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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两件馆藏汉代铜镜作者：邵凤芝来源：《文物春秋》2009年第01期【关键词】汉代；铜镜；尚方；侯氏神兽镜【摘要】河北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两件汉代铜镜，一件是官方机构“尚方”制作的四神规矩镜，一件是当时的私家作坊侯氏制作的神兽镜，两镜制作规整，图案清晰，反映出汉代官方和私家的制镜水平。
河北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两件汉代铜镜，一件是四神规矩镜，一件是侯氏神兽镜，均为国家二级文物。
四神规矩镜，直径16厘米，厚0.51厘米，重0.56千克。
圆形，镜中心为半球形钮，柿蒂纹钮座，钮座外是一个小方框，方框外饰一周12个乳钉间十二地支铭，外面是双线方栏，方栏外为8个乳钉及规律分布的“T”、“L”、“V”规矩纹符号，间饰四神、禽兽、花叶等图案。
其外是一周铭文带，铭文内容为：“尚方作竟（镜）大毋伤，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雀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似金石如侯王，宜酒食乐毋事。
”外围斜线纹一周。
铜镜边缘装饰有两周锯齿纹夹一周双线波折纹。
镜体较厚重，镜钮较大，纹饰清晰，保存完好（图一）。
四神也叫四灵，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
这种纹饰的出现与道教有密切关系，道教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作为护卫神，以壮威仪。
《抱朴子》中描述太上老君形象时称：“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
”以后四灵逐渐被人格化，成为四位护法神将。
尚方是汉代设在都城的官方作坊，专门制造各种御用和官用的器物，包括铜镜。
当时的私营作坊也多滥用尚方镜的铭文来招揽生意，但制作粗糙。
本馆收藏的这方四神规矩镜纹饰精美，做工精湛，应该是真正的尚方产品。
侯氏神兽镜，东汉时期，直径13.1厘米，厚0.71厘米。
圆形，半球形钮，圆钮座，钮座外装饰神兽一周。
镜中心是一条张牙舞爪的神龙，龙屈身盘曲，身上的龙鳞片片凸起，长长的龙尾卷曲成“Ｓ”形，身躯的一部分叠压在镜钮下，龙身被分成了两部分，但是依然威风凛凛，气势非凡。
博大精深的汉代规矩镜西汉规矩纹镜新莽“博局去不祥”四神规矩镜新莽“尚方御”四神规矩镜张宏林孙一琼铜镜，是我国古人照面饰容的日常生活用具。
它早在齐家文化时期就已开始出现，发展到战国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两汉为第二个高峰期，隋唐则为第三个高峰期，此后一直沿用。
至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因玻璃镜的普遍使用、替代，铜镜才彻底绝迹。
其沿用时间约为4000年，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青铜器。
铜镜的正面用于照面，而背面往往饰有各种各样的图案纹饰和铭文。
这些美丽奇特的图纹和内容丰富的铭文，与时代的艺术创作紧密相连，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民风习俗等，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两汉铜镜不但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且还具有极高的工艺美术价值。
其图案纹饰、铭文内容、制作工艺、艺术风格，无不反映和体现了这一时期雄浑大气的时代气息和博大精深的艺术手法。
研究两汉铜镜文化，不但可以根据当时的历史典籍等资料，采取图像学和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论证和考据，而且还可以结合镜铭、榜题来诠释、剖析图案纹饰的历史面目和文化内涵。
本文主要谈谈汉代规矩镜中蕴藏的某些文化内涵。
汉镜中的规矩纹是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图式汉代铜镜中的T、L、V图形符号，因其形似我国神话传说中的创世之神伏羲、女娲手持的用于规天矩地的工具——规矩，故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即在日本学者原田叔人编撰的《泉屋清赏》中被称为“规矩纹”。
规矩之名，起源甚早。
《史记·龟策列传》有“规矩为辅，副以权衡”的记载；《淮南子》曰：“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
根据纹饰形象，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古代名物为铜镜命名的方式，还是比较符合国人的传统意识和文化心理的，故规矩镜的命名经梁上椿先生介绍传入我国后，即被国内学界接受并沿用至今。
然而，这一命名并非定论。
如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周铮先生，根据新莽时期的四神规矩镜拓本上有“刻具博局去不祥”的铭文，认为：“这说明镜中的所谓‘规矩’，确乎是一具‘博局’。
汉代规矩镜
（直径15.7厘⽶）汉代
专家点评：此藏品为汉代铜镜,品相完好，纹饰清晰，外圆饰连续双线锯齿纹，圆形镜钮周围饰三线⽅框纹饰，寓意天圆地⽅，⽅座纽，⼋乳丁，由于⽅与圆的对⽐，形成了⼀个优美的图案结构。
并⽤青龙、⽩虎、朱雀、⽞武四神图案作装饰，所以称为规矩四神镜，也有国外学者称之为TLV镜，也有叫博局镜、⼋极纹镜等。
此类纹饰由于也出现在汉代天⽂⽤具——⽇晷上，也叫⽇晷镜。
所有这些名称，都表达了古代先⼈⼼⽬中的宇宙图式，有极为深奥的精神、⽂化内涵，规矩镜在两汉极为流⾏，也是铜镜中最为博⼤精深的。
市场参考价：35000-38000元。
汉代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深深地吸引着研究汉文化的东西方学者,促使他们不断深入地进行研究。
尤其是汉代铜镜,无疑是汉文化最具影响力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汉代铜镜制作精良,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其流行程度、铸造技术、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都超过了前代。
汉镜从艺术构图上,有别于战国多层次的纹饰表现手法(图一),若从铜镜上简明的锯齿(单线、复线)、双线、双线三角、流云纹上来看,好像是一种简单的装饰,其实它涵盖着很深的文化元素在里面,体现了汉代人对审美的追求。
在出土的汉代众多青铜镜品种中,四神规矩镜(四神博局镜)大概是文博界、考古界以及铜镜收藏界最熟悉的镜种。
本文试对四神规矩镜及其铭文(四神博局镜)作一简要阐述。
一四神规矩镜(四神博局镜)是汉代流行的铜镜品种,尤其在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最为盛行(图二、图三)。
规矩镜布局整齐严谨,纹饰清晰:镜钮外一个方格,有时方格内会有铭文带,方格四边中点各出一T形纹饰,与其相对为L形纹饰,方格四角外相对V形纹饰,TLV纹饰间一般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以及羽人、瑞兽、乳钉纹等。
四神规矩镜(四神博局镜)在欧美艺术品收藏界称之为“TLV纹镜”,国内和日本学者称之为“规矩纹镜”。
它的命名可能源自木工做活时使用的工具。
人们将“V”形符号纹饰称其为“规”。
规是画圆用的工具,今天称之为圆规。
早在商代中期人们就已熟练地应用圆规。
与“T”形纹饰正对的“L”形纹饰,被人们称之为“矩”。
矩是角尺,是木工刨方形木料时用来画线或测量的工具。
相传古代伏羲氏发明了矩,从而教化人们做用具、盖房屋。
在我国有关编著中,规矩镜的命名最早见于1942年梁上椿编撰的《岩窟藏镜》一书,梁氏称:汉代四神规矩镜简述孙丽华草叶纹铜镜洛阳博物馆藏图二汉代博局纹镜故宫博物院藏. All Rights Reserved.“外人称为TLV式,国人则以字命名。
梅原氏谓为方格规矩云。
规矩镜与博局镜在出土汉代众多的青铜镜品种中，四神规矩镜或称四神博局镜大概是文博界、考古界以及铜镜收藏界最熟悉的镜种。
在数十年前，四神博局镜一直被人们称之为四神规矩镜。
对于四神规矩镜名称的命名，是古代文献中流传下来的，并非现代学界所定。
而对于四神规矩镜名称的延用，笔者认为前人有足够的道理。
从四神规矩镜的镜背布局来看，其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维。
道家的宇宙观认为天下分5个方位即东、南、西、北等四方加中央，这5个方位分别配10个天干，四神规矩镜背中心的钮代表着中央，以钮孔为中心形成子午线分出南、北。
在四神规矩镜背钮座外至凹槽式方框内侧一般会有十二地支铭，对着钮孔子午线上侧为南、下侧为北，南方属火，北方属水，火向高处烧水往低处流，因此，在四神规矩镜背纹中正对着钮孔的铭文中会有一侧为午为南为上、另一侧必为子为北为下，以钮孔为中心与子午线呈垂直的方位两侧中心一侧为辰为左为东，另一侧则为酉为右为西。
那么，这辰、午、酉、子分别代表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道家讲五行学说，认为天下万物都来源于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任何事物都要遵循它们运行的规律。
方位即定，四神规矩镜背纹中的纹饰是严格按方位及五行的属性来配置四神各自的位置。
镜背纹饰中既然有十二地支，那么在纹饰的内涵中必然对应十个天干。
从四神规矩镜的背纹中配置的四神及十二支所处的位置中，很明确的体现出了天干、地支、四神、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
东方甲乙属木配青龙，南方丙丁属火配朱雀；西方庚辛属金配白虎，北方壬癸属水配玄武，中央戊己属土。
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
”道家认为：天是圆的，地为方地，在这种宇宙观的思维指导下，在四神规矩镜背纹的外缘大多铸有云水纹，这意味着天上的宇宙周而复始没有穷尽，镜背中心钮座外的内凹槽式方框代表着大地；中央属土，人们只能在大地上生存，镜钮是大地的中心，方框至镜钮的区域就是大地了。
因大地是方形的，所以大地有四个方位。
汉代铜镜纹饰中神话形象的文化内涵摘要：汉代铜镜承袭了战国铜镜特点的同时，发展出了它自身的独特魅力，尤其是其纹饰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不再是单一的蟠螭纹。
在黄老思想盛行的汉代，铜镜中出现了大量的神话内容。
这些神话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装饰镜背，更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汉代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
关键词：汉代铜镜；纹饰；神话形象；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神话在汉代的发展不仅仅表现于画像石、画像砖、帛画上面，也体现于那一枚枚小小的汉代铜镜上。
铜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与人们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时代的镜子。
铜镜的工艺水平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水平的高低，而铜镜纹饰内容——各种图案和铭文，是与当时政治、经济、尤其是思想文化、时代风尚息息相关。
铜镜的正面是镜子使用价值所在，铜镜的背面则是匠师们大显身手的一个天地，这一小小的镜背涵盖了当时丰富的人文思想。
神话形象作为铜镜纹饰中的一类，更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一、汉代铜镜中的神话形象介绍汉代铜镜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西汉前期到西汉中期，西汉前期的铜镜主要包括蟠螭纹镜、草叶纹镜以及星云纹镜。
蟠螭纹镜是战国铜镜到汉代铜镜的过渡镜，它保留了战国铜镜的地纹纹饰，严格来说还算不上是汉代镜。
蟠螭纹之后出现了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这两种铜镜则取消了地纹。
在宣帝时期出现了以镜的铭文命名的月光镜和邵明镜。
汉代铜镜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西汉末到东汉初期，这一时期的铜镜变化很大，主要是规矩镜，尤其是王莽时期的铜镜十分精美。
第三时期是东汉中期至末期，这个阶段铜镜纹饰出现了浮雕式作法，主要镜类型是画像镜和神兽镜。
画像镜是一浅浮雕形式表现人物、鸟兽、花草等，和当时的画像石、画像砖的作风趋于一致，以浙江绍兴出土最多。
神兽镜的主要内容是神仙灵兽以及历史人物、车马、歌舞和传说故事。
本文主要分析的对象是镜纹饰中有神话和传说内容的铜镜。
一是王莽时期流行的“四神规矩镜”；二是东汉中末期出现的画像镜。
汉代铜镜大全：汉镜图文详讲中国铜镜的发展战国镜、汉镜和唐镜三个高峰，其中汉镜承前启后，存在品种最繁，发现数量也最多，乃是铜镜研究的重中之重，历来成为研究和收藏的基点。
一、西汉早期西汉早期是战国镜与汉镜的交替时期。
经济亟待恢复，铸镜工艺发展缓慢，在形制和纹饰上既承袭了战国镜的风格，又逐渐加入了新的内容。
这时的铜镜，镜面较小，镜壁单薄，多弦纹小钮。
构图上以四乳丁为基调的四分布局法，成为西汉前期铜镜纹饰布局的一大特点，对以后颇具影响。
其纹饰也一反战国镜的底纹加主纹的两层构图法，使主纹成为镜背的单一图案。
这种不用底纹的构图法，是西汉早期出现的新风格，成为西汉早期铜镜与战国镜的分水岭。
四乳四弧纹镜战国时期的铜镜多为弦纹小钮、素卷缘、薄胎体，镜背纹饰刻画纤细，并多有底纹。
而汉镜多为半球形钮，主纹突出，无底纹，宽平缘，镜体厚重。
四乳四弧纹镜具有战国镜的遗风，又兼具汉初铜镜的特点，应为过渡期的西汉早期铜镜。
四乳草叶纹镜草叶纹镜是西汉早期出现的一个新的类型，四乳草叶纹镜在草叶纹镜中占绝大多数，是西汉早、中期流行的主要纹饰之一，代表了不同于战国镜的新风格。
草叶纹是将自然界的花卉、草叶经过高度概括而图案化。
钮座外一般为铭文方框，方框外饰草叶纹，镜缘多为内向连弧纹。
镜铭正式形成于西汉，这一点虽曾有学者驳难，但目前已成为研究界的共识。
（此处已添加小程序，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二、西汉中期后期西汉文景之治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铜镜的铸造与使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完全摆脱了战国镜的影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长足进展。
尤其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前后，一些新的镜类开始流行起来。
四乳星云纹镜星云纹镜的出现与战国时流行的蟠螭纹镜有着演变上的渊源关系，它应是战国铜镜向汉镜风格过渡的物证。
形制上，镜面渐大，镜体变厚，半球形钮敦厚平滑，钮座多样化，除圆钮座外，还出现了柿蒂纹、联珠纹等钮座。
镜背图案常以乳丁作为间隔的四分法开始广泛运用。
纹饰种类增多，有新颖的草叶纹、星云纹、花瓣纹、连珠纹、乳状纹等取代了战国那种抽象的纹饰，尤其是铭文镜，其装饰图案开始由图文并茂转变为对铭文内涵及字体美观的追求，铭文逐渐在镜背占据重要的位置。
淮南市博物馆收藏的汉镜汉代铜镜，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既是繁荣时期，又是逐渐演变乃至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概括说来，西汉早期到中期是战国铜镜风格的延续和发展期；西汉中期以后，铜镜呈现了全新面貌，大量具有典型汉代纹饰风格类型的铜镜涌现；到东汉晚期，随着高浮雕画像镜的流行，汉代铜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同时，铜镜作为一种生活日用器，到汉代时才真正为社会各阶层普遍使用。
一、淮南市博物馆馆藏汉镜的来源及历史背景汉代是淮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时期。
自西汉初设置淮南国以后，淮南地区成为淮河中下游一带区域性政治、文化中心，淮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全市范围内发掘的数百座汉代墓葬判断，这一时期人口数量大幅增加，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充分显示出当时淮南地区的繁荣状况。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首置淮南国，封英布为淮南王，辖郡包括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领地跨越江淮。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英布获罪被诛，改封刘长为淮南王，都寿春。
汉孝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刘长获罪流放，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
孝文帝十六年时，淮南国一分为三，为淮南、衡山、庐江，分别分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长子刘安继为淮南王。
刘安在八公山下招贤纳士，致门客数千，撰书炼丹，使淮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
东汉时淮南地区的建制仍沿用西汉建制，东汉末年，袁术据寿春改设淮南郡。
从淮南地区两汉墓葬资料看，淮南地区的汉墓集中分布在市域西部和南部，除此之外，在全市范围内都有少量发现。
此期社会相对安定，墓葬中的随葬品较秦及以前显著增多。
墓葬形制更加多样化，从先秦时期单一的土坑墓，演化到土坑木椁墓、土坑石椁墓、石室墓、多室砖室墓和为数众多的小型砖室墓。
几乎每一形制的汉代墓葬都出土有铜镜。
从其纹饰风格看，有中原镜，也有吴地鄂州镜、绍兴镜，充分反映出淮南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区域，通过淮河、大运河汇集了长江、黄河两岸的各式铜镜。
淮南博物馆馆藏汉代铜镜大多为考古发掘获得，另有部分来自市域西部征集、打击盗墓收缴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自市物资回收公司拣选。
汉代博局纹镜的图像象征意义武耕【摘要】博局纹镜是汉代铜镜中重要的类型,其中图案上＂TLV＂纹饰的符号象征意义备受中外学者的关注。
图像学的任务是破译和阐释隐藏在视觉象征符号之下的观念。
运用图像学的方法,对汉代博局镜中＂隐藏在视觉符号之下的观念＂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博局镜纹饰＂法象天地＂,象征着＂天圆地方＂宇宙模式的结论,它是汉代人＂天人合一＂观念在图像上的具体表现。
%Bo-Ju is an important type of mirrors in the Han mirrors, in which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LV＂pattern wins much concern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The objectives of iconology is deciphering and interpretin the hidden concept under the visual symbol. This article makes a research of the hidden concept beneath the visual symbol of the Bo-Ju mirrors and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Bo-Ju pattern reflects the Han people＇s world view of ＂Round Sky ＆ Square Earth＂ and the philosophy thinking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期刊名称】《苏州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29)002【总页数】5页(P73-77)【关键词】汉代铜镜;博局镜;图像学;象征意义【作者】武耕【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22111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85汉代，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繁荣阶段，其考古发现数量众多，灿如星汉。
博大精深的汉代规矩镜铜镜，是我国古人照面饰容的日常生活用具。
它早在齐家文化时期就已开始出现，发展到战国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两汉为第二个高峰期，隋唐则为第三个高峰期，此后一直沿用。
至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因玻璃镜的普遍使用、替代，铜镜才彻底绝迹。
其沿用时间约为4000年，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青铜器。
铜镜的正面用于照面，而背面往往饰有各种各样的图案纹饰和铭文。
这些美丽奇特的图纹和内容丰富的铭文，与时代的艺术创作紧密相连，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民风习俗等，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两汉铜镜不但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且还具有极高的工艺美术价值。
其图案纹饰、铭文内容、制作工艺、艺术风格，无不反映和体现了这一时期雄浑大气的时代气息和博大精深的艺术手法。
研究两汉铜镜文化，不但可以根据当时的历史典籍等资料，采取图像学和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论证和考据，而且还可以结合镜铭、榜题来诠释、剖析图案纹饰的历史面目和文化内涵。
本文主要谈谈汉代规矩镜中蕴藏的某些文化内涵。
汉镜中的规矩纹是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图式汉代铜镜中的T、L、V图形符号，因其形似我国神话传说中的创世之神伏羲、女娲手持的用于规天矩地的工具——规矩，故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即在日本学者原田叔人编撰的《泉屋清赏》中被称为“规矩纹”。
规矩之名，起源甚早。
《史记·龟策列传》有“规矩为辅，副以权衡”的记载；《淮南子》曰：“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
根据纹饰形象，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古代名物为铜镜命名的方式，还是比较符合国人的传统意识和文化心理的，故规矩镜的命名经梁上椿先生介绍传入我国后，即被国内学界接受并沿用至今。
然而，这一命名并非定论。
如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周铮先生，根据新莽时期的四神规矩镜拓本上有“刻具博局去不祥”的铭文，认为：“这说明镜中的所谓‘规矩’，确乎是一具‘博局’。
……‘博局’是新莽时期铸在镜背上的名称，不是后人强加与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依此镜铭，将‘规矩镜’改称为‘博局镜’。
”这一观点很快被学术界和铜镜收藏界所采纳，以后就逐渐以博局镜之名来替代规矩镜了。
由于这类图形符号也曾作为汉代的天文用具——日晷上的装饰图案，也有学者提出，应该把这类图形符号称为“日晷纹”。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先生，根据先秦杂家著作《尸子》中的一条佚文“八极为局”，提出：“‘局’即博局，这是说博局上有‘八极’的形象。
”李先生经考证文献认为，“八极”为天地的边际，实是指支撑天宇的八座山，是天地间的维系。
据此，他认为，“TLV”纹如果要找一个有典据的词代替，似乎最好叫做“八极纹”。
规矩纹、博局纹、日晷纹、八极纹，这种种命名显示，这种形似规矩、看似普通的图形符号实际上代表着天地的框架，是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图式。
规矩镜的几种形式和流行年代曾被命名为规矩纹的T、L、V图形符号，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最早出现在河北平山战国时期的中山国王墓中出土的石雕板中；而作为铜镜的装饰图案，则始现于西汉中期的蟠螭纹镜中；尔后，在新莽及其前后时期流行的四神、禽兽或元气纹镜中，却成了最常见的装饰图案。
两汉时期流行的规矩镜中，已经出现了较多的国号铭文，例如：汉、大汉、汉家；新、新家等。
根据现有的资料，还发现了较为罕见的纪年铭文，如“永始二年五月”(公元前15年)、“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始建国天凤二年”(公元15年)等。
我国的铜镜研究者通常把规矩纹划分为三种形式：一种是T、L、V三种符号齐全的组合，称之为规矩纹。
其中较早时期的这类规矩镜中，有极少数的L、V 形符号之间是饰有铭文的。
一种是T、L、V三种符号缺少其中之一或之二的，称之为简化规矩纹。
一种是T和L、V三种符号之间以细圈或铭文带间隔的，称之为间隔规矩纹或圈带规矩镜。
根据对这些带有国号和纪年铭文的铜镜的形制、图案、书体和辞句内容的分类排序和比较分析，再结合那些带有“新”朝国号、可以确定为新莽铜镜的比对和出土资料的相互印证，可以发现，那些带“汉”朝国号的铭文镜，西汉晚期铸制的可能性较大。
那些铭文书体较为规范的简化规矩镜和间隔规矩镜，其流行时段通常也应该是在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
而极少数新莽后期的规矩镜，会存在缺笔、减笔和错别等诸多现象。
至于东汉时期的许多规矩镜，大多是纹饰线条较为粗率，铭文排列比较稀疏，存在缺笔、减笔、反书、简省、假借和错别等种种现象。
在对规矩镜的排序比对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早期的规矩镜中好像还没有普遍确立天圆地方的观念，因为这些较早时期流行的规矩镜中，不少是圆形钮区的布局格式，而非方框钮区。
汉代规矩镜中天圆地方观念的真正确立，或许应该是始于尚方镜。
这种出自西汉晚期，由朝廷的尚方机构精心设计和尚方官工精工铸制的规矩镜，具有基本统一的形制格式，即：钮区或方框，或方框中饰十二枚乳钉间地支铭文代表大地；饰有T、L、V形符号、八枚乳钉和四神配置的祥瑞图案等纹饰构成的圆形的主区及外形，则代表天；边区通常饰以云气飘忽的流云纹等。
尚方御镜的这一基本形制和图案配置格局，应为当时流行的四神规矩镜的官颁定制，而这一制式也因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当时的一些民间铸镜作坊所仿效。
规矩镜中的四神与天象滥觞于西汉晚期，流行于新莽时期，由朝廷的尚方机构制作的形制规范的四神规矩镜，不但蕴含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且还承载着当时流行的天象观等各种社会意识形态。
所谓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在制作规范的四神规矩镜中，四神的排列应该是有其固定方位的。
《礼记·曲礼》云：”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
”可见，四神的方位排列还关系到古代的礼仪制度。
再结合地支铭文来观察，就会发现，规矩镜中排列规范的四神方位应该是：青龙在东方的寅位；玄武居北方的亥位；白虎待西方的申位；朱雀列南方的巳位。
而这样的方位排列，与古代天文学中四神方位的排列是相一致的。
古人通过对天象的观察，选择了黄道(太阳和月亮)、赤道附近的二十八颗星宿作为坐标，称二十八宿，又称作四象。
并把它们按日、月运动的方向自西而东排列组合，以每七颗为一组，分为四组。
古代的星象家们又借助于丰富的想象，把东方七宿看作是一条龙，把北方七宿看作是龟蛇相缠的玄武，西方七宿为白虎，南方七星为朱雀。
这就是古代天文学中的四象之说和规矩镜中装饰的四神图案之由来。
《三辅黄图·汉宫》曰：“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
可见，四神不但为上天指派的执掌大地四方之神灵，而且其所列之方位还是封建帝王们建造宫殿建筑必须效仿的典范。
综合起来看，规矩镜的外圆代表着天；中间的方框和由地支铭文相结合的钮区表示大地；由T、L、V形符号组合而成的所谓规矩纹则是维系天地的框架，为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图式；而居于宇宙之中，具有固定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则是上天二十八宿的化身，又是执掌大地四方之神灵；四神规矩镜中还有“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之类的铭文，显示出它们能为百姓降福纳吉，带来祥瑞。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动人而富有想象力的天上人间和谐相处的美妙世界，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喜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难怪四神规矩镜能够在西汉晚期、新莽时期乃至东汉时期的较长时段内得以流行。
规矩镜中的神灵崇拜在汉代流行的规矩镜中，除了饰有常见的四神、五灵等图案外，其中往往还配置有伏羲、女娲、蓐收、句芒、辟邪、蟾蜍、羽人、西王母、三青鸟、九尾狐、三足乌和玉兔捣药等各种神灵异兽的祥瑞图案。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古人万物有灵的观念，是汉代人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等意识的具体反映。
伏羲、女娲是华夏民族的祖先神。
而规矩镜图案中，伏羲、女娲的双手往往捧着中有金乌的日轮和内有蟾蜍的月轮，表现了古人的日月崇拜和当时流行的阴阳观念。
西王母是与天齐寿、长生不老的象征。
而从上述的文献记载和远古传说中可知，三青鸟、三足乌、九尾狐与西王母的关系相当密切：三青鸟是为西王母取食的，三足乌是西王母的使者，九尾狐则是专供西王母传唤役使的。
蟾蜍相传是姮娥的化身。
至于规矩镜所饰的人首兽身的灵怪，则应是少昊之子蓐收。
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句芒是掌管人间寿命和祸福的东方之神，人首鸟身。
规矩镜中的仙道思想秦汉之际，修道成仙之风日盛，而这类仙道思想在流行于同一时期的规矩镜中也多有反映。
规矩镜通常是从两个方面来体现仙道思想的具体内容的：其一是图案纹饰，其二是铭文内容。
或许是因为传说中的西王母掌管着不死之药，所以西王母在汉镜中就被当作长生不死的偶像装饰其中。
在尚方御镜等规矩镜的西南方位，往往饰有骑鹿而行的羽人。
羽人乃得道成仙之人。
而鹿、麒麟为祥瑞之兽，通常被认为是仙人的坐骑。
汉镜中多有“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澧泉，驾交龙，乘浮云”、“上有仙人持芝草，渴饮澧泉饥食枣，寿敝山石西王母”之类的铭文。
这也应该与当时人崇尚修道成仙、向往长生不老的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规矩镜中的辟邪文化镜辟不祥，以镜辟邪，是二千多年以来一直沿续，并流传至今的我国传统民俗和文化信仰之一。
铜镜的辟邪功能，在古代典籍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均有着较为神奇的传说和非常广泛的记载。
西汉刘歆在《西京杂记》中记载秦始皇时咸阳宫中的一面铜镜曰：“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通明。
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
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
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知病之所在。
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
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
”镜子能够照到“肠胃五脏”和“病之所在”，又能照见“邪心”，这或许是最早出现的关于以镜辟邪的神奇故事了。
铜镜作为丧葬习俗中的辟邪，也是其功能之一。
《汉书·霍光传》曰：“光甍……赐……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纵木外藏椁十五具。
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
”服虔注曰：“东园此处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敛并盖之”。
南宋周密《癸辛杂识》说：“世大敛后，用镜悬棺，盖以照尸取光明破暗之义。
”铜镜中还有“百炼作镜，八卦象备，卫神帝命，永镇阴精”的铭文。
可见铜镜在古代葬俗中不但具有“取光明破暗”的功能，而且还有“永镇阴精”的辟邪作用。
铜镜又是驱邪照妖的法宝。
后汉郭宪《洞冥记》载：“望蟾阁十二丈，上有金镜，广四尺。
元封(公元前110～105年)中有祇国献此镜，照见魑魅，不获隐形。
”晋葛洪《抱朴子》云：“道士以明镜九寸悬于背，老魅不敢靠近。
若有鸟兽邪物，照之，其本形皆现镜中。
”难怪古代修道炼丹的道士们，总是镜不离身，将其作为护身的法宝。
上述这些具有辟邪功能的铜镜，不一定都是规矩镜。
而汉代流行的四神规矩镜则具有更为神奇的辟邪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