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毅”是武训精神的精髓
武训（1838－1896），山东冠县柳林武庄人，原名武七，清廷为嘉奖其兴办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训。武训先生7岁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读书识字，自己也非常羡慕，可是由于家庭贫困，衣食无着，只能靠乞讨为生，读书识字对他来说只能是奢望和梦想。14岁后，多次离家当佣工，屡屡受欺侮，甚至雇主因为他不识字，以假帐相欺，谎说3年工钱已支完。武训与之争辩，反被诬为“讹赖”，遭到毒打，气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语，病倒3日。醒来后他似乎大彻大悟，想明白了自己受欺负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识字，不会算账。于是立下了要办一处让穷孩子都能上得起的“义学”的宏愿。
虽然对有钱人来说，办一所学校也许不是什么大事。但对于囊中空空，身无长技的武训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武训被很多人笑做疯、痴、癫，认为是痴心妄想。
但武训没有被别人的白眼、嘲笑动摇决心，而是用自己的一生穷心竭力，忍辱受欺，积钱攒钱，兴办义学。终于在30岁时，在馆陶、堂邑、临清3县置地300余亩。光绪十四年（1888）在堂邑柳林镇创办崇贤义塾，次年在馆陶杨二庄创办义塾，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在临清创办义塾。清廷
封其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建立牌坊。死后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出于对武训兴学事迹的敬仰，不少志士学者从事武训精神的研究，力图探寻其思想精髓。但是由于武训没有文化，没有留下可供研究的文章、典籍，所以我们研究他，只能从他念叨的“兴学歌”中，寻找他兴学的心路历程。
武训生活在封建时代末期，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武训没有文化，但在他的思想深处也会不可避免的被打下孔孟思想的深刻烙印。所以我觉得挖掘武训精神的精髓，必须顺着孔孟思想的脉络进行深入追寻。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论语中有105次提到“仁”字。孔子把“仁”定义为“仁者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兴学歌”中有武训先生劝学时说过的一段话：“穷孩子也要识字的，不识字的人就是睁眼的瞎子，念了书可以知道世上的事情，才不会一辈子受人欺负”。虽然是劝学，但这却也是他办义学的初衷。因为没有文化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为了让这个“痛”不再延续下去，不让穷孩子们再像自己那样因为不识字而受人欺负，所以他选择了穷其一生，劳心竭虑，兴办义学。这不正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吗？所以我认为“仁”是武训精神的核心，正是在
这一核心思想的支撑下，武训才能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和痛苦，矢志不移，特立独行，成就百世流芳的兴学大业。
另外在《论语〃第八章〃泰伯篇》中有这样一段话，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段话的意思是：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刚强不意志坚定，因为他的责任重大，道路遥远。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还不重大吗？奋斗终身，死之后才结束，难道路程还不遥远吗？
武训先生为了实现让穷孩子都能上起学的理想，在立下兴办义学的宏大志愿之后，把这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矢志追求的信念，以他独特的方式开始了艰难的兴学历程。身无长技的他只能用出卖苦力、乞讨、甚至自轻自贱、让富家孩子取乐等心酸可怜的方式，赚取钱财，一点一滴积攒办学资金。
他打短工干的都是推磨、出粪、拉砘子、拉耧这样的脏活累活，就像“兴学歌”中提到的：“推磨推磨，一斗麦子六十个，管推，不管箩，管箩钱还多。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出粪、铡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给我钱，我砘田，修个义学不费难。又拉砘子，又拉耧，修个义学不烦愁。又当骡子又当牛，修个义学不烦愁”。即使在出卖苦力的过程中，他也始终不忘“修义学”。
除了出卖苦力，就是靠乞讨“挣钱”，他乞讨过程中受到不少的屈辱和白眼，有时甚至被恶狗追咬。“兴学歌”就有这样的段子：“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东门走，西门串，南门北门去要饭，一心修个义学院。花狗花狗你别咬，修个义学跑不了。我要饭，你行善，修个义学你看看。你们行善，我代劳，大家帮着修义学。拿着铜勺去要饭，一心修个义学院。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上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为了攒钱，他乞讨到的好一些的吃食都省下来换钱，自己只吃那些残渣剩饭。但却乐在其中。就像他念叨的：“吃菜根，吃菜根，我吃饱，不求人，省下饭，修个义学院。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钱，修个义学不费难”。有时实在讨不到吃食，他宁肯忍饥挨饿，也舍不得从辛苦攒下的钱中拿出一分一毫给自己买口饭吃，而是念叨着：“今天挨饿扎扎腰，围着柳树转三遭，转了三遭不用提，张着大嘴啃树皮，啃得树皮搁崩崩，久后还得义学兴”，硬挨过去。有时白天讨饭，夜里他还要把捡来的线头接起来，缠成线团，积少成多再换钱。边缠边念叨：“接线头，缠线蛋，早晚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从念叨的这些歌诀可以听出，无论在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况下，他都从来没有动摇过办“义学”的信念。
为了多挣点钱来办义学，他不惜受更大的屈辱，自轻自
贱，给富家子弟拿（竖）大顶、当马骑，甚至吃蝎子、吃长虫（蛇）、吃破砖碎瓦、吃蒺藜、喝脏水，供他们取乐。就像他念叨的那样：“竖一个，一个钱，竖十个，十个钱，竖得多，钱也多，谁说不能修义学。爬一遭，一吊钱，爬十遭，十吊钱，修个义学不费难。俺作马，让你骑，你出钱，我出力，办个义学不费事。骑得稳，爬得快，俺高兴，你自在，修个义学永不坏。吃蝎子，食蝎子，修个义学我的事。蛇可食，不要怕，修个义学，全在我自家。破砖碎瓦，都能消化，若不修义学，才惹人笑话。喝脏水，不算脏，不修义学真肮脏。吃个蒺藜真是好，修个义学错不了”。在忍屈受辱的过程中，他始终念叨着修义学。正是这个信念支撑着他才能忍受这些常人不能忍受的屈辱和痛苦。
面对别人的讥笑和质疑，武训多次发下毒誓，一再表明自己心迹：“谁养家谁肥己，准备上天雷神击。众人钱，不养家，养家雷劈火龙抓”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功成名就之后，他依然坚守清贫，不娶妻，不荫子，断六亲。把兴办义学的宏愿坚持到底。在“兴学歌”这样说：“我积钱，我买田，修个义学为贫寒。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无缠丝。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义学为生涯。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
在封建时代，被赐封黄马褂是无上的荣耀，但当他
被光绪皇帝赐封黄马褂时，并没有像那些达官贵人们一样受宠若惊，而是念叨：“义学正，不用封，黄马褂，没得用，办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尽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仁人志士的帮助，他先后在冠县、馆陶、临清兴办了三处义学，置办了大量的校产。但他始终清贫自守，对自己的后事，他时常念叨：“路死路埋，街死街埋，路旁就是棺材”。而最终在身患疾病之后，他不舍得花钱买药，因吃了捡来的药片，在临清御史巷义学的教室门口，听着孩子的朗朗书声，悄然离开了人世。
纵观武训先生一生的所做所为，和他在“兴学歌”中一再表明的理想和志向。我觉得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孟子在冠县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而支撑和成就他的则是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学思想，是曾子提出的“弘毅”精神。所以拨云见日，我觉得“仁.毅”才是武训精神的核心。
我们继承和弘扬武训精神，就要继承和弘扬他的“仁.毅”精神。要把个人理想、抱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和伟大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凡事要先人后己，先天下之忧而忧。要博爱、兼爱，大气、包容。要有刚强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为了自己的信仰、理想和目标，心铁情痴、不懈追求，不畏艰难，百折不回。
武训纪念馆简介 平民教育家、千古圣丐武训先生（1838—1896）出生在柳林镇武庄。出身贫苦，七岁丧父，乞讨为生，14岁开始离家做长工，因不识字屡遭雇主盘剥欺辱，深悟无文化之苦、无知识之痛，遂于21岁时立志行乞兴办义学。近30年时间里，他不计荣辱，自苦、自残、自贱，沿街行乞，乞讨所得丝毫不为己用，先后在冠县、馆陶、临清创办三处义学，免费为贫苦家庭的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 近年来，为弘扬武训精神，缅怀武训先生，1989年6月，柳林镇群众自发组织了武训先生逝世93周年暨武训墓谒墓大会，时任山东省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高维真，聊城师范学院院长张明，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李士钊，聊城地区政协主任许继善等领导同志到会并讲话，与会人员参观了武训展览，举行了武训谒墓仪式。 现在的武训纪念馆由武墓、武训祠、武训碑廊、武训雕像、武训碑林第一亭—武训魂及高歌参、配殿及崇贤义塾等部分组成。武训墓1989年重新修建，墓碑由徐运北先生题。1997年由希望集团捐资重修武训祠，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对大殿进行了抬高、加固，使之更为古朴、庄严。1995年修建了武训碑廊，共有竖碑26块，每个碑高3.1米，碑文为近现代国家名人（冯玉祥、郭沫若、于佑任、杨虎城、张学良等）、名校（北师大、山师大、曲师大、聊大等）所题，展示了武训行乞兴学对后世的
重大影响。武主中雕像于1995年9月，由嘉祥石雕厂厂长、一级美术师梁秉公先生详尽查阅武训历史资料，多次深入武训故乡座谈、体验之后，进行艺术创造，成功再现了武训风采。刀刻似的皱纹，历史地记录了武训兴学历程的艰难；深邃的双目，逼真的展示了武训对兴学事业的乐观、自信与神往，实现了形似与神似的和谐，艺术与真实的统一。武训碑林第一亭——武训魂，于1995年兴建，为全石结构，内镌记得着武训自编自吟的兴学歌66首，历史地、全面地、形象地、深刻地记载了武训先生明确的兴学目的、崇高的兴学精神、显著的兴学业绩、艰难的乞讨历程，是客观地研究武训最可信赖的第一手资料，“武训魂”的命名贴切而传神。碑座为莲花型，寓意是赞扬武训先生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该亭由港人王海亭捐资兴建，知名学者、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季羡林先生题“武训魂”。高歌台是为弘扬武训精神做出过特殊贡献的杰出代表人物所建，他们是郭沫若、何思源、陶行知、冯玉祥、李士钊、赵丹、孙瑜、孙之隽。高歌台为梅花型全石结构，以示武训兴学的艰辛历程及弘武代表人物的卓世风骨。冠县县委、县政府在财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拨付近千万元建设了配殿、崇贤义塾等。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投入，逐步完善，使之真正成为文化旅游基地、传统教育基地和传承义学精神、助推希望工程的尊师重教基地。 近年来，冠县县委、政府为了弘扬武训精神，先后组织召开了三次全国武训精神研讨会，国内外许多领导、专家学者、知
武训乞讨兴学－－发生在聊城的美德故事之十一 上匾是1986年6月由刘用舟（曾任原临清武训小学初级部主任）、李耀堂（曾任临清工商联主席）、王宝礼、王宝仁、王宝群（三人为继承武训遗志矢志办学的原武训学校校长王丕显之孙）赠送，题匾者为杜向春。 下面塑像位于冠县柳林镇武训墓园。 918年前，大文豪苏轼以“匹夫而为百世师”来称赞“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842年后，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再次重复这句话，不过，他称赞的是一个目不识丁、连正式名字也没有的乞丐武训。 一个乞丐，缘何能与“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比肩呢？ 据《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载： 武训（1838~1896），清末山东堂邑（今聊城市东昌府区西北）柳林镇武家庄人，无名，因排行而被人称为武七。武七羡慕富人家的孩子可以读书，去私塾偷听读书声时遭到塾师的呵斥。八岁时，父亲病死，姐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九岁时，武七跟着母亲到处要饭。十五岁时在姨夫家做童工，十七岁时给地主李廪生打长工，饱受人间白眼。他身材肥短，一说话嘴角即现白沫，大家给他取了个诨号“武豆沫”。尤其是因为不识字而多次被人毒打，被骗财，被讹掉工钱。他给李廪生做工三年，分文不得，反而被打得头破血流，赶出家门。无望之际，他在一破庙里昏睡三天。 三天之后，他起来了。他没有忧愤而死，而是如痴如癫，半呆半傻，既不回家，也不再给人家做长工，而是手舞足蹈地到处要饭，做零工。这个大字不识的文盲，经过三天的昏睡，一下子明心见性、才华横溢。那一年，武七二十一岁。他依然穷苦，一顿饭吃好就得寻找下一顿，但却从此出口成章，念念有词，随时可以应对人们的询问、嘲弄、拳打脚踢。他立下的志愿乃是兴办义学： 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 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武七到处吆喝着出卖苦力：“出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为了多挣钱，他把自己的长辫子剃掉，净得京钱一吊，作为他兴办义学的基金。他没有工做的时候，就到各地去要饭。因为他总是唠唠叨叨的“义学长，义学短”，乡邻以为他害了什么“义学症”，就又把“义学症”作为他的第二个诨号，他无动于衷： 义学症，没火性，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8d16708399.html, 试说“张謇精神” 作者：茅家琦 来源：《历史教学》2009年第05期 [关键词]尊重人格，道德追求，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9-0005-03 一、“重人格、尊人遭”——张謇的道德追求 张謇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历史人物。1924年，在致黄郛的一封电文中，张謇说：“法治治人，先各自治。自治之要，重人格尊人道而已。”重人格、尊人道是张謇一生的追求，是“张謇精神”的核心，也是张謇一生“立功”“立言”的准则。 对自己，张謇珍重自己的人格，严于律己。他的儿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有下列一段记载： 甲午那一年，我父亲在北京好几个月。有一回看见太后从颐和园回到京城里，适逢大雨。地上的水积了一、二尺，大小文武百官，还有七、八十岁年纪的老臣子，都跪在水里边接驾。上面的雨，先落到帽子上边的红纬缨，从那里滴下来，滴到袍褂上，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还好像染了鲜红的颜色。那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头回都不回。我父一看，心上就难过起来，觉得这种是有志气的人该做的么?还是回转去做老百姓吧! 张孝若在这部传记中还有另一段记载： 我父……不愿意居住租界，或是在租界范围以内购产置业。我父认为，托庇外人势力是一种极可耻辱的事。对于中国人不是在朝做官，就是上租界居住的流行惯性，最后痛恨。对他人，张謇十分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在南通第三养老院的开幕典礼上，他说：“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名。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张謇非常关心穷苦青少年的成长。张孝若在《传记》中写到： 我父曾经叫我母徐太夫人、吴太夫人各办一个小学校，一个幼稚园；我嫂沈夫人也办一个小学校，并且在我家各处祠堂内舍里边，凡有余空的房屋，总是办小学校，祭田收入多下来，就做经费。
关于《武训传》讨论与批判的启示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是新中国文艺界第一次重大的文艺论证。此次文艺论争对于新中国后来的文艺思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武训传》是一部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历史人物传记片。影片上映后，也曾受到广大群众的喜欢，广受好评。后由于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而掀起了一场批评电影《武训传》的热潮。 武训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是一位贫困农民，早年去世。他跟着母亲到处流浪，乞讨度日，十几岁给地主打长工，地主欺负他不识字，克扣了他的工钱，他痛感不识字的苦处，决心创办义学，让穷孩子读书。他把自家的三亩田卖掉，加上自己行乞要来的钱，放在一个富人家里，让他去放债生利。为募集办学的钱，他吞瓦片、喝脏水、让人当马骑。终于在他受苦受难三十多年后，成功创办了义学。 在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中，对武训精神持肯定态度的一方认为：武训孤苦奋斗办义学的行为，确实曲折地反映出贫苦农民要求文化翻身的强烈要求。他们将武训精神看作为一种感召，感召人们不畏困苦，乐善好施；他们将武训精神看作为一种力量，鼓励人们用教育改变自己，用文化武装自己。认为武训精神是值得肯定，值得学习的。 而对武训精神持反对态度的一方认为：武训通过行乞兴办义学这种行为本身是带有奴性的，不利于农民阶级革命反抗，是在贬低农民的历史作用。其实这种观点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在当时社会，党中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政治上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序幕，首先从文艺战线上拉开。在第一届文代会上明确了当代文学的方向----为人名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武训在某种角度上被认为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从政治层面来看，武训精神却是不可取的。 此次文艺论争对新中国后来的文艺思潮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通过这种对具体创作的讨论，对促使文艺工作者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文学艺术”以及正确认识创作的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提高了文艺界和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同时这次文艺批判也具有明显失误。他并没有着眼于文艺本身，而是强调政治斗争的意义，用作处理政治斗争的方式处理文艺问题，将学术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其结果使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思想更加凝固化，限制了艺术多样化的探索。 在现代社会，我认为武训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不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在对文艺问题对学术问题的讨论认识上，应该更加实事求是，着眼于文艺本身，而不是将文艺看作为政治的附属品，让文学艺术发展的更加繁荣。 2010级汉语言文学3班 严苗月明 01101100321
武训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魏中海魏超 山东省聊城市委党校山东聊城252000 在我们发展文化软势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发掘武训精神，研究武训精神的基本内涵以及当代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武训精神的基本内涵 武训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千古奇丐，他以赤贫之身立志兴办义学，以解老百姓无文化之苦，为了兴办义学他自苦自贱、行乞办学，经过三十多年艰苦努力，先后办起了三处义学为贫苦老百姓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对武训的义举，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把武训精神概括为三无四有。他指出：“武训精神可以三无四有来回答。一无钱，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有此三无，照一般想法，哪能做什么事？可是他有四有，即是：一有合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有合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所以他结果是成功了。”郭沫若先生也曾说过：“在吮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在过去一百多年来，武训执着办学的义举在中国文化教育的历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我国教育及文化事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武训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武训精神具有多个层面，我认为武训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武训先生兴办义学的目的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为贫寒人家的孩子提供一个接受教育的机会。武训是前清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下的一个平凡农民，他因为在青年时期吃了不识字的亏，激发了对贫苦百姓孩子们的同情和热爱，立下了不平凡的宏愿，要饭、卖艺、化缘、做短工，在三十多年里积钱办成了三个贫苦家庭的孩子读书不收钱的义学。他穿滥衣、吃粗粮、宿破庙，终生不娶，不要名，不要利，甘心情愿地吃苦耐劳，这种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其二，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武训先生以乞丐之身修义学，过的是异常艰苦的生活。他唱到“吃菜根，吃菜根，我吃饱不求人；剩下饭，修个义学院。”那么，修义学院是为了什么呢？“我积钱，我买田，修个义学为贫寒。”“喝脏水，不算脏，不修义学才算脏。”这种精神是一种纯真的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其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一件伟大的事业，没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不行的。武训是乞丐，修义学需要大量资金，武训不仅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为了积累资金还要忍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他在向富人贷款的时候，常常受到富人的唾骂、鄙视；在向债务人讨债时，也常常受到债务人的威吓与欺骗；他的行为常常受到众人的嘲弄。但是，为了修义学的目标，他历尽艰辛，执意追求。他唱到：“不给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我饭。”“我要饭，你行善，修个义学你看看。”其四，公私分明的廉洁精神。武训是个孝子，但他又不是一个屈服于旧礼教的人。为了修义学的宏大志愿，他断绝了亲戚，断绝了朋友，甚至终生不娶。在他五十三岁时有人问他终生不娶的原因，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光绪初年，武训积累的钱财已经很多，他的哥哥托乡邻向他贷款，他不许；后来租给他哥哥的土地，因为不肯交纳租金，也被他收回。并且发下大誓：“谁养家，谁肥己，准备上天雷神击。”他虽然宣誓表明自己的心迹，但仍然不能得到兄长的理解，对于他的财产，还是想着染指。于是他更加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的事，你别管，兄弟分家不相干。”这又反映了武训公私分明的廉洁精神 二、武训精神的当代价值
“仁、毅”是武训精神的精髓 武训（1838－1896），山东冠县柳林武庄人，原名武七，清廷为嘉奖其兴办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训。武训先生7岁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读书识字，自己也非常羡慕，可是由于家庭贫困，衣食无着，只能靠乞讨为生，读书识字对他来说只能是奢望和梦想。14岁后，多次离家当佣工，屡屡受欺侮，甚至雇主因为他不识字，以假帐相欺，谎说3年工钱已支完。武训与之争辩，反被诬为“讹赖”，遭到毒打，气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语，病倒3日。醒来后他似乎大彻大悟，想明白了自己受欺负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识字，不会算账。于是立下了要办一处让穷孩子都能上得起的“义学”的宏愿。 虽然对有钱人来说，办一所学校也许不是什么大事。但对于囊中空空，身无长技的武训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武训被很多人笑做疯、痴、癫，认为是痴心妄想。 但武训没有被别人的白眼、嘲笑动摇决心，而是用自己的一生穷心竭力，忍辱受欺，积钱攒钱，兴办义学。终于在30岁时，在馆陶、堂邑、临清3县置地300余亩。光绪十四年（1888）在堂邑柳林镇创办崇贤义塾，次年在馆陶杨二庄创办义塾，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在临清创办义塾。清廷
封其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建立牌坊。死后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出于对武训兴学事迹的敬仰，不少志士学者从事武训精神的研究，力图探寻其思想精髓。但是由于武训没有文化，没有留下可供研究的文章、典籍，所以我们研究他，只能从他念叨的“兴学歌”中，寻找他兴学的心路历程。 武训生活在封建时代末期，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武训没有文化，但在他的思想深处也会不可避免的被打下孔孟思想的深刻烙印。所以我觉得挖掘武训精神的精髓，必须顺着孔孟思想的脉络进行深入追寻。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论语中有105次提到“仁”字。孔子把“仁”定义为“仁者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兴学歌”中有武训先生劝学时说过的一段话：“穷孩子也要识字的，不识字的人就是睁眼的瞎子，念了书可以知道世上的事情，才不会一辈子受人欺负”。虽然是劝学，但这却也是他办义学的初衷。因为没有文化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为了让这个“痛”不再延续下去，不让穷孩子们再像自己那样因为不识字而受人欺负，所以他选择了穷其一生，劳心竭虑，兴办义学。这不正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吗？所以我认为“仁”是武训精神的核心，正是在
《武训传》观后感 潘家庄小学冯文平 武训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五岁时拾到一本《三字经》就想读书。他娘说：“读书要钱。”他为了挣钱，就模仿卖艺人的动作意外地挣了二百文钱，到一家塾去读书，结果被赶了出来。他认为书不是给穷孩子念的。十七岁到张举人家做长工，受尽折磨，就决心办义学，用尽了一切苦行来积钱，十年后，武训积下二百二十吊钱，结果被地保骗走，但他不灰心，最后经过三十年的岁月，他的志愿终于实现了——光绪十四年春天，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终于开学了。 爱国将领冯玉祥称颂武训是“千古奇丐”。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短诗《武训颂》对武训的一生做了概括，诗中这样说：“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后来他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 我觉得武训的成功有一下几点原因：1、有一个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办义学；2、善于反思，在受骗后能够吸取教训，改变方法让自己做的更好；3、勤于学习，学习一切能够攒钱的办法，无论什么； 4、意志顽强，无论亲情、爱情，最后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 5、持久的恒心，三十四年如一日啊。
观看后我深受鼓舞，对武训，我觉得应该学习他吃苦耐劳、始终如一、一心为他人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付出的一切全是为了教育。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对教育都如此热心，而我们教育工作者就更没有理由消极了。想到武训在那样艰苦的年代依然那样执着，而今在这样优越的年代我更要努力工作，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一心向上，学校教育工作一定会蒸蒸日上，再上一个新的层次！
对“《武训传》讨论”的看法 在当时对《武训传》的态度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赞扬，推崇“武训精神”；一种是批评，认为武训是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是属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奴隶。 在讨论《武训传》的时候，就势必会提到武训其人和“武训精神”。在“《武训传》”讨论开始之前，陶行知先生是不可避免要提到的。陶行知先生被称为“武训歌颂者”的始作俑者，他大力提倡学习武训, 但反对刻板地学习武训, 而是主张“ 配合新时代之需要”, 学习武训的真精神, 做新时代需要的新武训。作为大教育家的他，站在教育家的立场上来看，站在当时的环境来看，看到的是武训精神中的积极的一面，并且对武训精神极大推崇，他仅仅是希望能够普及教育，使人民素质提高，而没有从政治立场来看武训的落后地方。对于当时来说，在学术上，这仅仅是一场学术上的文艺上的问题。在后来，孙瑜对于剧本多次修改，电影开拍。在放映之初，电影得到了华东第一号人物饶漱石的大力肯定，实际上不仅上海的中共领导肯定了《武训传》, 在北京刚开始也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鼓励。至此，对《武训传》都是赞扬大于批评。使得武训精神在底层大力传开，对当时的教育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 对《武训传》的讨论开始于1951年2月电影《武训传》的上映，影片上映带来的巨大反响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在观看之后，认为其 有“重大政治问题”，于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他亲自审定的社论，至此，慢慢演变成了全国性的讨论。 在我看来，处在当时的社会现状之中，不去改善当时的社会矛盾，而是一味激化矛盾，这似乎有点说不通。就我们当世来说，如果现在的生活使无产阶级受苦不堪，那我们是否也采取激化而不是改良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历史评论的时候，难免会以当代的思想去看，不是说不用当代的观点看，而是不能一味的批判。就50、60年代来说，各位学者对武训传的态度就经历了赞扬、讨论、批判等过程，之前是看到了武训传的义学精神，之后是官方的态度导致文化界开始讨论，最后还是官方表态定罪《武训传》，导致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批判。不得不说，在批判的时候，官方就以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从武训的落后思想开始，对武训兴办义学的举动联系到政治上，判定武训是为了维护封建，从而完全否定了“武训”这个人和《武训传》这部电影。即使在当时，周恩来、陈毅等一再说，这是一个思想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这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个思想问题，但是据《武训传》上映三个多月之久后，有了毛泽东的介入后，就不单单是一个思
武训纪念馆简介 千古乞丐武训 武训（1838～1896）清代平民教育家，今冠县柳林镇武庄人。因在兄姐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名训则是清廷嘉奖他行乞兴学时所赐。 光绪十二年（1886），武训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 光绪十四年（1888），花钱4000余吊，在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经费从武训置办的学田中支出。每逢开学时，武训先拜教师，次拜学生。置宴招待教师，请当地绅士相陪，而自己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即去。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事的塾师，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塾师，跪求警觉；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在武训的感召下，义塾师生无不严守学规，努力上进。 光绪十六年（1890），武训资助了证和尚230吊钱，又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 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训又靠行乞积蓄，并求得临清官绅资助，用资3000吊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取名“御史巷义塾”。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一生不娶妻、
不置家。有人劝他娶妻，他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他毫不理顾，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武训一生劳苦，对自己又十分节俭，终因积劳成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三日含笑与世长辞在临清御史巷义塾内，终年59岁，葬于堂邑崇贤义塾东侧。 纪念馆简介 1903年，临清、馆陶、堂邑三县联合在武训墓前建武训祠，正房三间，供奉武训牌位。1937年，由当时任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监工，扩建武训词堂，整个建筑为木架结构，堂顶采用“柱升法”，椽柱与角柱有主脊的东西两端形成明显的曲线，使檐角似鸟翅翘起，展现出振翅欲飞的状态。青色单檐小瓦覆顶，堂顶主脊和四条侧脊上都攀附着瓦砌伏龙，龙身修长，体态逼真，头颈昂起，探出脊外，龙口含珠，大有起伏腾跃之势。祠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东西16米，南北10.25米，高12米。祠堂内除供奉牌位，还悬挂画像。1997年5月，全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先生捐资40万元，重修武训祠，现在的武训祠在保留原来面貌的前提下，基础提高了1.5米，增添了月台和平台，使之更为古朴和庄重。武训墓 1896年6月4日（光绪22年4月23日巳时），武训先生在临清御史巷义学房檐，侧身而卧，听着孩子的琅琅读书声，面露微笑，离开了人间，享年59岁。遵照遗嘱，由其侄克信引薄柩葬于此地，当
武训办学
武训办学 ----张绍华（张丕介之女）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武训在馆陶县杨二庄创办了第二所义学，取名杨二庄武训小学。学校建好之后，武训急切地想找到一位好老师前来执教，这样既对招生有利，又不至于误人子弟。由于他平时行乞的范围很广，对方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内的知名人士都了如指掌，哪里有个好老师他是早就打听到的。当时他一心要请我爷爷到他的学校执教，那时我爷爷大约二十几岁。 1924年，在杨二庄的武训义学因遭匪患，学校被毁。身为武训义学教师的爷爷，此时已是县教育会长，为了不使武训义学停办，不使武训精神失传，他决定把“义学”迁至他的家乡——艾寨。这时武训先生已去世多年，县里又不给拨款，没有建校资金，没有校舍，他就动员我们张家的老族长及其他族人，把张家的祖宗祠堂腾了出来，以作校舍之用。原来的“武训小学”从此变成了“武训完全小学”。他聘请我们村的张善守为校长，自己为校查，并仍亲任国文教师。1928年，他又动员艾寨村民捐献大洋400块，地200多亩，作为学田，并将原祠堂附近的“娘娘庙”和“关帝庙”拆除，扩充了校舍。这些工作每进展一步，都要耗费他许多的口舌、精力和时间。不要说是在当时，就是今天，要做成这些事都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这次校舍的扩充，仍不能满足越来越多孩子上学的需要，1934年，他又动员馆陶县各机关募捐大洋1000余块，于艾寨村西购买闲宅一处，地7亩多，建瓦房13间，“武训完全小学”又从我们张家祠堂迁到了村西，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停办。爷爷为武训义学的创办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945年卫东县抗日政府所办抗日游击高小迁入艾寨原武训小学，卫东县撤销后，该学校隶属馆陶县，解放后又隶属临清县，更名为八岔路乡艾寨中心小学。
弘扬武训大爱精神建设智慧幸福实高 冠县实验高级中学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 我是冠县实高校长张胜聚。非常钦佩冠县县委县政府等五大班子领导高屋建瓴的胆识！非常感动各位领导振兴教育勇于担当的无私情怀！也非常感谢各界人士对我生活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面我向各位领导、同仁汇报一下冠县实验高中的一些情况，敬请大家批评和指正。 一、冠县实验高中基本情况 冠县实验高中是县政府决心投资建设的冠县第一所省级规范化高中。学校占地210亩，建筑面积近8万平方米，投资1.5亿元人民币。由于实验高中新校建设没能按期完工，县政府决定实验高中今年招收的首届学生暂时借用职教中心部分校舍开展教学活动。为确保高一新生今年9月6日在职教中心按时开学，县政府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牟书记、张县长、刘书记多次指示，拨付专款830万元，特事快办，赵县长、徐县长分别召开数次领导小组会议，全面细致安排调度督促开学准备工作。教育局、财政局、审计局、纪检委、监察局、职教中心、实验高中等领导小组成员共同主持的近十项工程招投标建设工作正在按计划顺利推进。
同时在教育局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校长班子配备基本完成，原武训高中教务主任崔耀煌、原一中年级主任冯淑青、原莘县实验高中教科室主任胡卓显被聘任为冠县实验高中副校长，分别分管学校发展总服务处、教师发展服务处、学生发展服务处并兼任处主任，原武训高中年级主任肖新华则为分管党、团、工会工作的专职副书记。教职员招聘工作基本结束，经过面试、教育理论笔试、说课、高考模拟和实战考察五关，初步组成了以40多名一中、武训骨干教师为项目负责人的124名首届教师队伍。第一届共录取1300多名新生，平均分配到24个班级。 为确保冠县实高9月6日顺利开学，坚实迈出第一步和持续走好每一步，抓紧培训建设一支敢想敢拼敢担当，有德有能有智慧的幸福教师团队至关重要。为此，我们近两个月来，已经派出五批教师团队，分别到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日照等地培训。特别是经过从8月15日至25日为期10天的八大系列模块封闭集中培训，包括以武训“大爱无疆”精神为校魂，“厚德笃行，智慧幸福”的核心价值观学习与认同；实验高中团队组建及凝聚力与执行力提升；研究型实战名师的个性化发展规划；适应高考改革的高效教学与管理规范；全脑教育理论在高中生阶段的专注力、快速阅读力与想象力培养；以微课程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理论技术学习实施、为理解而教的深度学习为主
《武训传》观后感 武训（1838－1896），清末行乞办学的典型。堂邑（今聊城西）人，原名武七，亦称武豆沫，清廷为嘉奖其兴办封建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训。武训7岁丧父，乞讨为生，求学不得。14岁后，多次离家当佣工，屡屡受欺侮，甚至雇主因其文盲以假帐相欺，谎说3年工钱已支完。武训争辩，反被诬为“讹赖”，遭到毒打，气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语，病倒3日。吃尽文盲苦头，决心行乞兴学，20岁时当了乞丐。30岁时，在馆陶、堂邑、临清3县置地300余亩。光绪十四年与杨树坊在堂邑柳林镇创办崇贤义塾，次年与了征和尚在馆陶杨二庄创办义塾，光绪二十二年又与会门首领施善政在临清镇创办义塾。山清廷封其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建立牌坊。武训的精神广为后人敬仰效仿，死后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建忠义专祠。主要建筑有武训祠和武训墓。 武训祠堂始建于1903年，仅三间。1937年，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由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拨款重建。1997年5月重修。祠堂为歇山式砖木结构，阔五间，进深三间，飞檐高挑，肃穆庄严。1896年12月5日武训在临清他所创办的御史巷义学去世，殁后葬于当时的崇贤义塾东壁外，即今武训墓在位置。1966年初秋，武训墓被“红卫兵”砸毁掘开，武训先生被抬尸游街，焚尸街头。后残骨被武庄武氏后人归葬武训祖茔。1995年9月，在祠前建有百米碑廊，碑刻26块；在祠右前方建有高歌台，又名“嘤鸣台”；在祠左前方建有“武训魂亭”，亭额由著名学者季羡林题写。 武训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五岁时拾到一本《三字经》就想读书。他娘说：“读书要钱。”他为了挣钱，就模仿卖艺人的动作意外地挣了二百文钱，到一家塾去读书，结果被赶了出来。他认为书不是给穷孩子念的。十七岁到张举人家做长工，受尽折磨，被周大搭救出，住在一个破庙里，晚上做了一个美梦后，就决心办义学，用尽了一切苦行来积钱，不久，周大越狱出来，见到武训说：“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俩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老百姓不是好期侮的！”十年后，武训积下二百二十吊钱，结果被地保骗走，但他不灰心，最后经过三十年的岁月，他的志愿终于实现了——光绪十四年春天，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终于开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