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新闻通讯的特色及其历史意义摘要：范长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
他以追求真理、注重现实的献身精神和求实精神，不畏艰难险阻，以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迈开双脚，通过对重大历史性现象和问题的实地考察，以生动灵活的形式，丰富深刻的内容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对广大人民群众极为关心的问题作出了回答。
本文从新闻通讯的特色及其历史意义这两个层面论述了范长江的新闻作品。
关键词：范长江；新闻通讯；;特色；历史意义目录一、范长江新闻通讯的特色主要有 (1)(一)瞩目于历史风云，选材重大 (1)(二)浓郁的文化氛围，强烈的地域特色 (2)(三)散文化的笔法 (4)(四)视角的“游记”性 (6)二、范长江通讯蕴含的历史意义 (6)(一)拓宽了新闻通讯的题材领域 (6)(二)丰富和发展了我国长篇新闻通讯的宝库 (6)(三)促进了新闻通讯中评论手段的成熟，丰富了新闻通讯的表现手法 (7)三、结语 (8)参考文献 (8)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人。
中国杰出的新闻记者、新闻通讯家，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曾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报撰稿，1935年范长江以《大公报》的特约通讯员身份到中国西南、西北作考察旅行，1936年又在陕西、内蒙巡行并到达延安。
在这期间撰写了大量轰动全国的新闻报道，《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新闻集记录了历史、推动了历史发展。
后创建国闻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加入共产党、创办报纸，任我党新闻传媒的重要职务。
在诸多领导岗位上为中共的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的智慧。
文革中被迫害，于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干校”死于井中，被宣布为自杀。
范长江新闻实践丰富、新闻思想精深，其人格、其思想、其操守均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
就新闻写作而言，其贡献主要体现在新闻通讯写作方面。
代表作《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轰动一时，曾连续再版七次，影响了全国舆论。
本文拟对范长江新闻通讯的主要特色及其历史意义稍作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责。
一、范长江新闻通讯的特色主要有：(一)瞩目于历史风云，选材重大范长江具有强烈的新闻敏感性，善于抓住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
通览范长江新闻通讯，可见其新闻选题大都紧扣时代脉搏，为读者提供深层次的信息，回答读者疑惑的难题。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又不断向西北深入，妄图在陆路上截断中苏联合的纽带，实施其毒辣的“大陆封锁”军事阴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腐败无能，以及国共两党长期针锋相对的国内战争，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危机。
爱国人士无不处在极度的愤慨和苦闷中。
有志于救国的人们都在探索寻求中国的出路，人们的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地广人稀的西北。
有军事眼光的人们认为，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以后，西北地区将成为抗战的后方，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但是，荒僻的西北地区的详细状况，由于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很少为人所知，长征中红军的情况也由于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不为民众所了解。
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新闻战线上的一名新兵，范长江怀着反帝爱国“朴素的革命思想”“站在对外军事观点上”，于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对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区进行了考察。
行程西达敦煌，北至包头，全程一万二千余里，历时10个月，足迹遍及川、陕、青、甘、宁、内蒙等广大地区，报告了当时人民群众迫切需要了解的两个重大问题，即他在《记者工作随想》一文中讲到的，他当年到西北地区采访主要的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
[1]他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悬心于艰危国运的人们”的强烈反响，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塞上行》是范长江继《中国的西北角》之后另一部新闻通讯。
当时日本人为侵略中国做准备，在我国内蒙古边境挑唆和操纵了蒙汉民族之间的民族纠纷和武装冲突。
为粉碎日本人的阴谋，他亲临战火刚熄的冲突现场，穿越人迹罕至的大沙漠，深入内蒙边地，以抗日问题为中心，对中国北部边睡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做了系统的考察。
他将考察中获得的日本妄图侵吞整个中国的证据公布于众，呼吁人们放弃幻想，准备战斗。
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他又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急从宁夏飞兰州，使《大公报》“造成首先突破轴混沌局面的记录”。
再由兰州进入举世瞩目的事变中心西安，不失时机地报道了事变真相，及时地澄清了社会舆论。
在西安他有了直接接触共产党人的机会，在和周恩来同志竟日长谈之后，又冒着生命危险踏上了陕北之行的旅程，成为第一个由白区进入延安的中国新闻记者。
他的报道如实地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介绍了被国民党悬赏通缉的“土匪头目”—中共著名领袖人物，宣传了中共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
他在1937年6月《塞上行自序》中说：“在这个小里面，我比较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是国内各民族问题。
第二，是统一国家至途径问题。
第三，是社会各阶级之利益调整问题.这些都是我认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基本最起码要结局的项目。
”[2]虽然在写这些通讯时，范长江的思想、立场还只是一个正直的爱国的民族民主主义者，但他在国事危急的时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将国人密切关注而不可得的信息详实报告，将因闭塞无知而昏然沉睡的人们唤醒，他的通讯总是扣在时代绷得最紧的弦上，从而成为时代交响曲最宝贵的原始记录。
(二)浓郁的文化氛围，强烈的地域特色范长江的新闻作品多以游记形式出现，途中见闻一路写去，山川风貌、风土人情尽收眼底。
他还善于运用历史典故，诗词、谚语、地方掌故，历史地理知识，以古证今，以古寓今、讽今，读者读来，既能增添历史知识，又能在对比中体会到作者隐含的话外之意，象外之象，包含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和强烈的地域特色。
作家方蒙在《范长江传》中曾说，“读长江的西北通讯，就像跟着他去熟悉西北的历史、观看西北的风貌、体验西北的民情一样。
”[3]在乡土风貌方面：在战乱纷纷的年代很少人能深入祖国的大西北，而范长江的通讯中却多次提到了所经地域的乡土风貌.如《再渡阴山》一文中，作者写到“蒙古草原的美丽，我见斯文赫定博士对它有正确的了解，一望无边的青绿，其中没有一丛林，或者一棵树，来打破这种青茵的平顺。
前面，向任何方的前面看去，总有悦目的绿色铺好的野景。
波形的绿地，犹如微浪的海洋。
矮小的山岗，正如海中的细岛。
”“草地里的马群.受了汽车的震动，没命的狂奔。
它们一向自由生活惯了，蒙古地方可供用交通用的动物，只有它们跑的快，只有它们灵巧，它们自己经验上觉得是天之骄子，它们是比高大的骆驼更受蒙古骑士的欢迎。
我们这一队比他们更快的东西，巨大的吼声—发动机与汽笛的声音，使它们感到第一把交椅的动摇，它们惊惧，它们愤恨。
似乎它们不佩服我们的汽车，因而以它们最大的速度，开始和我们赛跑。
夕阳草上奔群马，鬃飞尾直眼回顾，这是多好的写生题材！[4]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墨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生机勃勃、风光优美的草原图。
在地域风情方面：中国西北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里地处内陆，与外界沟通甚少，因此积淀着更深厚的中国文化资源。
在这神秘的地带，聚居着广大的少数民族。
这些民族的风情习俗，加上相袭久远的宗教传统构成了此间特有的文化景观。
在《回教过年》中作者专门讲述了回教过年的仪式大典，奉斋“即是这一月里面，每天日出以后，日入以前不进饮食，饮食的时间只能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
大典举行时，在马步芳平日练兵的校场，“席地而坐之整万回民，没有丝毫浮动气象”，“他们老老少少的自动向西方坐成很整齐的行列”。
[5]又如对西北回民所信奉之回教新教的讲述，“宗教隐然支配政治、军事以及一切社会活动，而宗教上之主持者为‘阿旬’(即教主)”，“新教教主，不是世袭，而是由全体教民公推。
道堂经济，系由该道堂内所经营管理之商业农业而来”。
[6]在历史文化方面：如《塞上行))第二篇内“武川遇警”一节中，作者以蒙古民族的盛衰史为例，介绍了我国各民族之间亲亲仇仇的复杂关系。
作家说：“蒙古民族本身，并不是所谓愚劣民族，而恰相反是异常优秀的民族。
他引用吉朋(Gibbo)的《罗马帝国之衰亡》一书中的话说“241年春，蒙古军之蹂躏波兰，及入据匈牙利，……蒙古将帅之行军于维斯杜拉河下游，以及德兰斯斐尼亚也，其中布置之精密，尤足惊异.此种战略，匪独并世欧洲任何军队所不能及。
欧洲将帅自排特烈第二以降，就韬略论，无一足与速不台相颉颃作者在介绍蒙古民族自元明以来的衰落时，引用了清代魏源《圣武记》中的话弊“‘蒙古敬信黄教，不但明塞息50年之烽隧，朝200年之太平。
’”并且分析了蒙古人信奉黄教与其民族逐渐衰落的关系：且开本“喇嘛所诵之经，皆系藏文，因喇嘛之力攻藏经，遂放弃其固有之蒙文而不顾。
因而抛弃了自己蒙古民族的文化，在意识上逐渐淡薄了民族独立的思想。
[7]范长江还指出：“真正团结民族之方法，是各民族平等的联合。
所谓民族平等的意义，是政治上‘比例的平等’，文化经济上‘发展机会之平等。
诚如是，在各民族间压迫既不能，生存上相依成为必要，经济之自然溶通，文化还是之自然交流，如是必能造成巩固之团结，孕育出充实而崭新的文明。
”[8]范长江的这些关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反映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对社会全面而又历史的了解，不仅教育、启迪了民众的现代民族观念，而且抓住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民族感情，从而激励人们奋力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
在历史遗迹方面：范长江不仅对沿途的人文风情和地理环境进行了描写记录，还对部分历史遗迹和地理环境进行了部分考址。
如《塞上行·黑河波澜》中，作者对昭君墓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考证，“在归托公路的东段南面，就是有名的‘青家r—昭君墓所在地方。
昭君墓在绥远有两处。
一说归化附近之昭君墓为昭君之衣冠家。
李太白的‘昭君怨’中，把昭君出塞的地方弄错了。
他说：‘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
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
’昭君出塞，系由长安往北走!因为用昭君去‘和’的‘藩’，是南匈奴王呼韩邪，他的领土是今绥远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地，即河套地方。
玉门关在嘉峪关之外，相差好几千里。
出玉门关的是细君公主，那是汉武帝时的事，而昭君和藩，是汉元帝时的事，先后相差二三十年。
”[9](三)散文化的笔法范长江新闻通讯笔法的散文化，主要表现在他不追求完整的情节，在形式上也不追求诸如文章的起承转合等固定的格式，而是以多变多样的形式，报道多变多样的内容，从而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使人读起感到轻松自然，没有生硬滞碍之感。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遐秋先生在《中国现代新闻通讯史》中说的：“范长江的新闻通讯集达到了那种把知识、思想、趣味融于一炉，让叙事、议论、抒情生动地结合在一起的功夫”。
[10]如《塞上行·百灵庙战后行》，作者在开篇就迫不及待地将百灵庙一战胜利的喜悦之情传染给了每一个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