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杨绍先 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
日本军国主义,是指近代的即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形成与发展的日本军国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则是日本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时期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
在世界历史上,一般的军国主义,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领域的国家生活均从属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政策。
军国主义是从历史久远的古代就已经出现过的。
在近代史上,欧洲大陆各大国在普法战争后推行了普鲁士式的军事制度,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成为欧洲面临战争危险的真正原因,军国主义统治并吞噬着欧洲①。
而进入20世纪后,军国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的结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近代军国主义。
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则是两个典型代表。
为深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本文选取了从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这一长期不大受关注的新角度作初步探析。
一、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士治国及武士道。
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是日本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
武士一词,初见于721年(养老五年)元正天皇的一份诏书。
这份诏书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提到武士、武艺,并提倡和鼓励尚武精神。
在平安时代(794-1191年)初期,开始出现封建庄园。
发展到10世纪时,已形成和确立起庄园制。
封建庄园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促使大化改新(646年)以后实行的律令制度和班田收授制度由松驰、破坏走向崩溃、瓦解,社会动荡不安。
庄园的发展,更导致武士的出现和登上政治舞台。
从11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以1192年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
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
足利尊氏于1336年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武家政权。
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杀伐为职业,自然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①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页。
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
而日本武士阶级掌握中央及地方实权的幕府时代长达676年之久,出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逐渐形成了武士道。
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忠勇义烈和绝对服从等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
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及神权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①。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是超越理性和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的武士道。
旧型武士道的典型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著名剑道家,他受传统武士道精神支配,一生中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
这些在日本古典戏曲中都得到长期表演,他的传奇故事广泛流传,战前还出版了关于他的长篇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
宫本所著《兵法三十五条》,将自己平生练功、惊险决斗体会及剑道新派别的要领、兵法奥妙均详细写明。
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在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学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
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与旧型武士道论既相联系又相对立。
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将毕生精力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论体系上,他的全集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②。
他以儒家思想论述“武士道”,有《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兵法问答》等大量著作,至少有600多卷。
他聚众讲学,亦是著名的兵学家,有弟子4000余人。
其子的门生中有一位是后来明治维新先驱者吉田松阴的祖辈,故吉田松阴称山鹿素行为“先师”,并在松下村塾讲授素行的兵学,明治维新的不少志士均受到素行思想的影响。
山鹿素行从传到日本的朱子学中找到了武士道的“理论根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表现出了“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
他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
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
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被大加宣扬。
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
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
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这些对后世亦有深远的恶劣影响。
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荫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75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①②山鹿素行全集刊行会编:《山鹿素行全集》,东京帝国教育学会1919年版,第48页。
参见宋成有:《江户、明治时代武士道巽同刍议》,载《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54页。
85 世 界 历 史 1999年第4期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
吉田松阴的“忠魂不灭”说,宣扬楠公(楠木正成)①七生报国,永生不死,楠公之后,复生楠公,非止七度。
七生原为佛教用语,指可转生七次,为永久之意。
楠木正成为支持天皇中兴,欲从幕府手中夺回大权,恢复天皇统治,于1336年(建武三年)在兵库凑川(现神户市附近)与足利氏大军决战,战败后,与胞弟楠木正季用刀互相刺死,死前说将永远效忠天皇,“七生报国”。
后来,楠木正成被推崇为武士道的典范和楷模,掀起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运动。
明治五年(1872年),还建立了纪念正成的凑川神社。
吉田松阴在囚室墙壁上也挂出“三余读书,七生灭贼”的条幅,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则不同,将永久不灭。
松阴自己亦在被处死前写下了《留魂录》:“吾躯纵暴武藏野,大和魂永不泯灭”②。
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由于日本武家社会延续近700载,武士阶级执掌政权,故而为战争服务、崇尚征战杀伐的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始终伴随着武士及武士道。
而武士,则是军国主义的身体力行者;武士道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工具。
二、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的社会大变革。
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明治新政府在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时期,贯彻执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以推进资本主义化。
“富国强兵”是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之首(另二大政策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实是“强兵富国”,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军制,建立新的近代军队及军人精神,积极扩军备战和进行侵略战争。
通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取消封建俸禄等改革,明治政府以赎买方式废除取消了武士身份等级及财产特权,武士阶层也随之瓦解。
但因武士精神——武士道对明治政权的统治尚有作用,故武士道并未随武士阶层的消亡而消亡,反而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伦理的武士道。
为建立近代军队,在军事制度方面,于1870年宣布全国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体制(1878年因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而改为采取德国式体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体制。
明治政府于1873年1月,颁布近代《征兵令》,建立了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
与此同时,还于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
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于天皇。
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以陆军省(相当于部)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参见张玉祥:《评楠木正成》,载《日本历史风云人物评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85页。
①②《留魂录》(1859年10月),载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第4卷,1935年版,第503页。
“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
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谕》①,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
1890年更颁布《教育敕语》②,倡导全日本国民均“应义勇奉公,以辅仁天壤无穷之皇运”,以为天皇之“忠良臣民”,从而确立了明治时代的武士道。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仍以儒学伦理为基干,受佛教禅宗及神道教的诸多影响,但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武士道的内容既有舍弃,亦有保留,更有较大的发展变化。
其保留的内容有:一是以忠孝为本,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家伦理纲常。
《教育敕语》要求臣民“克忠克孝”,并与“皇祖皇宗”的“肇国宏远”相联系,称其为近代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
还有意识地宣传家族国家观,奉天皇为最高家长。
在五伦五常方面,《教育敕语》亦要求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
二是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强调“尚武精神”。
作为三大政策之一的“富国强兵”是明治时代军事立国的路线,宣扬“尚武”乃日本“国质”的“武国论”。
《军人训诫》规定“勇敢,投入战门,敢冒风险以成功名”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
《军人敕谕》则规定军人“必须尚武勇”,声言“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之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为日本臣民”等等。
三是强调奉公效忠意识,《军人训诫》将忠诚列为军人三大根本之一,强调“自古以来,日本武士以忠勇为主”,“而今日之军人,纵然并无世袭,亦与武士无异。
故应遵循武门之习,以忠勇为主。
”《军人敕谕》也要求“军人必须尽忠节为本分”,即使赴死,“也不得破坏此节操”,应“一心一意,恪守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