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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治安秩序的演变咱今儿个就来唠唠中国古代社会治安秩序的演变，这事儿说起来可不简单，咱得从头说起。
你想啊，古代社会治安那会儿可不像现在有警察叔叔拿着电筒巡逻，那时候是啥样呢？就得靠衙门里的老爷们儿了。
衙门里头有个捕头，带着一群捕快，忙得像陀螺似的，东奔西跑，抓贼捉拿，可是捕快们也都是些普通人，忙不过来的时候，治安就跟个大筛子似的，漏洞百出。
那时候的老百姓咋办呢？他们也得自己想办法啊。
你看，古代的村子里头，乡亲们可团结了，啥事儿都是大家一起上。
有一回啊，村里来了个贼，夜里摸黑进村，刚一进村口，就被值夜的王大爷发现了。
王大爷一嗓子喊得像打雷似的，把全村人都给吵醒了，大家拿着锄头、棍子，呼啦啦地围过去，把贼给捉了。
你说这治安得靠谁？还不得靠大家伙儿！不过，光靠老百姓可不行，古代的官府也得出点力气。
唐朝的时候，出了个叫“保甲制”的玩意儿，你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保家卫国用的。
保甲制就是把几户人家编成一组，互相监督，互相帮忙。
就像现在的小区邻里守望一样，邻里之间谁家有啥动静，立马就有人知道，谁要是敢搞破坏，马上就得被抓个正着。
这保甲制一出来，治安立马就有了起色。
就像是给社会安上了一道道防护网，贼偷儿们想钻空子可不容易了。
不过，保甲制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官府的力度不够，保甲制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到了宋朝，治安问题更复杂了，城市化发展快，人都堆得像小山似的，治安问题也跟着复杂起来。
宋朝的官府想了个办法，叫做“市舶司”，专门管海上的贸易和治安。
你想啊，海上的船来船往，鱼龙混杂，市舶司就像是海上的警察局，专门抓那些偷鸡摸狗的家伙。
这市舶司的官儿们可不是吃素的，他们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那些不法分子一个个抓起来。
有一回，市舶司的官儿们发现有个大商船上，藏着好几箱子私盐，立马就把船给扣了，商人们吓得脸都绿了。
这治安秩序，一下子就稳固了不少。
再往后，到了明清时候，治安问题又有了新变化。
明朝有个叫“八旗制度”的东西，八旗兵不仅是打仗的，还得管治安。
第40讲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一、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一)历代户籍制度演变战国①国家大规模编排民户，制定户籍。
②公元前375年，秦献公以五家为“伍”的办法编排户口秦朝实行分类登记制度，除一般百姓的户籍外，还有宗室籍、宦籍、市籍等汉朝①丞相主管全国户籍工作，各级地方政府也均有专门人员主管户籍。
②户是政府征派赋役的单位，百姓编户入籍后，成了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
③政府定期进行人口调查，东汉末年，户籍散乱隋唐①隋命州县官“大索貌阅”，重新核定户籍。
②唐承隋制，户籍三年一造宋朝户籍分主户与客户。
主户指拥有土地、缴纳赋税的税户，客户指没有土地的佃户元朝①户口类型比较复杂，按职业划分，统称为“诸色户计”。
②一旦定籍，世代相袭，不得变动明朝①继承了元朝以职业定户籍的做法，户籍分民籍、军籍、匠籍等。
②明朝户籍册称“黄册”，以里甲制为基础，每里一册，详列各户人口、田土、房屋清朝①普通户籍基本沿袭明制，户籍管理相对松弛。
②清前期赋役实行固定丁银、摊丁入亩后，户籍的作用大为削弱。
③乾隆年间，户籍永停编审，政府只是按照一定的组织制度登记人口数量1．基层组织秦汉时期乡里制度乡三老、啬夫、游徼里里正亭亭长负责传递政令和维护治安唐朝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城内设坊，郊外设村，设里正、坊正、村正明朝里甲制：十户为一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甲首、里长(1)特点：注重建立基层民众的自我管理与相互监督机制。
(2)演变时期内容秦汉建立什伍组织，互相监督唐朝实行邻保制度，相互监督北宋王安石实施保甲制明朝王守仁推行十家牌法清朝清初实行里甲制，后来推行保甲制1．举措形式内容储量赈灾汉朝建立常平仓制度，积谷备仓，调节粮价隋唐时期，政府既重视官方储备，也大力提倡民间积储优抚弱势群体秦汉时期，皇帝会赐给高龄老人鸠杖，以示尊重唐朝开始，政府设收容贫老、孤儿和乞讨流浪人员的专门机构明初朝廷令各地有司优抚高年平民宗族救助北宋范仲淹在族内创设义田，赈济族人，影响深远宗族通过设立义田、义学、义宅、义冢等族产，在衣食、住行、婚娶、蒙养、丧葬等方面资助族中贫困者慈善明清时期，出现了善堂、善会等慈善机构组织(1)救济主要由政府实施，宗族、慈善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大。
古今基层治理制度对比
基层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历来受到高度重视。
古代与现代的基层治理制度虽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差异。
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探讨古今基层治理制度的异同，以期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在古代中国，基层治理主要依靠乡绅、宗族和地方官员。
乡绅是当地的知名人士，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影响力，他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协助解决纠纷。
宗族则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群体，通过族长和族规来维护宗族内部的秩序。
地方官员则是中央政府的代表，负责执行中央政策，维持地方稳定。
现代基层治理则更加注重制度化、法律化和科学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层治理主要包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社区治理。
村委会和居委会是由村民和居民自主选举产生的组织，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调解纠纷、组织活动等。
社区治理则更加注重居民的参与和合作，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现社区的和谐、安全和便利。
古今基层治理制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古代基层治理依靠的是乡绅、宗族和地方官员的个人影响力，而现代基层治理则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其次，古代基层治理通常基于血缘、地缘等传统关系，而现代基层治理则更加注重居民的参与和合作；最后，古代基层治理通常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而现代基层治理则更加注重监督和评估。
通过对比古今基层治理制度，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基层治理的进步之处，同时也为未来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些启示。
首先，我们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为基层治理提供有力保障；其次，我们应该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提高居民的自治意识和能力；最后，我们应该加强监督和评估，确保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演变趋势
一、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演变趋势
1、封建时代——以血缘认同为主的治理模式
封建时代，整个政治制度以宗法分为两层：封建（皇室）政权和地方官制两个层面，以血缘认同、婚姻及职位分配为主的治理模式渐渐形成。
认同于封建家族的家庭，以其对家族和封建领地的管理，来构建封建政权。
2、明清时代——以人为主的科、业制
明清时代，地方行政系统更加成熟和完善，按照“科举制”以人为主的治理模式渗透到基层。
明朝实行科举制，考试只有考取状元、榜眼、举人、进士四等，只要 “任
人唯贤”，有能者，便有机会被评上官。
清朝扩大了文官官位晋级的范围，加开了
乡试、知县考试，以及比较宽松的关于爵位的分级制度等，使参加官制的机会增多。
3、近代时代——法治和民主的开始
近代时代基层治理上，有两个重要的特点：法治和民主。
随着近代中国的政治制
度的发展，各种法律和政策被制定，使基层治理逐渐受到法治的约束。
另外，伴随着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发展，一些民主改革初步在各地开始，以一定程度民主化政策和制度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支持。
总之，从封建时代的血缘认同、明清时代的以人为主的科业制，到近代时代的法治和民主的开始，中国古代基层治理一直呈现出不断发展的势头，为中国现代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高频考点（九）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一、高频考点一、单选题1．（2023·广东·统考高考真题）王夫之在《宋论》中评论历史上某一基层制度时，认为聚乡村之民成兵达不到御敌的目的，贼寇一旦来袭，乡民便携家散去，“非什保之所能制”。
这一基层制度是（）A．邻保制度B．保甲制度C．十家牌法D．里甲制度【答案】B【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
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
据本题时间信息可以得出精确时空是宋朝（中国）。
据材料“《宋论》”可知，题干涉准时间是宋朝，据所学可知，王安石变法时期实行保甲制度，B项正确；邻保制度是唐朝的，排解A项；十家牌法是明朝的，排解C项；里甲制度是清朝的，排解D项。
故选B项。
2．（2023·浙江·统考高考真题）延载元年（694）八月敕：“诸户口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外形，以为定簿。
肯定以后，不得更貌。
疑有奸欺者，听随事貌定，以付手实。
”这种户籍管理方法是（）A．黄籍登记B．白籍土断C．貌阅之法D．诸色户计【答案】C【详解】依据材料“延载元年（694）”、“诸户口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外形，以为定簿”可知，唐朝实行貌阅之法，将人口体貌与户籍登记相比较，重新核定户籍。
C项正确；黄籍登记是西晋，排解A项；东晋后期和南朝政府实行白籍土断，排解B项；元朝实行诸色户计，排解D项。
故选C项。
二、新模专练一、单选题1．（2023·辽宁·校联考模拟猜测）有学者指出，“社会把握是在政治把握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的，再通过对社会诸种力气的利用、组合……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政治把握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把握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
下列制度属于秦汉的“社会把握”的是（）A．里甲制度B．乡约制度C．乡里制度D．刺史制度【答案】C【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
据本题主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正向题。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传统国家乡村治理是指在历史上，国家对农村地区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管理与治理的一种制度和机制。
在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始终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政治运作的重要逻辑之一，并且具有悠久的历史脉络。
本文将从历史演变和运作逻辑两个方面，对传统国家乡村治理进行探讨。
一、历史脉络1. 封建时期的乡村治理在中国古代的封建时期，乡村治理是以封建土地制和封建官僚制为基础的。
国家将乡村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区域，由地方官员进行管理。
这些官员在乡村中扮演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的角色，负责征收税收、组织劳役、处理纠纷等。
乡村中还存在着地主和豪绅等地方势力，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和干预乡村治理，使得乡村治理成为政治斗争和社会秩序维护的重要场所。
2. 农民起义与乡村治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乡村治理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对象和目标。
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封建乡村治理的不足和不公，使得农民在生活和生产中受到了压迫和剥削。
在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如张角、黄巢等都曾试图改善乡村治理，并对封建乡村治理进行了颠覆和改革。
3. 乡村治理的变革与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中国古代乡村治理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乡村治理的机构和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和完善，为后来的乡村治理奠定了基础。
一些社会学者和政治家也开始对乡村治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一些改革和完善的建议。
二、运作逻辑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村社自治、地方官僚管理和封建宗法制度。
村社自治是指村民自行组织和管理村社事务，由村长和村民代表参与村务决策和管理，这是封建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
地方官僚管理是指国家对乡村进行行政管理与监督，通过派遣官员和设立巡查机构等方式对乡村进行管理。
封建宗法制度是指以宗族关系和世袭制度为基础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组织形式，影响了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
传统乡村治理与国家统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历史短文中国古代的乡村基层组织建设源远流长，自周之乡遂至明清保甲，辗转相承，代有兴革。
以下是关于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历史的短文：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的乡遂制度。
周朝实行分封制，都城周围百里为郊，郊内设乡，郊外设遂，共有六乡六遂。
乡以乡大夫“掌其乡之政教禁令”，遂以遂大夫“掌其遂之政令”，乡遂以下设邑，规模一般不大，如“十室之邑”。
邑设里胥和邻长，逐渐形成了中央分封诸侯，诸侯管理地方，基层实行自治，上下相互制约的纵向关系，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奴隶制社会地方行政的结构雏形。
汉朝承袭秦制，县以下基层组织为乡、里。
里以下按什伍编制居民，“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
县以下除乡、里基层行政组织外，还于每十里处设亭，是专门从事“求捕盗贼”的警察性组织。
另设游徼，掌捕盗贼。
乡下为里，设里正，或称为里老，里典。
汉朝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同时强调重农主义，故而置孝悌力田，以敦风俗。
唐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基层组织已有城乡之分，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邑以坊为单位。
乡有乡长，里有里正，村有村正，并有严密的邻保组织相互纠举不法。
明代基层组织，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
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里下为甲，设甲首一人，负责地方民政、教化、赋税、争讼等事。
里长对贯彻官府的政策，维持基层社会秩序，调解争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下有益于民事，上有助于官司”。
清代基层组织在明里甲的基础上，创设了保甲。
地方基层组织以十户为牌，设牌头；十牌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
保长失职，族长可以向知县上呈弹劾；乡保决断地方事务也往往需要协同族长一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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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2007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科研项目“从历史角度释读当代农村警务战略”(项目编号:07S K 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涌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① 当前治安史研究侧重于历代官方的治安机构,忽视社会组织在治安中的作用。
与此相关,因历代官方治安机构设置在县及以上城市,至多到镇,很少设置在乡村,由此也忽略了对基层乡村治安主体的研究。
参见:朱绍候主编《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陈鸿彝主编《中国治安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陈智勇《中国古代社会治安管理史》(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以及韩延龙等著《中国近代警察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2009年第1期N o .12009 J o u r n a l o f C h i n e s e P e o p l e s P u b l i c S e c u r i t y U 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E d i t i o n ) 总第137期S u m 137中国古代基层乡村治安主体的演变陈 涌 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摘 要】 当前治安史研究侧重设在城市的国家治安主体而忽视历代基层乡村治安主体。
根据国家治安主体和社会治安主体的二分法,中国古代基层乡村治安主体的演变可分为三个时期:秦汉魏晋以国家治安主体为主;南北朝隋唐国家治安主体衰落;宋元明清以社会治安主体为主。
其演变呈现三个趋势:从以国家治安主体为主向以社会治安主体为主转变;从利用国家资源为主向利用社会资源为主转变;强制社会组织承担治安义务的程度越来越强。
【关键词】 中国;古代;基层乡村;治安主体 【中图分类号】D 63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40(2009)05-0073-10一、引 言治安主体是治安秩序的控制力量和维持治安秩序的权威力量。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治安主体区别很大,中国历史上的乡村与城市也是如此。
本文所说的“基层乡村”,是指县城之外按照基层行政区划(中国古代往往称之为乡)组织起来的农村地区。
自古至今,基层乡村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根基。
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
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1]但现有治安史研究往往重视城市的国家治安机构而忽视历代基层乡村治安主体,原因之一即在于学者将治安主体仅仅限于国家机构。
①近年来,随着西方学者哈耶克的秩序理论的引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按照哈耶克的观点,“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2],宫志刚[3][4]、陈天本[5][6]等学者建议将治安主体分为代表国家行使治安管理权力的国家治安主体(国家组织)、国家之外维护治安不可或缺的社会治安主体(社会组织)。
两类治安主体的提出,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基层乡村治安主体的演变提供了理论支持。
就本质而言,治安是“国家对社会的统治、治理和控制”[7],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治安工作都由国家组织来负责,基层乡村尤其如此。
本文关于基层乡村治安主体的演变,主要是观察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基层乡村中国家治安主体和社会治安·73·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体的变化;二是基层乡村中国家如何动员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安,即国家与社会治安主体的关系。
据此,我们将中国古代乡村基层乡村治安主体的演变分为三个时期:秦汉魏晋以国家治安主体为主;南北朝至隋唐是国家治安主体的衰落时期;宋元明清以社会治安主体为主。
二、秦汉魏晋:以国家治安主体为主秦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将国家权力直接伸向基层乡村,在基层乡村建立起以国家治安主体为主的治安体系。
两汉魏晋大体沿袭。
在此时期的治安体系中,存在三类不同性质的治安组织。
(一)乡里行政体系此时期的县之下设有乡、里、什、伍组织,构成了基层行政体系。
五家为伍,伍长主之;十家为什,什长主之;什十为里,里正主之;十里为乡。
乡设有秩(大乡)、啬夫,主一乡行政,类似今乡长。
另设乡佐协助。
有秩官级是百石,由郡太守任命;而啬夫、乡佐则是“少吏”中的“斗食”、“佐史”,由县令任命。
三者均由官府任命,属于官,享有俸禄[8]。
据汉代“百官受奉例”[9](卷38百官五),三者的月俸分别是十六斛、十一斛、八斛。
此外,乡还设有三老,但其身份是“非吏”。
①乡下的里什伍则是居民的行政编制体系,里正、什长、伍长只是负责办理乡交待的事务。
乡里行政体系的治安职责主要是四方面:一是管理户籍及相关事项。
秦汉魏晋时期,一县的户籍管理由县廷的户曹主管,但具体工作多由乡里承担。
如,户籍编造大致上先由居民自行申报,里伍监察复审,乡里登录成册,留下副本,随后报送县户曹;办案所需核对的人口等信息以及人口迁移、出行所需的相关证明也由乡有秩、啬夫、乡佐等署名出具。
为督促乡如实履行户籍管理职责,统治者立法严厉处罚乡官的失职行为[10](简328～330)。
二是协助亭长游徼抓捕罪犯,即“部落鼓鸣”制。
当亭长击鼓抓捕罪犯时,里中男女皆当出来协助追捕。
这是一项很沉重的负担,西汉鲍宣上书皇帝将其列为影响百姓生业的“七亡”之一。
②三是“纠发奸轨”。
秦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确立了什伍连坐制度,汉魏晋承之。
汉代《户律》规定“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口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
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
”[10](简306)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同什伍之家严禁窝藏盗贼和逃亡,强制其承担互相监视并自觉告发的治安责任,知情不报则会被严厉制裁。
这种什伍连坐、相互检举告发的制度,完全是官府的强制,为历代王朝所沿用,也是历代基层乡村最基本的治安制度。
四是调解纠纷。
调解纠纷、防止矛盾激化是维护基层稳定的重要内容。
这项工作由乡三老负责。
史载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
”[9](卷38百官五)汉武帝时巴蜀动乱,司马相如撰写檄文就直接批评乃巴蜀三老有失教化所致[11](卷48贾谊传)。
(二)亭(长)游徼治安体系亭(长)游徼体系是这个时期最有特色、最为重要的基层乡村治安主体,尤其是亭的设置。
亭长、游徼是由县政府派至乡的官吏,与乡里行政体系没有隶属关系。
③西汉人冀奉言“亭长、游徼外部吏,皆属功曹”可证[12]。
亭长、游徼主要的职责就是专主逐捕盗贼。
汉代的蒙学课本《急就篇》卷4载“斗变杀伤捕五邻,亭长游徼共杂诊。
”注云:“亭长,一亭之长,主逐捕盗贼。
游徼,乡之游行徼循,皆督察奸非者也。
杂,犹参也。
诊,验视也。
有被杀伤者,则令亭长与游徼相参而诊验之,知其轻重曲直也。
”可见,基层斗变杀伤的案件由亭长、游徼处理是儿童须知的常识。
不过,亭长、游徼职责虽同,但因数量、勤务方式·74·①②③《史记》卷30《平准书》载“非吏比者三老”,集解引如淳注“非吏而得与吏比者,官谓三老”。
《汉书》卷72《鲍宣传》“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
颜师古注:“言闻桴鼓之声,以为有盗贼,皆遮列而追捕。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卷9也有“亭长击鼓会诸庐吏”(作者按:即里正、什长、伍长等)的记载。
参见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过去学者多认为亭是隶属于乡的行政组织,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则认为亭是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的警察体系。
近年来,高敏(试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根据新近出土的“尹湾汉简”中“集簿”所记载的西汉末年东海郡的县、乡、亭、里的机构设置情况,肯定了王说。
的不同,作用有别。
亭在基层乡村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亭舍,游徼无;亭常驻基层乡村,而游徼只是巡逻至乡[13](407～420);更主要的是亭的数量远远超过游徼。
据尹湾汉简“集簿”,东海郡38县, 170乡,688亭长,82游徼,2972亭卒,每乡平均有4个亭长、17.5个亭卒,而游徼不到0.5个,显然,有的乡不可能有游徼[14]。
因此,就基层治安而言,亭更为重要,需略加叙述。
亭有辖区,类似今派出所辖区,谓之“亭部”。
其大小就是所谓的“十里一亭”,即长、宽各十里的区域,约合今17.2平方公里(汉1里约合今0.425公里)。
亭长主要是通过巡逻亭部来负责治安的,按照汉代军法“日行二十里,吉行三十里”的速度,这个大小是适宜的。
不过,这只是个理想设计,具体要考虑各地实际情况[15]。
辖区内的民众,称为“部民”。
虽然,汉代各地“亭部”大小很不一致,但每亭的“部民”数却大体相近。
西汉长安平均每亭部是2051人;东海郡是2031人;西汉末年全国平均是2011人。
所以,亭可能是参照人口情况设置[16]。
亭有亭长、亭卒。
亭长是通过试选和试用由县令任命,是属于最低级的“佐史”级官,月俸八斛。
亭卒有求盗、亭父等不同名称,每亭有亭卒4至5人。
亭卒来自于地方的服役人员,也可能由政府以“更役钱”雇佣。
亭卒虽不是官,但每月也有“卒月值”。
东汉施延“家贫母老,……后到吴郡海盐取卒月值,赁作半路亭父,以养其母。
”可见,“卒月值”是可以勉强两人生活的[16]。
亭长、亭卒有专门的制服。
《会稽典录》载东汉谢夷吾以“亭长,诏书朱帻之吏,职在禁奸”切责县[17](卷639刑法部五“听讼”条)。
所谓朱帻,即是以红色的布包头。
东汉郑玄又说“亭长著绛衣”[18](卷27“司常”条),即身穿黑色的衣服。
因亭长的这身服饰,所以时人将一种黑身赤头的虫子命名为“葛上亭长”。
①而亭卒也有专门服饰。
西汉扬雄谓亭卒又称“褚”,晋郭璞注“言衣赤也”[19](卷3)。
故此,西汉淮南王刘安预谋叛逆时,“欲令人衣求盗衣”以便发兵[11](卷44淮南王刘安传)。
因此,亭长、亭卒也称得上是历史上最早的制服警察了。
为确保亭履行好治安职责,秦汉统治者制订了诸多的法律制度。
如:亭长随身配备弓弩、戟、楯、刀剑、甲铠五种兵器;“执二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可以现场盘查和缉拿有嫌疑之人;亭长不能纠正本部强盗,正法;亭长犯法加重处罚;求盗勿令送逆为它;“部落鼓鸣”制等。
更重要的是,汉代郡县长官要负责亭的维护,并将亭修缮与否列为对郡县长官考核的内容,以此督促郡县长官重视亭[13](418)。
事实上,秦汉的亭也不负统治者所望,确实发挥了作用。
②(三)父老自治体系在秦汉乡村社会中,除乡里行政体系与亭长游徼专职治安体系外,还存在一个“父老”体系,日本学者称之为“父老共同体”。
“父老”与“里”有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