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的题材配置略论

河西走廊魏晋墓室壁画砖宴乐图人物形象造型特征剖析胡少东（天水师范学院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0）摘要：宴乐图壁画砖以简练概括的方式表现人物形象特征，利用丰富的线条造型，作品主体施敷红、白、黑等色渲染画面气氛，利用夸张简洁的绘画方式塑造生动有趣的人物形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画论层出不穷，东晋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对人物画的追求到了形神兼备的新境界，人物画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

关键词：形象；造型；特征；人物宴乐图壁画砖以线条为主、色彩为辅进行造型，画面布局疏密有序，具体人物位置错落有致，形体动态夸张，画面追求宏大“气势”，营造欢快气氛。

画师极尽各种手段进行人物造型特征的表现，从早期简单的符号化、图式记录转为展现作品神韵、绘画意趣，是这块壁画砖的魅力所在。

一、概括和简练的表现手法绘画艺术性的本质要求作品具备绘画造型的基本语言，兼具通过观察得来的物体基本构造及其艺术性的展现，同时需要对物象形体、色彩等主要绘画元素进行概括和提炼，并运用诸如线条、色彩、黑白等造型手段加以表现。

（一）造型的概括性1.形象造型“形象”与“造型”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义词。

人们习惯用“造型”表示“无生命物体的形象”，多指人物精神内涵层面。

广义上讲，无论是人还是物，在绘画中均可视为一种“形象”，也可称为“造型”。

物体形象是呈现给人们最直观的视觉感受，从形象视角感知外形特征，上升到精神层面内涵的解读。

从形象造型的书写性、主体的意向性、物象的程式性出发，使得形象造型具有绘画作品独有的意趣性，造型的绘画性属形象造型的基本特点。

书写性是中国书法本质特性，承载着中国千年文化底蕴与东方学识特有的文人气质和秉性，体现的是文如其人，以书写来表达情感，体现内心的情绪。

“当一位书法家在创作其作品时，以自身的秉性与才情为底蕴，把书写时的心境与情绪通过自己所掌握的运笔技巧转化为一道道抑扬顿挫的线条，最终呈现出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

”书写性与作者情绪紧密相连，对审美对象进行艺术性物象审美，使绘画对象与画者之间产生心绪共鸣，笔随心走，下笔造型是画者的审美形象，形象自然留有画者心绪的痕迹。

2020·03图1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鞍马图河西走廊因位于黄河以西而得名，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河西走廊从东到西在以武威、张掖、酒泉和嘉峪关、敦煌为中心的四个区域内，发现汉代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墓58座，在历经百年的时间长河中，墓室壁画与壁画砖其形制和壁画内容再现了河西地区人们的风土人情、生活生产和礼仪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重视礼仪文化，尤其是对出行有着严格的规制，河西魏晋壁画墓以百姓生活为主题的壁画砖反映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真实状态，为探究魏晋河西地区出行文化提供依据。

早在商周晚期我国就出现了车马形象的岩画、甲骨文以及车马坑的车马遗骸[1]，商代时期的车马埋葬制度衰弱，春秋战国以来绘于器物之上的车马出行图开始在墓葬壁画中出现，表达墓主对死后生活的期望。

1973年咸阳3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了目前最早的宫殿建筑成组长卷壁画《车马出行图》[2]。

西汉以后壁画墓兴起，目前考古资料显示河南永城柿园汉墓[3]为最早的壁画墓，但是此墓壁画中没有出现出行题材，直到东汉时期出行题材才在壁画墓中广泛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行图像在壁画墓中开始逐渐减少，河西地区作为汉文化的承传地，很好地保留这一传统并呈现地域特征。

1944年敦煌翟宗盈墓发现后，夏鼐在《敦煌考古漫记》将此墓定为东汉晚期至晋初期。

20世纪70年代至今，考古发现范围不断扩大，魏晋南北朝时期壁画墓分布从最初的酒泉、嘉峪关、敦煌扩大到高台、民乐、永昌、武威、瓜州等地，遍及整个河西走廊。

出行侧重于与礼仪密切相关的表演活动，这些日常生活的微观变化和潮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思维方式，甚至是精神气质。

通过对壁画中出行仪仗的规模和墓主的冠服特点与文献对照分析，考古工作者认为，壁画墓的墓主身份均为当地的世家豪族。

图像是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挖掘图像从产生到流变乃至消失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思想是美术史图像研究的重要方式和目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格局长期处在分裂状态，各区域文化间具有相对较强的主导地位，墓葬图像更加强调时代性和地域性，从而使得艺术取向更加多元化并相互影响。

朱智武试论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对汉画像的新变——以斗鸡、驻马等非典型图像题材为中心作者简介：朱智武，男，1978年生，南京晓庄学院六朝研究所所长，教授，历史学博士，江苏省六朝史学会理事。

200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在读期间师从胡阿祥教授学习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领域是六朝历史与文化，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东晋南朝墓志研究》(台湾花木兰出版社，2014年)。

摘要：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在继承汉画像传统的同时，亦产生了相当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其沿用汉画像格套与承袭汉画像题材的过程中，采取了新的处理方法，比如增减、分割格套中的图像元件，更换图像主题，改变画像的整体“语境”等，从而营造出不同的视觉效果，甚至削弱或转换了部分图像的原有象征意义。

关键词：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汉画像；格套；题材河西地域在汉晋时代中国历史演进与文化变迁过程中具有非凡的意义①，向为治中国中古史地及汉唐考古学者所关注。

前人成果丰硕，其影响深远者，既有如陈寅恪通过对传世文献的研究来发明河西在汉唐之间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1]，又有如宿白通过对考古材料的分析而提出“凉州模式”对佛教考古的突破[2]。

近十余年来，有关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的研究，则在相当程度上证实、接续乃至拓深了陈寅恪等前辈学者的既有论断与研究[3][4][5]。

已有成果关于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的形制、随葬器物、墓葬壁画等方面的考察，充分揭示了魏晋河西地域在承续汉代丧葬文化传统、沿袭中原丧葬观念的同时，也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某些新变化。

揆诸河西魏晋墓葬壁画题材，“耕作图”“庖厨图”“狩猎图”“出行图”“乐舞图”“车乘图”等多为汉画像②中的常见题材，而“营垒图”“屯垦图”“穹庐图”“骆驼图”等却是河西墓葬壁画的新出题材。

对于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与汉画像的这些异同，已为部分学者关注[3][4][5]，然而既有研究均立足于典型壁画题材及其显著差异的分析，虽有助于从宏观上考见河西魏晋墓葬壁画对汉画像传统的显性继承与明显的地域差别③，却难以据之判断河西魏晋墓葬壁画是如何承续汉画像的传统，以及在显性继承中是否又存在隐性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考古魏晋十六国墓葬魏晋十六国时期，一般指曹魏黄初元年篡汉起至北魏攻灭北凉统一北方止（220～439）。

这期间，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部地区，各政权各民族间相互攻伐，战乱不息，社会经济调敝，反映在埋葬方面，一般表现为简埋薄葬，与秦汉墓比较，已大为逊色。

曹魏西晋的统治者，迫于经济困难，无力营建宏大陵寝，又为防止死后陵墓被盗掘，往往“依山为陵，不封不树”，不建寝殿，不设园邑，不设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迹，考古探觅较难。

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防止坟墓被盗掘，大多沿用本族流行的“潜埋”而不起坟的葬法，所以他们的坟墓也不易被发现。

但是，帝陵以外的一般魏晋十六国墓葬，并不受此限制。

1915 年，英国斯坦因盗掘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从已发表的资料看，至少有六座墓属于十六国时期的墓葬。

本世纪上半叶，日本人鸟居龙藏、驹井和爱等人先后多次在辽阳一带发掘汉魏晋壁画墓。

1944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墓地发掘十多座魏晋墓。

还有，自本世纪初以来，魏晋墓志不断在洛阳出土，其中有晋贾充妻郭槐墓志、武帝贵人左棻墓志、晋中书侍郎荀岳夫妇墓志。

这些墓志为研究这一地区的魏晋墓，特别是西晋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的魏晋十六国墓葬不断被发现，就北部地区来说，河南的洛阳、偃师、郑州、延津、焦作、安阳、南阳，陕西的西安，河北的石家庄，北京市，山东的苍山、诸城，辽宁的辽阳、北票、锦州、义县、旅顺、朝阳、本溪，甘肃的敦煌、酒泉、嘉峪关、张掖、永昌、武威、崇信，青海的大通，新疆的吐鲁番，都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墓葬。

在这个时期的大中型墓中，往往有纪年墓砖或其他带有纪年的器物随葬，还有记录墓主姓名身份的碑形墓志、印章和壁画题记，这些都为墓葬断代、器物编年以及墓主身份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这是先秦两汉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北部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各地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不尽一致。

河西走廊魏晋墓室壁画砖饰艺术研究作者：冯芳来源：《雕塑》2014年第06期内容摘要：魏晋时期的画像砖墓集中发现于甘肃河西走廊的中西部地区，其中，高台、酒泉、敦煌地区的壁画墓和画像砖墓不仅最为集中，而且数量最多，时间延续最长，在我国古代壁画和画像砖艺术中独树一帜。

高台骆驼城魏晋墓葬出土的以神话、农业、牧猎和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为题材的壁画砖，用笔简洁，线条随意潇洒，用色也极为简练朴实，再现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农业开发、民族融合、丝绸之路畅通的历史画面及画像砖从中原到河西地区的时空转移和艺术形式变化。

关键词：魏晋墓室；骆驼城；画像砖；画像石；建筑装饰；艺术价值一、画像石与画像砖是遗存丰富、很有特色的美术史资料中国的汉代建筑装饰主要包括壁画、画像砖、画像石、瓦当4个门类。

其中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和画像砖，其艺术价值在审美表现形式方面，已达到了艺术语言文化的高峰。

不论画像石还是画像砖，其发展时代和地区分布都有轨可循。

画像砖的历史较画像石为早，现在发现的最早的画像砖遗物，是出土于陕西咸阳宫殿遗址的被制成宫殿踏步用的大型空心砖。

西汉时期，画像砖造型艺术在继承秦代传统造型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河南、陕西出土的作为墓室预制构件的大型模印空心砖，内容一般为狩猎、楼阁、双阙，以及排列有序的图案。

东汉时期物质文化领域里发生了新的革新和变化，画像砖造型艺术已扩展到一些政治、经济刚发展起来的新区域，主要出现在江南和西南等地区，并且各具特色，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

墓室彩绘砖的绘画内容表现了人类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两个方面。

多数彩绘砖绘有珍禽瑞兽和古代神话传说，表现了对神仙幻境的向往。

墓室内的部分彩绘砖所绘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平静和睦而充满欢乐。

这些画像砖造型及内容不仅集中反映了历史上的雕刻艺术和制砖工艺和工艺史的发展过程，而且还是对那个历史年代社会人文及政治经济文化具体形象的反映。

画像砖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其总体发展过程和艺术风格与社会艺术的发展是自成一体的。

河西走廊魏晋墓葬砖画的装饰艺术研究作者：冯星宇来源：《艺术研究》2015年第01期摘要：河走西廊魏晋墓砖画题材丰富，数量巨大，保存完整，文化意蕴丰厚，是敦煌莫高窟之外的又一“地下画廊”。

有“大漠戈壁中的地下艺术宫殿”的美誉。

河西魏晋时期砖画对敦煌壁画在内容、造型、构图、装饰性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河西走廊魏晋墓葬砖画装饰艺术通过魏晋时期的砖上壁画，或多或少的可以看见敦煌壁画的影子，画匠们在悠久的中国传统画法中一直保留了习惯性的绘画技法。

例如：敦煌早期壁画多用红土线打底色，笔法灵活自由，朴实亲切。

这与河西走廊魏晋墓中的砖画一次性完成画稿的作法相比，具有类同相似的特点。

河西走廊魏晋时期墓葬砖画与敦煌壁画的关系非比寻常。

嘉峪关魏晋墓群，从它的分布和这些砖画所描绘的内容来看应为家族墓葬。

由于墓主人身份地位的差异——性别、官职高低或文武之别，这些壁画墓的形制规模大小也有所不同，其砖画表现内容也随墓主人的身份所表现的内容也各不相同。

在砖画内容上，嘉峪关砖画壁画墓中并没有完全继承汉代以来的祥瑞图案和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故事，而是具有魏晋时代张扬实际的特色，真实反映人的现实生活。

砖画主要以歌舞、生产、生活等场面为主。

一、嘉峪关魏晋墓砖画内容的具体分析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彩绘砖壁画大约600多幅。

其中六号墓是出土有最有价值和极为罕见的壁画。

已发掘的13座墓中，六号墓就占132幅，约是整个出土壁画砖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因此，学者们把六号墓看作是整个魏晋墓群的微缩景观。

首先，河西走廊魏晋时期墓彩绘砖画以一砖一画的形式集中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农业生产活动的场景。

例如：生产劳动的场面：其次，河西走廊魏晋时期墓彩绘砖壁画还用图像记录讲述了魏晋时期人们从事家禽家畜的宰杀、做饭炊事的家庭生活场面。

部分墓室内壁垒砌的灰条砖上刻画的彩绘砖壁画是国内较为罕见，极具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图像文献。

例如：彩绘砖画中以5号墓砖壁画《驿使图》最为有名，这幅砖画曾在1982年第一次被用来作为中国邮政的标志。

祖国2019.7.上|文化艺术|摘要：魏晋墓砖壁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朵瑰丽的艺术之花，掩盖与墓室之下的砖壁画生动、鲜明地表达除了这一历史时代的美学概念，已经成为当前人们研究魏晋时期美学的重要载体。

本论文以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壁画为研究切入点，对其艺术特色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艺术特色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壁画艺术特色探讨文/刘华丽嘉峪关位于我国的河西走廊地区，该地区不仅具有独特的自然风貌，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更是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融合冲突的地区。

而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文化艺术特点，在墓室砖壁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结合考古学发现，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不仅内容丰富、数量巨大，其中意蕴着丰富的文化，折射出历史的影响，形象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一、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的文化环境分析从历史上来讲，魏晋时期主要是指的东汉瓦解之后的三国两晋这一时期。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思想也更加自由更加开放。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文化发展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尤其是受到玄学、佛教、道教、希腊等文化的影响，文化艺术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且人们的审美观也随之出现改变。

嘉峪关位于我国河西走廊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地，该地区不仅自然风貌较为独特，文化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而该地区的文化特点在其魏晋时期的墓室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嘉峪关是我国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路段，在这条道路上，不仅流淌着汉族的各种香料、纸张、瓷器等，也流淌着来自于西域的各种特色产品，同时在丝绸之路上流淌着汉族和西域地区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等。

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河西走廊地区不仅是一道物品交流的自然通道，更是一条文化和艺术交流之路。

在这一地区中，实现了汉族和西域地区的文化碰撞、交汇和融合，进而是形成了该地区的特色文化[1]。

另一方面，嘉峪关新城魏晋墓文化也反应了我国魏晋时期的丧葬文化。

从河西墓葬壁画资料看魏晋十六国河西世族生活刘芳摘要：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的世族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多的特权，其中五凉存在的一百多年，是他们势力得到极大发展的一段时期。

河西世族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地位作为基础，构成了其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而这一时期的河西墓葬及壁画，不仅反映了世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反映了其各种生产生活场景。

关键词：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河西世族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河西世族，其主体是凉州域内的地主阶级集团，又被称为“河西著姓”，史书称他们中某某为“累世官族”或“世为冠族”。

他们往往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袭，门第森严，这与分割性的世族经济相适应。

河西的豪强大族从西汉后期开始逐渐形成，经过魏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势力很强的特权阶层，他们左右河西的政局，以致其后立国于此的五凉政权的兴衰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

世家大族占据五凉时期的历史舞台中心，借助五凉政权保存了自己的家族、文化和政治势力，五凉政权则借助这个阶级而得以保据河西。

当时的世家大族，拥有许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拥有大片土地和财富，众多的佃客、部曲和奴婢，蓄养有成群的马、牛、羊等牲畜。

而河西魏晋墓葬壁画，是研究其的重要资料，真实的反映了他们出行、宴饮、居住等生活和生产方面的场景。

一、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的政治魏晋十六国时期的一个半世纪，是一个大动荡、战乱频繁的时期，3世纪中叶以后，司马氏凭借实力统一了中国，可惜西晋的“太康之治”只是昙花一现。

西晋王朝的内乱外祸使其最终灭亡。

西晋灭亡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和汉族豪强地主在混战中纷纷建立政权，北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而河西地区先后出现了五凉政权。

河西地区相对比较稳定，河西大族的发展也比较稳定，并未因政权的更迭而丧失其地位和权势。

如敦煌张氏、令狐氏、汜氏、宋氏、索氏、段氏等。

魏初，河西诸郡“自号将军，更相攻击”[1]，曹魏王朝管辖时，重建凉州，河西局势趋于稳定，采取以用人为中心治理河西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