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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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王学典(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关键词] 新史学;新汉学;学术史;社会经济史;古史辨;梁启超;胡适[摘要]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
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
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
“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
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
“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
“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中图分类号]K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5-0005-21The New History and the New Philology: The T wo Pattern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Their FluctuationsWANG Xue-dian(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250100, Shandong, China)Keywords:the New History; the New Philology; academic history;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Debates on Ancient History;Liang Qichao; Hu ShiAbstrac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merged gradually in two almost quite different paths simultaneously. One is the course evolved from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 step by step which transformed the classics into history; the other is the course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ern history which signified a fresh start to the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The former is the so-called “New Philology”, and the latter is the so-called “New History”. The“New History” directs towards the noumenon of history, and the “New Philology” focuses itself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the beginning. At first, each of these two paths had its own track and advanced side by side. Yet owing to the profound groundwork of the “New Philology”, it overwhelmed the“New History”for a time. Afterwards, because the “New History”matched the social historical tre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trend, it surpassed the“New Phi lology ”and became the main tide once again. Passing through the “Materialist History”, the“New History”has now born the fruit of the studies of Chinese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Meanwhile, the most symbolic academic heritage of the “New Philology” has now merged into the “collation of the ancient classics”and“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of nowadays. The “textual criticism”which the “New Philology”commits itself to has changed into a part of the modern academic constitution, or an initial link of the research course; besides and after the “textual criticism”, there actually ex ists a larger academic world.自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这一概念之后,学术史名家们大都用这一概念来指称此后的所有史学现象、史学运动、史学形态。
湖南省部分学校2022-2023学年高一(下)期中考试语文第Ⅰ卷(阅读题)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我国传统史学有许多优长之处,史论结合便是其中之一。
《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都是史论结合的代表。
同时,在史书注释、书目提要中也都包含丰富的评论。
这些史论结合的精彩之论代表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积累,需要下功夫深入发掘和总结。
关于《史记》中的史论,我们比较熟知的是“太史公曰”。
凡是研究过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都知道,其史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比如,他对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就非常关切。
在《货殖列传》中,他在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情况时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论述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人们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工作的结果。
这些论点表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力图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会发展的原因。
这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再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发表的史论,一般都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臣光曰”,二是引前人的史论。
其实除了这两种形式,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常借历史人物之口来发表议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史论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深刻。
以“臣光曰”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一些史论为例。
司马光提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认为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于能否选拔一批得力的人才,所以他在《资治通鉴》中非常注意并突出叙述了举贤用能的史实。
《资治通鉴》关于用人方面的精彩之论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史论更是不胜枚举。
“究天人之际”??关于《“究天人之际”?? 》,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究天人之际”??作者:未知内容提要上古时代“巫史同源”,天人相与的大主题,即是史家的份内事;本体论上的探讨,虽朴拙,但坚守之。
文字盛世后,一是史以文存,“文史不分”;二是经学独尊,史附于经。
受此两股变动之冲击,史学日渐把守不住本体论上的向度――先是让“天人之事”陷入汉唐谶纬神学之股掌,后又转手令其沦为宋明理学之专利。
迄至近世,史学“科学化”急流勇进,但偏好“阶级关系”之时代倾向,又让史学诸家讳言天人。
相反,受近现代“人本主义”激变的史学思潮,重人轻天,终让“天人和合”之史学本体论传统,卒成绝响。
故此,21世纪的“大众化”史学,基于“人性论”层面上的已有成就,重建宇宙本体论,它既要引入科学的“天命观”,和合天人;又要培育起基层民众的公共意识,推进公共历史学的现代发展;更要“送史下乡”,启蒙乡村,合理改写中国民间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史学天人关系宇宙本体论人性论??〔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1-0132-05?おお?21世纪以来,中国史界已在“补课”和“超越”两点上――补“实证史学”之不足,超越西方史论――达成发展共识。
(周祥林:《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但取长补短也好,后来居上也罢,源头未清,则流绪何堪!相反,基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生发原型、初始学性及其“元问题”和问学本旨的历代衍变,逐一检讨史学本体论的建构流变史,进而拷问并重整史学“现代化”的本体论根基,当属关键。
??一、天人相与:“巫史同源”的古风及其意义??近世以降,学者论及中国“史原”,皆已关注“巫史同源”的原始习俗。
例如,梁启超先生要将三代时期列为中国学术的“胚胎时代”,证据就是说它孕育了中华民族一切的道德法律和制度学艺,而其学术特点,“全在天人相与之际,而枢纽于两者之间者,则祝与史皆有力也。
历史构境:哲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张一兵实际上,我们现在所提出的历史学与哲学的对话,可能恰恰是缘起于当代中国学术研究过于硬化的学科边界和学科际存在的陌生性,这恐怕是上个世纪自然科学与前苏东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留给我们的某种理论后遗症。
而对话即是推倒学科之间的屏蔽之墙,打破学科壁垒,探索我们在面对今天的总体性社会生活时所共通共识的理论方法。
由于我们这里的思考点是哲学与历史的对话,所以,我这里将以哲学的话语面对历史研究的对象,这是特设性地建构一个交叉性的窗口,使得相互间的外行话语与内行逻辑发生冲突,希望籍此能迸发出思想性的火花。
还需要交待一下的是,以下的讨论,是在我自己新近提出的构境论的语境中思考和辨识的,所以,这会是一个十分不成熟的思想实验。
构境论是我关于人的存在论的一个东方式的总体看法,它不涉及传统基础本体论的终极本原问题,而只是讨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最高构成层级和高峰体验状态。
我区分了社会生活空间中的物性构序结构和人的不同生存层级,特别是不同生存状态和意识体认可能达及的不同生活情境,我将主体存在的最高层级界定为自由的存在性构境。
在现实历史事实中,构境存在通常是与他性镜像与伪构境(幻象)同体共在的。
关于构境论的问题,我只是在思想构境的层面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与现代性的结构主义逻辑不同,我提出的构境理论不再是留在某一种线性关系系统的统摄、先在理念支配构架之中,思想构境即是完整的意识现象突现,它表明了一个人、一种思潮历史性生成的复杂性样态和建构性本质。
原来康德式的科学结构主义的理性构架座架和索绪尔式的语言符号系统编码只是思想构境的一个简单性呈现,因为相同的理性构架与符号系统中,不同主体的意识情境生成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意识与思想构境的实现,其最重要的现实基础是历史性的生活,实践性的存在构序是全部精神现象真正的本体论依托,可是,思想理论逻辑本身实现为特定条件下的认识与意识则更复杂得多。
信仰、情感、价值尺度,以及个体或群体的隐秘心理情结,都可能是构境的偶发性主导因素。
新史学名词解释新史学是一种以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来研究历史问题的学科,它主要包括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等研究领域,强调对历史事件和现象进行深入的探究和解释。
下面将对新史学中的几个重要名词进行解释。
1. 文化史:文化史是研究人类文化发展变迁的学科,它关注人类的思想、价值观、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历史变化。
文化史主要运用历史考据和理论分析等方法,通过对文化遗产、文献和其他史料的研究,来深入了解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和社会背景。
2. 社会史:社会史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包括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社会制度等。
社会史主要使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比如社会调查、统计分析等,以揭示社会规律和社会历史的特点。
3. 经济史:经济史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变迁。
它关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规律,研究农业、工业、贸易等经济领域的演变过程。
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包括历史比较分析、计量经济学等,通过对历史经济数据的挖掘和解读,揭示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决定因素。
4. 口述史:口述史是一种将个人和集体记忆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的方法。
它以口述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采访和记录的方式,收集并整理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口述史料。
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包括访谈技巧、叙事分析等,以便从个体记忆中获得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多样性。
5. 性别史:性别史是一种关注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在历史中的演变和作用的研究方法。
它研究性别差异在社会制度、家庭关系、劳动分工等方面的表现和影响。
性别史主要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学等方法,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档案的分析,揭示性别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参考内容:- Whitfield, S. J. (2006). The new history: Confessions and conversions. Routledge.- Burke, P. (2001). 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cCourt, D. A., & Rocha, F. (Eds.). (2017). Oral history in Latin America: Unlocking the spoken archive. Routledge.- Scott, J. W. (1988).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okyr, J. (2009). The Enlightened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850.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E. P. (1966).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enguin.- Chartier, R. (1991).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Appadurai, A. (1986). Theory in anthropology: Center and periphe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8(2), 356-361.。
【内容提要】近20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越来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
热点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现代化史诸研究领域的进展。
本文在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建构的相关层面上,深入探讨了商会史研究在研究视角、历史解
释、理论思维、范式突破诸方面对新史学建构的学术意义。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
面向21世纪的新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乃是以新社会史为标志的“总体史”。
【摘 要 题】史家与史学
【关 键 词】商会史/新史学/范式/总体史
【 正 文】
近20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越来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
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现代化史诸研究领域的进展。换言
之,商会史研究的开展是与改革、开放后新史学的构建相同步的,商会史研究中的突破体现
了新史学所取得的进展。
之所以认为商会史研究的进展与新史学的进展有着内在关联,乃是因为商会史研究
能在不长的时间中异军突起,取得较好的学术成果,首先便在于广大商会史研究者能够勇于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自觉地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方
法引入史学研究,从而带来了研究视野的开拓和研究层次的提升。否则,“商会史研究只能是
一种表象的陈述,而不能充分显示商会史研究应具有的特色”[1]。
新史学的建构其实也才刚刚起步,还有许多新的领域需要拓展、许多新的问题需要
研究。商会史研究亦如此。过去在理论架构上,商会史研究中主要运用的是社会学中结构—
功能理论,并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在这种理论范式的支配下,比较注重商会的社会属性、
角色地位、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商会中的现代性因素,却相对忽略商会的复杂性和区域性
特征,忽略其与传统相联系的一面。对引进的一些西方理论,如“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
理论”,也多少有食洋不化之嫌。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史学建构中所存在的理论和
方法上的问题。总之,本文拟在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建构的相关层面,深入探讨商会研究在
研究视角、历史解释、理论思维、范式突破诸方面对新史学构建的学术意义,而重点又将放
在商会史研究中的范式转换问题上。
一、缘起:范式与范式转换
究竟什么是“范式”(paradigm,或译规范、典范)?其实这一概念的发明者库恩也
从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从他对“范式”在科学革命中的作用的阐释,大致可理解为某一科学
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它通常包括一门学
科中被公认的某种理论、方法,共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库恩认为,范式为科
学共同体(科学工作者按同一规范组成的集体)所一致拥有,他们按照统一的规范从事科学
研究活动,这就是科学。在从事科学研究中发现有些事实不能纳入共同体的范式内,就形成
反常。反常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形成危机。在危机中逐渐产生了提出新范式的需要,于是开始
了科学革命。科学的发展便是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
库恩有关“范式”的理论,虽然主要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归纳,但对人
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研究在内)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人文社会科学除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
外,似乎也同样存在贯穿于各种理论之中,但又超脱于各种具体理论之上的研究“范式”。如
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几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也
有的研究者提出,近现代史研究中所谓“革命”模式、“现代化”模式、“国家—社会”模式
等分析框架,也就相当于库恩所说的“范式”。
尽管有的研究者主观上并不认可,但在史学研究中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使用某
种范式或受到某种范式的制约,这乃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任何带有概括性质的科学研究,不
可能凭空产生,总是要受某些理论的暗中制约,总是要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理论思
维的前提性和非空白性特征,决定了“范式”总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中“范式”的转换?究竟存不存在范式的转换?范式转换对史学研究究竟有何
实在的意义?应该说,这些才是史学从业者所关注的重点所在。
杨念群在评论德里克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史学取代革命史学的“范式转换”
时,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革命”模式与“现代化”模式之间不是范式转换的关系,“而是
复杂的重叠关系,由于各自处理的对象和范围并不一致,怎么可能要求出现像自然科学那样
的范式转换奇观呢?”他还进一步认为,“历史学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范式
转换’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无法满足库恩所规定的那种彻底性要求,即在放弃一个范式之前
必得先证明其无效,或者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力解释的论据。”
[2](p55)我想追问的是,如果真的根本就不存在“范式转换”的可能性,那么“范式”概念
的运用对历史学究竟还有何实在的意义?库恩所强调的似乎恰恰是“范式转换”在科学革命
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范式本身。他认为,“一种规范(范式)经过革命向另一种规范逐步过
渡,正是成熟科学的通常发展模式。”[3](p10)虽然“自然科学”的范式与“社会科学”的范
式有所区别,后者较之前者可能会具有更大的主观色彩,但这似乎并不能否定“社会科学”
的范式之间仍存在哲学意义上的否定或扬弃基础上的“范式转换”,而这种范式转换是否也恰
是社会科学认识不断走向进步的机制?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作为“新史学”出现的新社
会史“绝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
史范式的新范式。”[4]这里明显地发生了范式的转换。同理,我们似乎也可以认同德里克的
假设,认为“革命”史学向“现代化”史学的转变也就是库恩似的“范式转换”,是一种史学
认识的突破和升华,尽管它无法在史学中构成一个唯一或主导范式,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否
定先前的“革命”范式。其实,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很难有如此彻底的完全否定。爱因斯
坦的相对论固然是对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否定或扬弃,但这并不意味着牛顿的古典理论已毫无
价值,在一定的层次上和一定的范围内,它仍有自身的解释意义。
我始终认为,在将库恩的理论借用于历史研究中时,最适宜于“观其大要”,而不能
拘泥于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