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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对江户前期武士道的影响
高长峰
【期刊名称】《世界文学评论》
【年(卷),期】2007(000)001
【摘要】为了建立和发展幕府统治政权,日本在江户时代前期把儒教作为国家宗教,其代表人物是儒学家、军事家及古学家山鹿素行。
他把儒教理论,特别是把儒家的“仁和礼”作为武士的道德规范,建立和完善武士道体系。
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在日
本广为流传,并成为武士和一般国民所谈论的主要话题。
到了明治时代儒教被废除,
但是儒教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儒教精神仍然是日本国民的普遍伦理。
本文通过儒教
思想和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比较,论证了儒教对江户前期武士道体系建立所起的影响。
【总页数】4页(P162-165)
【作者】高长峰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日语系主任,湖州313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22
【相关文献】
1.再探日本江户时期的武士道——以山鹿素行士道论和《叶隐》武士道论为中心[J], 张晓明;乔莹洁
2.影响危机的武士道——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看日本武士道及其现代性 [J],
赵鹤鹏
3.武士道之军国主义化与日本禅--论日本禅对武士道之军国主义化的影响 [J], 罗
时光
4.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与武士道 [J], 郭雪咏
5."儒教日本化"的现代意义:基于江户朱子学理论背景的思考 [J], 朴银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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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吉田松阴的兵学与《孙子兵法》———以《孙子评注》为中心●唐利国摘 要:本文以日本幕末时期(1853—1867)著名倒幕志士、兵学家吉田松阴(1830-1859)所著《孙子评注》为中心,重点分析其借助《孙子兵法》而构筑的兵学思想的三个特点:重视民政和仁政,强调将领的道德勇气,坚持进攻优先。
这一切构成了他批判幕府国防政策的依据,是其走向政治激进主义的重要思想支柱。
关键词:吉田松阴;《孙子兵法》;《孙子评注》中图分类号:E29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01-0164-06作 者:唐利国,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孙子兵法》在8世纪由吉备真备传入日本,对日本兵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①。
幕末志士吉田松阴(1830-1859)便是一位精研《孙子兵法》的兵学家,其门下人才辈出,特别是木户孝允、高杉晋作等在倒幕维新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松阴著有《孙子评注》,此书在日本兵学发展史上地位颇为重要,但遗憾的是有关研究成果尚不多见②。
为略补其不足,本文计划以此书为焦点,考察吉田松阴如何通过研读《孙子兵法》而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兵学思想。
一、吉田松阴与《孙子兵法》吉田松阴的家学是山鹿流兵学,这一兵学流派的开祖是江户前期著名兵学家山鹿素行(1622-1685)。
素行兵学的核心思想资源之一便是《孙子兵法》,其兵学代表作《武教全书》自序中有言:“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也,不可不察也。
’是千岁不易之格言也。
”[1]39并曾作《孙子谚义》。
作为“山鹿流兵学最优秀的继承者”[2]329,吉田松阴也非常重视《孙子兵法》。
弘化3年(1846),17岁的松阴曾作《书名录》,列举在修习山鹿流兵学之外还应精读的“有用之书”,其中便有著名学者荻生徂徕(1666-1728)所作《孙子国字解》,并强调:“此等之书,论兵道略为详细。
”[3]60可见他很早便注意研读不同流派①②可参考佐藤坚司《孫子の思想的研究%%主として日本の立場から》(风间书房,1962年);金谷治日译注释《孫子》(〈东京〉岩波书店,1963年);野口武彦《江の兵学思想》(〈东京〉中央公论社,1991年);等。
武士道与儒家思想之渊源作者：隋玉芳来源：《山东青年》2015年第12期摘要：本文主要以《武士道》中直接引用的儒家经典为切入点，探讨了武士道与儒家思想之间的渊源。
通过与儒家经典原著相对照，可以看出武士道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异化，尤其是“仁”的弱化和异化，导致中日两国走上了“一文一武”完全背道而驰的道路。
关键词：武士道；儒家思想；仁；异化武士道被誉为日本民族之魂，原本只是“武士”这一特殊阶层须遵守的道德原则，而后逐渐发展扩大，近代以来甚至成为整个日本民族的道德准则、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
在其主体“武士”阶层早已消失的今天，武士道仍然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而作为日本独特文化代表，究其思想根源的话，却是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渊源颇深。
武士道的代表著作无一不深受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凡是致力于研究武士道的日本人，无一不在谈论中国文化、儒家思想。
而研究成果表明：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的理论基础。
本文将主要从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中所引用的儒学经典入手，探讨武士道与儒家思想之间的渊源，并着重探究其中之差异。
一、《武士道》与儒家经典《武士道》作为近代武士道研究的经典，自1899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之后，大受欢迎，先后多次再版，并陆续被译成多国语言。
该书探讨了武士道的道德体系，其中直接或间接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
在其第二章，新渡户稻造论述了武士道的渊源，除去佛教、神道等，孔子的教诲即儒家思想被认为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
年轻人以孔子、孟子的著作为必备教科书，成年人则不仅是要了解，而且更要去践行之，即以孔、孟的教诲作为价值标准和行动准则。
但他同时认为五伦等基本的人伦道德，并非完全来源于儒家思想，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日本民族所认识到了的，只是借助于儒家思想得到了确认。
儒家思想为原本就已萌芽的日本人的人伦道德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其具体化、形象化、理论化。
新渡户稻造一方面承认儒家思想对武士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否认武士道完全照搬于儒家思想。
浅谈明治时期的日本武士道思想作者：杜文博来源：《卷宗》2016年第06期摘要：在明治时期武士阶级淡出历史舞台，但武士道精神被保留了下来，他们完成了从武士阶级到士族阶级的转变，所以我将考察给予明治时期思想以巨大影响的武士道精神。
关于武士道的成立有许多说法，包括这个名称也十分模糊，因为武士道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之处，应当了解各时代的特点，在进行分析。
明治时期的武士道主要分为这几大流派：“和魂的武士道”，“皇道的武士道”以及以新渡户稻造为代表的追求和新教精神相融合，将武士道推向国际的“基督教的武士道”。
如今提到武士道多指的是前两种形式，但我将以第三种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为中心展开论述。
关键词：新渡户稻造；基督教；武士道1 武士道的成立过程关于武士道的起源，大多说法认为武士道是和武士阶级一同出现的，在德川时期成立的具有时代性的概念。
1.1 上代的武者精神最初“武”指的是战斗的技能，在统一全国期间，物部氏向朝廷推荐设立从事战斗的集团，武士也叫作“物部”也是从此而来。
但是进入平安时代，社会基本进入了和平时期，之前的武士也不再适用了。
1.2 平安时代后期武士阶级的抬头随着庄园制度的瓦解，中央集权制度的弊病逐渐暴漏，各地大地主趁乱出现，为守护自己一方土地组建自警团。
他们拥出自己的头领，结成家子郎党的雇佣关系，和保持武士道精神侍奉朝廷的上代武者彻底决裂。
这种主从关系世代延续，结成稳固团结的小集团。
其中生发出的“献身的道德”被作为武者的素养被保留下来。
为了克服利己主义，推崇献身精神，为了家的存续繁荣而敢于献出生命的“永恒的面子”的荣誉的概念出现了。
武士在此时代出现，不能忘记栋梁人物源平二氏，当时武士大多是背井离乡的下级贵族，所以当时武士也被称为“下级贵族的子孙”，他们体内流淌着皇室的血脉，对天皇的崇拜没有忘怀，对以后的政权变动产生重要影响。
1.3 镰仓时代的武士阶级这是一个武士掌控政治和军事权利的时代，出现了武士道初期阶段的武家法典《御成败式目》，通过制度和法条对武士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进行规范，还制定了提高武士政治地位的道德教育。
第28卷第3期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 o l 129 N o 132010年5月 J OU RNAL OF GU IZ HOU UN I VER SITY (Soc i a l Sc i ences ) M ay 12010日本武士道源流考述娄贵书(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摘 要:甲午中日战争之后4年的1899年,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作的5武士道6在美国出版后,武士道也像樱花一样,作为日本的象征而名扬欧美诸国。
伴随着日本举世瞩目的近代化成就和经济奇迹,伴随日本成为东方的战争策源地,武士道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熟悉。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热0一浪高过一浪,数学教授藤原正彦的5国家的品格6一书,甚至提出要以/武士道0和/物哀0来提升日本的国家品格。
本文拟通过考述武士道的源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武士道精神。
关键词:日本;武士道;源流中图分类号:K 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0)03-0072-10收稿日期:2010-02-28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课题/日本武士兴亡史0阶段性成果[编号:07X SS003]。
作者简介:娄贵书(1954-),男,贵州桐梓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说到日本,人们不仅会联想起樱花,也会联想到武士道。
/武士道作为我国的典型元素之一,与樱花一样闻名海内外。
0[1]武士道与樱花同属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然而,两者对日本社会发展历史和民族文化形成的作用却不可相提并论。
樱花不过是日本的国花而已,即使寄托了日本人对于人生的某种理想,也只是日本代表性的自然景观;武士道则是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构成日本民族代表性的思想景观。
武士道作为日本社会独特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制约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1000多年漫长岁月里,对日本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塑造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在日本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和军事史上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成为日本民族心理的深层积淀。
2007年第4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 o 14 2007总第228期Journal of Nor theast Nor 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Sum N o 1228 [收稿日期]2007-03-20 [作者简介]王志(1966-),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现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历史学博士。
=日本史研究>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王 志(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摘 要]武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
其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最初它只是以武士生活习惯为基础的行为准则。
到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儒学家,以中国的儒学理论为指导,把儒学中的/道0作为哲学基础,构建了自镰仓时代以来一直都缺乏理论性的武士伦理,使传统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士道,成为武士阶级的主要生活指导原理。
[关键词]武士道;山鹿素行;士道;5叶隐6[中图分类号]K313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7)04-0025-08武士道也称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
自10世纪以来,日本武士凭借着武力和日后被称为武士道的道德规范所形成的团结力、战斗力登上历史舞台,确立了武家政治,从此武士道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武士道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形成与演变的过程。
武士道一词在镰仓时代还不曾出现,它最初由来于武士们在日常生活和军事生活中的直接经验,是由一系列当时被称为/武者之习0、/弓马之道0等习俗、惯例和常规所混杂在一起的实践道德。
到了江户时代,经过儒学理论的改造,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习俗、惯例和常规发挥作用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系统的士道理论。
这种被系统化、理论化的武士道论在明治维新后并没有随武士阶级的消亡而失去作用,而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构筑以对外侵略为目标的日本军国体制的道德基础。
日本幕末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作者：朱文富郝雪来源：《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03期摘要：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末期，面对幕藩体制危机和民族危机，国内有志之士特别是武士阶级认识到只有改革图强才能使国家摆脱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
于是，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改革派武士，手持“尊王攘夷”的改革大旗，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文化，了解世界局势，并开塾授课，通过教育培养革新人才，继承变革图强之志。
吉田松阴和松下村塾作为幕末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教育家和私塾，在短暂的教育活动开展中培养出了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幕末维新志士和近代化领导人才，在日本教育史上留下了不朽功绩。
关键词：吉田松阴 ;松下村塾 ;日本私塾教育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3-0016-06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9.03.003引言日本江户时代后时期，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末期，欧美势力日益东渐敲打着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经济日渐下行。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政府的割地赔款震惊了沉睡中的日本。
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事件和《日美和亲条约》的缔结则彻底敲开了日本的国门。
日本开国后，面对幕藩体制危机和民族危机，国内的有志之士特别是武士阶级清晰地认识到只有变革图强，才能使国家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危险。
于是，形成了一批以下级武士为主的改革派武士，成为尊王攘夷和倒幕维新的核心和领导力量[1]151。
吉田松阴便是幕末秉持“尊王攘夷”大旗的改革派武士中的代表人物，而他所执教的松下村塾更是培养出了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倒幕维新和明治新政府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江户时代后期，在内忧外患的社会局势下，伴随着官、公立学校开办的日渐成熟和初等教育机构寺子屋的普及，具有自由性和多样性教育特色的私塾迅速兴起。
武士道的另一个世界——山鹿素行士道论
张晓明;张启明
【期刊名称】《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3(000)006
【摘要】日本的武士道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突破了“下尅上”的藩篱,形成了一个新的武士道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山鹿素行士道论.山鹿素行士道论在旧的武士道理论基础上,吸收儒教及朱子学的思想,适应了德川幕藩体制的新要求,解决了幕府所面临的由来已久的“下尅上”问题,也为德川时期武士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可以说,山鹿素行士道论是存在于日本传统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总页数】6页(P91-96)
【作者】张晓明;张启明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广西南宁530000;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广西南宁530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313
【相关文献】
1.“逆转”与不同中的新旧武士道论--以山鹿素行士道论和《叶隐》武士道论为中心 [J], 张晓明
2.再探日本江户时期的武士道——以山鹿素行士道论和《叶隐》武士道论为中心
[J], 张晓明;乔莹洁
3.论吉田松阴对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重新解释——以学问方法和职分论为中心 [J], 唐利国
4.丸山真男对山鹿素行思想的解读 [J], 刘铎
5.在"文明"的诉求中诠释"武士道"
——新渡户稻造与梁启超的"武士道论" [J], 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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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吉田松阴对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重新解释————————————————————————————————作者: ————————————————————————————————日期：ﻩ论吉田松阴对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重新解释——以学问方法和职分论为中心唐利国【内容提要】吉田松阴是日本近代化启动时期倒幕派先驱,他自幼继承的家学是山鹿素行所创立的山鹿流兵学。
本文以山鹿流兵学的核心内容武士道论为中心,分析松阴对素行学说的继承与发展,阐明松阴在学问方法上继承了素行的实用主义,但在理性思考上有很大倒退；在伦理思想上坚持了素行所提示的基本原理,并适应时代需要积极尝试重新解释。
ﻫ【关键词】山鹿素行/吉田松阴／武士道吉田松阴(１８30－1859)是日本近代化启动时期倒幕派的先驱,其武士道论为倒幕维新志士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指导①。
从学问渊源上来说，松阴属于江户时代(160３-18６7)前期著名学者山鹿素行（１622-1685）的学统。
素行致力于以儒家思想改造日本传统兵学，确立了独特的“山鹿流兵学”。
与传统兵学重在阐述军事问题相比,山鹿流兵学最具特色的内容便是适应江户时代的武士从战斗者转变为政治支配者的需要,细致阐述幕藩制度下的武士应有的行动伦理,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武士道论②。
吉田松阴自幼继承的家学即山鹿流兵学,其武士道论的代表作品《武教小学讲录》即其讲解素行武士道论的代表作品《武教小学》的笔记。
着眼于此学派背景，战前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松阴对素行的武士道论是一种单纯的继承关系③。
这一观点在战后渐被否定。
因为它难以解释一个矛盾的历史现象：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是服务于幕藩制度稳定化的学说④,为什么忠实地继承了其学说的吉田松阴却成为促使幕藩制度解体的先驱者？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战后的研究者倾向于关注幕末时期西方对日本的冲击,着重分析外来刺激如何引发了松阴对素行学说的改造⑤。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要深入理解松阴的思想转变,仅关注外来因素的影响显然尚有不足。
毕竟他回应外来挑战所依据的学问基础,是其自幼修习的山鹿流兵学⑥。
而武士道论作为山鹿流兵学的核心内容，为松阴所继承并积极实践和进一步发展,最直接地反映了两人对武士行动伦理的观点异同,因此本文计划通过比较两人的武士道论来考察:山鹿素行的学说究竟为吉田松阴提供了怎样的思想指导？松阴对素行的重新解释，在何种程度上依然停留在素行学说的范围之内?又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超越？这一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在幕藩制度下武士道的复杂的秩序功能。
ﻫ鉴于文章篇幅所限，关于两人武士道论的具体德目的比较研究只能留待他文，本稿将集中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比较分析两人在为其各自的武士道论赋予理论基础时,所运用的学问方法；第二，以构成两人武士道论核心内容的“职分论”为例，分析松阴是如何运用和发展素行学说的。
ﻫ一ﻫ对两者的学问方法的考察，是比较分析其武士道论的重要前提。
山鹿素行是学界公认的实现了江户时代武士道论的体系化和理论化的重要思想家。
１656年，素行完成了《武教小学》、《武教本论》、《武教全书》等有关武士道的论著,这些著作主要是具体规定武士应有的行动伦理。
此后，他又借助儒学为其武士道论建立了一套理论性解释。
他批判当时流行的朱子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提出了“古学”,主张应当直接向古代圣人学习其道。
素行的朱子学批判是日本近世儒学发展史上的著名事件，也是山鹿流兵学最终确立的标志⑦。
在此不拟考察其学术思想的具体内容,只是重点分析其学问方法上的实用主义倾向。
ﻫ素行的朱子学批判并非单纯的学术探讨,而是具有强烈的非思想性批判的性质。
他往往不是就思想本身的正误展开讨论，而是根据学说在实践上是否有益来取舍。
一个重要的例证便是，朱子学者为了深入思考人性问题等,非常重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等区分和讨论，而素行却如此批判道：“措气质论性者,学者之差谬也。
细乃细，而无益圣学。
”显然，素行所重视的是修身治国的效果,而非哲学上的真理性。
他甚至彻底否定概念辨析的意义,曾道：“性、心、意、情、志、气、思虑之字说，圣人不详分之，后学巧舌之辨也。
”⑧尽管如此反对抽象思辨，素行在构建其武士道论的哲学基础时，面对当时占据思想界主流的朱子学者,却不得不参与有关抽象哲学问题的讨论。
但在他看来这纯属权宜之计。
比如关于“道”的本原问题,素行主张圣人是不讨论此类问题的，却又专门论述“道之大原”。
弟子对他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提出疑问，他回答说:“予之立道原,是随世俗而欲破世俗之惑也。
”⑨对于自己的追随者，素行便无须如此大费周章。
比如关于万物起源的问题，素行主张：“天地之所以然者，理气之妙合而然。
”有门徒问道:“理气之妙合，是何故乎?”素行回答：“天地所以然也。
”⑩这完全是一种没有论证的自我循环。
实际上素行根本不鼓励弟子们思考讨论类似的哲学问题。
素行门人曾如此记述:“先生（即山鹿素行——引用者注)平日示谕曰：圣人之道无多般模样,天地惟明,人物惟精，不涉多言。
”(11)松阴作为素行的后学，在偏重政治实用性，反对抽象思辨的学问方法上,堪称忠实地遵循了先师的教诲。
一个绝佳的例子是,在作为武士道的哲学前提而论述同样的人性问题时，松阴虽然也承认宋学家的“气质变化”论在学说上更加完备，却热烈地主张直接去学习孟子的性善论，理由是这样更有利于道德的养成,并批判宋学家“其说愈备而其实愈疏”(１2)。
这和素行所谓“细乃细,而无益圣学”的逻辑完全一致。
松阴虽自命为学者，其志却定位在经世致用，曾有言：“自处当以学者，非读书作诗之谓，尽身之职而供世用耳。
”又曾道：“仆之学,独有尝所素志,尽所常职而已。
”而他所谓的“职”即：“贯武门之籍,学武士之道。
”(13)武士的本职首先是战斗,所以在松阴看来,儒学首先是一种军队教育的手段,曾道:“戍兵之情，无事暇逸,乃不骄则堕。
以骄堕之兵，待不测之虏,所谓祸远而大者也。
是以圣贤不可不称说，而敬义不可不讲论。
”（１4）基于这种完全为武士的实用而考虑的学问立场,他如此表达对儒学诸家的态度:经亦多端，性命之精微,鬼神之幽妙，下及训诂之繁冗。
其书则诗、书、易、春秋,有论孟，有宋明诸家之学,有本邦伊物(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引用者注)之流,推类分部,无知畔岸,如之何?其学兵之余,而能遍探而精覆乎？虽然,人唯有五典五常,亘古今而无变。
虽夫精微幽妙与繁冗者，其言不能人人而无异同,而典常行于其间，不相乖相悖。
典常既得，凶逆可以济仁义。
学兵者之治经，于是乎足矣。
何必朱王伊物云尔乎哉？惟泛滥无纪，不堪其弊。
故或朱，或王,或伊物,适从而可。
(1５)ﻫ与生活在江户时代初期的素行相比，江户末期的松阴没有素行在创建自家学说时,必须确立一定的理论基础的那种迫切需要，其学问的思辨水平与素行相比更加倒退。
素行尚需与朱子学者们辩驳讨论以确立自己的儒学理解即古学，而松阴仅仅以“适从而可”,便省却了诸多争论。
在松阴看来,经学解释流派虽多,所提倡的五伦五常的基本道德却完全相同，对于以兵学为主业的武士而言,只要掌握儒家基本伦理即可,不必拘泥于学派之别。
作为素行武士道论的继承者和信仰者，松阴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实践其武士道论。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正是素行对追随者的期待:无须过多思考，只需信仰和行动。
后来随着幕末政局的变化,松阴更加明确地主张以特定的政治目标为标准去衡量各种学说:“以尊王攘夷之四字为眼目,无论何人之书,何人之学,取其长所可也。
”(１６)于是，松阴虽好发议论,却不喜作原理性、概念性的辨析,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自信自断”的学问态度。
他曾自称:“虽喜议论，为文字，大抵自信自断,无所凭依,无所承受。
”(17）他面对各种学问,不是客观地进行思考，而是以其先入之见进行取舍，即所谓“自信自断”。
最突出地体现了松阴这一治学特点的例子,是其和山县太华之间展开的著名论战。
ﻫ山县太华是长州藩大儒,曾主持藩校明伦馆。
松阴在初步完成《讲孟余话》(一名《讲孟札记》)之后，曾主动向太华请求指教。
太华对松阴此书中提出的武士忠诚观等均持相反意见，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本来，松阴最初致信太华求教时执礼甚恭,写道:“矩方(吉田松阴之名——引用者注)虽狂妄，不徒知读书，又窃知求道,且不肯自是,欲必师先觉。
……俯惟先生学问文章,杰出群儒,夙握一国之文柄,大振旧学之陋习。
今虽老退，其爱才忧道之志,始终如一，岂稍减于当初乎哉。
”(1８)然而,松阴虽口称不肯自以为是,实际上却极端自信，一旦意见产生分歧，便表现得不能容纳丝毫异论。
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武家与天皇的关系问题。
松阴在其《〈讲孟札记〉评语之反评》中如此总结两人的分歧:“普天率土，莫非王臣王土,是义卿(吉田松阴之字——引用者注）之所执也。
普天率土，莫非幕臣幕土,是太华之所执也。
……然则二家之是非，天地神明，将预而鉴焉，何呶呶争辩之为哉？”特别是对于松阴为提倡尊奉天皇的武士道而引用的日本记纪神话，太华批判其中有关神代的记事等荒诞可疑,而松阴则声称:“论则不可，疑尤不可,皇国之道，悉原于神代,则此卷臣子之所宜信奉也。
至其疑者,阙如不论,慎之至也。
”（1９）既然不屑于争论，又不许怀疑，当初又何必写信讨教?ﻫ争论的另一焦点是涉及武士道核心问题的“君臣之义”。
松阴一方面批判孔子、孟子离开自己出生的国家而出仕于他国，坚决反对日本武士离开出身的藩而仕于他藩，另一方面却又主张长州藩应招集天下之士来长州,以图共举大业。
太华批评道：“于此所谓天下之士，其所指如何乎?前之文，有‘士离生国仕他国，虽孔孟不可谓之贤’之论。
”(2０)在此，太华尖锐地指出了松阴主张中的自相矛盾之处。
松阴却对此置若罔闻，只是一味申述自家观点:“是固然,然已失君臣之义,尚何说焉。
故孔孟之事,决不可行诸皇国也。
”他甚至态度大变，痛骂山县太华：“横议天子，附和武臣,老先生其丧心耶?抱忠义之心者,不堪其愤恨。
”(2１)这场论战不仅充分表现了松阴思考方式的非理性特征，更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松阴强烈的非思想性批判的倾向。
因此，松阴虽然以好学著称，广泛涉猎史学、儒学、水户学、流兵学乃至西洋兵学等,但是他发议论则大抵“自信自断”,与人交流则近乎党同伐异,这种学问态度从根本上限制了他对既成思想实现突破的可能性。
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松阴极力主张武士的根本责任之一是攘夷：“今之士名为武士，其本职在于平祸乱、攘夷贼。
”（22）然而他却无力对其“攘夷”的正当性作出有效的理论说明。
试读他极著名的“攘夷即性善”论：ﻫ今虽田夫野老，见夷狄之轻侮莫不愤懑切齿，此性善也。
然自堂堂征夷大将军,自列国之诸大名，自幕府之老中奉行,自诸家之家老用人，皆无以身殉国、扫荡夷狄之处置者，何也?其智非不及田夫野老，惟田夫野老为旁观者而尽性善也。
将军大名老中奉行等,为形气之欲而蔽性善也。
其初念亦非素无忧国疾夷之心,但若至于战争,姬妾数百千人置于何地？珍玩奇器藏于何地?甲胄之穷屈不如娟蒲团之安稳，兵粮之粗粝不如膏粱之味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