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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安徽省卓越县中联盟2023-2024学年高三下学期试题5月联考（三模）语文试题（答案在最后）考生注意：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并将考生号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8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常”和“奇”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取向，并对古代诸多文学样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先秦到宋元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受儒家中庸思维的影响，“奇”始终处在“常”的附庸地位，以一种亚文化的面目呈现。
然而，到了晚明时期，这一现象逐渐发生改观。
晚明奇观念的蜕变肇始于诗文领域，奇人李贽虽然提出了“‘出类而无益’谓之‘奇’”“不合于‘中庸’谓之‘奇’”等相关命题，但更具其个人特色与新变意义的乃是他对于常奇地位、常奇关系的探讨。
整体而言，李贽主张以一种更为圆融的视角实现常奇之间的相互转化，由此也实现了常奇地位的基本平等。
这种思维方式一方面来源于佛教，另一方面来源于阳明心学和左派王学。
因为淡化了常与奇背后的正统、异端内涵，圣人、君子等概念在李贽那里不再具备天然的崇高性。
到了公安派，公安三袁与江盈科继承了李贽关于常奇观念、常奇关系的思考，将这一思想发展得更加细密、更加体系化，并进一步运用到文人人格、文学审美等诸多领域中。
在人格领域中，他们欣赏遗世独立的宗教奇人、经世致用的豪杰之士、骨趣兼备的文人才士，但究其本质，这种欣赏都源于一种对这些人物独立人格与超常才华的钦佩。
竟陵派虽然也推崇奇人，但和公安派赋予奇人以狂者本色不同，竟陵派的奇人更多具有一种狷者的特点。
张说、张九龄“大手笔”考论薛新萍1（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语言与艺术系，河南三门峡472000）摘要：张说、张九龄为初唐渐盛时期的两位关键性人物，其文章显示雄浑阔达的盛世气象，开启骈散兼具的一代文风，尤其张说以“大手笔”在文学史上留下不朽美名。
学界历来认为张说文胜于诗，张九龄诗胜于文，对张九龄文质兼胜、情景交融的诗歌研究居多，对其文关注较少。
考论“大手笔”之称的渊源及内涵，梳理二张之文在内容包涵、创作体式、情感生发、艺术魅力等方面的相似之处，阐明张说、张九龄均堪称初唐渐盛时期引领盛唐气象的“大手笔”。
关键词：张说；张九龄；大手笔张说、张九龄是“继陈子昂之后唐代文学在由初唐转入盛唐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两位作家”，[1](P246)开元年间二人相继为相，以其显赫的政治功绩、卓著的文学成就、率直的人格风范成为后世典范，尤其是在开启一代文风方面功劳卓著。
张说与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唐玄宗称其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2](P219)，宋人宋祁说：“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
[3](P4412)张九龄作为开元时期最后一位贤相，也是与张说齐名的“文儒”集团的领袖人物，“后来词人称首，”[4](P3098)其文学创作、人生思考以及从容进退的“九龄风度”为盛唐文人确立了审美范式，《曲江集》被岑仲勉先生誉为“唐集之雄”。
现存文献中较少直接称张九龄为“大手笔”的记载，唐代文学史中关于张九龄的“大手笔”之称也仅以“其文、赋有一定成就，是继燕、许二公之后的朝廷大手笔”一语带过。
学界历来认为张说文胜于诗，张九龄诗胜于文，对张九龄文质兼胜的诗歌研究居多，对其文关注较少。
但是，纵观张九龄的文章，不难发现其承继了张说的范式风格，也极具“大手笔”风范。
本文拟考论“大手笔”之称的渊源及内涵，梳理二张之文在内容包涵、创作体式、情感生发、艺术魅力等方面的相似之处，阐明作为“盛唐气象”领军人物，张九龄继张说之后，以如椽大笔为盛唐气象增添宏丽的篇章，张说、张九龄均堪称初唐渐盛时期引领盛唐气象的“大手笔”。
福建省龙岩市2017年高中毕业班教学质量检查语文试题本试题卷共10页，22题。
全卷满分150分。
考试用时150分钟。
★祝考试顺利★【注意事项】1．答卷前，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试题卷和答题卡上，并将准考证号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
2．选择题的作答：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合乎要求的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
3．非选择题的作答：用签字笔直接答在答题卡上对应的答题区域内。
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
4．选考题的作答：先把所选题目的题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用2B铅笔涂黑。
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对应的答题区域内，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
5．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上交。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①由金宋文学交流构成的流动空间因其双方在交流过程中所处地位与发挥作用差异较大而具有不平衡性。
赵宋文学是积淀了汉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与文学成就而形成的成熟发达的一方。
金朝受制于本身民族文化欠发达、生存环境恶劣、社会生产力低下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深裘大马”式的粗犷、落后的文化氛围，根本无法与拥有锦绣文章的赵宋文学相提并论。
故而双方在碰面之处的地位悬殊就决定了赵宋文学在这个流动空间中始终处于文化、文学的输出地位，而实力偏弱的金朝更多表现为文化上的被同化与文学上的强制影响。
②金人伐宋将半壁河山与文明尽入囊中，其成功处在于通过“收图籍”和“纳降人”直接承继赵宋文化与文学。
宋儒文人不论是使金被留、主动降金还是战乱被俘者在进入金之后或仕或隐，对金文化氛围的建立以及金源文学的成长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体表现在对金源文坛的创立上，分别从诗、词、散文等重要方面给予极大贡献。
首先是诗歌方面，入金宋士以陶渊明为精神导师，开启金代诗坛崇“陶”风气。
《三教文化古今谈》６二、现代学者论说◎孙中山说：“佛学乃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
◎章太炎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
◎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鲁迅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他居然早已明白地启示了。
◎鲁迅先生曾指出：“释氏佛教之书，……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
◎陈独秀曾说：“佛说之广大精深，余所素信不疑者也。
◎沈家祯博士说：“我本人是科学家，但对佛法同样感兴趣。
我认为佛法与科学是一而一、二而一的。
◎中国现代科学家尤智表说：“佛教不仅不是迷信，而且是破除迷信最彻底的学理，科学造诣愈深者，愈能解释佛经中素不能解的真义。
◎物理学家黄念祖说：“佛教是宗教而超宗教，是哲学而超哲学，是科学而超科学。
”◎马克思说：“辩证法在佛教中已达到很精细的程度。
◎著名史学家韦尔思说：“佛教的教义，是自古迄今最锐利理智的成功。
”◎英国的著名的哲学家罗素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我最赞成的是佛教职工。
◎国际最具权威的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佛法的可信，是因为从佛陀时代到如今，一直有佛弟子以亲身的修行体验，证明着佛经的正确无误。
◎英国的保罗博士说：“佛教是今日人类的救星，现今研究佛教的人士日渐增多，实因佛教高出其他一切宗教。
虽然科学、哲学有长足的进步，但其发明，亦和佛教相互印证。
而佛教的最精深广大处，最真实适用处，则非现世一切学术宗教所能企及！◎一位穆斯林者说：“佛陀不仅是佛教徒的财富，他也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他的教法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用的。
◎一位米尔曼主教则说：“我越来越觉得释迦牟尼佛就是道路、真理和生活。
◎瑞士的一位教授德维兹说：“不管我是不是佛教徒，我已经观察了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体系，我最后得知，从意境美妙和博大精神来看，没有哪一种宗教能超过佛教的四圣谛、八正道，因此，我愿意按八正道去安排我的生活。
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国学网【内容提要】（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清代思想界所谓的“汉学”“宋学”视为一个客观的、有固定内涵可以归纳的对象，并往往欲对二者“下定义”。
实际上，清人对“汉”“宋”的使用分歧丛出，在他们自己便未提出任何客观公认的标准，更无固定的“定义”可下，作为后人的我们却欲自作聪明地代他们来做审判官，这完全是误入歧途！这些言论，煞有介事，其实根本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不过是自己头脑中编织出来的一场逻辑游戏，与历史的真实动态的过程南辕北辙。
史料中足以提示我们的地方太多了：江永被唐鉴收入《国朝学案小识》，视为“理学阵营”，又被江藩收入《汉学师承记》，视为“汉学阵营”，请问他究竟是什么阵营？连清人自己都分不清阵营，我们又如何能言之凿凿的说什么“居理学阵营”“居汉学阵营”；按近人看法，陈澧是典型的“居汉学阵营兼采汉宋者”，可是在章太炎、刘师培等自认为“居汉学阵营”的人看来，首鼠两端的陈澧哪里有“居汉学阵营”的资格！我们是不是又要找一条客观标准出来，以衡量究竟是近人错了，还是章太炎错了呢？历史本没有所谓“一个客观的真实”，不同的历史人物将看到与记述不同的真实，历史学的任务不是要去评判究竟谁的真实是真正的真实，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有什么根据说某些真实比另一些真实更真实呢？历史学的任务毋宁是去描绘这些各种各样的真实在历史的时空中的动态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不是要去回答某人究竟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而毋宁是要清理清人为什么要对他作或汉、或宋的区分。
这是当今的思想史研究最值得反思之处，同时，这也是我对我自己此前研究的反思。
——摘自张循先生的来信【作者简介】彭卫民，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理论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清代学术史与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研究。
人类将思想（言语）刊刻于经典（语言），又通过经典（语言）阐释他们的思想（言语）。
当然这里所说的“经典”与“思想”的关系则至少应当包含如下几层含义：一是从思想到思想；二是从经典到经典；三是从思想到经典；四是从经典到思想。
中唐时期文儒的转型与宋学的开启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
[文献标识码]A盛唐重臣张说从天人交感的礼乐体系出发，试图确立儒学与文学的契合点，以解决儒家思想体系内部文学与政教及士人个体修养之间的矛盾，进而达成儒学与文学的大体平衡。
张说的理论建构，建基于儒家思想体系内部言志与抒情平衡的逻辑可能，亦得益于有唐盛世来临前的社会文化氛围与思想积淀。
因而，依托张说、张九龄在开元政坛的影响，促成了“文儒”在开元(713―741)之时的兴盛。
但也正是因为对政治环境、教育体系等多重合力的依赖，“文儒”理论随着时运的推移而弊端渐显。
张说、张九龄所开创的以文儒自命、推尊文儒的社会氛围，随着两人先后离开政坛而进入转型期。
此种转型，既有“吏能”派重新得势、体制的结构性矛盾等原因，也与其理论体系的非自洽性有关。
实际上，文儒的转型自孙逖之时已悄然开始，至中唐而渐趋明显与强化。
其主要表现为，儒学核心问题自“礼乐”向“道德”内转，士人主体意识强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懦学与文学关系的重新认定。
虽然中唐“文儒”的生存处境与政治影响均难达到开元之时，但儒学之精神却因文儒之阐扬而得以保存与光大。
中唐文儒在成就其时代独特之学术氛围与美学趣味的同时，亦渐启宋学之帷幕。
一“文儒”的转型出于社会变动中政教、士人修养与文学三者关系的重新思考与定位。
其转型的首要表现在于“礼乐”向“道德”的内转。
唐初与六朝同重礼学，以之为政教之根本。
《大唐开元礼》可视为唐代礼学的巅峰，但唐代礼学亦自此而衰。
孙逖之时，已见礼乐向道德内转的萌芽。
其负责贡举之时，拔取的李华明确否定了“礼”经世原理的中心地位：“吉凶之仪，刑赏之级别繁矣，使生人无适从。
巧者弄而饰之，拙者眩而失守，诚伪无由明。
……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质而有制，制而不烦而已。
……至于丧制之缛。
祭礼之繁，不可备举者以省之，考求简易，中于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风俗而不泥于坦明之路矣。
……今以简质易烦文而便之，则晨命而夕周，逾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
历史：2007--2011年高考真题分类与解析：1·3宋明理学（人民版必修Ⅲ）第一篇：历史：2007--2011年高考真题分类与解析：1·3宋明理学(人民版必修Ⅲ)2007-2011年高考真题分类汇编（必修Ⅲ）1·3宋明理学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2小题）1．（2010高考广东文综15题）“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这首诗反了A.孟子的“仁政”B.董仲舒的“独尊儒”C.王阳明的“心学”D.顾炎武的“经世致用”2．（2011年高考广东文综14题）“虎溪三笑”讲的是儒者陶渊明、道士陆修静、僧人慧远一起品茗畅谈、乐而忘返的故事。
故事本身是虚构的，却在唐宋诗歌、绘画作品中时有出现。
据此可以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是，当时A．儒道佛出现融合的趋势 B．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C．诗歌创作呈现繁荣局面 D．绘画风格以写实为主3．（2008年上海高考B11题）“父前行，子踵后。
路遇长者，敛足拱手。
尊长在前，不可口唾。
”这是在敦煌发现的唐宋时期少儿启蒙读物中的句子，它反映当时的教育（） A.鼓励儿童活泼机智 B.突出地方教育特色C.提倡父子教学相长D.注重儒家伦理道德4．（2010年高考浙江文综17题）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理学家辩论，甲方批评乙方做学问“支离”，乙方批评甲方做学问“太简”。
下列各项中，属于当时甲方代表人物主要观点的是A．格物致知 B．发明本心 C．知行合一 D．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5．（2011年高考北京文综14题）文庙是中国古代官方兴建的祭祀孔子的场所，产生于唐代，宋代逐渐在中原、江南的城市中大量兴建，元代在贵州、云南，清代在新疆、东北等地第 1 页共 7 页也相继出现。
这一现象表明A．兴建文庙是加强专制统治的手段B．唐代是官方儒学教育的兴起阶段C．文庙的兴修导致了程朱理学的产生D．文庙的修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6．（2010年上海高考历史9题）宋代，儒学家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人间的伦理纲常。
中国思想史（下）讲课提纲第一讲宋明理学第一节、关于理学一、理学发生之原由恩格斯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必定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已有的思想材料。
任何思想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必定依据已有的思想成果，通过吸收前人的思想成果，加以创造性地发挥。
二是特定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传统是新思想产生的源泉,那么社会现实便是土壤。
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总是以满足特定的时代需要为前提条件的。
三是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即是说思想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
因此，理学发生之原由也应着眼于三个方面来考虑。
1、理学对佛、道思想的吸收——理学之主干无疑是儒家伦理哲学和政治学说。
他们对儒学的发挥,主要是对儒学的思想形态的创造性的转换,即对“性命之理”的展示以及认识此“理”的修养方法的发挥。
而这两方面却是从佛、道二家那里吸取了养料,附会儒家经典并加以改造的结果。
可以说理学家在“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2、理学兴起于北宋初年，这就必须深入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
理学产生的客观物质条件也是其内在根源。
应以宋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领域内的巨大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由为线索。
这并不是什么“经济决定论”,就思想史的研究而言,一项主要任务要对一种时代思潮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作出合历史事实的阐释,而这种历史的阐释又必须以历史事实的了解为基本前提。
3、汉唐以来，佛、道二教大盛，对儒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儒学衰微。
儒学在迎接外在的思想挑战的同时，又创造性地予以回应。
宋代以前的中国哲学,道家、玄学和佛教哲学均有本体论的思想。
其中,道家与玄学提出道本论思想,佛家提出心、性本体论和理本论思想,然而居中国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在宋代以前却少有提出系统的本体论思想,儒家经学对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儒家经典的诠释,还停留在以训诂考释注疏为主的阶段,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缺乏本体论的哲学依据,难以与道、玄、佛思想相抗衡,以至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产生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