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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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精神
----------论法律职业的思维特点法律职业的兴盛是法治社会日渐成熟的标志。
社会的分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强化了人们对法治的渴求。
法律家经过专业训练所获得的独特的理性思维,是十分特别的,带有几分神秘感,甚至令法律家在社会上具有某种先天的“显贵”地位。
这是区别于其他职业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
因此,可以说法律家所具有的思维特点是一种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是源自欧洲的一种古典精神传统,是人类稀有的精神元素,是属于少数人的内在气质。
它不是由贫富决定的,而是由文化积淀、艺术熏陶、象牙塔教化、纯文学滋润、形而上理性建构出来的一种精神优越感、一种价值标准、一种人格品位、一种不容妥协的自尊。
贵族精神说到底是追求较高精神品位的人文传统。
贵族精神与贵族阶层是两回事。
贵族精神指的不是经济地位上的贵贱,而是人格上的贵贱,精神的贵贱。
贵族文学一般而言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从《荷马史诗》到《战争与和平》、《简爱》、《堂吉诃德》等透着浓厚的贵族气息,其中的人物孜孜不倦地追求人格的高贵、精神的高洁、趣味的高雅。
中国没有深厚的贵族传统,西周氏族贵族时代太过遥远。
魏晋南北朝门阀贵族时代,出现了萧统、萧衍这样的帝王贵族以及谢灵运、沈约、陆机等贵族文学的代表人物。
清朝没落贵族时代造就了沉溺玩乐的八旗子弟。
中国的贵族制瓦解得过早,时断时续,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贵族传统,也没有形成欧洲那种贵族精神的核心价值。
贵族精神是自由意志、精英理性、浪漫风度的体现。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的一个贵族家庭,其外祖父马勒舍尔伯是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政界名流。
从小接受教育的托克维尔,青年时期进入皇家学院学习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进入凡尔赛宫担任法官。
保持“最后的贵族”风度的托克维尔经常将一群学术上的朋友召集在一起召开沙龙,讨论政治、社会、文化问题。
贵族精神是一种崇尚规则、恪守良知、信仰法律的精神,不乱来,不耍赖,一切都按套路来,有板有眼。
富而不贵,富而庸俗,富而空虚,是当下“暴发户”的精神写照。
从某种意义上说,贵族精神是一种呼唤,一种想象,一种理想,一种抗拒平庸的心灵力量。
之所以说法律人有一种先天的贵族精神,在于其职业思维不同于大众思维。
除运用法律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的特点之外,还包括以下特点:第一,通过程序进行思考,法律程序的自治,要求我们只在程序内进行思考和判断。
法律思维的重要特点就是法官习惯于在两造对簿公堂的状态下听取不同的意见,取得“兼听则明”的效果。
第二,遵循向过去看的原则,表现的较为稳妥,甚至保守。
程序是自治的,在其内部的一切活动(包括思维活动)都被视为“过去”,这才可能被认定为是有效的。
法官对待法律的态度也是这样的,只承认既定原则。
这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一种必要的调节器和安全阀。
因此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在激进与保守这两种势力的平衡中得以发展的。
第三,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
因素。
我国有两句相互矛盾的俗语,“法本原情”和“法不容情”,它们显然是法与“情”之间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
道德思维是一种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思维活动,而法律判断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烦的思维活动,因此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规则而不是首先听从情感。
第四,法律思维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
第五,判断结论总是非此即彼,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的特点。
法律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法来适应于一切情况。
所以法学家的结论总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
尽管这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可能会出现某些局部性的变化,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特征。
律师不是满足客户需要的专门工具,他们既要充分理解法律的内在力量,又要增强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服务精神、公共意识与专业技能同等重要。
律师不仅仅是收取报酬提供深思熟虑建议的人,律师有责任引导客户不断调整个人行为以适应公共规则。
律师与法官的合作,是建立在忠诚于公共规则的基础上的。
律师不能在背离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前提下,发表意见,出谋划策,尽管这样做可能更加有效,但是,这种有悖于法律理性的判断对整个法律秩序的健全无益。
当客户的利益与法律本身的利益发生偏离的时候,律师面临着在两种忠诚义务作出选择的尴尬与困窘。
我们无法苛求律师全然抛弃对客户的忠诚来成全法律的利益,但是,这种矛盾并不是绝对无法调和的。
法律实践经验和人生阅历可以帮助法律职业者自由地工作,但是,用职业习惯来取代思想却是有害的。
若不能把法律精神熔铸为贵族品质,把“冷淡的智力”推到极致,法律的意义就会被抽空,剩下的只是一堆干瘪的修辞。
把法律当成一项交易,对赚钱过多关注势必会阻碍法律理想的实现,更谈不上成为“精神贵族”。
《法治秩序的建构》季卫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法律与现代社会》【英】阿蒂亚范悦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美】兰德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