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简史第三讲

中国翻译简史在中国翻译史上，翻译人员最早在周代称作“象胥”或“舌人”。

《周礼·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语说焉，以和亲之。

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言辞传之。

”我国第一篇诗歌翻译据说是《越人歌》（《越人歌》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明确歌颂恋情的诗歌，它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

）据楚大夫庄辛说，当年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之日，有个越人“拥楫而歌”，但歌是用越语唱的，鄂君子皙不懂越语，只好请人翻译，原来歌词表达了对身为令尹的楚王同母弟鄂君子皙的仰慕之情。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

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弘佛法，派僧侣四出传教。

早在公元65年之前佛教就传入了中国。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

中国佛经翻译中涌现出了众多的翻译大家，他们的翻译思想至今仍是译界宝贵的财富。

支谦，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故姓支。

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一般认为是《法句经序》。

据陈富康考证该序作者实为支谦无疑。

序中云：诸佛典皆在天竺，天主言语，与汉异音。

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

名物不同，传实不易。

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

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

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

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

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

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意出音，近于质直。

仆初嫌其辞不雅。

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

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

”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明圣人意，深邃无极。

今传胡义，实宜径达。

”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

然此虽词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

这是最早反映“文派”“质派”争论的文献。

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

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

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咏叹，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

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以无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

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及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

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

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六百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义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其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鸠摩罗什（344—413）是后秦僧人，祖籍天竺，华名童寿，著名译经大师。

他反对过于质直的翻译，其翻译往往不拘于原文体制，经常变易。

关于文体，他说：“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

”彦琮（557—610），他在《辨证论》中提出了“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翻译原则，坚持忠实第一，倾向直译。

他还提出了“八备”说，是对译者的要求。

所谓“八备”,是指做好佛经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八个最基本条件：（一）“诚心爱法, 志愿益人, 不惮久时, 其备一也。

”即要求译经人诚心诚意接受佛法观点,立志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业, 不怕花费长久的时间。

（二）“将践觉场, 先牢戒足, 不染讥恶, 其备二也。

”要求译经人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别人讥 笑厌恶。

（三）“鉴晓三藏, 义贯两乘, 不苦暗滞, 其备三也。

”要求译经人对佛教经典有渊博知识, 通达大小乘经论的义旨,不存在含糊疑难的问题。

（四）“旁涉坟史, 工缀典词, 不过鲁拙, 其备四也。

”要求译经人通晓中国经史, 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文字表达准确,不疏拙。

（五）“襟抱平恕, 器量虚融, 不好专执, 其备五也。

”要求译人心脑宽和, 虚心好学, 不固执己见, 不武断专横。

（六）“耽于道术, 淡于名利, 不欲高炫, 其备六也。

”要求译经人刻苦钻研学问, 不贪图名利, 不奢望高贵职衔。

（七）“要识梵言, 乃闲正译, 不坠彼学, 其备七地。

”要求译经人精通梵文, 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 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但又不能拘泥于梵本格式。

（八）“薄阅苍雅, 粗谙篆隶, 不昧此文, 其备八也。

”要求译经人对中国文字学具有一定的修养, 熟悉文字的使用, 保证译文通畅典雅, 忠实谁确。

玄奘（600—664），唐代名僧，称“三藏法师”，俗名陈祎，洛阳缑氏人。

梁启超认为：“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规也。

”（《翻译文学与佛典》）他在译经中已成功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多种翻译技巧。

他还提出了“五不翻”的音译原则，即，秘密故、含多义故、此无故、顺古故和生善故。

佛经翻译高潮之后，到明末清初，即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的万历到乾隆时，形成了第二次翻译高潮，与欧洲传教士来华有关，他们的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目的，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

这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有徐光启、李之藻等。

1742年，雍正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同时采取闭关政策，第二次翻译高潮告终。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思想随之涌入，翻译成了对抗外敌的革命利器。

冯桂芬把翻译提到了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地位。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

他在1894年冬天写了《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

他指出了翻译西书的首要目的是反抗外侮，战胜列强。

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善译”的标准：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无毫发出于其间。

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氏的这一理论与现代的翻译等值论已非常相近。

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

严复（1845—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

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严复还论述了自己的“达旨”的译法。

他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背本文。

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人。

其一生翻译西洋小说约180余种，是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

林纾主张以翻译救国，强调翻译的社会功能。

他强调翻译时译者应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达到与原作中的人物心灵交汇。

他在译《黑奴吁天录》时“且泣且译，且译且泣”。

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他们一方面强调翻译对“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引导国人进步的作用；又强调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和审美功能。

他们主张直译，认为直译有利于引进新知。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

他既强调翻译的目的和功能，又强调翻译作品的艺术要素，他说：“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色就是该作品的神韵。

”在回答关于“形貌”与“神韵”二者不能两全时，该以谁为重的问题时，他说：“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

他提出了“风韵译”的说法，他说：“诗的生命，全在他那种不可把握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有种‘风韵译’。

”他还十分注重译者的主观感情投入，他说：“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

”“我和他合而为一了。

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

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

”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他还站在中国语言改革的高度论述了他的“直译”“硬译”主张，认为“欧化”“洋气”可以“益智”和“输入新的表现手法”。

陈西滢（1896—1970），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

他从美术的临摹中悟出了翻译的三种境界：形似、意似、神似。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福建龙溪人。

他提出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美。

据此他又提出了译者的三种责任：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对艺术的责任。

关于翻译的“忠实标准”他又提出了四义：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

他认为要做到通顺，要做到两点：须以句为本位；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

他同意“翻译即创作”的说法。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

他说：“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

”朱光潜（1897—1968），安徽桐城人。

他指出在翻译中“信”最难达到，首先因为“字义”难彻底理解。

他列出了词的六种不同方式的意义：直指的或字典上的意义；文学作品中结合上下文产生的特殊意义；在长久的发展中每个字有了“特殊的情感氛围”，具有了使人产生种种特有的心理反应和联想的意义；字音与节奏的情感表现意义；字义的历史变迁；字义的引申及其在隐喻、双关语、典故、惯用语等方面的意义。

他认为:“理想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

”傅雷（1908—1966），字恕安，上海南汇人。

他强调理解和体会原作的重要性。

他在《翻译经验点滴》一文中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琢磨出来。

他还强调译者本身的条件、气质对于原作的“适应力”。

他在1951年写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再形似而在神似。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江苏无锡人。

他提出了“化境”说。

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引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入得‘化境’。

”刘重德（1914—），河南滑县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刘重德把泰特勒的三原则与严复的“信、达、雅”综合起来，并根据他个人的翻译体会，提出了“信、达、切”三字翻译标准。

(一)信——保全原文意义；(二)达——译文通顺易懂；(三)切——切合原文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