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律》中的过失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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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唐律的官司出入人罪一、引言“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制建立,在於嚴格遵守,認真執行,否則一紙空文。
“吏安職業,民無怨尤,而天下已平矣。
”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保障線,司法官員作為法律的具體執行者,司法審判活動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關鍵環節,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十分重視對司法官吏違法瀆職犯罪的防治,關於司法官吏在審判中使出失入的責任處分,《秦律》有治獄不直的懲罰,《漢律》有受賕枉法,監臨部主見知故縱、故不直、故誤、鞫獄不實等罪名,《晉律》有失贖罪囚罰金四兩的處分,北魏也有“又出人罪,窮治不盡,按律准憲,事在不經”的律文。
清代薛允升在其著《唐明律合編·例言》中說:“唐律集眾律之大成”,其中關於出入人罪的規定,亦集法律責任規定之大成,對司法官吏定罪量刑法律責任的規定十分詳盡,並將規定納於律典之中。
二、唐律關於出入人罪的規定“斷獄而失於出入者,以其罪罪之;失入者各減三等;失出者各減五等”,官司出入人罪就是司法官吏在審判案件的過程中,採用虛構事實、增減案情的辦法,故意或過失地將無罪判為有罪、有罪判為無罪,或將輕罪重判、重罪輕判的行為。
即出入人罪包括以下四種情形:故出人罪、故入人罪、失出人罪、失入認罪。
(一)故入人罪故入人罪的罪狀包括:(1)《唐律疏議》中有:“官司入人罪者,謂或虛立證據,或妄構異端,舍法用情,鍛煉成罪。
”(2)“若聞知國家將有恩赦,而故論決囚罪”,在得知國家即將有恩懾時,故意提前處決罪犯。
(3)“示導教令,而使詞狀乖異”。
故入人罪的刑事責任亦可分為三種情況:(1)《唐律·斷獄》規定,“若入全罪,以全罪論”,故意把無罪判有罪的,按反坐原則處罰司法官吏,以判錯的全罪量刑。
(2)《斷獄》,“從輕入重,以所剩論”,故意把輕罪重判的,也按反坐原則處罰司法官吏,以多判部分量刑處罰。
(3)“刑名易者,從苔入杖,從徒入流亦以所剩論,從答杖入徒流,從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論”。
為確保執行時的統一,至於不同刑種之間的折算方法,唐律也作出了具體的規定:“從徒入流者,三流同比徒一年為剩;即從近流而入遠流者,同比徒半年為剩;若入加役流者,各計加役年為剩。
第1篇一、背景唐朝(618年-907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法律制度方面,唐朝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典体系。
本文将以唐朝《唐律疏议》为依据,对一起发生在唐朝时期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二、案例简介某年,唐朝某县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被告人王某,男,20岁,农民,因生活所迫,于某夜潜入某商户家中盗窃财物。
在作案过程中,王某被商户发现,双方发生争执,王某将商户打伤。
案发后,王某逃逸。
商户报警,县衙派人侦破此案。
三、案例分析1. 犯罪定性根据《唐律疏议》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盗窃为业,窃取他人财物者,绞”。
在本案中,王某以盗窃为业,窃取商户财物,构成盗窃罪。
同时,王某在作案过程中将商户打伤,构成故意伤害罪。
2. 刑罚适用(1)盗窃罪:《唐律疏议》规定:“盗窃者,绞;若盗者,减一等。
”根据本案事实,王某盗窃商户财物,应判处绞刑。
(2)故意伤害罪:《唐律疏议》规定:“以力加伤者,杖六十;以刃加伤者,徒一年;以枪、棒加伤者,徒二年。
”在本案中,王某使用拳脚将商户打伤,应判处杖六十。
3. 具体判决综合以上分析,法院对王某的判决如下:(1)王某犯盗窃罪,判处绞刑。
(2)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杖六十。
(3)合并执行,王某判处死刑。
四、案例分析总结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唐朝时期盗窃案,通过对案件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唐朝时期法律制度的特点:1. 刑法体系较为完善,对盗窃、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都有明确的规定。
2. 刑罚较为严厉,对盗窃等犯罪行为采取重罚,以起到震慑作用。
3. 重视证据,要求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确保司法公正。
总之,唐朝时期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本案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唐朝时期法律制度的特点,还可以对唐朝时期的法律思想有所认识。
第2篇一、引言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其法律制度在历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浅析《唐律疏议》【摘要】纵观中国历史,唐代在中国封建发展壮大中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唐律疏议》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是古代中国法典中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唐律疏议法律思想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唐律疏议》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议、故唐律疏义,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共三十卷。
《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
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
”最终,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
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
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
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律”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
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
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
《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代表作,在世界法律史上有很高声誉和地位。
下面就其法律思想、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来谈谈个人的看法。
首先,从法律思想上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德礼为本,政教为用唐代,统治阶级在认识上把礼义道德的作用和法律的作用,在儒家思想原则上统一起来,大大丰富了儒家礼法结合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礼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思想体系。
刑法中的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刑法是一个社会公正的基石,它保护人们的权利,并确保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在刑法中,犯罪可分为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两种类型。
故意犯罪是指犯罪行为是有意为之的,而过失犯罪则是指犯罪行为是由于疏忽或不小心造成的。
这两种犯罪类型在刑法中各自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
故意犯罪是指犯罪人故意实施危害他人身体、生命或财产的犯罪行为。
这种犯罪行为通常是经过精心策划和思考的,犯罪人有明确的意图和目的。
在故意犯罪中,犯罪人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有充分的认识,并且明知其行为会造成某种危害后果。
因此,故意犯罪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类型之一。
过失犯罪则是指犯罪人在实施某种行为时,由于疏忽或疏漏而导致危害他人身体、生命或财产的犯罪行为。
这种犯罪行为通常是无意中发生的,犯罪人并没有明确的意图去造成某种危害后果。
但是,犯罪人在行为中存在疏忽或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从而造成了他人的损失或伤害。
因此,过失犯罪被认为是一种不经意而造成危害的行为。
在刑法中,对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
对于故意犯罪,司法机关通常会依照相关法律条文判处相应的刑罚。
这种判处是基于犯罪人的故意行为和对他人的明知后果。
判处的刑罚通常比较严厉,以起到震慑他人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对犯罪的严肃认定。
对于过失犯罪,司法机关通常会根据犯罪人疏忽或未尽到义务的程度来进行判断。
如果犯罪人的疏忽程度相对较轻,造成的危害后果也相对较小,通常会给予轻判。
但如果犯罪人的疏忽程度相对较重,造成的危害后果严重,那么判处的刑罚也会相应加重。
这种判罚的目的是为了体现对犯罪人未尽到注意义务的批判,同时也要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权益。
尽管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在刑法中有着不同的判罚标准,但都应当得到应有的惩罚。
故意犯罪因为其主观故意性和预谋性,通常被公众视为罪行较重;而过失犯罪则因为其行为是由于疏忽或不小心造成的,被认为对他人的损害不存明确的恶意。
然而,不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都对社会造成了危害和伤害,都会破坏社会的和谐状况。
第1篇一、引言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源远流长,其中唐代《唐律疏议》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部代表性法典,对后世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以唐代《唐律疏议》中的“崔黄中诬告案”为例,探讨古代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和特点。
二、案情简介唐代某年,崔黄中因不满邻居张氏的耕作方式,遂诬告张氏私藏武器,企图谋反。
官府受理此案后,经过审理,查明崔黄中诬告事实,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三、案件分析1. 诬告罪的法律规定《唐律疏议》卷二十七《斗讼律》规定:“诬告者,杖一百,徒三年;若诬告谋反者,绞。
”此案中,崔黄中诬告张氏私藏武器,企图谋反,属于诬告谋反的严重犯罪行为。
2. 审判程序唐代司法制度规定,案件审理应遵循“三审制”。
首先,由县令、县尉等地方官员进行初审;其次,由州府官员进行复审;最后,由中央官员进行终审。
此案中,崔黄中诬告张氏的案件首先由地方官员初审,然后上报州府复审,最终由中央官员终审。
3. 证据运用唐代司法制度注重证据,要求案件审理过程中必须依法收集证据。
《唐律疏议》卷三十《断狱律》规定:“凡断狱,必先察其所告,察其所告,必先察其所告之状。
”此案中,官府在审理过程中,通过调查走访、勘验现场等方式,收集了大量证据,最终查明了崔黄中诬告的事实。
4. 法律适用唐代《唐律疏议》是一部综合性法典,其中包含了许多具体罪名和刑罚规定。
此案中,崔黄中诬告张氏谋反,依法应当受到绞刑的处罚。
然而,由于崔黄中并非首谋,官府考虑到其悔罪表现,最终对其进行了杖一百、徒三年的处罚。
四、结论1. 唐代《唐律疏议》中的“崔黄中诬告案”反映了唐代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特点,如重视证据、依法审判、刑罚分明等。
2. 此案体现了唐代法律对诬告罪的严厉打击,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民权益。
3. 唐代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为后世法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五、启示1. 唐代《唐律疏议》中的“崔黄中诬告案”提醒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依法审判,确保案件的公正性。
唐律四个重要问题的述评华东政法学院王立民教授唐律是唐代的一部代表性法典,其内容涉及面广,值得研究的问题也不少。
本文拟对其中的四个重要问题进行一些述评,发表个人之管见。
一、关于换刑制度问题唐律中有换刑制度,即是由于各种原因,可以把律条中所规定的法定刑转换成其他刑罚来执行的制度。
这一制度并不适用所有犯罪,只适用一小部分情况比较特殊的犯罪。
转换的用刑只在五刑之间,不包括赎刑等其他一些处罚方式。
而且,换用的刑罚不比律条所规定的法定刑轻,其程度大致相同。
这一制度不太引人注意,但也很重要,它对我们正确认识“五刑”及其实施都有积极意义。
可以换刑的主体有限制,主要是以下五种人员。
第一种是有特殊手艺的人员。
这些人包括工、乐、太常音声人等。
他们在太常、少府等机构工作,具有特殊的手艺,所以被判为流刑后,一般就可换以决杖和徒刑来代替执行。
《唐律疏议·名例》“工乐杂户及妇人犯流决杖”条对其中的问题作了明文规定。
“诸工、乐、杂户及太常音声人,犯流者,二千里决杖一百,一等加三十,留住,俱役三年;犯加役流者,役四年。
”此条“疏议”还对这些人可以适用换刑的原因作了如下的说明:“此等不同百姓,职掌吟诗在太常、少府等诸司,故犯流者不同常人例配”。
第二种是妇女。
除了个别犯罪以外,妇女犯有绝大多数罪,都可用换刑的方式来处罚。
《唐律疏议·名例》“工乐杂户及妇人犯流决杖”条也对妇女犯流换刑问题作出了规定。
“其妇女犯流者,亦留住,造畜蛊毒应流者,配流如法。
”其中的“造畜蛊毒应流者”即是属于例外情况。
妇女在这种情况下,仍需被流。
《唐律疏议·贼盗》“造畜蛊毒”条对这一犯罪及其用流刑有规定。
“诸造畜蛊毒及教令者,绞;造畜者同居家口虽不知情,若里正知而不纠者,流三千里。
造畜者虽会赦,并同居家口及教令人,亦流三千里。
”另外,“工乐杂户及妇人犯流决杖”条“疏议”还对妇女可以换刑和例外情况作了解释。
“妇人之法,例不独流,故犯流不配,留住,决杖、居作。
唐律“七杀”研究唐律集先代立法之大成,开后代立法之先河,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制在立法技术、概念原理、观念文化方面的精华总成。
时至清末,传统法制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日渐式微,中华法系始为之解体。
唐律与唐代法制的巨大影响随着东方文化的没落而逐渐受到忽视,但传统的制度与文化对当下社会、法治生活的影响仍然存在。
唐律研究对于理解与借鉴传统法制意义重大,唐律研究的切入点当为唐律中具有基础性、一般性的问题。
“七杀”在唐律乃至中国传统律学中最具代表性、是当时科学程度最高的概括。
以唐律“七杀”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全面解析唐律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律学在立法技术、法律原理、法制观念等方面所达到的成就。
以研究内容为标准,可将本文主干分为三部分:唐律“七杀”的具体研究、整体研究与比较研究。
唐律“七杀”立法的具体研究包括本文第二——六章,将唐律谋杀、故杀、劫杀、斗杀、戏杀、误杀、过失杀立法以律文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全面解析“七杀”立法的构成特征、罪刑详情与法律实践状况。
唐律“七杀”立法的整体研究包括本文第七章“唐律‘七杀’立法中‘十恶’的出入”与第八章“唐律‘七杀’立法的内部结构”,这两章研究内容皆把“七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特质与结构。
唐律“七杀”立法的比较研究涉及的是唐律与罗马法关于杀人罪立法之异同。
基于两者相近的产生时间与迥异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学界对于两者相关制度比较研究的不足,比较唐律与罗马法关于杀人罪的立法对于了解东西方立法技术、法律原理、法制观念与法律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共分九章。
第一章,绪论。
本章详细介绍了唐律的历史地位与特点、以“七杀”为唐律研究切入点的缘由、研究现状、研究主旨、研究方法与本文结构,并对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能做出的创新与突破做了初步介绍。
第二章,唐律“谋杀”研究。
谋杀为唐律杀人罪之首,科刑最重、含义庞杂。
从立法技术上,唐律分为典型的谋杀形态——共谋、“二人对议”与修正的谋杀形态——独谋、“一人同二人之法”;各自形态下,依据犯罪主体与谋杀对象间是否存在特殊身份关系分为一般谋杀与特殊谋杀;谋杀行为依据行为结果分为谋而未行、谋而已伤、谋而已杀三阶段。
基础法律知识刑法中的过失犯罪与刑责刑法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了社会成员在特定行为上所需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为犯罪行为设定了相应的刑罚。
其中,过失犯罪是刑法中一种常见的犯罪形态,本文将从过失犯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和刑责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过失犯罪的概念过失犯罪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实施某一行为时,由于疏忽、粗心或不称职而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或其他严重后果的犯罪形式。
相对于故意犯罪,过失犯罪强调的是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不明显或者缺乏故意,但其疏忽或粗心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
二、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两方面,即主观过失和客观过失。
1. 主观过失主观过失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对于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但由于疏忽、玩忽职守等原因,未能采取预防措施或适当回避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2. 客观过失客观过失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未尽到特定的注意义务,即未按照普通人所应当采取的注意措施进行行动,结果造成了事故或危害的发生。
三、过失犯罪的刑责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相比,其刑责通常较轻。
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社会危害程度,刑法对过失犯罪的处罚进行了相应的规定。
1. 法定刑和量刑原则过失犯罪的刑责在刑法中通常是由法定刑来确定的,法定刑是指刑法对每一种犯罪都规定了一个具体的刑罚范围。
根据犯罪的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法院会根据法定刑的范围,参考量刑原则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量刑,并综合考虑嫌疑人的主观故意和社会危害程度来确定刑罚。
2. 刑事责任承担过失犯罪也会使犯罪嫌疑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具体包括刑事追究、刑罚执行等。
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追究过程中,有权利进行辩护,法院会依法审理案件并作出判决。
刑罚执行阶段,犯罪嫌疑人应按照判决执行刑罚,并接受相关的教育、改造和社会矫正。
四、过失犯罪的防范与引导过失犯罪的发生往往与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有关。
为减少过失犯罪的发生,我们需要加强对法律知识的普及与教育,提高人们的法律素养和安全防范意识。
浅析唐律与古罗马法中“盗”罪之比较[摘要]文章主要从唐律与古罗马法出现的历史时间、唐律与《民法大全》“盗”罪的可行性比较、“盗”罪相关规定的比较来阐述唐律与古罗马法对于“盗”罪规定、处罚形式的异同来纠正关于古代的法都是落后的法的观念,使人们认识到这种观念的危害性。
[关键词]唐律;古罗马法;“盗”罪一、唐律与古罗马法的出现唐高宗永徽四年(652),中国颁布了由长孙无忌等编纂的《唐律疏议》,至五代末期在古代中国共沿用了660多年,处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发达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成熟法典的典范。
我们所说的唐律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唐律仅指唐代的刑律,即唐律12篇,500条。
广义的唐律从形式上讲, 分为律、令、格、式等。
本文以狭义的唐律作为研究对象。
学者一般将古罗马法的历史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奴隶制国家的形成至共和国初期(公元前8世纪—前3世纪),这是罗马法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发展时期,其代表为《十二表法》,它是罗马公法和民法的活水源头。
二是向外征服至共和国解体时期(公元前3世纪—前1世纪末),这是罗马法的成文法时期。
三是罗马帝国初期(公元前27年—公元3世纪初),这是罗马法发展达到鼎盛,属于成文法发达时期。
四是帝国后期和查士丁尼法典编纂时期(公元3世纪初—6世纪中叶),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 年)这是系统编纂的罗马法法典即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的完成期,尤其以《法学阶梯》为代表的法律注释学达到了最高峰;而中国在此期间,由长达400年的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封建法典也日趋成熟, 最终在唐代达到最高峰。
二、唐律与《民法大全》“盗”罪比较的可行性《唐律疏议》颁布于公元652年,《民法大全》制定于公元533年(查士丁尼皇帝第三任执政官期间),两部法典颁布的间隔时间不超过一个世纪,可以说唐律与《民法大全》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产物,有一定的可比性。
两者分别是代表古代东方与西方法律秩序的著名法典,通过比较也可以窥见一些东西方深层次文化差异的端倪。
唐代法律“七杀”的研究冯红【摘要】唐代是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峰时期,在这期间,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这一时期,法律也同样得到了较高水平的发展,唐律是中国法律发展的一个高峰,对后世法律的发展有着极重大的影响。
“七杀”之律又是唐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并且为宋、明、清历代所沿袭,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法律经典。
本文主要研究“七杀”之律的具体内容、从而加深我们对唐律以及中国古代法律的理解。
【期刊名称】长春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00)002【总页数】2【关键词】唐律;七杀;刑罚冯红/石家庄学院政法学院讲师,河北大学博士(河北石家庄050035)。
唐代继承了前代的律法经典,创造性地颁布了“七杀”之律,对杀人罪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并制定了系统的量刑标准,唐代的“七杀”之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的宋、明、清历代都沿袭了唐代的“七杀”之律。
“七杀”之律将杀人罪明确分为谋杀、故杀、斗杀、劫杀、戏杀、误杀、过失杀七种情况,并且对罪行情况、量刑进行了阐述。
一、“七杀”的具体内容唐代法律中“七杀”包括谋杀、故杀、斗杀、劫杀、戏杀、误杀、过失杀人这七种罪行。
这七杀既包括了故意杀人也包括了非故意杀人,犯罪情节上恶的程度上互有不同,是当时最科学的杀人情节和量刑标准的概括。
它是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准确、细致的律法,对现实中的量刑有着极重要的指导作用。
唐朝律法中,关于“七杀”的立法有着不同的特征和侧重点。
“谋杀”是杀人罪里最严重的罪,刑罚最重,含义也最复杂。
故杀强调主观犯罪心态,强调行为人有意而为之,有害人之心。
劫杀是一些犯罪行为的加重情节,例如,谋叛、掠人劫人以及强盗等行为。
“斗杀”顾名思义就是因为斗殴之事致人死亡。
而“戏杀”“误杀”“过失杀人”则是行为人主观上并非想要致人死亡,最终结果却是导致他人死亡。
单单看律例对这三类杀人犯罪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名例》对其原则性的问题做出了概括和列举,与唐律中的谋杀、故杀、斗杀有着较大的差别。
刑法中的故意与过失犯罪辨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犯罪行为可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两大类。
故意犯罪指的是犯罪主体具有主观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将会导致违法结果,但仍然有意为之。
而过失犯罪则是指犯罪主体由于疏忽、失职等原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违法结果。
本文将对刑法中的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进行深入辨析。
一、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是刑法中常见的犯罪形态之一,它要求犯罪主体对犯罪行为及其后果具有主观上的意识,并明知自己的行为属于犯罪的情况下,依然故意为之。
故意犯罪的特点是犯罪主体的主观意愿要与行为结果相吻合。
例如,在盗窃罪中,犯罪主体明知自己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下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并盗取财物,因此可以认定为故意犯罪。
二、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是指犯罪主体由于疏忽、失职等原因,在预见或应当预见的情况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违法结果。
过失犯罪的特点是犯罪主体的主观意愿与行为结果不一致。
举个例子,在过失杀人罪中,犯罪主体未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进行合理预见,但是由于他的失职或疏忽造成了他人的死亡,因此可以认定为过失犯罪。
三、故意与过失的区别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区别在于犯罪主体对于犯罪行为及其后果是否存在主观故意。
故意犯罪的犯罪主体明知自己的行为将导致违法结果,但依然有意为之;而过失犯罪的犯罪主体虽然没有主观故意,但由于疏忽或者失职的行为,导致了违法结果。
故意犯罪在法律上的刑罚更为严厉,因为犯罪主体在进行犯罪行为时已经明知其后果,有更大的主动性和恶意性。
而过失犯罪则处罚相对较轻,因为犯罪主体并非存心要造成违法结果,而是由于疏忽或者失职的结果。
四、刑法中的故意与过失犯罪界限的认定在刑法中,故意与过失犯罪的界限的认定是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法院将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一般情况下,法院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1. 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通过评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和后果,判断犯罪主体是否存在主观故意。
2. 犯罪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考察犯罪主体是否具备主观故意的能力和主动性。
过失犯罪的心理原因与心理结构过失犯罪的心理分析过失犯罪的心理原因与心理结构过失犯罪既如上述,它是怎样发生的?过失犯罪的心理结构有何特点?其一般的结构模式又是怎样的?下面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
(一)过失犯罪的心理原因1.过失犯罪行为发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正如人们所知,过失犯罪结果并非行为人所期盼的行为目的,危害结果的出现违反了行为人的意愿;过失犯罪有一定的偶然性;过失犯罪人一般不具有品德上的堕落和主观上的反社会性等,尽管如此,过失犯罪行为还是发生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过失犯罪虽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性后面总是隐藏着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过失犯罪的心理原因:过失犯罪人虽然一般不具有反社会性,但他们个性上的消极品质和心理缺陷却决定了他们的罪过和过失行为;过失犯罪人虽然不存在故意犯罪人那样的犯罪动机,却存在着某些主观与客观相脱节、相背离的动机与不良动机。
如果在行为人的心理原因与过失犯罪行为之间不存在着本质的必然联系,法律上是不会让行为人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的。
2.过失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根据——罪过。
既然过失犯罪人并不是有意识地去侵犯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和社会关系,为什么还要他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危害结果的发生是由于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导致了自己认识上的错误,并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下,实施了违反规章制度或社会公共生活准则的行为所造成的。
因此,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有罪过的。
其中的关键,便是支配其实施危害行为的意志决定。
在过失犯罪前,行为人原本能够获得意志自由,去选择恰当的行为,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可是他却在自己的错意志支配下,采取了对社会利益、公众安危漠不关心、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从而导致了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
实际上他是自由地选择了侵害社会利益的意志。
这便是法律上要他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根据。
侯国云对此作了三点具体阐述:①行为人理应预见到(或已经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发生,但他缺乏主观意志上的努力,因而没有预见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已经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却心存饶幸,放弃了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努力。
《唐律》中的盗罪探析陈玮;天津师范大学法学硕士“六赃”是我国古代概括盗窃、强盗、贪污等诸罪,集有损于国计民生的严重犯罪于一体的重要概念。
西晋张斐注《泰始律》时解说“赃”:就是“货财之利”。
具体地说,就是指故意使用暴力抢劫,或不为人知的秘密方式偷窃,或利用管理、监督职权便利等手段非法攫取公私财物,侵害社会经济秩序和公私财产的六种犯罪行为的总称。
《唐律疏议·名例律》曰:“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
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
”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强盗和窃盗两种盗罪。
《唐律》中盗罪规定于《贼盗律》中,《疏议》中提到:“贼盗律者,魏文侯时,李悝首制法经,有盗法贼法,以为法之篇目。
自秦汉逮至后魏,皆名贼律盗律。
北齐合为贼盗律。
后周为劫盗律,后有贼叛律。
隋开皇合为贼盗律,至今不改。
”这表明《贼盗律》起源于魏国李悝的法经,秦汉相承,经过北齐、北周的离合沿革,至隋开皇始确定下来,唐则沿用不改。
盗罪主要包括“潜形隐面而取”的窃盗罪和以“威若力而取其财”的强盗罪。
在盗罪中,强盗罪是打击的重点,其处罚酷于窃盗罪。
一、强盗(一)强盗的概念和内涵盗,本由“次”与“皿”二字构成。
《说文解字》中记载:“次通欲,”贪的意思;皿即古代盛食物的器具。
次皿便是盗。
本义为因贪而取得他人器皿中的食物。
盗的要领直到张裴给晋律作注才得以明确。
晋律注》:“取非其有谓之盗。
”《唐律疏议》又进一步对“盗”予以划分,曰:“强盗,谓以威若力”,“窃盗,潜形隐面而取”。
唐律所下的定义,直接为《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所承继。
关于强盗,《唐律疏义·强盗律》明确解释了它的概念:“诸强盗,谓以威若力而取其财。
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
若与人药酒及食,使狂乱取财,亦是”。
可见,唐律的强盗罪是指以“威若力”为手段而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威若力”为何意?疏云:“议曰,强盗取人财,注云‘谓以威若力’,假有以威胁人,不加凶力,或有直用凶力,不作威胁,而劫掠取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