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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解读《卢布林的魔术师》1. 导言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是美国当代著名犹太作家。
1978 年，辛格因为“他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不仅扎根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且反映和描绘了人类的普遍处境”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辛格用一种濒临消失的语言———意第绪语生动地勾勒出一幅17 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波兰犹太世界。
他使用全景式的描述手法表现了犹太人在处理犹太传统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时的迷惘与身份危机感：“一边是来世、信仰和神秘主义，另一边是现世、民主思想和虚无主义”。
本文试图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把《卢布林的魔术师》的文本研究与历史语境研究结合起来，考察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解读辛格作品中的“背弃—回归”模式提出一种崭新的视角。
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 世纪80 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旨在恢复文学评论中的历史维度，准确地说，新历史主义不仅是对文学批评中历史主义的反驳，而且是对形式主义、新批评等强调文学本体论的拨正”。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通过揭示史文本在深层结构上具有虚构性和想象性这一事实，提出了“历史的文本性”这一概念，从颠覆了旧的历史观所认为的历史与文学之间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开启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复杂对话。
新历史主义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解读，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通过文本与社会语境，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关系，构成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或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论”。
本文将以新历史主义为批评策略，从作者对主流话语的“颠覆”和“抑制”、“小历史”式的书写方式以及文本与历史二者如何互相构建这三个方面来洞察作者在文本中所蕴含的新历史主义的创作特征。
2. 反叛的悖论———辛格对主流话语的“颠覆”和“抑制”虽然辛格小说的主题大多涉及“善与恶、理智与情欲、科学与宗教、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但其小说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主题模式：即从背弃到回归”。
一．新历史主义在历史批评方法论上也受到解构思维的深刻影响，也倾向于以历史的文本性的基点从而颠覆作为宏大叙事的历史叙事，但在文化层面却更加重视从文本的历史性角度出发重构历史叙事的文化动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
这里的文本历史主义，即文本历史性，新历史主义把他看作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的基点之一，另一个是历史文本性，这个等下会细讲。
（后一句）其实是对文本历史主义的进一步解释，也就是说，历史是主特征：1.“跨学科研究”性,即跨越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科界限,使其具有了多维视野的研究。
跨学科特即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与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以及其他艺术等放置在一起加以分析细读，文学打破了自治的领域，参与到与其他文化文本的不断对话和循环之中。
2.“文化的政治学”属性,使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成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标本。
新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政治化批评的特征,它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揭示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
3.“历史意识形态性”,即认为人的文学在文化中具有抗争性作用,而文化变革就是一种文化通过策略向主导意识挑战,进而去“重写文化史”。
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参加意识形态的塑造。
二．内涵：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它在70年代末已经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且这种阐释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独特方法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
新历史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是哈佛教授格林布拉特和斯坦福教授怀特，这一术语最早见之于格林布莱特1982年为《文类》杂志文艺复兴研究专号写的一篇导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审美壁垒遭到解构主义批评的瓦解,文化诗学赞同解构批评对文本开放性的追求,却抵制其无限消解的主张,转而提出解构与建构并重的文化诗学念。
新历史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80年代得以正式命名的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新”的文学批评流派和批评方法。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创立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1943——）。
他在1982年《文类》杂志第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旗号，以后这个称谓逐渐流行开来,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派别。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英国的路易斯?艾德里安?蒙特鲁斯等。
由于新历史主义理论来源的复杂性、批评取向的多样性以及它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松散性和跨国性，造成了对其归类评析的特殊困难。
尽管如此，人们对其基本内涵还是形成了一些大致趋同的看法。
这些大致趋同的看法体现了作为一个批评流派的不可取代的共性，这种共性可简洁地概括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
“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不是要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论成分。
新历史主义批评要回归的“历史”不是所着力考察的以、制度为主的状况，而是一种“性的”历史。
它的价值在于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
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
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也说过：“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又不够历史化，既过于形式主义，又不够形式主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
”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主义批评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