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汉语禁忌语翻译策略研究——以《红高粱》葛浩文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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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红高粱》译本中方言词汇的翻译策略曾伟婷【摘要】方言词汇是作家们刻画人物形象、还原原文语境和增强作品真实性的重要手段。
作为土生土长的山东高密作家,莫言能够娴熟地运用当地方言。
其作品《红高粱》通过方言词赋予小说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文化特色。
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正确理解方言词汇的基础上,采用多种翻译策略,力求再现原文方言词汇的语言效果。
基于此,通过实例分析,探讨葛浩文《红高粱》译本中方言词汇的翻译策略。
%The vocabulary of dialects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writers to depict characters,restore the context of original texts, and improv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novel. As a writer born in Gaomi of Shandong Province,Mo Yan can skillfully employ the local dia-lects and his work Red Sorghum make the characters vivid and full of cultural features by dialects. Translator Howard Goldblatt,based on the correct use of dialect vocabulary,employs man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restore the lingual effect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version of Howard Goldblatt by analysis of examples.【期刊名称】《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00)007【总页数】3页(P132-134)【关键词】莫言;《红高粱》;方言;葛浩文译本;翻译策略【作者】曾伟婷【作者单位】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银川 75002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一、引言方言(dialect)是语言的变体。
《红高粱》及其英译本中词汇衔接的对比研究的开题报告1. 研究背景《红高粱》是张艺谋执导的一部电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
该片描述了一个封建村庄中三个女人的故事,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封建礼教、男尊女卑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该电影在国内外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被多个国家翻译成英文版本。
然而,在《红高粱》中,中文词汇的衔接和表达方式与英文译本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在跨文化交流中可能会带来一些误解和困惑。
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中英文词汇在该电影中的表达方式和衔接方式的异同点。
2.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对《红高粱》中的中文和英文词汇进行分析,比较它们在表达方式、衔接方式、意义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揭示两种语言之间跨文化交流的难点和关键点。
具体目的包括:(1)分析《红高粱》中的重要中文词汇及其英文翻译;(2)比较中英文词汇在影片中表达方式和衔接方式的不同;(3)探讨中英文词汇的意义和文化内涵的异同;(4)提出促进中英文跨文化交流的有效策略和方法。
3. 研究内容和方法本研究将以《红高粱》为案例,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1)中英文词汇的对比分析从影片中选取一些重要的中文词汇,比较它们在中英文中的表达方式和衔接方式,揭示其中的异同点和关键点。
(2)中英文词汇的文化内涵分析分析中英文词汇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探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难点。
(3)探究促进中英文跨文化交流的策略和方法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促进中英文跨文化交流的有效策略和方法,为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做出贡献。
本研究将采用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方法,搜集《红高粱》的中文和英文词汇,并比较它们在表达方式、衔接方式、意义等方面的异同。
同时,本研究还将通过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各个方面的数据,从而确定中英文跨文化交流的有效策略和方法。
4. 预期成果本研究的预期成果包括:(1)对《红高粱》中的中英文词汇进行分析,揭示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和难点;(2)为促进中英文跨文化交流提出有效的策略和方法,有助于各文化间更好地理解和沟通;(3)发表学术论文,向相关领域的学者和读者介绍本研究的发现和结论。
葛浩文《红高粱》译本中方言词汇的翻译策略作者:曾伟婷来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07期摘要:方言词汇是作家们刻画人物形象、还原原文语境和增强作品真实性的重要手段。
作为土生土长的山东高密作家,莫言能够娴熟地运用当地方言。
其作品《红高粱》通过方言词赋予小说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文化特色。
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正确理解方言词汇的基础上,采用多种翻译策略,力求再现原文方言词汇的语言效果。
基于此,通过实例分析,探讨葛浩文《红高粱》译本中方言词汇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莫言;《红高粱》;方言;葛浩文译本;翻译策略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4)07-0132-03一、引言方言(dialect)是语言的变体。
方言又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
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
一般来说,同一种地域方言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地区。
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因职业、阶层、年龄、性别等等的不同,口译、措词、言谈也会有差别[1]。
在文学作品中,恰当地使用方言词汇,有助于刻画人物形象,还原原文语境和增强作品的真实性。
胡适之先生说过:“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
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
古文里的人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2]胡先生的这一段话指出方言能有效地刻画人物形象。
作家叶辛说:“至于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想得更多的不是文学语言的规范,而是语言怎样更切合人物的身份,语言怎样显得朴实流畅清丽而且具有音乐感,语言怎样更加生动活泼,把作者不知不觉带进作品的意境中去。
”[3]29恰当地运用方言词汇能够达到作家叶辛提到的语言效果。
另外,老舍认为:“与此同时用减了成色的国语,不如用原封不动的土话。
半生不熟的国语是患了贫血病的语言,即使运用得好,也不过像桐城派文章那样清瘦脆弱,绝无蓬蓬勃勃的气势。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词语的翻译策略探析——以葛浩文英译
《红高粱》为例
孟秋宏;严胜荣;黄洁;李洁;李冬连;丁静
【期刊名称】《海外英语》
【年(卷),期】2024()10
【摘要】由于中国文化体现着民族特色,又有着深厚传统与强烈特色,因此如何正确翻译中国的传统历史符号,对于宣传中华文化,让目标读者跨过历史鸿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至关重要。
通过以葛浩文《红高粱》的英译本为例,从翻译方法出发研究了对中国文化符号词的翻译。
研究结果表明,葛浩文灵活运用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使目的语读者更易接受,同时也能正确传达原文丰富的文化意蕴。
【总页数】4页(P29-31)
【作者】孟秋宏;严胜荣;黄洁;李洁;李冬连;丁静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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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019年06期总第446期ENGLISH ON CAMPUS葛译莫言小说的翻译策略研究——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文/赵琳秀【摘要】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莫言作品的翻译与传播。
许多学者认为,正是由于葛浩文先生的翻译,才使得莫言的文学作品在全世界闻名。
可见,葛浩文在翻译活动中所采取的策略发挥了令人无法忽视的作用。
本文试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与总结葛浩文在译前以及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希望对其它的文学作品的译介与传播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葛浩文;翻译策略;归化;异化【作者简介】赵琳秀,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浙江省2016年度高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葛译莫言小说的翻译策略研究——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FX2016027)”资助。
红、莫言、贾平凹、李锐、王朔、苏童、姜戎、朱天文等五十多位中国作家的六十余部作品。
除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外,贾平凹的《浮躁》也凭借葛浩文的翻译获得 1989 年美孚飞马文学奖,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获得1999年美国翻译协会年度奖,此外姜戎的《狼图腾》、苏童的《河岸》和毕飞宇的《玉米》分别获得首届、第三届和第四届“曼氏亚洲文学奖”。
同时,葛浩文还是中西方文学界知名的学者,曾创作过中文文学作品,并参与创办了学术杂志《现代中国文学》,同时还担任了很多学术杂志的编辑。
夏志清就盛赞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刘心武则认为葛浩文的翻译是最具水平的。
莫言也称赞葛浩文的译本为他的原著增添了光彩,戴乃迭认为葛浩文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更是把葛浩文喻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生婆”。
为此,葛浩文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
二、葛浩文译前的文本选择策略葛浩文是最早关注当代中国文学的学者之一,在他近四十年的翻译实践中,葛浩文翻译了近六十部现代和当代中国小说,每一部都是高质量的,非常受欢迎,这应该归功于他对中国文学的热情与他扎实的深厚的中国文学功底。
一、引言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渐渐提上日程。
为响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号召,要着重文化作品的外译,推动中国文学走向国际文坛。
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当代中国作家莫言的作品倍受追捧,其中《红高粱家族》是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品之一,汉学家葛浩文将这部作品翻译成英文,方使国外读者接触中国优秀作品。
《红高粱家族》这部作品叙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祖先在山东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
原文中的语言朴实,内容深刻,包含着丰富的道德伦理内涵。
葛浩文对这部作品进行了翻译,他的译作堪称佳译。
笔者从翻译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循的翻译伦理规范,寻求合理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译介模式。
二、翻译伦理学概述在20世纪90年代,解构主义多元化日渐兴起,翻译文化大转向出现,这都使得翻译研究渐渐倾向伦理学的范畴,翻译学与伦理学相互结合,从而渐渐形成如今的翻译伦理学。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译者的翻译行为将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进行重新审视。
翻译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行为,译者的主体地位无形中被过于夸大,让人觉得翻译毫无章法可循,其实不然。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需要遵循特定的职业规范及语言准则,这其实是在呼唤伦理的回归,表明翻译需要伦理的支撑。
该理论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发展。
在国外,法国文学翻译家贝尔曼于1984年最早提出“翻译伦理”的概念,认为译者是翻译伦理学对翻译学意义最大。
在此基础上,劳伦斯·韦努蒂提出异化翻译观。
皮姆(2001)指出翻译研究应该而且已经回归伦理问题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切斯特曼(2001)指出翻译界存在五种伦理模式,分别是再现伦理模式、服务伦理模式、交际伦理模式、规范伦理模式及承诺伦理模式,提供了翻译伦理学的基本模式。
本文通过这五种翻译伦理模式探究《红高粱家族》葛译本的伦理问题,试图寻求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合理译介模式,使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符合读者的伦理需求。
《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中汉语粗俗语翻译的伦理审视《红高粱家族》是著名作家莫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曾一度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评论。
而本文将围绕着《红高粱家族》的葛浩文英译本中汉语粗俗语的翻译展开伦理审视。
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是其中涉及到粗俗语的翻译,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因为,翻译者需要在保持原文的风格和意境的同时,将原文准确地传达给读者。
然而,在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时,翻译者不可避免地将会面临一系列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因为粗俗语常常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它们是人们情感宣泄或者言辞戏谑的一种表达,但是,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它们往往具有一定的冷嘲热讽的味道。
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巧妙地运用了大量的粗俗语,使整个故事更加生动有趣。
而在葛浩文的英译本中,翻译粗俗语的方式是直接翻译成英文对应的脏话或者脏话的隐射。
这样的翻译方法无疑使故事更加真实地还原了原文的气质,但同时也引发了伦理和道德方面的争议。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红高粱家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所描绘的是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下的生活场景,其中的粗俗语是这个时代和地域的真实反映,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这个角度看,葛浩文选择直接翻译粗俗语的方式可以说是非常准确和符合原文的风格。
然而,我们也需要承认,故事中的粗俗语给读者带来了一种不舒服和厌恶的感觉。
而葛浩文的英译本中翻译的脏话和隐射用词,进一步强化了读者对这些语言的厌恶和讨厌。
这一方面可能会损害小说的读者感受,使一些读者产生抵触心理,不愿意接触这样的作品。
另一方面,翻译粗俗语的方式还涉及到对文化差异的处理。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于粗俗语的接受度和认同度是不一样的。
在西方社会,脏话往往被视为不礼貌和粗俗的表达方式,因此将其直接翻译成英文对应的脏话或者脏话的隐射可能会对西方读者产生一种误解和误读。
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粗俗语往往被视为一种幽默和解压的方式,因此直接翻译成英文会失去一部分原著的幽默效果。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汉语禁忌语翻译策略研
究——以《红高粱》葛浩文译本为例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汉语禁忌语翻译策略研究——以《红高粱》葛浩文译本为例简介:禁忌语是汉语语言中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往往涉及到一些文化传统、宗教观念以及道德价值观。
因此,在汉语禁忌语的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必须考虑到跨文化交际的问题,以便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保证译文的质量。
本文将以葛浩文译本的《红高粱》为例,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探讨汉语禁忌语的翻译策略。
正文:汉语禁忌语是汉语语言中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是一种蕴含着文化传统、宗教观念以及道德价值观的语言表达形式。
因此,汉语禁忌语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跨文化交际问题,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保证译文的质量。
本文将以葛浩文译本的《红高粱》为例,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探讨汉语禁忌语的翻译策略。
《红高粱》是一部流传已久的古典文学作品,其中涉及到许多汉语禁忌语,例如“四海之内皆兄弟”(si hai zhi nei jie xiongdi)、“无米之炊”(wu mi zhi chui)等。
葛浩文译本的《红高粱》,采取了“接近法”(near-equivalent)翻译策略,
将“四海之内皆兄弟”译为“All are brothers within the four seas”,将“无米之炊”译为“cooking without rice”。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
看出,葛浩文译本的《红高粱》采取的“接近法”翻译策略,在
保留原文的禁忌性的同时,也尽量将其译成英语语言中的接近表达。
在翻译汉语禁忌语时,翻译者不仅要考虑到跨文化交际问题,也要尊重译入语的文化背景。
例如,“无米之炊”在汉语里有明确的禁忌性,因其所暗含的含义是尊重父母,不管父母有多么清贫,子女都要照顾他们。
然而,在英语语言中,“cooking without rice”并没有达到原文表达的效果,因为英语语言中没有汉语中“无米之炊”的禁忌性。
因此,在翻译汉语禁忌语时,翻译者不仅要考虑到跨文化交际问题,也要尊重译入语的文化背景。
此外,翻译者在翻译汉语禁忌语时还需要考虑到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例如,汉语中的“一切可以”(yi qie ke yi)涉及到“可以”的含义,其实英语中更常用的表达是“it is possible to”。
因此,在翻译汉语禁忌语时,翻译者需要考虑到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保证译文的质量。
总结: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汉语禁忌语的翻译策略应该注重保留原文的禁忌性,同时也要考虑到译入语的文化背景和表达习惯。
本文以葛浩文译本的《红高粱》为例,分析了葛浩文译本采取的“接近法”翻译策略,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探讨汉语禁忌语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