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他的书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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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院教育教学的特点及其当代价值王桂相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教育组织形式,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延绵1000余年,其别具一格的教育教学特色,对我国当代教育改革和开展具有许多借鉴意义。
一、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中国古代著名的书院既是教育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基地,是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
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承当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二者相得益彰。
历代书院的主持人(山长)几乎都是学坛巨子,学有专长,不少人在学术上自成流派。
他们在书院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学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这样就把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了起来。
如宋明两代书院的勃兴与宋明理学的高度开展有关。
由于学术大师们充分利用书院来宣传与开展学术,这就使得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关系空前紧密,并且使学术流派在地理上得到广泛的传播。
反观现在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很多人的教与研相互脱节。
学生难以学到高深的学问,老师难以做出高深的学问。
我们的中等教育围绕高考指挥棒,本科教育围绕考研指挥棒,教材是全国通用的教材。
而古代书院将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教学方式,表达了书院教育的独立精神,这种独立包括独立组织、独立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对于当今的教育界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尊重学术自由开放教学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形成一种宽松的学术气氛。
书院盛行的“讲会〞活动始于南宋,在明代得到很大开展,一直延续到清代,并逐步制度化、组织化。
历史上一些影响较大的书院都有关于讲会制度的规定。
如“白鹿洞书院续规〞规定了明确的会讲之期,且规定即非公讲之日也可随时研讨。
书院的讲会制度鼓励不同学派共同讲学、平等论学,以探究一个学派精义之处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
讲会以学问为重,推崇辩论争鸣、取长补短的学风。
关于朱子文化与鳌峰书院有关内容一、朱子文化介绍朱熹是我国古代继孔子之后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成就卓著的文学家及诗人,为北宋以来理学之集大成者,被尊为古代理学正宗,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后人将他视为儒学宗师。
由于朱熹一生绝大部分学术活动都在福建进行,朱子学形成于福建、成熟于福建,因此“朱子学”也称为“闽学”,福建也因此被誉为“海宾邹鲁”、“理学名邦”。
在福建灿若星河的文化史上,朱熹无疑是最光彩夺目的一颗星星。
作为福建文化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朱熹及其创立的“朱子学”是我省最具原创性和比较优势的历史文化,是福建文化的标志,对朱子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积极保护、合理地加以开发利用对于加快我省文化事业及我省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推进海西区建设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鼓楼区朱子文化遗址(一)乌山题刻朱熹一生多次来到福州地区,留下了不少弥足珍贵的遗墨。
在福州乌山天王岭“第一山”西南侧,朱熹用楷书题“清隐”两字,落款“晦翁”,字高36厘米、宽28厘米。
宋淳熙年间,朱熹避伪学禁时,再上乌山,在先贤石室池畔题刻有“石室清隐”四字,字径约30厘米。
与此同时,在乌山“道山祠”石壁题草书“光风霁月”四字,字径约24厘米。
在观音岩上题刻了字径3米多的楷书“福”字。
一山四处留题刻,乌山可算是朱熹题刻最多的地方之一。
(二)鳌峰书院的历史地位第一,福州历史文化特定高峰的标志物。
由于朱子理学的崇高地位,加上康熙皇帝赐额赐帑赐书的殊荣,鳌峰书院甚至是全国享有最高地位的书院。
对于福州城市而言,鳌峰书院更是其历史上占据特定文化高峰的标志物。
人们通常只注意到船政文化对近代福州人才群体崛起的影响,殊不知,在这之前,由于鳌峰书院的存在,福州的教育和人才基础,已经堪称全国楚翘。
第二,台湾文化寻根不可或缺的门径。
鳌峰书院对于台湾的影响,不仅仅是书院制度的影响。
由于台湾当时是福建属下的一个府,鳌峰书院还直接接收台湾学生。
朱熹:弘扬儒学的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等,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婺源)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世称朱子。
朱熹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之中。
他的父亲朱松早年曾受业于理学大师程顺、程颐的再传弟子。
父亲除了精心钻研儒家经典之外,一有闲暇便亲自教朱熹读书,朱熹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式的教育。
朱熹的父亲虽然是儒家的信徒,但他一向兴趣广泛,对于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道家及佛学的思想并不一概排斥。
这种包容、平和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少年朱熹。
在父亲的影响下,朱熹的兴趣也十分广泛,他除了熟读儒家经典之外,也广泛阅读了大量道家及佛家的思想典籍。
朱熹自幼悟性极高,加之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了那么多典籍,学问进步很快。
可是,当他14岁时,父亲突然去世,他不仅失去了慈父,成了孤儿,而且失去了一位良师,朱熹心中悲痛万分。
父亲死后,朱熹虽曾按照父亲的遗愿师事胡宪、刘勉之及刘之翚三人,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自学中度过。
朱熹读书十分刻苦用心,他总是力图用心去体会圣人所讲的道理。
其他同龄的孩子能读书,识字,背诵就已十分满足了,而朱熹则要求自己一句句地领会书中的道理。
他时常为一句话所困扰,食不甘味,夜不安寝。
而每当他领会了书中的道理,便高兴得手舞足蹈。
他自己回忆幼时读《中庸》的情景:当他读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时,觉得吕与叔解释此段的含义十分精彩,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并工工整整地将其抄录下来作为警励自己奋发的座右铭。
由于朱熹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所以他读书比常人更加辛苦。
他曾经回忆说:“我小的时候,读《四书》十分辛苦。
早年读《大学》《中庸》时,每天早晨起床后,必先诵读十遍。
在此基础上,再逐字逐句研究书中的意思,读《孟子》亦如此,开始时逐字逐句地读,后来便前后连接,首尾贯通。
”朱熹读书不仅肯下功夫,而且还善于总结学习方法。
他好博览但从不贪多、贪快。
江西著名书院大观(一)1:幸南容与1:幸南容与桂岩书院江西最早的书院出自一位退休的国子监祭酒幸南容之手。
他在高安城北六十里,一个“环西山之间,地厥邃而深,水泉清冽而草木敷茂”之处办起了一座书院,取名桂岩书院。
幸南容(746-819),又名显,字惕微,祖籍在河北沧县。
幸南容少年聪慧,可“日记数千言”,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幸南容四十七岁,得乡里举荐,与柳宗元、刘禹锡、李绛同登进士榜,政绩卓著,后任国子监祭酒兼太子宾客。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六十八岁的幸南容告老还乡,创办桂岩书院,聚徒讲学,求学者趋之若鹜。
自元和九年至中和二年(882),桂岩书院存在时间约为68年。
现在被开发成旅游景点。
2:义门陈与东佳书院义门书院(现已不见踪影,只有一堵义门陈大院的残墙静静伫立),位于徳安县城西北(今车桥镇义门村)32公里处,是我国最早的书院之一,它比白鹿洞学馆至少早半个世纪。
据中国古代书院史之研究,江西徳安东佳书堂创立于唐龙纪年(公元889年)前,发展到宋,成为江南著名的书院,所藏书、帖“号天下第一”。
义门位于现今江西德安县车桥乡的义门陈村。
义门陈氏为舜帝后裔之大宗,周武王克商后,为感舜德,寻舜之后裔,以奉舜祀,得妫(音“规”)满,并将长女太姬嫁之,封为候爵,统辖陈国故地,国号仍叫陈。
妫满谥号陈胡公,是陈氏得姓的始祖。
胡公满之66代孙陈旺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徙居中江西德安建庄,从此到第十五代陈延赏,袁可辈,于北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奉旨分庄。
中经330余年,一直是累世义聚不分家,规模极大,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首次旌表陈门,南唐升元元年(937)正式诏立义门。
1062年7月3日,江南西路转运使谢景初等奉旨监护分庄,分出大小29庄,依派拈阄分迁到各处,其中江南110庄,楚地接壤91庄,两直、川、浙、闽因官立产90庄。
这291庄陈氏家族遍布全国各地,其大门的门头都有着一个相同的匾额——义门世家。
第五章理学教育思想和学校的改革与发展【考纲内容】理学教育思想和学校的改革与发展(1)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学校教育的改革宋元明清的文教政策【新增】:科举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学校的制约:“苏湖教法”:北宋三次兴学与“三舍法”:积分法:“六等黜陟法”:“监生历事”:社学。
(2)书院的发展书院的产生与发展:《白鹿洞书院揭示》与书院教育宗旨:东林书院与书院讲会:诂经精舍、学海堂与书院学术研究:书院教育的特点。
(3)私塾与蒙学教材私塾的发展、种类和教育特点:蒙学教材的发展、种类和特点。
(4)朱熹的教育思想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存天理,灭人欲”与教育的作用、目的:论“大学”与“小学”:“朱子读书法”。
(5)王守仁的教育思想“致良知”与教育作用:“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原则:论教学:论儿童教育。
1、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学校教育的改革(1)宋元明清的文教政策①重视科举,重用士人为了巩固政权,一方面采用政治威慑和物质利诱的手段迫使将帅交出兵权;另一方面重用文人,让他们充任全国各级政权的官吏。
因为政治上迫切需要文人,便利用科举考试大量取士。
②“三次兴学”,广设学校宋初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不少人才,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建立与巩固,但却忽视了兴建学校培育人才。
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仅仅依靠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广设学校培育人才。
③尊孔崇儒,提倡佛、道宋朝统治者尊孔祟儒,大力提倡佛、道,其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因其积极倡导,使儒、佛、道三家在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中,逐渐走上了融合的道路,最终孕育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糅合佛、道思想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理学思想。
(2)科举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学校的制约①科举制度的演变宋朝的科举制度:扩大科举名额;确定了“三年一贡举”;殿试成为定制;建立新制、防止科场作弊元朝的科举制度:其具有明显的民族歧视特点;规定从“四书”中出题,以《四书章句集注》为答题标准;科举制度日趋严密。
明朝的科举制度:是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鼎盛时期。
朱熹的小故事朱熹的小故事导语:朱熹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
他的道德学问受到人们敬仰,流传、渗透于社会每一个角落。
下面本店铺为大家整理了朱熹的小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1、孩提问天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
《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这个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
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
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
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
以后他又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2、连环巧问朱熹自幼受教于父,聪明过人,想象力强。
四岁时,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
”朱熹问:“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说:“附于天?”朱熹又追问道:“天何所附?”一席话问的朱松惊讶不已。
3、鹅湖论学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
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朱熹9岁。
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
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
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
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
朱熹不仅接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印象。
兰台世界2012·5月下旬朱熹是我国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世人称为朱子,是我国自孔子、孟子以来最为著名的弘扬儒学的文化大师。
作为古代教育家,朱熹倡导以理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编撰以育人为根本的教育著作,开展以书院为模式的教育实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倡导以理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朱熹是我国封建时期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理学学说的集大成者。
古代的理学是指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又称道学,由北宋儒学家周敦颐始创,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发展,至南宋朱熹得以完善而建立的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朱熹认为,人既有“天命之性”,其来源于“太极之理”,属于“绝对的善”;人也有“气质之性”,其来源于“后期之欲”,但是“清浊可分”。
因此,对于人的教育,首先应着重于“气质之性”,通过“居敬”、“穷理”等方式来改变气质,以“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
朱熹关于“格物穷理”的理学观念曾经引发过一次著名的论争。
南宋淳熙三年(1176),为了交流和沟通思想,朱熹曾专门邀约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聚于江西上饶的鹅湖寺,围绕包括人才教育培养理念等内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朱熹属于客观唯心论者,他认为应将基于现实、基于社会之上的“天理”作为考察人们一切行为和习惯的基本标准,遵循“天理”,就是宣扬“真、善、美”,反对“天理”,就是破坏“真、善、美”;但是陆九渊属于主观唯心论者,他主张“发明本心”,认为人应当从个人内心当中自行感悟和提高完善。
这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鹅湖会”,也是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朱熹理学思想得以广泛宣扬和社会认可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
在南宋以后六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朱熹理学在促进人们的观念思维、教育人们的知书达理、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1]81。
以理学学说为指导,朱熹形成了广博丰富、深奥精微的独特教育思想,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其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精辟论述。
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教学特点刘瞻予⑴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书院既是教学机构,又是学术研究机构。
由于书院的私立性质,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体现着独立的精神,这种独立包括独立组织、独立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
组织方面,中国古代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完全如此),官方对其的干预相对较少。
教学方面,学生“进德广业”是书院教学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因此,老师和学生都不大受科举的影响。
老师可以自由讲学,学生可以自由读书、学习、思考、辩论。
学术研究方面,由于书院是从古代的“精舍”、“精庐”、“学馆”发展来的,本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以后,一直保留了这个传统。
书院里坐堂讲学、研修的学人一般都不是急功近利的人,他们奉行达则兼济天下,隐则独善其身的原则,在一个依山傍水,风景幽静的环境里,专心教学——培育人才、治学——提高修养。
况且,历代书院出任山长的人几乎都是学坛巨子,学有专长,不少人在学术上自成流派。
他们在书院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学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这样就把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了起来。
比如,被理学家奉为圭臬的《朱子语类》,就是朱熹的讲学语录。
它影响了我国思想一千余年。
反观现在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很多人的教与研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学生难以学到高深的学问,老师难以做出高深的学问。
我们的中等教育围绕高考指挥棒,本科教育围绕考研指挥棒,教材是全国通用的教材,学术是路人尽知的知识,思想像营养不良贫血病人的脸色一样苍白。
在这里,我不禁要问一句,我们大学的独立精神哪里去了?书院的兴盛与衰落过程,与我国一千多年的灿烂辉煌文化相联系,仅仅是因为我们官办,人家私立吗?同是教学治学的大学,套用范伟的话说,“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⑵学术辩论。
朱熹创立了讲会制度,即学术辩论制度。
不同学派的学者可以往来讲学,进行学术交流,使不同的思想出现在同一书院的讲坛上,体现了求是的精神。
而且,求是精神历来是书院所秉持、所追求的精神品格。
什么是求是的精神?胡适先生的解释是“只认真理,不肯调和”。
朱熹的教育理念:人文教化是根本教材教法很重要2016年04月06日 09:14来源:凤凰国学作者:曾春海朱熹朱子热心教育事业,在其一生中先后建造了三座精舍和修复两座书院。
考“精舍”一词系源出于《管子.内业》:“定在心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
故心者,精之所舍。
”陆象山在《致问人杨敬仲函》中也略作诠解:“精舍二字,语出后汉包咸传,儒者讲习之地,甚为无歉。
”就史脉而言,远在汉代的一些经学家就已自称所住之处为“精舍”。
简要言之,“精舍”在汉代是儒者设帐讲解经学精义处。
后来,“精舍”一词广被道、佛所借用,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后,梵文中的Vihara、arama,甚至Sangha都被译成“精”。
因此,“精舍”与佛教的“寺”、“院”几乎相互混用,而其涵义也转化出僻静以修养精神的地方。
再发展下去,“精舍”一词与高深的学问产生关联。
总而言之,“精舍”一词结合了幽静、学问与师徒间的讲论修持诸涵义,兼具儒家及佛家意涵。
在宋代儒家而言,“精舍”指规模较小的书院,是儒门讲学及修持身心的处所。
朱子所建的三座精舍,分别为:(一)寒泉精舍,于公元1170年春建于福建建阳之寒泉坞,其母墓侧。
朱子友人吕东莱(祖谦,公元1137-1181)曾住该精舍旬日,与朱子商辑《近思录》一书,这本书可说是中国第一本哲学概论式的体裁。
朱子常在此精舍讲学。
(二)武夷精舍,于公元1183 年筑于武夷山五曲溪畔的隐屏峰下,人称“武夷之巨观”。
朱子曾在此校注《论语》、《孟子》,撰成《四书集注》。
(三)竹林精舍,于1191 年筑于距建阳西门外,面向溪流,背对青山,后来更名为沧州精舍。
公元1244 年,宋理宗绍为书院,并写了“考亭书院”的匾额。
清朝康熙44 年颁赐“大儒世泽”匾额,以及“诚意在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心学”的对联,悬挂在集成殿左右。
朱子讲学期间,除了对门弟子随时应答外,亦任高弟子轮讲,朱子则常在晚上讲课。
陈荣捷总评说:“在这三所精舍中,以竹林精舍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