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法治化过程中的三大动力缺失
- 格式:doc
- 大小:34.00 KB
- 文档页数:6
中国法治文化的缺失中国法治文化的缺失表现在法治理念上。
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法治理念并不深入人心。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德治”思想,即依靠领导者的道德水平和个人魅力来维护社会秩序。
而法治理念的确立需要长期的推广和培育,需要从教育和宣传等多方面进行着手。
中国法治文化的缺失还表现在法律实施上。
尽管中国有数量庞大的法律法规,但在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着问题。
一方面是法律执行的不严格和不公正,另一方面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和执法人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频发。
这些问题使法律在实践中的效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人民利益的保障起到了反作用。
中国法治文化的缺失还表现在司法透明度上。
在中国,司法透明度并不高,司法审判过程中缺乏公开透明,很难做到实现司法公正和公平。
《中国宪法》规定了公开审判的原则,但实际上,很多案件的审判过程和结果并不被充分公开。
司法透明度不足,使得人民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度降低,也影响了法治文化的建设。
中国法治文化的缺失还表现在法治意识上。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现实生活的压力等原因,人们的法治意识并不够强烈。
在面对一些法律问题时,许多人会采取绕过法律、谋私利益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对法律的尊重和遵守程度并不高。
要加强法治意识的培育,需要加强法律教育和宣传,提高人民群众对法律的认知和尊重。
中国法治文化的缺失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改革和提升。
法治是一切社会文明的基石,只有加强法治建设,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
希望中国能够在法治文化的建设上走上一条更加科学、合理的道路,实现法治的理想境界。
浅析我国法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1000字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制建设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然而,当前我国法制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如法治观念不够深入、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司法体制不够健全等,这些问题给我国法制建设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下面就从以上几个层面展开,分析我国法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一、法治观念不够深入法治观念是法治建设的基础,而我国法治观念的普及度和深入程度还有待提高。
一些人对法律法规的认识不够深入,对法律的权威性和效力缺乏充分认识,导致他们在现实情境中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和法律维权意识。
这种情况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教育和传媒。
在教育方面,应通过学校等教育机构,为青少年和社会人群注入正确的法治观念,加强公民法律意识教育,提高人们的法律素养。
而在传媒方面,应该注意倡导社会正义的宣传,加强法律宣传的力度,让公民普及理解法规。
二、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我国法律法规相对偏多,但难以面面俱到,有时候难以保护公民权益,有的还存在矛盾和不足,不能满足当前形势和需求。
为此,应该加强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各种法律条文和细则,并及时删减不适用的内容。
在完善法规的过程中,要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涉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应用、跨区域的法律配合、劳动合同法等,以确保尽可能公正的解决有关问题。
三、司法体制不够健全司法体制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司法公正是司法体制优化的关键。
然而,我国司法体制面临的问题还比较多,比如审核制度不够完善、司法程序不够透明、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受阻、案件处理效率较低等等。
要优化司法体制,需要从制度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下功夫。
首先,可以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和优化,加强司法权力监督和审查制度,加强法官和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司法公信力。
其次,可以调整和优化司法流程,整合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减少纠纷的产生。
综上所述,我国法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多种多样,需要从法治观念、法律法规以及司法体制等方面入手解决。
浅析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困境摘要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了把“依法治国”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方针以来,我国法治化进程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
15年来,我国法治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暴露了一些不足:比如在面对乡土人情时的无力感,舶来法治理念与本土法治资源之间的冲突等。
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持续开展法学教育,贯彻执行法律法规,同时扩充基层司法力量,明确基层法院职能,这样才能保证法治进程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进程法治理念一、中国法治进程的现状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了把“依法治国”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方针以来,我国法治化进程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这15年来,我国法治化的进程是显著的,虽未达到人人懂法的境界,但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人知法的地步,人们在无法通过协调解决纠纷的时候也开始选择了通过诉讼的手段进行权利救济。
尤其是1999年1月推出的法制栏目《今日说法》,可以看到国家在法治宣传上迈出了一大步。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提出“法治应包含两个重要意义:以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我国学者对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也做了一些概括:(1)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社会关系均应纳入法律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而法律是建筑在尊重民主、人权和潜能、保护和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基础上。
(2)凝结着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高于任何个人、群体和政党的意志,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权威。
(3)国家一切权利根源于法律且要依法行使。
(4)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和信仰等特殊情况而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非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只能与职位相连,而职位对一切人开放。
(5)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或准许的,每个人只要其行为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和公认的公共利益,就有权利按自己的意志活动。
(6)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机会非经正当秩序和充分理由不受剥夺,一切非法侵害(不管使来自于个人或国家)都能得到公正、及时、合理的补偿。
我国社会法治精神缺失的现状、根源及对策分析作者:文洪朝王常柱来源:《理论导刊》2016年第02期摘要:整体而言,我国社会多年来严重缺失法治精神,其主要表现为:喜好权力至上;崇尚人有差等;忽略民主民意;轻视法治思维;推崇特权意识。
从根源上看,我国社会缺失法治精神,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即认识理解的差异,法制历史的惯性,传统文化的影响,工具主义的盛行,法治实践的缺位。
在依法治国方略下,法治精神缺失问题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应对之策是:进一步广泛宣传法治精神;积极培育法治精神;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全面落实依法执政;努力构建法治文化。
关键词:法治精神;依法治国;法律至上;依法执政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90-04如果说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那么,法治精神就是现代社会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实施法治的根本指导思想。
因此,法治精神建设历来是法治实践的基本前提。
从这个意义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建设坚实而深厚的法治精神就成为我国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然而,实事求是地讲,我国社会的法治精神状况却是不容乐观的,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缺失状态,这对于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极为不利的。
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早已关注和研究,并取得丰富成果,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为此,本文从法治精神的本质入手,系统考察我国社会法治精神的缺失状况及其产生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应对之策。
一、我国社会法治精神缺失的基本状况所谓法治精神,实质上“是意识领域内对法治的一种自觉认同并产生信仰的状态,是一个融人权、民主、公正、理性、和谐等诸多精神内涵的统一体,它是现代法治的内在驱动力”。
[1]自20世纪末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治理走上了法治之路,其法治精神的培养也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因此,法治精神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意识,也成为国内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作为社会意识,法治精神的基本状况不是借助于直观的数量标准而是通过相应的社会现象来衡量的。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史,并以此享誉全球。
然而,在认识、接受、倡导和实行现代法治方面,当代中国明显落伍了。
在选择法治的过程中,各种障碍与羁绊严重阻碍着中国法治的发展。
但是。
法治优于人治。
法治最终会取代人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选择法治的道路是曲折的,但也是必然的。
一、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阻力(一)传统文化的禁锢现代法治表面看来是一种制度化和组织化机制,作为一种子选手机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据,在法治制度化和组织化之先,早已存在着一种文明模式和文化条件。
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却与近现代法治有着深刻的矛盾与冲突,成为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大阻力。
封建专制思想抑制了民众的民主意识。
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君主集权国家。
君主集权在中国具有独特而悠久的历史。
由于长达数千年的君主集权统治,使封建专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学派和思想家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尊君思想,甚至不乏大批绝对尊君论者。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民主意识很难形成,即使是在公众心目中有所萌动,也会遭到传统势力当然的、无情的扼杀,根本不可能形成气候。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遗留的专制思想过于浓厚,抑制了广大民众现代民主意识的产生和传播,致使中国民众现有的民主和民主参与能力总体上讲,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尚有一定的差距,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制约因素。
封建宗法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扭曲了民众的自由意识。
首先,封建宗法思想压抑了民众的自由意识。
其次,无政府主义误导了民众的自由意识。
等级特权思想压制了民众的平等意识。
平等作为价值目标,与自由、人权、正义、理性等价值准则一样是法必不可少的价值追求,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具有必不可少的意义。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中,等级特权思想根深蒂固,民众的平等意识异常淡薄。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太深,目前还存在克服特权的同时又滋生和维持着特权的怪异现实,官本位思想严重,民本位思想淡薄,以致不少人把追求特权作为人生的目标。
论述中国法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的措施法律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它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意志,它有利于调整社会关系,在维护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推进和完善国家法治建设便成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其一,国民整体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
建国以后,由于基础薄弱,教育事业仍然没有摆脱落后的局面,加上工作中的一些失误,长期以来忽视了民主和法治建设。
一些在实践中出现的好的民主形式,没有能够用制度加以确定;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又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而得不到保障;本来就很不健全的民主制度,又多次遭到破坏,“家长制”、“等级制”等封建思想还未肃清,法律应有的权威还没能建立。
在国民的整体素质仍然较差,全民的法律意识还很薄弱的情况下,进行民主法治建设必然会遇到极大的阻力。
其二,法律思维模式落后。
传统的法律文化重礼轻法,治人高于治法,权力至上和义务为本,重义而轻利,重实体而轻程序,重特权而轻民主,无一不和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
法治社会是“向下型”的权力结构,即“国家主权在民而不在君,在下而不在上”。
而中国法律传统素以集体为本位,无视个人,造成法律否定个体和压抑个人,丧失了现代法治要求的独立法律人格和意识。
这种思维模式的落后阻碍了法律主体积极推进法治建设的主观能动性。
其三,法律系不完善。
中国近代以来立法的着眼点在于把中国改造成现代化国家,法律往往是立法机关或规则制定机构通过一定的程序制作出来的产物。
这种对立法及程序的认识仍局限于当年中国知识界急于求成的情况下,造成法律文件本身及相互协调存在许多缺陷。
比如法律文件普遍存在操作性不强的弊病,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及其规范化运作明显不足。
立法缺乏整体规划,致使该出台的一些基本法律未出台等等。
这样一方面是成文法的大量制定和颁布,而另一方面是成文法难以通行,难于融入社会,成为真正的规则,违背了人们的立法初衷。
我国社会法治精神缺失的现状、根源及对策分析摘要:整体而言,我国社会多年来严重缺失法治精神,其主要表现为:喜好权力至上;崇尚人有差等;忽略民主民意;轻视法治思维;推崇特权意识。
从根源上看,我国社会缺失法治精神,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即认识理解的差异,法制历史的惯性,传统文化的影响,工具主义的盛行,法治实践的缺位。
在依法治国方略下,法治精神缺失问题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应对之策是:进一步广泛宣传法治精神;积极培育法治精神;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全面落实依法执政;努力构建法治文化。
关键词:法治精神;依法治国;法律至上;依法执政如果说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那么,法治精神就是现代社会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实施法治的根本指导思想。
因此,法治精神建设历来是法治实践的基本前提。
从这个意义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建设坚实而深厚的法治精神就成为我国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然而,实事求是地讲,我国社会的法治精神状况却是不容乐观的,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缺失状态,这对于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极为不利的。
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早已关注和研究,并取得丰富成果,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为此,本文从法治精神的本质入手,系统考察我国社会法治精神的缺失状况及其产生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应对之策。
一、我国社会法治精神缺失的基本状况众所周知,作为社会意识,法治精神的基本状况不是借助于直观的数量标准而是通过相应的社会现象来衡量的。
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的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意识指导下实现的,因此可通过详细考察一个社会的法治实践活动来反证该社会之法治精神的存在状况,从而对法治精神缺失与否作出一个基本判断。
此外,对于中国而言,法治精神概念还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因此判定我国社会是否缺乏法治精神,还可以有一个西方标准,也就是依据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的法治精神。
事实上,许多学者也都是从上述两条路径考察中国社会法治精神缺失问题的。
试析中国法治化困难与对策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试析中国法治化困难与对策内容提要:法治是一种“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了法治化的进程。
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公民权利开始愈来愈多的受到关注、执法队伍执法能力的不断提高等都是法治化建设的成果。
但是中国法治化仍然困难重重,进一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相关理论,培养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识,加强国家整体建设是克服法治化遇到的困难的必要选择。
关键字:法治中国法治化法律制度法律意识一.对法治的理解法治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政治学》一书:“法治应包含两个重要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实现法治的标志是服从法律,而法律也是正义的法律。
否则,即使有法律的统治,也非实质意义上的法治。
从这个原始的法治概念出发来给法治寻求定义则可得:法治是指存在于法律是正义的前提下的一种“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为更好的理解法治,有必要明确法治、法制及人治的关系。
1.法制与法治法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的法制与法治同义,指的是法律成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管理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而且人们自愿接受法律约束的社会状态。
不过,广义的理解随着法治一词的盛行已很少被使用。
人们现在讲法制更主要是狭义层面的理解,即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健全的法律运作机制以及相关的保障制度。
本文中的法制也是狭义的理解。
在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论述中,就认为法治的前提基础条件是“良法”。
因此,完整的法律体系,规范的法律运作机制是法治的前提保障,能够促进法治的实现。
实现法制是法治的前提。
在我国,一直强调中国法治化的首要任务是建设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
2.人治与法治人治与法治问题,中国儒法两家争论了2000多年,但给人治、法治下定义则是在近代。
当前中国法治精神缺失现象观察2013年05月20日11:20 来源:人民论坛(总第403期)当前中国法治精神缺失具体表现为:“权力主治”而非“规则至上”;“守法机会主义”而非“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选择性执法”而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走关系”而非“走程序”。
通过对诸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剖析,文章指出学术界的研究与政治实践本身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化解法治精神缺失问题的必要路径。
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乃至后工业社会、由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则是从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法治治理模式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从“文革”动乱中的“恢复性”制宪到“八二宪法”;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6字方针”,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再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强调“新16字方针”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世纪的法治事业蒸蒸日上。
与此同时,“转型时期”、“发展中”等限制性规定,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中”属性。
在“发展中法治”的图景下,法治精神同样具有上述“发展中”特点,缺失现象非常明显。
由此,梳理有代表性的法治精神缺失现象,归纳其共同性或特点,透析其所反映的问题,对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无疑是有价值的。
法治精神缺失的具体体现法治精神可表述为多种具体的原则,例如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即禁止、“法官的上司就是法律”、“法治下,法律就是国王”,等等。
在中国语境下,“法不阿贵”、“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任何人不得享有法外特权”、“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中”等,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人在话语层面认同的法治精神。
然而,与此同时,“法不责众”、“有钱能使鬼推磨”、“信访不信法”、“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等则代表了与法治精神相对的一系列原则。
尊敬的评委、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谈谈中国法治化所面临的困难及其对策。
作为中国这个正在高速发展的国家,法治化建设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在法治化的道路上,我们还面临着一些困难。
就是法律的落实存在问题。
虽然我们国家已经颁布了很多涉及大量领域的法律(如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但是在实际执行中,经常会出现条文不严谨、执行不力等问题。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过于宽泛的法律条文导致执行难度大、执行成本高,以及一些执行人员不专业等等。
就是司法体系存在问题。
同时,中国的司法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知道,法律执行的最后一环是法院,但是我们的法院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出现诸如收买官司、不懂法律等问题。
这导致了一些司法判决失去了它本来应该具有的公正性,降低了法治化的整体水平。
还有一点就是民众的法律观念需要提高。
虽然我们国家人民的文明素质在逐渐提高,但是在法律意识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在一些消费纠纷中,习惯上选择私下协商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种现象本质上也是对法治化建设的不利。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困难呢?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和建议:我们需要改进法律条款。
如果法律条款不够明确,执行的难度确实会非常大。
因此,我们应该对现行法律进行修订,让法律更加明确,以便于执行。
这其中,除了专业的法律人员外,更要加入普通人的角度,以便让法律真正贴近人民群众需要。
我们需要改进司法体系。
为了提高司法公正性,我们需要加强对司法人员的考核和监管。
同时,也要改善法律执行的流程和机制,让司法裁决更加公正、准确。
我们应该在教育中加强法律知识的教育。
只有民众的法律意识得到提高,才能够真正推动法治化建设的发展。
因此,在中小学教育中加强法律知识的普及,以及加强社会教育方面的宣传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要推进中国的法治化建设,我们需要全面分析和解决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
当然,现实中的困难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解决的。
试论中国法治化过程中的三大动力缺失
徐升权近现代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成为全球各国一致的选择。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也开始走法治建设道路,开始了中国法治化的漫漫征程。
几十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果:制定与修改了多项法律、法规;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也拥有了一支规模相当的比较公正的司法工作队伍;等等。
但是我们的法治建设并不一帆风顺。
目前,仍然困难重重,诸如公民权利意识淡薄、甚至错位,地方政府人治严重的现象大量存在,严重阻碍着法治化的进程。
中国法治化难以实现的原因颇多,颇广。
其中,在法治化建设中动力不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法治建设中,政府作为重要动力一直不足,使得法治建设的深入受到限制。
政府动力不足主要有如下表现:
1、从依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以来,诸如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的口号层出不穷,并且受到广泛的欢迎。
可是政府行政违法的现象一直存在,依法行政根本从未落实。
也许正如北大教授贺卫方所言:“有时候,中国喜欢口号治国”。
2、目前行政工作中,行政首长意志在很多场合仍然高于法律规范。
一般情况下,行政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或者选择的不是寻找法律依据,依法执行公务;而是请示行政首长。
使得法如同虚设。
3、行政首长法律意识淡薄,一些地方行政首长经常在媒体上宣称自己要造福一方,做好当地“父母官”、“清官”。
在日常行政领导工作中也带着浓厚的人治色彩,要求行政工作人员有事及时汇报请示。
在法治建设中,法学理论界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努力着。
近年的司法改革就是法学理论界的大力推动法治建设的结果。
但是光有法学理论界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司法实践界动力不足,使得法学理论界的努力成果只能是书面的,即使走入实践,生命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1、虽然司法改革改善了法院、检察院的执法工作,但是在法院、检察院,改革经常只是对于中央红头文件的执行。
地方法院、检察院用语不规范、做事不依法,严重影响法治氛围的生成。
而且在一些法院、检察院中,法官、检察官的法律素养很不够。
2、社会司法服务的工作者中,多是法律工作者,许多地方很难找出正规法学本科毕业的拥有律师执业资格的司法服务人才。
法治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公众是法治建设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也是根本动力。
但是一直以来,公众动力未能得到开发。
这主要由我国的文化传统及公众知识水平决定。
1、正如贺卫方教授说的那样“在中国2000多年的法制发展路向是非常古典的”,通常只有一部法律,比如说唐律、大清律例,依靠道德而非依靠法律是中国公民长期的生存选择。
但是这与从外引进来的法律制度以及法治精神是不相融洽的。
2、公民文化素质较低,使得即使有些公民在处理问题时想到要用法律却也不知道如何用。
对法律的理解也许仅仅是表象式的甚至是空白的。
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缺乏,这深深影响着中国法治化进程。
我们的法治建设不断发展,实现法治国成为一种不可推委的愈来愈紧迫的任务。
我们必须运用多手段开发法治化动力,促进法治化建设。
1、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培养全民法律意识。
人民政府要加强自我法律学习,组织依靠司法机关为主要力量,全民全面学法的活动。
鼓励每个公民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于法治建设之中。
创造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全民懂法、重法、守法的法治氛围。
2、加强法制体系建设工作。
及时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加快诸如行政程序法这类法治中必不可少的法律规范文本的制定工作。
要保证法治之中事事有法可依。
同时,要加大法律宣传工作,使得法律成为全民的法律。
3、法律职业独立化,严格化。
在中国,原本应独立的法律职业一直没有获得独立。
要加大司法改革步伐,促进司法独立的早日实现。
建立起自身要求严格,具有独立执法能力的优良法治护卫军。
给予罪犯报酬应与监狱告别营利同步进行
杨涛监狱体制改革是今年司法部推出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司法部向全国监狱系统提出“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改革要求,其实质是将监狱企业与监狱分离,还监狱国家专政机关的本来面目,使监狱告别营利。
(<<中国青年报>>12月5日)
1994年12月29日通过并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八条明确规定:“ 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
监狱的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是“把监狱企业的生产收入与监狱经费直接挂钩,把警察福利与生产效益挂钩,使监狱生产背离了监管改造的属性……对监狱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监狱经费不能足额到位,监狱将监狱经费与生产收入直接挂钩,把罪犯劳动生产作为维持监狱运转的重要手段,严重背离了监狱生产为改造罪犯服务的目的。
”(司法部部长张福森答<<中国青年报>>记者语)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与监狱管理体制有关,更与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休戚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监狱企业与监狱分离是对《监狱法》的落实。
与监狱企业与监狱不分一样见怪不怪的是对参加劳动的罪犯不发报酬,实践中长期如是操作,人们就认为天经地义了。
今年起,广州、甘肃省的一些劳教所实行了对劳教人员适度工资制,媒体为此欢欣鼓舞,认为是司法进步的体现,是一种创新与改革。
其实早在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 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根据劳动教养人员从事的生产类型、技术高低和生产的数量、质量,发给适当工资。
”有关部门实行了对劳教人员适度工资制充其量不过是对行政法规的贯彻落实而已,并不是创新与发明,根本不值得“国
家司法部办公厅日前专门发文,将该所(甘肃省第二劳教所)经验向全国相关范围内推广。
”( 中新社 9月18日电)同理,《监狱法》第七十二条也有规定:“ 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罪犯应有的权利并未得以行使,代之是表现好的罪犯参加劳动可以获得报酬,报酬反倒成了一种特殊的奖励。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监狱所需的各项经费支出纳入财政预算,由国家财政予以全额保障,罪犯劳动生产不再作为维持监狱运转的重要手段。
那么,对参加劳动的罪犯给予报酬也应相应地提上议事日程。
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是简单地涉及对《监狱法》贯彻落实,在中国加入WTO走向国际舞台,司法的文明化、民主化,对人权的更加关注的今天,还具有如下的法治意义:
其一是昭彰现代刑罚理念,体现对人的权利的关怀。
现代刑罚是报应刑与教育刑的辩证统一,对参加劳动的罪犯给予报酬是对劳动权利的肯定与重视,有利于提高其劳动的积极性,对人性的关怀也无疑增强其改造的效果。
特别是对于家庭有困难的罪犯而言,这种措施的实施对挽救罪犯的家庭、使其安心改造、减轻社会压力更具现实的意义,笔者也无须一一赘述。
再次,对于被罪犯侵害的许许多多的被害人而言,如能实施此种措施不啻于是一种福音。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一无所有的罪犯被关进监狱后,被害人手中的有关赔偿的判决成为一纸空文。
如果我们对参加劳动的罪犯给予报酬,同时从其劳动报酬强制扣除一部份给被害人,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全部将其收归国家,这体现了国家对被害人权利的尊重与关怀,也有利于逐步弥合罪犯与被害人之间因犯罪带来的仇恨。
尽管说这种补偿很有限,但有毕竟聊胜于无。
最后,参加劳动的罪犯给予报酬也是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与WTO规则接轨。
相当长一段时间,一些国家对我国劳改产品进行攻击,认为劳动力无须计入成本,这种产品的出售是一种倾销,甚至以此为理由攻击一些低价格的产品是劳改产品而采取一些贸易保护措施。
参加劳动的罪犯给予报酬有利于劳改产品的出口,当然其他谎言也不攻自破。
当然,对于参加劳动的罪犯给予报酬具体如何操作?需要我们整体考虑,认真论证。
但是,伴随着监狱企业与监狱分离的改革进行,国家财政对监狱的全额保障,参加劳动的罪犯给予报酬必须同步进行,真正做到如张部长所言:“监狱企业支付给监狱的罪犯劳务费要纳入专户管理,主要用于罪犯的劳动报酬和保险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