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第25卷 第2期东岳论丛Dong Yue TribuneMar.,2004Vol 125 No 12[收稿日期]2003-09-19[作者简介]张国红(1969-),女,《联合日报》社文史部主任编辑。
【历史研究】范长江新闻思想述论张 国 红(《联合日报》社文史部,山东济南250011) [关键词]范长江;新闻思想[摘 要]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他在1933—1952年近20年的新闻实践中,写出了大量有重大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的新闻报道,逐步形成了自己丰富的新闻思想,不仅在当时指导了人们的新闻实践,而且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2-0126-03 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早在1935年至1938年间,他在《大公报》担任特约通讯员和记者时,即写出了大量有重大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的报道,他的传世之作《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等通讯集,也在这一时期出版。
在这些独具风格的作品中,范长江对祖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对陕北红色区域的真实情况等都予以深切关注,在启迪人们觉醒,引导人们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新华社、解放日报社、新闻总署和人民日报社等处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他逐步形成了自己丰富的新闻思想,并为我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关注祖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范长江在《大公报》的几年里,大部分时间是在西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杂居地区考察,他的通讯以大量篇幅对国内尖锐的民族矛盾予以揭露。
在写于1937年的《边疆问题应有之新途径》一文中,范长江认为,中华民族为几个民族所组成,汉族生存于中部腹地及沿海各省,为中华民族之中坚。
自西南云贵经康、藏、陕、甘、宁、青、新疆以至内外蒙古,则为其他民族独立生活,或与汉族混合生存之区域。
故中国除海岸线之外,所谓边疆问题,其主要内容当为民族问题。
他从历史视角分析道:“中国历代所谓治边政策,皆为狭义的民族主义下的消极政策。
其实质乃以统治者自己所属民族为中心,以‘威’—武力,或以‘德’—羁縻,压服其他各民族。
”[1]在边疆四处强邻相逼的情势下,这种自古以来直至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羁縻之中带控制”的民族政策,致使边疆民族问题愈弄愈糟。
范长江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张十分推崇,认为中国政治思想上对边境民族问题,有重大之进步者,厥为中山先生民族主义之主张。
受孙中山思想的启发,范长江提出了自己对待边疆民族问题的主张:“今后宜变消极的防范政策,为积极的团结政策,变削弱与同化政策,为扶持发展政策。
除边疆各民族之武力、外交与有关国家之经济,须绝对统一于中央外,当以全力扶助边民作飞跃的进步。
亟须帮助其经济之发展,培植新兴人才,以代替腐败之王公制度。
灌输科学教育,以减轻宗教的毒害,使边地民族迎头赶上近代民族之水准,而为光华灿烂之中华民族作成优秀的成员。
如此则各民族与汉族感情融合,外人欲挑拨亦无可能。
”[1]在通讯集《塞上行》里,范长江对祖国的北部边疆问题倾注了大量笔墨,字里行间流露着一腔热忱。
当时,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正在内蒙古积极经营,大搞势力渗透。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1936年11月的百灵庙战役。
国民革命军傅作义部在百灵庙挫败了被日本人利用的伪蒙古军,打击了日本侵华的野心。
对此次战争,范长江感触良多,“蒙古本来是我们五大民族之一,今天我们的蒙古民族竟在外人策动之下,以蒙地为根据地,向我们自己国家进攻,……不能不令我们用理智来作深一层的觉察反省。
”他从对蒙古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深刻认识到“我们相互间的共同利害,较大于我们相621互间利害的冲突,我们相互间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现在遭受着外来民族严重的压迫,我们有共同的危机,我们需要共同的生存,我们已不需要‘我消灭你’或者‘你消灭我’的老的民族路线,我们需要在一种合理的民族关系上来消除内在的冲突,把我们共同的力量,抵抗我外来的侵略,以求共同生存。
”[1]他的这个主张,顺应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趋势。
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范长江对藏族问题予以深切关注,他指出:“松潘境内,藏人占百分之八九十,而政权却在少数汉人之手。
藏民虽有土官,而土官亦受县官管辖,可以说完全为被征服之民族状态。
……民国所谓五族共和者,实空有其名耳!”而且,东亚国际争夺之重心,已集中于中国,中国各民族的不合理关系,正予人以可趁之机。
在分析了利害关系之后,范长江指出:“真正团结民族之方法,是各民族平等的联合。
所谓民族平等的意义,是政治上‘比例的平等’,文化经济上‘发展机会之平等’。
诚如是,在各民族间压迫既不可能,生存上相依成为必要,经济之自然溶通,文化上之自然交流,如是必能造成巩固之团结,孕育出充实而崭新的文明。
”[2]范长江的这些关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反映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对社会全面而又历史的了解,不仅教育、启迪了民众的现代民族观念,而且抓住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民族感情,从而激励人们奋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二、对陕北红色区域的真实报道范长江在《大公报》做通讯员和记者的几年,中国正处在灾难深重的年代。
胸怀救国救民志向的范长江,以他犀利的笔触,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勾勒出一幅时代的画卷,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提供了大量真实的材料。
范长江的突出贡献,是在通讯中迅速及时地揭露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人民群众传播了真理的声音。
有关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就是他在国内第一个报道出去的。
他在通讯中详细记述了红军长征中的一些惊人壮举,诸如跨大渡河,夺铁索桥,翻雪山,过草地等等,表现了红军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
还介绍了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徐向前、萧克等红军将领的军事才能和个人经历。
不仅如此,范长江的西北通讯还告诉人们,红军与国民党代表着中国政治的两种势力,红军要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围剿”红军,另一方面施行所谓改良措施。
红军与国民党的激烈斗争,“表示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
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
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
”[2]这些报道,都与国民党对红军长征和红军领导人的造谣诬蔑根本不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帮助人们知晓红军和红军领袖是些什么样的人,并促使人们深入地思索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问题。
他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向国统区人民披露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陕北红色根据地的情况,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告知于天下。
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由于国民党封锁事变消息,外界对事变经过不了解,少数反动分子乘机诬蔑事变是由共产党暗中挑动,企图挑起内战。
在这关键时刻,范长江当机立断,冒险赴延安和西安采访,归返后发表了大量通讯,介绍了西安事变的详细经过,以及共产党在事变中的积极作用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驳斥了反动派的谣言,使国统区人民明白了事变真相。
范长江的通讯反映社会面是极其广阔的。
他的西北通讯,内容涉及西北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教育、交通等范围十分广泛的问题,几乎囊括了西北社会的全部。
既有丰富典型的材料,又有记者精辟的见解,表现出了他对西北状况的透彻的了解。
范长江就是这样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时代画卷。
三、丰富多彩的新闻思想范长江从1933年涉足新闻界,到1952年调离人民日报社,前后有19年的时间服务于新闻界。
在他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丰富的新闻思想,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范长江新闻思想中首要的一条,就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1939年1月他在《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一文中指出:“新闻事业为社会各种事业部门中最富于变动性的事业,它不只是迅速的多样的反映时代的变化,而且如果有正确政治认识作指导,新闻工作又是加速推进社会的重要力量。
”针对当时一般流行的“报纸独立主义”、“新闻至上主义”,范长江鲜明地提出:“报纸是政治的工具”的观点,认为在“关系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共同生死存亡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之后,一个报纸如不能以负责的态度,把与战争有关的各种政治问题,切实地报道和指示,也必将因躲避现实,而逐渐为读者所抛弃。
不仅如此,范长江还强调报纸应具有时代性的特点,认为报纸在根本上有它一定的政治态度或趋向,但是在民族问题还存在的世界,一个正确的报纸,还应有它的“国家性”或“民族性”,违反国家或民族的要求,固执狭义的党派的成见,这是落伍的或幼稚的报纸,不是时代的报纸。
在当时抗战建国纲领是中国的政治总纲领,因而这也就是这一时代中新闻工作的政治指南针。
范长江号召新闻工作者不要怕谈政治,“报纸不怕谈政治,只怕谈得不对”,应把新闻工作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一个报纸只要抓紧了时代政治要求,是会受欢迎的。
”[3]范长江的这些主张,在中国新闻界较早提出了“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反映了他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所具有的良好的政治修养和素质。
这不仅在当时为抗战时期的新闻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且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也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怎样做一个新闻工作者721范长江新闻思想述论范长江从总结“自己暗中摸索的经验”中,系统地论述了怎样做一个新闻工作者。
对新闻初学者而言,范长江在《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指出了新闻工作入门的五个方面:①正确而坚定的政治态度;②有操守,“非有高度的牺牲精神不为功”;③要有丰富的知识,既要博,又要精;④要有不可缺少的技术条件;⑤健康的身体。
这些都是做为新闻工作者的必备素质。
关于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记者的论述,则散见于他的论文、讲话中,依据现有的资料,归纳成五个方面:11必须有抱负、有理想。
他说,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
他在讲到自己时说,自己当年去西北采访,怀着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当时抗战即将开始,抗日战争爆发后,敌人肯定会占领我们的若干大城市,那么我们的后方———西北、西南的情况怎么样?正是由于他抓住了当时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和群众一起思想、受苦、追求,其结果是他自己提高了,群众也随着提高了。
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可见有抱负和没有抱负是很不一样的”,“抱负、理想,不是个人主义,这是我们的国家,广大群众所要求希望于记者的”[3]。
21必须重视人格修养。
他认为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因为新闻记者应当是社会所尊敬的人物。
如果在人格上有了根本的缺点,就不能算做新闻记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一方面揭露国民党收买操纵新闻记者,欺骗世人;另一方面也痛心地指出,有些新闻记者,以为发表新闻大权在自己手里,贪图物质上的“便利”,是非颠倒,毁誉失真,因此,他提出“应当念念于职业的神圣,一管笔除了为国家人民公共利益之外,不容曲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