主高明；当年夏鼎基及之前的香港独裁，也比今天的半民主高明。
中国迟早会走上民主之路——这是大势所趋。
北京的头头，要从速研究一个在实质上可以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