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解读 超越“忠恕”之道-—《中庸》“道不远人”章义疏

国学经典解读超越“忠恕”之道-—《中庸》“道不远人”章义疏《中庸》一书引“子曰”处甚多,“道不远人”章即其例。

此章论君子之道,内及“忠恕”,与《论语》颇可映证。

然细加推绎,又可见其说已非“忠恕”所能范围。

深入研究此章,既有利我们看清《中庸》作者对孔子“忠恕”思想之发展,同时,对我们认识《中庸》所引“子曰”之特点亦不无裨益。

据文意,全章可分五节。

以下,我们结合汉宋注疏逐节予以讨论。

子曰:道不远人。

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朱熹指出,“道不远人”这一节在全章中处于总纲的位置,下面三节都是对它的进一步说明。

应当说,这个理解是得原文之实的。

这一节的难点与重点是如何理解两个“远人”,前人意见分歧。

《礼记正义》(以下简称《正义》)对两个“远人”分别做了不同的处理。

它把前一个“远人”解释为“(中庸之道)不远离于人身”(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31页)。

这实际上是把“远人”之“人”理解为“人身”,义近于“己”(Oneself)。

它把后一个“远人”解释为“附近于人”的反面,这实际上是把“远人”之“人”解释为与“己”相对的“他人”(Others)。

朱熹的《中庸章句》(以下简称《章句》)则对两个“远人”做了统一处理,“远人”就是“远离众人”,“远人”之“人”指“众人”(Man)。

朱熹还认为,所谓“道”(中庸之道)也就是众人之道或常人之道。

关于“道不远人”,朱熹的解读别出心裁:“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远其道,非道远人也。

”(《语类》卷第六十三,1542页)这实际上是把“道不远人”理解为“非道远人”,亦即“道远人”的否定式。

就“道不远人”这句话本身而言,朱熹的这种解读自成一格,但如果我们把它与后面那句“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联系起来考虑,这种解释的效力就未免值得怀疑。

因为,很明显,“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讨论的是为道而不是道与人的关系。

既然“道”尚在“为”之中,就不能说“人人有此道”,如果非要那么说,就必须承认,此道非彼道:“为道”之“道”与“人人有此道”之“道”不同。

从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突出了道与常识、常情的关联。

“道者,众人之道,众人所能知能行者。

今人自做未得众人耳。

”(此众人,不是说不好底人。

———原注)(《语类》卷第六十三,1543页)从“人之为道”这句话来理解“道不远人”,“道不远人”的“道”也不妨可以理解为“为道”,我们可以仿效“人之为道而远人”的句式将它补齐为“人之为道不远人”。

这样一来,“道不远人”与“人之为道”这两句话就构成一种互证关系:上一句提出一个陈述P→a,下一句则对这个陈述的反题进行否定,非P→非a。

就此而言,《正义》对两个“远人”的区别对待反而更为合理,它是把“道不远人”理解为是说道要能为人自己所能行,把“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理解为则是说道要能为他人所能行。

《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从字面看,《诗经》这两句诗是说“(其则)不远”。

如果柯的意思就是斧柄,那么,伐柯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用斧头去斫斧柄这样一个过程。

在此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斧头,它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斧柄的样本(则),在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诗》中所说的“其则不远”。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孔子解诗时所说的“(犹以为)远”?我们认为,孔子的意思是,即使像执柯以伐柯这样简单的事,手上本来就有现成的样本(其法不远),如果不直视手中的斧头(睨而视之),也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手上就有现成的样本这回事(犹以为远)。

孔子这个说法寓含的教训是:人们在处理与他人关系的过程中往往一味向外寻找而无视自身的存在,其实自身恰恰可以提供一个可行的尺度或法则。

《正义》与《章句》对这层意思都有所提示:《正义》言“行道在于己身”(1432页),《章句》谓“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23页)。

然而,《正义》与《章句》对“睨而视之,犹以为远”的解释皆不如人意。

《正义》说:“人犹以为远,明为道之法亦不可以远”(1432页),这个解释侧重揭示“犹以为远”的弦外之音,但对“犹以为远”的原因———“睨而视之”却未作分析。

作为一个比喻,孔子究竟想用“睨而视之”说明什么?弄清这一点,对理解“犹以为远”显然十分重要,《正义》基本上没有正面接触这个问题。

《章句》对“犹以为远”的原因倒是给了一个说法:“言人执柯伐木以为柯者,彼柯长短之法,在此柯耳。

然犹有彼此之别,故伐者视之犹以为远也。

”(23页)这是将“犹以为远”归结为“彼此之别”。

可是,这样解释仍然没有正视“睨而视之”这一点,其实,孔子原话说得非常清楚,“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睨而视之”,执柯以伐柯,其则本来不远。

联系第节关于“道不远人”的讨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里出现的“不远”与“远”之说当与行道有关。

事实上,《正义》与《章句》已经有所明示:“行道在于己身”,“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云云,即是说,行道不远于己身。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从句首语气助词“故”字来看,这句话显然是从前面两句话顺推而来。

也就是说,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能离开前面的“不远”与“远”那两句。

又,“以人治人,改而止”当是《中庸》作者所说的君子之道的内容之一。

按照《中庸》,君子之道即中庸之道。

根据第节,中庸之道平易近人(依朱熹,此“人”指众人、常人),此道不仅能施于己,也能行于人(他人)。

因此,“以人治人”的根据就在于中庸之道平易近人、能施于己也能行于人这些特点。

据此,“以人治人”即意味着以众人之道待人(此人泛指任一对象)。

所谓以众人之道待人是指所要求于人的是他能够做得到的,不是超出其能力之外的高远之事。

《章句》即作如是解,所谓“责之以其所能知能行”,还引到张载语录“以众人望人则易从”。

然而,《语类》记载的一条语录,所说又不同,值得摘出:人人本自有许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这道理,却做从不是道理处去。

今欲治之,不是别讨个道理治他,只是将他元自有底道理,还以治其人。

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它却不曾行得这孝,却乱行从不孝处去。

君子治之,非是别讨个孝去治它,只是与他说:“你这个不是。

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错行从不孝处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

不是将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与他。

他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还以治之而已。

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将它人底道理来治我,亦只是将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说“执柯伐柯,其则不远”。

“执柯以伐柯”,不用更别去讨法则,只那手中所执者便是则。

然“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

若此个道理,人人具有,才要做底便是,初无彼此之别。

放去收回,只在这些子,何用别处讨?故《中庸》一书初间便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此是如何?只是说人人各具此个道理,无有不足故耳。

它从上头说下来,只是此意。

(《语类》卷第六十三,1542页)当我治人时,“不是将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与他”;当我治己时,“不是将它人底道理来治我,亦只是将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

为了突出“治人”的“自治”性质,朱熹在这里一再强调用于“治”人的“道”(道理)是人所固有。

必须说,《语类》的这个讲法与《章句》有一定差异。

《章句》引张载语“以众人望人则易从”,强调用于“治”人的“道”(道理)是人所能知能行的,很明显,这种方式不是促其反身自求,而是以一个外在的规范———“众人之道”去要求他引导他。

比较而言,《语类》那段话对“道”的“自发性”或“自有性”讲得较多,而《章句》则对“道”的“人际互通性”更加突出。

按照《语类》,人们对道的把握完全可以做到“自足”,可以想象,治人时(比如对一个不尽孝道的人),只消说:“你这个不是。

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错行从不孝处去?”而按照《章句》,道是大家(众人)共同遵守的规则,因此,当一个人做得不对时(比如不孝),就可以对他说:“你这个不是。

孝是人人皆行的,也是人人能行的,你还是尽孝道去吧。

”然而,这种劝说策略在《语类》看来,恐怕就是将他人(众人)底道理去治他,而不是“将他元有底道理还以治其人”。

孤立地看“以人治人,改而止”,《章句》与《语类》二说皆通,但如果考虑到后面两节都在讨论有关忠恕的问题,《章句》的讲法似乎更接近《中庸》原意。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正义》与《章句》都强调,“违道不远”不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通过把“违”字释为“去”以打消读者往“违背”上联想。

然而,即便我们接受《正义》与《章句》的解释,同意“忠恕违道不远”是说忠恕已经接近于道,也还是要承认:无论怎么解释,《中庸》的这个表述都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清楚无误的信息,那就是,忠恕并不就是道。

换言之,在《中庸》作者心目中,忠恕不是最高原则(道)。

为什么忠恕不是最高原则?《中庸》作者心目中的最高原则究竟是什么?忠恕又是什么?这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询的问题。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句话与《论语》有关“恕”的说明非常相似:“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卫灵公第十五》)《正义》与《章句》在解说时也都引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他们看来,“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不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另一种表述而已。

如果这个理解不错,那么,《中庸》在此实际只对“恕”做了说明而没有顾及“忠”。

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庸》作者眼里“恕”比“忠”更重要或更值得提出?《正义》:忠者,内尽于心,恕者,外不欺物。

恕,忖也。

忖度其义于人。

(1432页)《章句》: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

(23页)按照这些解释,“忠”意味着尽心,即对人尽到自己的良心责任;而“恕”则意味着推己及人,即把自己的感受以及适用于自己的原则也应用于他人。

不难发现,无论是“忠”,还是“恕”,作为德行,它们都必然与“人”(Oth-ers)有关,也就是说,它们都属于关系性的德行。

可以看到,《正义》与《章句》主要是从辞源学角度解释“恕”。

无论是“忖度其义于人”,还是“推己及人”,无形之中,都将“恕”理解为以己之道(义)施诸他人之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是以己之道(义)施诸人的消极表述,其积极表述当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或“施诸己而愿,则施于人”。

事实上,类似的表达也出现于《论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第六》)。

然而,通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不被理解为“恕”,比如,孔子本人是在说明“仁是什么?”时提到这句话的,而冯友兰则把它看作“忠”的表现。

以“恕”说“仁”,这种做法应当不是孔子的发明。

在古人那里,恕近于仁,《广雅·释诂四》即云:“恕,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