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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两英文译本比较与研究本文是根据我国古典名著之一《红楼梦》第三回中的内容对两种英译本（霍克斯译本和杨宪益夫妇译本）从称谓语和小说中人物性格等对两译本进行分析比较。
最后，从翻译效果及两译本各自不同翻译策略进行总结。
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为清朝小说名家曹雪芹，其名霑，字梦阮，号雪芹。
在清代末期，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萌芽，社会形态不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
曹雪芹就出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且幼年生活在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极尽繁华。
好景不长，家道衰败，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在他以后的人生里许多的体会都出自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
《红楼梦》通过对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由兴盛到衰亡的描写，塑造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故事和经典人物，通过这部作品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及其腐败，歌颂了当时社会的一群具有“异类”思想的青年男女。
如此经典的名著，势必会源远流长，广泛传阅。
其英语读本中，最著名的译本有两版，一个是霍克斯译本，是由英国出版的，另一个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本，是1978年出版的。
两种译本各有特色。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红楼梦》中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部分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称谓语使用频率非常高，而且不是一成不变，是千变万化的。
《红楼梦》的称谓语极具特色，融合了礼貌性，动态性和意图性三种特点。
小说中的称谓语不仅体现出人物关系的复杂性，更能精彩的表现出社会各个阶层的差异性。
因此可以看出，话语语用理论的作用。
在文学作品中，称谓的使用礼貌与否由话语的语用距离远近决定。
而语用距离是可变的，指交际双方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所感知和推定的彼此间的关系亲密度。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例子：例1：竟忘了老祖宗，该打，该打。
（王熙凤道）霍译：Iforgotyou，dearGranny.杨译：IquiteforgotourOldAncestress.杨氏夫妇把王熙凤口中的“老祖宗”翻译成——OldAncestress，充分体现了贾母在贾府中至高无上，极受尊崇的大家长身份及地位。
从《红楼梦》双关语翻译看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风格《红楼梦》中的人名地名双关语比比皆是，它们暗喻小说的主题，也表达出了作者对相关人物与场景的态度。
例如大荒山，荒表意荒凉，亦有荒唐之喻；贾雨村（假语存）；贾化（假话）；贾赦（假色）；贾政（假正）；秦鲸卿（情尽倾）等。
本文仅选取《红楼梦》目前较为通行的两个译本来做比较，亦即我们所熟知的杨氏夫妇的译本（杨译）与霍克斯和其学生闵福特的译本（霍译）。
双方都具有较高的英汉语造诣，译本也非常忠实源文。
但是在很多方面其译本也存在诸多差异，体现了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
一、翻译选材与目的由于杨霍两人所处时代不同，两人在选材时出发点也不同。
杨宪益曾就职外文局，其翻译工作受政府的委任，所以在翻译作品选择上，他没多大自由，更谈不上个人喜好，都是为了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向世界宣扬中国与其文化。
霍克斯则不同，他选择《红楼梦》完全是出于个人喜好，他甚至辞去哈佛大学的职位，花费十年的时间来翻译并推介《红楼梦》。
相对来说，他在翻译选材方面比杨氏夫妇自由多了。
以王仁（忘仁）为例。
杨译霍译Wang Ren （forgetting humanity）Wang Ren王仁暗喻忘仁，它的翻译体现了两人不同的翻译目的，杨宪益旨在推介中国文化，忠实地译出了“仁”的概念humanity，西方的文化里不存在这一概念，因而霍克斯选择了音译。
二、翻译方法上的差异《红楼梦》中双关语出现频率较高，以下诸例可见杨译与霍译在双关语翻译方法上的区别。
杨译霍译青埂峰（情根）Blue Ridge PeakGreensickness Peak脚注Homophone for “roots of love”仁清巷（人情）Lane of Humanity and Purity Carnal Lane娇杏（侥幸）Jiao XingLucky霍启（祸起）Huo QiCalamity卜世仁（不是人）Bu ShirenBu Shi-ren十里街（势利）Ten-li StreetWordly Way群芳髓（碎）Marrow of Manifold Fragrance Belle Se Fanent千红一窟（哭）Thousand Red flowers in one cavern Maiden’s Tears万艳同杯（悲）Ten Thousand Beauties in One Cup Lachrymae Rerun从上述诸例可以看出，杨宪益在翻译双关语时比较喜欢用脚注，通过脚注来解释那些难以翻译尽意的双关语，这样也避免了译文的行文拖沓。
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比较《红楼梦》在传入西方不久就被译为英文，在我国对《红楼梦》的翻译也起步很早。
其中最有影响的英译本有两个，其中一个版本由杨宪益夫妇所译，即《红楼梦》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另一个版本由英国译者大卫霍克斯所译，即《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 。
正如《红楼梦》这部小说在古今中外掀起的热浪一样，关于杨霍二译本孰优孰劣的争论也从未停息过。
本文将从人口数量，国民观念，国家体制等方面进行分析，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分别从政府和人民的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1. 两个译本对人物称谓的不同处理方式。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身份各异，即使是国内的读者，在首次阅读这部巨著时也难免将其中的人物混淆，遑论外国人。
因此，小说中人物名字和称谓的翻译对有心的译者来说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称谓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地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于中国这个封建历史悠久、宗族观念浓厚的国家尤为如此。
而《红楼梦》涉及到的九百多个人物当中君臣、主仆、同僚、亲戚等关系错综复杂。
在中国封建大家族中，几代同堂，人员之间关系复杂，为彼此区分，亲属间称谓词语数量众多，语义明晰，且长幼有序，如“大姨”、“二叔”、“三侄”、“四弟”等；而西方人家庭成员居住较分散，流动性相对较大，特别是家庭内部，子女一旦成年就独立门户，各自谋生，人们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因此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家庭内部，血缘观念比较淡薄，亲属关系松散。
这一点可从下面列举的两个例证中看出来。
①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霍译：“ This is your Uncle Zheng ' s wife , AuntWang ⋯⋯”杨译：“ This is your second uncle ' s wife ⋯⋯”杨宪益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他认为，我国人民应该知道外国的文化遗产，而外国也应该了解中国有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将“二舅母”翻译为“序数词+ 亲属词”的格式。
运用阐释学解读《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差别摘要:在众多红楼英译本中,霍译本和杨译本一直倍受推崇。
两个译本特点鲜明,一个着重于归化,一个着重于异化,本文拟用斯坦纳的阐释观解读两个译本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
关键词:斯坦纳阐释观霍克斯杨宪益夫妇1 阐释学和阐释的运作阐释学(Hermeneutics)意为―解释‖、―阐明‖、―翻译‖和―宣告‖。
它作为哲学术语,来源于德国,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和流派。
19世界上半叶,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将其引入翻译研究领域。
经历过长时间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乔治斯坦纳吸收前人的学说,在其书《通天塔》里将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发扬光大,指出翻译的过程就是读者和译者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并以阐释学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描述文学翻译过程的模式——阐释的运作。
它共分为四个步骤,即起始阶段的信任(trust),入侵(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补偿(compensation)。
2 运用阐释学解读红楼两个译本的差别在众多的红楼译本中目前仅有两个全译本,分别是由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译成。
这两个译本在翻译界享有盛誉,而两个译本各自特点鲜明。
一般来说,大家普遍认为杨译本在语言上更贴近原著,霍译本则更趋自由,更能迎合英语读者的审美趣味。
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的差异与译者的翻译背景以及文化背景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以下笔者将试用斯坦纳的阐释观来解读这两个译本存在差别的原因。
2.1信任(Trust)首先是信任,即相信眼前的这篇作品可以翻译,值得翻译,这是译者在开始一切翻译活动之前的第一项活动。
当翻查杨宪益夫妇当年翻译红楼梦的背景资料,发现杨宪益夫妇对《红楼梦》翻译的事提之少之又少。
杨宪益并非出于个人喜好而开始进行《红楼梦》的翻译,这项翻译工作更像是一种政治任务,然而仅凭这一点就否认了杨宪益夫妇对这文本的―信任‖是不恰当的。
首先《红楼梦》被尊为中国小说的巅峰之作,读红楼的人之多,影响之大,确实是少见的。
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对比分析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的异同，探究两位译者话语类文本翻译风格的差异。
结果发现，杨宪益追求文本本意恢复，译文语法结构清晰，强调表达顺畅；而霍克斯更加强调艺术感染力，注重表达古典美、婉转柔美的抒情色彩。
本文旨在深入挖掘两位译者语言表达风格的内涵，力求解析其翻译实践，最终为读者提供一份对比两位译者《红楼梦》译本的对比分析报告。
关键词杨宪益克斯《红楼梦》译本比分析《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对比分析》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经典名著，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热衷于阅读这部古典小说，也成为外国读者探索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入口。
红楼梦历经几位翻译家的不断改良，最终完成了中英文双语的版本，被誉为中国文学向外国迈出的第一步。
作为中外文学著作中的里程碑，《红楼梦》的两本英文译本分别由著名译者杨宪益和霍克斯先生翻译，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出版。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的异同，来探究两位译者话语类文本翻译风格的差异，为读者提供一份关于两位译者《红楼梦》翻译的对比分析报告。
一、杨宪益的翻译风格作为杨宪益出版的第一本英文翻译，《红楼梦》译本表现出他独有的翻译风格。
杨宪益的译本注重创造性的运用原文的语言，译文的语法结构清晰、文本本意恢复，强调表达顺畅，手法多样，表达丰富准确。
杨宪益极力尊重原文，注重翻译文字本身的艺术性，他“宁可匠心把原文活起来，也不愿意为了美观而失去本意”[1]。
例如，杨宪益将原文中“八大婆”翻译为“the Eight-fingered Maid”[2]。
杨宪益以婉转柔美的语词和精心构思的句式，翻译出红楼梦中的深刻内涵，有效地把中国古典文化特色传达给英文读者，赢得了一致赞誉。
二、霍克斯的翻译风格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是他在杨宪益翻译之后发表的另一本英语版本。
他的译本更加注重表达古典美、婉转柔美的抒情色彩，更多注重艺术感染力。
读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不完的莎士比亚，译不完的《红楼梦》。
据胡文彬先生《红楼梦在国外》一书附录《(红楼梦)外文译本一览表》介绍，《红楼梦》摘译本有7种文字，17种版本；节译本12种文字，26种版本；全译本9种文字，19种版本。
总共17种文字，62种版本。
这还只是1991年前的统计，近十几年来新增加的《红楼梦》译本尚未包括在内，但仅此即可看出《红楼梦》不朽的魅力所在。
由于《红楼梦》向来有中华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的美誉，翻译工作者们乐此不疲地重译这部不朽之作，对于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至于英译本，据统计，共有三个零星章节译本，三个节译本，一个前56回译本和两个全译本。
这两个全译本，大家都比较熟悉。
一个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的分译合成本(ne Story of the Stone)(霍克斯译前八十回，闵福德译剩余部分，以下简称霍译本)；另一个是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合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以下简称杨译本)。
前56回本由英国驻澳门副领事H．Bencraft Joly译成，书名为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以下简称Joly译本)。
因手头有这三个译本，时常品读比较，倒也发现一些趣味。
其中关于“乌龟”和“忘八”的翻译涉及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其翻译颇见功力。
三个译本各有章法，足可借鉴。
不敢独享，愿列出一二，与大家一起赏析。
一、《红楼梦》三个英译本中一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比较分析。
在《红楼梦》第28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薛蟠道：“我可要说了：女儿悲——”说了半日，不见说底下的。
冯紫英笑道：“悲什么?快说来。
”薛蟠登时急的眼睛铃铛一般，瞪了半日，才说道：“女儿悲——”又咳嗽了两声，说道：“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
”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
《红楼梦》杨宪益与霍克斯两译本的方剂名对比摘要：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是由德国功能主义学派所提出。
在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指导下, 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大卫·霍克斯及其翁婿闵福德所译的《红楼梦》两译本为例, 对《红楼梦》英译本中的中医药方剂名英译原则进行比较与探讨。
《红楼梦》中的方剂名蕴含丰富的中医药文化, 因此《红楼梦》中的方剂名翻译需要兼顾文学性、艺术性和科学性, 应该遵循准确性原则、简洁性原则、继承性原则和回译性原则。
关键词：目的论; 中医药; 方剂名; 《红楼梦》; 英译原则;一、引言有学者统计, “《红楼梦》中涉及的医药卫生知识计290多处, 5万余字。
使用的医学术语161条, 描写的病例114种, 中医医案13个, 方剂45个, 中药125种, 西药3种”, 《红楼梦》中有大量中医药文化信息可供挖掘。
本文结合德国功能主义目的论, 拟在国内中医翻译学者有关方剂名英译研究的基础上, 探析《红楼梦》中方剂名英译原则, 为涉医文学中方剂名英译提供借鉴。
笔者在CNKI中输入关键词“红楼梦英译”“红楼梦方剂”“红楼梦目的论”“目的论红方剂”等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 近十年间有关“红楼梦英译”的文献多达9492篇, 与“红楼梦目的论”有关的文献有2654篇, 有关“红楼方剂”的文献有431篇, 与“目的论红方剂”相关的文献为0篇。
因此, 对《红楼梦》中的医药文化以及方剂名英译研究十分必要。
二、《红楼梦》两译本方剂名对比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是由德国教授弗米尔“于1978年在《普通翻译理论的框架》一文中, 率先提出重社会文化及交际功能的翻译目的理论”。
目的论认为, “忠实”“对等”等翻译理论在目标文本产生中, 不再起决定性作用;相反目标文本的产生是由其目的所决定。
这一目的则根据翻译发起者(即客户或委托人) 来决定的。
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为翻译目的论的基本原则。
“翻译目的论将翻译活动的目的性放在首要的位置, 认为翻译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
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对比分析
这是一篇比较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的文章。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它弥足珍贵，其叙事工整，情节曲折，描写细腻，文字优美。
在探究《红楼梦》奥妙情节的过程中，由于文本的弥漫性，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译本出现，其中杨宪益和霍克斯译本都是解读《红楼梦》的重要参照。
首先，在比较两个译本的话语类文本时，必须从译文的语言质量上来比较。
从翻译的质量来看，杨宪益的译本更加文雅，把原文的语言特点更好地表达出来，从而使得原文的美感得以传达。
其实，杨宪益的翻译是带有一定遣词造句的，从读者的角度看，它为《红楼梦》的读者提供了更好的观赏体验。
相比之下，霍克斯的译本节奏更加慢缓，口语化更为明显，更加简洁易懂，但需要更多的力气才能把原文的美感表达出来。
另外，在比较两个译本的话语类文本时，还必须从文本的表述角度来比较。
从表述角度来看，杨宪益的译本更加隐喻式，而且富于意象和寓言，使得读者能够触摸《红楼梦》的深度层次。
霍克斯的译本更精练，直接点题，文字简洁流畅，读起来特别顺畅，很容易理解。
但是总的来说，霍克斯的译本没有杨宪益的译本的内涵，意象的深度。
最后，总结一下，杨宪益和霍克斯译本对于《红楼梦》的影响和价值都非常重要。
杨宪益的译本更具有文雅和美感，而霍克斯的译本更加精练，节奏明快，容易理解。
这两个译本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红楼梦》的奥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认识和领悟中国古典文
学的魅力。
二、霍译《红楼梦》与杨译《红楼梦》之比较霍氏译本与杨氏译本在历经了30多年的大量传阅之后，都被认为是传世之作。
（1）两个版本中的人物姓名的不同翻译杨氏版《红楼梦》中的人名翻译采用的是威式拼法，大多数名字都是译音。
如：贾政（Chia Cheng），宝玉（Pao-yu），黛玉（Tai-yu）等。
威氏拼写法沿用的是英语拼写的规律，由于英语发音与拼写之间并无规律可循，因此常出现一种拼法多种读法的现象，如作品第十回中出现的金荣与秦钟二人被分别译为Chin Jung 和Chin Chung，两个不同姓氏的人居然变成了同一姓氏，不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霍氏版《红楼梦》中的人名翻译采用译音法与译意法相结合的策略，且译音法使用的标准是《汉语拼音方案》。
对于作品中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霍克斯大多采用的是译音法进行翻译。
如：贾政（Jia Zheng），宝玉（Bao-yu），黛玉（Dai-yu）等。
借助汉语拼音可以使原著中人物名称做到一人一音，避免混淆。
霍克斯深谙中国文化，他对作品中的一些下层群体的人物名称还采用了译意法。
这些汉语名有的反映出其主人的显赫地位，如：琥珀（Amber），珍珠（Pearl）等；有的则体现出主人的高雅情趣，如：袭人（Aroma），晴雯（Skybright）等。
不同的译名法在作品中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杨氏译本采用的译音法更为广大英语国家的读者熟悉，符合西方人取名发音的习惯，但在艺术气质的表现力上却有所欠缺，无法完全传达出曹雪芹原作中要表达的一些信息。
霍氏译本把译音法与译意法相结合，虽然不为大多数西方读者所熟悉，但是具有一定的新意并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性。
（2）典故与双关的不同翻译在文学作品中，典故和双关是两种常用的修辞手法，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更是被众多作家所采用，它们能够生动地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底蕴。
而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典故与双关又是一个难点，既要让读者能够理解其含义，又不失作品原有的文化内涵。
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对比分析经过近百年的改革，《红楼梦》这部传世经典中文小说，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近百年来，它已经受到了许多知名译者的诠释和传播。
这些译者中，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译本更加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两位译者的译本不仅在风格上有显著的差异，而且在语言表达和内容上也有着根本的区别。
本文将对这两位译者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以研究译者如何根据文本的不同特性，创造出独特的语言表达和内容。
首先，从语言特性上来看，两位译者的语言表达有着明显的区别。
霍克斯的译本更加注重表达真实意义，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文本的真实内涵。
例如，霍克斯的《红楼梦》中将“职守”翻译为“做事秉公”，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的含义。
而杨宪益的译本则更加注重文本的气韵，他译出的语言更加接近原文，重点表现原文的正式、文雅特质，而不是强调主观理解。
例如，杨宪益将“职守”译为“任其位守其数”，让读者更加准确感受到原文的正式性和文雅气息。
此外，从文本内容上来看，两位译者对文本的诠释也有很大差异。
霍克斯的译本更加注重表现文本的客观真实性，他倾向于直接翻译原文的内容，保留原文的文言特质。
他的译本更加贴合原文，着重表达原文的实质，让读者能够更深刻理解文本的内涵。
然而，杨宪益的译文则更加强调主观性，他倾向于对文本进行意译，尤其是对文本中的比喻性语言进行更深层次的解释，从而增加读者对文本的理解。
因此，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两位译者的译本在语言特性和文本内容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是因为他们对文本的不同理解和特殊的文化背景造成的。
霍克斯的译本更加注重表达真实意义，重视客观性和准确性；而杨宪益的译本则更加突出文本的正式性和氛围感，更注重表达文本的主观性和诗意性。
至此，本文以《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对比分析》为标题，对两位译者的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
在语言特性和文本内容方面说明了两位译者的不同翻译策略，从而研究出译者如何根据文本的不同特性，创造出独特的语言表达和内容。
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比较《红楼梦》在传入西方不久就被译为英文，在我国对《红楼梦》的翻译也起步很早。
其中最有影响的英译本有两个，其中一个版本由杨宪益夫妇所译，即《红楼梦》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另一个版本由英国译者大卫霍克斯所译，即《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 。
正如《红楼梦》这部小说在古今中外掀起的热浪一样，关于杨霍二译本孰优孰劣的争论也从未停息过。
本文将从人口数量，国民观念，国家体制等方面进行分析，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分别从政府和人民的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1. 两个译本对人物称谓的不同处理方式。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身份各异，即使是国内的读者，在首次阅读这部巨著时也难免将其中的人物混淆，遑论外国人。
因此，小说中人物名字和称谓的翻译对有心的译者来说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称谓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地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于中国这个封建历史悠久、宗族观念浓厚的国家尤为如此。
而《红楼梦》涉及到的九百多个人物当中君臣、主仆、同僚、亲戚等关系错综复杂。
在中国封建大家族中，几代同堂，人员之间关系复杂，为彼此区分，亲属间称谓词语数量众多，语义明晰，且长幼有序，如“大姨”、“二叔”、“三侄”、“四弟”等；而西方人家庭成员居住较分散，流动性相对较大，特别是家庭内部，子女一旦成年就独立门户，各自谋生，人们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因此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家庭内部，血缘观念比较淡薄，亲属关系松散。
这一点可从下面列举的两个例证中看出来。
①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霍译：“ This is your Uncle Zheng ' s wife , AuntWang ⋯⋯”杨译：“ This is your second uncle ' s wife ⋯⋯”杨宪益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他认为，我国人民应该知道外国的文化遗产，而外国也应该了解中国有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将“二舅母”翻译为“序数词+ 亲属词”的格式。
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话语类文本对比分析我国古典文学中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便是曹雪芹先生所创作的《红楼梦》。
面对这部巨著，从20世纪以来，不仅被无数学者详细研究，而且也被无数译者译介到了西方世界。
而两位文学界大家杨宪益与霍克斯也翻译了本《红楼梦》，但是他们的译本在文学译本领域，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红楼梦》虽少了它的篇幅，但也依然是一部庞大的古典文学，它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文学内涵与深刻的文学意义。
其中的话语类型文本也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了不同人物的台词与对话，语言风格也各有不同。
即便如此，都无法掩盖他们对这部文学作品的看法上有共通之处，因此从译本中也可看出译者的差异。
杨宪益与霍克斯在译本中普遍采用平淡、流畅、简练的语言，表达更符合他们的审美观，以便能更贴近原著中的意境。
杨宪益的文字采用了更多的古典语句，也更加强调原著风格的表现；而霍克斯则采用了更加的自然的言词，使得文字更加朴实，也更容易被读者接受。
以贾宝玉与宝玉母亲、黛玉婆婆的对话为例，杨宪益的译本中，宝玉与母亲之间的话语采用了温婉慈祥的言词，更加彰显了他们的亲情，如那句“老夫人道：‘你这孩子，整日心里惦记什么？’”，而他对婆婆使用了更为敬重的语句，如“婆婆道：‘便你家孩儿好也，不至太着急了’”，这足以表明他们彼此的关系，也反映出杨宪益的审美观念。
霍克斯的译本中，宝玉与母亲之间的交谈更像是一般的父女之间的淡淡的对话，而他与婆婆之间的话语更容易被外界所接受，如那句“What’s been on your mind all day?’ the old lady asked.”“Don’t get too worked up,’ the old nurse said.”，从这些简单的句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霍克斯更喜欢使用更容易理解的句式，来贴近原著的意境与深刻的文学意义。
通过对比分析，也可以看出二者在翻译中，也有着不同的审美观念与风格。
二、霍译《红楼梦》与杨译《红楼梦》之比较
霍氏译本与杨氏译本在历经了30多年的大量传阅之后，都被认为是传世之作。
（1）两个版本中的人物姓名的不同翻译
杨氏版《红楼梦》中的人名翻译采用的是威式拼法，大多数名字都是译音。
如：贾政（Chia Cheng），宝玉（Pao-yu），黛玉（Tai-yu）等。
威氏拼写法沿用的是英语拼写的规律，由于英语发音与拼写之间并无规律可循，因此常出现一种拼法多种读法的现象，如作品第十回中出现的金荣与秦钟二人被分别译为Chin Jung 和Chin Chung，两个不同姓氏的人居然变成了同一姓氏，不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霍氏版《红楼梦》中的人名翻译采用译音法与译意法相结合的策略，且译音法使用的标准是《汉语拼音方案》。
对于作品中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霍克斯大多采用的是译音法进行翻译。
如：贾政（Jia Zheng），宝玉（Bao-yu），黛玉（Dai-yu）等。
借助汉语拼音可以使原著中人物名称做到一人一音，避免混淆。
霍克斯深谙中国文化，他对作品中的一些下层群体的人物名称还采用了译意法。
这些汉语名有的反映出其主人的显赫地位，如：琥珀（Amber），珍珠（Pearl）等；有的则体现出主人的高雅情趣，如：袭人（Aroma），晴雯（Skybright）等。
不同的译名法在作品中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杨氏译本采用的译音法更为广大英语国家的读者熟悉，符合西方人取名发音的习惯，但在艺术气质的表现力上却有所欠缺，无法完全传达出曹雪芹原作中要表达的一些信息。
霍氏译本把译音法与译意法相结合，虽然不为大多数西方读者所熟悉，但是具有一定的新意并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性。
（2）典故与双关的不同翻译
在文学作品中，典故和双关是两种常用的修辞手法，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更是被众多作家所采用，它们能够生动地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底蕴。
而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典故与双关又是一个难点，既要让读者能够理解其含义，又不失作品原有的文化内涵。
杨译本和霍译本就采取了不同方法来处理典故与双关的翻译。
典故实例作品中有贾母到清虚观看戏一回：
（贾母）又问第三本（戏），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
”
贾母听了便不言语。
杨译本：“ And what’s the third?”
“The Dream o f the Southern Tributary State.”
At this she made no comment. (V ol.1，431)
Based on a Tang story in which a scholar had a dream of great wealth and splendor: then he woke up and found it was an empty dream.
霍译本‘：What’s the third one going to be ? ’
‘The South Branch，’said Cousin Zhen.
Grandmother Jia was silent. She knew that The South Branch likes the world to an art-heap and tells a tale of power and glory which turns out in the end to have been a dream.
(V ol.2，81)
贾母为何在听了贾珍话后便不言语了呢？杨译本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译出《南
柯梦》这出戏名，并用脚注的方式简要介绍了该戏的内容。
而霍译本采用了增译的方法介绍这出戏的悲剧内涵，即在原文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介绍该戏的内容，并把其作为译本正文内容的一部分。
双关实例双关语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经常起到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熟练地应用这一写作技巧，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对话诙谐幽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但是由于英语和汉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在语音及句法结构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都会仔细琢磨研究译法。
在小说第四十七回中丫鬟鸳鸯与贾母有一段对话：
鸳鸯笑道：“鲍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赵二家的。
”
贾母也笑道：“可是，我那里记得什么抱着背着的”（第47 回，379）
杨：Amid general laughter Yuan-yang put in，“Pao Erh’s wife，not Chao Erh’s wife，Old Ancestress.”
“That’s right.”The old lady smiled.“How do you expect me to remember their names，whether they mean‘ carried in the arms or on the back ’* ? ”(V ol.2 98-99) * The surname pao (鲍) has the same pronunciation as pao (抱) meaning“to carry in the arms,” which is contrasted with pei(背)—“to carry on the back.”
霍克斯: ‘It was Bao Er’s wife，my old love，not Zhao Er’s,’said Faithful，laughing.
‘That’s what I said，didn’t I?’Grandmother Jia snapped.
‘Well，“Zhao” or “Bao” or brown cow–how can I be expected to remember such things? ’(V ol.2，435)
杨氏《红楼梦》采用的是直译加脚注的方法欲使读者理解双关语“鲍”与“抱”之间的谐音关系。
而霍氏译本并没有在译文中出现这两个谐音词，为了让英语读者更顺畅地阅读译作，霍克斯改用了英语中听起来颇为幽默的两个近音词。
杨氏的做法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文，采用直译或异化的方式来翻译《红楼梦》; 而霍克斯为了让英语读者能够更好地欣赏《红楼梦》这一经典巨作，多采用意译或归化的翻译手
法。
不同的翻译方法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喜好，也使得译者的目的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杨译本和霍译本的《红楼梦》是迄今为止最为权威和优秀的翻译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