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编者按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变迁，尤其是政治生态充满弹性变化的今天，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之路日益成为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

这需要我们对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刻思辨，以自己的智识、勇气和情怀“给养”这一深具历史意蕴的话题。

本专题四篇文章聚焦中国国家治理诸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真切而有深度的思考。

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专题讨论）内容提要 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

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性视角审视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与作用。

任剑涛通过《国家的均衡治理：超越举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反省了举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所导致的国家治理失衡及顾此失彼的连锁反应，并提出了审慎思考。

席伟健的《“建制议程”与请愿权：信访制度宪法化及其链接》试图从国家治理的实用角度刷新信访制度与宪法秩序的关联，并探索将其导入宪法之请愿权的可能。

刘正强的《人民调解：国家治理语境下的政治重构》基于对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及中共传统执政理念的政治分析，倡导增进人民调解政治凝聚、道德净化、社会动员的功能，从而使其成为疏通国家政治与民间生活的优质执政和治理资源。

关键词 整体性视角 均衡治理 超大型项目 建制议程 人民调解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10-0005-28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周雪光“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有庞大精细的官僚运作机制，也伴随着周期性的组织失败和运行困境。

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全能国家结构，既有卡理斯玛常规化的内核，亦有运动式治理的持续冲动。

今天，中国政治结构一方面不断注入现代价值理念，尤其是技术化的治理愈益凸显；另一方面，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紧张不断衍生出国家治理的复杂生态。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周雪光【内容提要】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制度逻辑。

【关键词】权威体制国家治理制度逻辑国家—地方关系一、现象与思路在当代中国60年的政治历程中，一些重大现象稳定存在或重复再现：宏观上，中央—地方关系在集权与放权的抉择中轮番交替，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整顿在不同领域中重复出现，林林总总的政治教育运动收效甚微但仍然绵延不断，法律制度、科层制度的发展举步维艰。

从微观上来看，诸多基层问题——例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力，变通与共谋等——急药慢攻，反复治理，但仍痼疾难除、去而复来。

这些问题各有其独特的场景，它们发生的形式、实际内容各异，节奏每每不一，若分门别类或许可以逐一论道其原因。

但是，这些现象的重复再现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它们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稳定共享的制度逻辑？进而言之，是不是有一个理论视角，一个大的思路，可以把这些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不同形式的现象和问题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以期越树木而见森林，溯溪流而求渊源？这正是本文的基本立论：上述种种现象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均来源于中国政体内部的一个深刻矛盾，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

在权威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点。

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权威体制的两个维系机制——科层制度和一统观念制度——受到了多重挑战：科层制度承担越来越多的治理功能，不堪重负；一统观念制度受到多元社会的碰撞挑战，难以为继。

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是指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遵循的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逻辑。

它是由政府、法律、组织、程序等要素所构成的。

制度逻辑的基本原则是确保政府的权力合法、公正和高效，并为国家治理提供一个稳定和可靠的框架。

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制逻辑：国家治理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上，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解决社会矛盾。

2. 民主逻辑：国家治理应当依靠全民参与和民主决策机制，实现政府的代表性、权威性和责任性，保证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和公众的监督。

3. 专业逻辑：国家治理需要建立专业的机构和专业人员，依靠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高治理的效率和质量。

4. 合作逻辑：国家治理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发展。

5. 治理逻辑：国家治理需要建立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和行政行为，保证政府的公正和廉洁，提高服务和治理的效果。

综上所述，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是一种建立在法治、民主、专业、合作和治理基础上的，能够保障政府权力合法、公正和高效的制度体系。

这种逻辑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核心，对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基于领导小组执法行为变迁的个案分析向淼郁建兴摘要:作为富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运动式治理植根于中国的治理传统与现实需要。

既有研究虽肯定运动式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但也指出其诸多负面效应，并由此提出了向常规治理转型的“转型论”和与常规治理相互调适的“调适论”。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背景下，对运动式治理的研究需要在科层内部的运动与常规二元视角之外引入新的法治视角。

对s区“三改一拆”领导小组办公室改变违法行为的个案分析表明，来自顶层设计的立法修改为运动式治理法治化提供了机会窗口和外部压力，司法机关依法裁判并激活法治考核制度所带来的内部压力构成了运动式治理法治化的关键机制。

运动式治理的法治化视角强调运动式治理与法治的兼容以及效率与正当性的平衡，提出以法治作为运动式治理转型或调适的实质标准，这对于理解运动式治理的前景以及中国国家与地方治理的秩序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运动式治理;领导小组；法治；司法;行政诉讼作者简介：向淼，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郁建兴（通讯作者），哲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20）02-0125-11一、问题的提出运动和动员是传统中华帝国以及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典型特征之一&已有研究多从政府间关系和政策执行角度讨论运动和动员，指出运动式治理的核心特征是，国家或地方为了应对官僚体制常规运作机制的不足,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打破常规、整合资源、集中注意力来基金项目：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新时代地方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转型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东南学术》2020年第2期推动特定命令和政策的执行。

①运动式治理常被认为是我国调适性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但它也有诸多负面效应。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周雪光【内容提要】中国官僚体制是国家权力与民众间的稳定纽带，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

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支配方式塑造了国家权力、官僚体制、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国家治理逻辑的密码。

本文借用韦伯“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三位一体的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究国家支配方式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并着重分析中国官僚体制在这一支配方式中的位置角色、制度设施、历史渊源和由此产生的行为特征。

依这一理论逻辑解读国家支配方式所塑造的国家权力、官僚体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和内在张力，以及在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关键词】官僚体制政府组织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支配方式任何权力……一般都有为自己之正当性辩护的必要。

——韦伯历史悠久、高度成熟的官僚体制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国家治理在中国疆土上数千年延续至今的组织基础和具体体现。

对于今天的民众来说，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官僚制组织即是国家。

然而，细察国家权力与官僚体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关系，虽扑朔迷离交织重叠，但有着隐约可辨的边界和各自稳定的运作机制和行为特点。

国家治理的诸多机制大多是在“用”官僚机器以实施其意图又不得不“治”官僚体制偏离其意图这一矛盾中产生的（周雪光，2011）。

正是在国家权力与官僚体制间紧密且紧张的关系中蕴藏着国家治理逻辑的深层密码。

从理论分析上将执掌最高权力的“国家”（皇权）与“政府”（官僚体制）区别开来，进而解读官僚体制在国家制度中的位置角色，为我们认识中国国家治理制度逻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官僚体制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是政府研究工作中尚未及深究的课题。

宏观上讨论国家治理过程特别是以中央—地方、集权—放权为主题的研究工作时有出现（Oi，1995；Qian and Weingast，1997；冯仕政，2011；周雪光，2011；周黎安，2008；曹正汉，2011；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王绍光、胡鞍钢，1993；董辅礽等，1996）。

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政治方面，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包括宪法和法治原则的建立和实施、政府组织的建设和运行、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等。

宪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的基本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保证。

法治原则的建立和实施，保障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公正性，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政府组织的建设和运行，建立了权责清晰、职能分明、监督有力的机构体系，保障政府工作的高效、廉洁和公正。

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通过选举、问责、审查等方式，使政府的权力行使得到广泛民主和有效监督，确保政府行为合法、合理。

经济方面，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包括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产权保护和合同法律制度等。

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和建设，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和公平，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产权保护和合同法律制度，保障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稳定增长。

同时，合理的税收制度和财政管理制度，保障了国家的财政稳定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社会方面，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包括社会公平正义的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完善。

社会公平正义的建设，通过建立健全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制度，保障了每个公民的基本权益和社会公平。

社会管理的完善，通过建立法律和行政管理体系，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环境，有效应对社会矛盾和问题。

文化方面，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包括文化建设和传承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

文化建设的制度安排，包括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文化创意的保护和传播、文化教育的推广等。

文化传承的制度安排，包括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文化创新和传统文化价值的整合等。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pdf
中国实行的是以依法治国为理念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其核心思
想在于以宪政方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宪法为根本法，以民主制度
为政治基础，以立法习惯和内外宪法关系为政治环境，以全面平等的
国家治理模式为宗旨。

宪法制度的高度统一和发挥关键性作用，是构建中国大陆国家治
理制度逻辑的基础。

中国宪法反映了中国多元文化及全球化背景下的
治理理念，以实现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强化国家安
全与保障人民幸福安宁的目标。

宪法体系的建立，涉及政府组织的建立，国务院的设立，人民法
院的开办，宪法执行和监察机构的建立等，为宪法所确定的具体治理
机制建立严格的程序机制。

另外，依宪法建立的政治制度还涉及国家内部政治体制，例如党
代表大会制度、中央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宪法法院制度等，这些制度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主体性以及政府职能责任的体现。

此外，国家规范性制度也是国家国家事务治理的重要逻辑。

在规
范性制度上，国家实行科学法制，将法律作为规定和管理行为的根本
源泉，建立和完善体现国家法律规范性的监督体制，比如国家安全部、国家社会保障部等。

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套结构严密、体系完备的国家治
理逻辑。

它将法治、规范性、政治制度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
的治理模式，为国家未来的繁荣做好政治治理准备。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是以中央的领导为核心，不断完善全国以及共享的两
个级次的统一的制度体系，在上下级互动协调的形式中，实现统一的政治控制和有效的人民自治，从而推动国家治理和民主发展。

高等教育作为我国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上改革共建共享的重要载体之一，被赋予了促进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使命。

一方面，中国国家机构秉持高度负责的精神，高校加大教育资金投入看重人才
培养和学科建设，强调师资培养理念，完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机制，实现开放式创新教育；另一方面，国家采取控制措施，深化改革，实施发展战略，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形成功能多元、结构合理的高等教育体系。

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实践中，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得到了有效实施。

改
革开放之初，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战略使命就被发起；科技创新推动了高等教育发展，不断完善高等教育服务体系，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国家相关政策、法律体系更新改革，不断提高高校运营质量。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以中央的领导为中心，开展上下级的协调合作，实施
有序的治理制度。

在发展过程中，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为推进高等教育创新与发展、协调经济社会发展蓄势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将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重要力量，激发各高校的创新活力，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和人民利益共同发展。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基础上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

党对国家治理的领导体现在政治领域、决策实施中的协调统一和权力受控上。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之上的。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全面发展。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人民的支持和满意度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指引，也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四、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是建立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基础上的。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发展现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制度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路径。

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

五、坚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是建立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要深化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使人民群众能够在全面民主、广泛参与、全面依法的制度环境中行使民主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参与公共事务，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六、坚持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是建立在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相结合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要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既要注重科学决策的客观性和专业性，又要注重民主决策的广泛参与和监督，确保国家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七、坚持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是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以适应国家治理的新挑战和新需求。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是一个涉及组织学研究的广泛领域，其中包括政府组织结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管理的机制等方面。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首先，中国政府组织结构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和分权结合。

在中国的政府组织中，中央政府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决策中心，同时又授权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行政权力。

这种集中和分权的结合，使得中国政府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级政府的工作，避免了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并确保了国家治理的一致性。

其次，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合作与调控的双向互动。

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政府的调控，为市场提供了发展的环境和机会。

与此同时，政府也从市场中获得了动力和资源，同时通过政府企业的存在，对市场进行合理的调控和监管。

第三，中国国家治理的机制是基于社会共识和社会合作的。

中国政府通过与社会各方面的对话和协商，建立起一种基于共识和合作的决策机制。

这种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地听取民意、反映民意，并通过合作解决社会问题。

最后，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还体现在公共管理机制上。

中国政府通过对公共事务的规范管理，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管理机制。

这些机制包括了制定和实施政府政策的程序、权责清晰的决策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

这些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并保证公共事务的高效运行。

总之，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是一个涉及组织学研究的广泛领域，其中包括政府组织结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管理的机制等方面。

这些方面相互作用，并通过合理的协调和管理，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特点和制度逻辑。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周雪光【内容提要】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制度逻辑。

【关键词】权威体制国家治理制度逻辑国家—地方关系一、现象与思路在当代中国60年的政治历程中，一些重大现象稳定存在或重复再现：宏观上，中央—地方关系在集权与放权的抉择中轮番交替，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整顿在不同领域中重复出现，林林总总的政治教育运动收效甚微但仍然绵延不断，法律制度、科层制度的发展举步维艰。

从微观上来看，诸多基层问题——例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力，变通与共谋等——急药慢攻，反复治理，但仍痼疾难除、去而复来。

这些问题各有其独特的场景，它们发生的形式、实际内容各异，节奏每每不一，若分门别类或许可以逐一论道其原因。

但是，这些现象的重复再现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它们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稳定共享的制度逻辑？进而言之，是不是有一个理论视角，一个大的思路，可以把这些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不同形式的现象和问题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以期越树木而见森林，溯溪流而求渊源？这正是本文的基本立论：上述种种现象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均来源于中国政体内部的一个深刻矛盾，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

在权威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点。

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权威体制的两个维系机制——科层制度和一统观念制度——受到了多重挑战：科层制度承担越来越多的治理功能，不堪重负；一统观念制度受到多元社会的碰撞挑战，难以为继。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pdf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是一篇富有深刻洞见和独到分析的政治学著作，它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

以下是对这本书的一些列举和分析：
1、制度的稳定性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稳定性。

这得益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备和人民群众广泛支持。

中国制度是多元化的，这使得它能够适应各种形势，即使在外部环境变幻万千的情况下，也能够保持稳定。

2、制度的民主性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强调中国的制度是民主的。

虽然在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中，人们一般认为绝对民主制度是最好的，但中国制度却展现出了原则上的民主性，比如代表制度和共识式决策等。

3、从宏观到微观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论证了宏观治理与局部治理之间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强调宏观和微观治理的结合，它使国家治理体系具备了更高的效率和更全面的覆盖面。

4、开放型制度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型的。

中国的制度当然不是孤立的，它既受到国内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外部
环境的影响。

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吸收和融合其他
国家制度的经验。

总结：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作为一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析著作，提供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分析和全面研究。

它向我们
阐明了中国制度的多样性和民主性，揭示了中国制度的优势和稳健性，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周雪光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Zhou Xuegu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Sociology Division ，E-Institut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

*本文在写作、修订过程中得到蔡禾、冯仕政、刘世定、史普原、田毅、应星、赵树凯、周飞舟、“城市化过程中的基层政府”讨论小组学友以及匿名审稿人的批评指正，特此感谢。

依学术惯例，文责自负。

［内容提要］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

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

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

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关键词］国家治理帝国逻辑非正式制度黄宗羲定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国家建设经过了从全能国家、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放权搞活等多种形态的沧桑之变，其变化之大、速度之快，常常使得身居其中的人们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把握。

然而，其间的反复曲折，从收权与放权间的上下浮动到经济领先与政治教化间的左右摇摆，去而复来，似曾相识。

从中国大历史的脉络中来俯瞰人民共和国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21世纪的当代中国正在其深长的历史轮辙中识别着路径方向。

这一观察也启示着我们，细心解读中华帝国的历史遗产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国家转型过程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周雪光【内容提要】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主要建立在官僚制的常规机制之上，但官僚制度有着内在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在中国官僚制度特定形式下加剧放大，常常导致组织失败和危机。

因此，国家治理过程中演变出运动型治理机制以应对之。

本文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从与韦伯式科层制的比较和当代组织理论角度，分析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运动型治理机制，指出常规机制与运动机制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只有在常规机制及其随之而来的组织失败背景下才能认识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定位和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受到了极大挑战，呼唤着新的组织治理模式。

【关键词】国家治理运动式治理制度逻辑官僚体制一、“叫魂”事件、“大跃进”、“文革”：重新审视运动型治理机制乾隆盛世的1768年，突如其来的一场“叫魂”事件，惊动了天子朝野，搅乱了大半个中国。

缘由来自民间传出有人施法叫魂妖术的流言，随之由江南迅速波及长江上游、山东、直隶等地，引起民众歇斯底里般恐慌，四处涌动的流言蜚语被弘历皇帝解读为“叛乱”与“谋反”的幌子，亲自督导了全国范围各级官府卷入的大清查，上演了一部谣言弥漫、诬陷栽赃、严刑逼供、人人自危等场景交织其间的大恐慌闹剧。

一时间多少冤假错案堆积，多少乌纱帽落地。

然而，从1768年3月石匠“叫魂”事件浮出水面到11月的不了了之，历时大半年，来之突然，去之亦快。

正如史学家孔飞力（1999：244）在其专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所言，“叫魂”事件中的“这些故事相互重叠，几个文本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这些事件、故事背后隐藏着国家运行的密码。

叫魂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

乾隆时期应对自然灾害的“荒政”，也呈现了类似的皇帝直接干预推动，叫停官僚常规机制，以运动方式进行紧急动员的情形和时期（魏丕信，2003［1980］）。

对于本文主题来说，“叫魂”事件的特殊意义在于弘历皇帝所采纳的“政治动员”解决方式，即启动运动型治理逻辑来叫停和整顿常规型治理模式。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和逻辑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建立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
基础之上，理念为人民主体、全面依法治国、宪法至上、权力有限、
公开透明、民主协商、容错纠错、稳中求进。

这种制度的逻辑是，坚
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围绕人民根本利益，依法治理，实现治国
理政的一系列目标。

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人民是主体，政府是服务者。

政府在履行
其职能时，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追求，并通过完善的制度和规则
来保障人民的权益。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针，法律
是权利的庇护者，是对权力的约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
关等法律机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权力的行使必须有限制，中国实行
权力分立制度，确保权力不被滥用。

公开透明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政府在推进各项工作时必须公开透明，增强公众监督和参与度。

民主协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特点之一，通过广泛协商，在政
策制定、实施、评估等各个环节中广泛听取各方面的声音和看法，确
保政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容错纠错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针之一，对
于决策失误或操作不当的情况，对责任人进行追责或纠正。

稳中求进
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表现之一，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
与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各个方面的长远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和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行
全面依法治国、宪法至上、权力有限、公开透明、民主协商、容错纠错、稳中求进等基本原则，为实现国家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导读：本文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社会学系讲座教授。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是他积十年中国乡村的田野观察，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方式真实地体验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和基层社会，潜心研究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洋洋洒洒三百多万字不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他亲历的"故事",更从这些微观的小事件中梳理出回应国家治理这一宏大问题的理论脉络，作为一个海外学者的学术精神令人感佩。

尤其是他从两个村庄的修路故事，一个政府部门的检查验收过程这些或大或小的现象背后，努力寻找把握国家治理的逻辑线索，使我这个曾经有过基层治理工作经历的"过来人"颇受启发，获益良多。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社会》在本书的第三单元《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社会》一章中关于通往集体债务之路：两个村庄的故事一节，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似曾相识的基层工作话剧。

作者写到："国家治理逻辑贯穿于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执行过程之中，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遭遇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各自的组织逻辑。

正是在这些不同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中，在基层官员的应对策略中，在民众百姓的具体反应中，国家治理逻辑获得具体、实在的呈现，并在国家、基层政府、民众的日常互动过程中被重新塑造。

"在此，先让我们从作者讲述的发生在本世纪初，桑干河畔中国北方一处叫做上坡村和下坡村，被挑选出来的两个村镇参加的"村村通"项目，切入话题。

上坡村和下坡村彼此相邻，都种植同样的农作物——玉米、葡萄和其他水果树木。

两个村的田地紧挨着，在一些地方还犬牙交错，这两个村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

在其他的诸多方面，这两个村可谓大相径庭。

多年来，上坡村在对待上级布置的任务像是一个带头人，多次率先进行创新改革，而下坡村都是扮演着追随效仿的角色，而且力度有限、规模较小。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摘要著名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周雪光接受政见访谈，深入剖析中国的官僚体制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治学心得。

韦茜/ 政见特约观察员精彩观点集锦◆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王与马，共天下” 即皇权与贵族共享权力的时期。

借用这个说法做个比喻，我们也可以说，中国长期历史上的实际状况是最高执政者与官僚体制“共天下”。

◆不应该把官僚体制的问题简单地视为官员们素质浅陋、道德缺陷等等。

官员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制度的品质，而不是官员本人的品质。

◆如果大的治理逻辑不变，运动式治理是不会消亡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平稳持续的治理模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不同治理状态间的平稳过渡。

◆国家治理现在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不是政府如何统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应该如何适应社会。

从历史的大趋势来看，国家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如何去规制社会，而应从提升自我的角度去适应这个不断发展的、多元的社会。

如果国家建设不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就会导致矛盾冲突愈演愈烈。

◆我不赞成将不同理论贴上所谓“西方理论” 或“本土理论” 的标签。

在我看来，只有好的理论与不好的理论之分、适用的理论与不适用的理论之分。

◆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所以做学术的人去提政策建议常常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他会特别强调自己的特定研究角度，但政策研究要解决是的一个具体问题，大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需要统筹考虑。

著名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周雪光的求学生涯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他早年下乡，当过生产队长，恢复高考后进入复旦大学学习，随后到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

在斯坦福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多所名校执教，直到再次回到斯坦福。

多年来，周雪光教授在组织社会学领域潜心耕耘，对中国的官僚体制和国家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政见团队曾多次介绍他的研究成果：中国官僚组织中“拼凑应对”（muddle through）的现象（贡献。

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
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是指建立和完善与现代化国家治理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保证国家治理能够科学、高效、规范地进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首先，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是坚持党的领导。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其次，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国家治理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权益，使人民能够真正参与国家治理的决策和实施过程。

第三，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是依法治国。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保证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公正性和规范性。

第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是坚持政府公信力。

政府是国家治理的主要行为主体，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和责任担当。

第五，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是强化监督体系。

健全监督机制和制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必须建立健全党内和国家机关的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遏制腐败行为，保证国家治理的廉洁性和效能性。

最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是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贡献。

周雪光中国治理逻辑读后感摘要：一、引言1.简要介绍周雪光及其著作《中国治理逻辑》2.阐述读后感的重要性二、中国治理逻辑的核心内容1.权威主义体制2.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3.社会治理的转型与挑战三、读后感1.对周雪光理论观点的理解2.对中国特色治理逻辑的认同3.对当前社会治理改革的启示四、不足与反思1.治理逻辑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2.未来治理逻辑的发展方向五、结论1.总结读后感的核心观点2.强调治理逻辑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正文：作为一名热衷于探讨中国治理问题的学者，周雪光在《中国治理逻辑》一书中，深入剖析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模式。

作为一名职业写手，我在此根据提供的文本，分享我的读后感。

周雪光在书中指出，中国治理逻辑的核心在于权威主义体制。

这一体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我国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如反腐斗争、脱贫攻坚等，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

在阅读过程中，我深感周雪光对我国治理逻辑的洞察力。

他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阐述了中国治理逻辑在权威主义体制下的运作机制，以及在这一体制下所取得的成就。

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治理逻辑在应对各种挑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书中也揭示了我国治理逻辑面临的困境。

在转型时期，社会治理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周雪光提出的治理逻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变革的有力框架。

如何在这一框架下推进社会治理改革，进一步优化权力配置，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将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总体而言，《中国治理逻辑》一书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我更加坚定了对我国治理逻辑的认同。

在未来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应继续坚持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逻辑，推动社会治理不断迈向现代化。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周雪光的治理逻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治理变革的有力工具。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深入研究中国治理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内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有助于提升国际社会各界对中国治理模式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