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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道经•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无名，万物之始也。
有名，万物之母也。
【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嗷。
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
玄之有（又）玄，众眇（妙）之【门】。
•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知善，訾（斯）不善矣。
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意〈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隋（随），恒也。
是以声（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
夫唯居，是以弗去。
•不上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1不【见可欲，使】民不乱。
是以声（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恒使民无知无欲也。
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
满（渊）呵始（似）万物之宗。
锉（挫）其，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湛呵似】或存。
吾不知【谁】子也，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声（圣）人不仁，以百省（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橐钥舆（与）？虚而不漏（屈），踵（动）而俞（愈）出。
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浴（谷）神【不】死，是胃（谓）玄牝。
玄牝之门，是胃（谓）【天】地之根。
绵绵呵若存，用之不堇（勤）。
•天长，地久。
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
是以声（圣）人芮（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不以其无【私】舆（与）？故能成其私。
•上善治（似）水。
水善利万物而有静（争），居众之所恶，故几于道矣。
居善地，心善满（渊），予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静（争）故无尤。
•（殖）而盈之，不【若其已。
揣而】□之口，口可长葆之。
金玉盈室，莫之守也。
贵富而（骄），自遗咎也。
功述（遂）身芮（退），天【之道也。
•戴营魄抱一，能毋离乎？抟气至柔，】能婴儿乎？修（涤）除玄蓝（鉴），能毋疵乎？爱【民活国，能毋以知乎？天门启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毋以为乎？】生之，畜之。
古代的避讳古人有避讳的习俗，即不能直呼帝王、尊长以及圣人的名讳，在写文章或是写书时，遇到有与上述人物名讳相同的字，要改用其他字或其他方法代替。
这种习俗起源很早，据《公羊传》记载，孔子作《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后来，这种习俗经过长时间的应用，不仅需要避讳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朝代的皇帝还规定了避讳的范围和方法，让人们必须遵照使用，否则就会被治罪甚至杀头，由此，避讳变成了一种法律，让人不得不极为重视。
古书中，避讳的现象随处可见，而避讳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缺笔避讳，这种形式是在唐代出现的，如：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民”字少最后一笔（弯钩）；避宋太祖赵匡胤讳，“匡”字少最下面一横；避孔子讳，“丘”字少中间一竖；避清雍正皇帝胤禛讳，“胤”字少最后一笔（竖弯钩）等。
二是空字避讳。
就是在书写中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干脆不写出来。
东汉光武帝名刘秀、明帝名刘庄、章帝名炟，东汉学者许慎写作《说文解字》时，每遇秀、庄、炟等字，皆写“上讳”二字，空其不注，还有的时候，用一个方框或用一个“某”字代替，以避诸帝名讳。
三是改字避讳，即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代替要避讳的字。
为避汉高祖刘邦讳，《论语·微子》中“何必去父母之邦”一句，汉石经残碑写作“何必去父母之国”，将“邦”字改为“国”字；另有如晋文帝名司马昭，那时的书籍都会将“昭”改为“明”，就连西汉出塞和亲的王嫱的字“昭君”也被改为“明君”，后人也沿用这种说法，如杜甫七律《咏怀古迹》（其三）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之句，此“明妃”即指王昭君……古人避讳一事，会造成某些人的姓名、地名、事物名以及图书名或文体名的改变，对于后世人来说，阅读时往往会遇到一些令人费解的字和词。
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把隋末唐初的割据者王世充写成“王充”，中间用空格代替了“世”字，后代的刻书匠不知这是避讳造成的，刻书时便把二字联在一起刻成“王充”，这就让一代枭雄王世充与汉代大哲学家王充混为同名，闹出了大笑话。
中国古代的避讳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8年第9期从周代开始，中国近三千年处于封建社会。
周公制礼，确立了统治国家的封建宗法制度，也规定了君臣上下的语言行为准则。
它的特点是贵贱尊卑，等级森严。
《新唐书》卷56《刑法志》：“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
”天子无疑是具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
臣下一切当听命于君，无敢稍犯。
与此同时，孝敬父母乃是做人的根本。
自天子至于庶人，概莫能外。
表现在语言上就是避讳，君王或父母祖先的名字不能直呼或者写出。
在现实生活中，不懂避讳，往往会招来各种麻烦乃至杀身灭家的严重后果。
还有一些常用的字，在音、义、形等方面跟表示某些负面意义的字近似或有其他联系，可能造成不愉快甚或可怕的联想，也要避免使用，叫做“俗讳”。
俗讳分布零散，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都有出现，其中尤以高风险行业和涉及死亡方面的忌讳更多。
比如死亡，汉语中就因避讳产生了数以百计的委婉说法。
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讨论过避讳问题。
“讳”的本义是忌讳、隐避。
《说文·言部》：“讳，忌也。
”《广雅·释诂》：“讳，避也。
”《公羊传·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封建社会帝王尊长或父母祖先的名字，臣下子女不能直呼，也不能写出，而要换成别的说法或写成别的字，以表示尊敬，叫做避讳。
特别是帝王名字，臣下如果犯讳，则为大不敬，轻则受黜，重则有牢狱之苦乃至杀身灭家。
某些凶险，不吉、不雅事物或行为，不便直接说出，要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也算避讳。
这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礼制习俗，也是古代汉语应用的一个鲜明特点。
避讳有国讳、家讳、贤讳、特讳、官讳、恶讳、俗讳等不同的情况。
1．国讳严格地说，国讳只是避帝王的讳。
包括帝王正名（现用名）、初名、本名、旧名和死后名（庙讳）。
事实上，皇帝的父亲、祖父、曾高祖、远祖、皇后、皇太后、太子等皇亲国戚的名字，朝廷都规定必须避讳，也属国讳范围之内。
上博九《邦人不稱》釋文補正簡評（首發）王寧棗莊廣播電視臺上博九《邦人不稱》因為既有缺簡，也有別篇的簡摻入，而且在釋字上也存在不少問題，因而使該篇比較難讀。
諸家對該篇多有討論，這裡即擇善而從，參以己意，對《釋文》略作補正和評析，冀能對該篇的研究有小助焉。
一、釋文補正《邦人不稱》原由濮茅左先生釋文整理，1文中稱“原釋”，該篇原整理文本為13簡，茲參考各家釋讀依原簡序將《釋文》列於下：【原簡釋文】“……子乎？（胡）不以至命？”[一]寑尹曰：“天加訛（禍）於楚邦，吾君逿（蕩）出（怤） 威），[二]囗囗囗”【1】[三]亡（無）名安（焉），[四]是古（故）弗智（知）也，【2A】 類）天之安（焉）。
[五]就卲（昭）王之亡，[六]要王於隋，[七]寺戰於（澨），[八]戰於（梁），戰於長【2B】□、曲嫷（隨），[九]三戰而三（捷），[一〇]而邦人不爯（稱）㦷（勇）安（焉）；[一一]就復邦之後，盍（蓋）冠爲王穫（護），[一二]而邦人【3】不爯（稱）媺（美）安（焉）；[一三]就白公之 禍），䎽（聞）命（令）尹、司馬既死，將 。
[一四] （葉）之者（諸）老皆柬（諫）曰：“不可，必以帀（師）。
”（葉）【4】公子高曰：“不得王，將必死，可（何）以師爲？”[一五]乃乘 馹）車五乘，[一六]述（遂） 。
至，未 得）王，卲（昭）夫人胃（謂）（葉）公【5】子高：“先君之子聚在外……[一七]【6】君之言，過昔（？）周（？）乘，[一八]睪（擇）而立之，邦既又（有）王，母安（焉）雚（歡）虖？”[一九]（葉）公子高曰：“兀（營）瓜（孤）君幹可它（也）。
”[二〇]果【7】“……之或（惑）也，而并是二者以邦君，君猶少（小）之，（一）瞿（懼）君之不冬（終）世保邦。
”[二一]既言，乃備（服），固祝而止之。
（蔡）【8】大祝止須。
[二二]邦君加冠弁（冕）爲備（服），[二三]出就（蔡）大祝， 踊）二，[二四]拜頓=（頓首）,曰：“今日 失邦或（又）得之。
汉字与古代避讳制度文字本来是人民群众发明创造的，它是描摹事物、表达思想和记录语言的符号。
因此，本应属于全民族所有成员。
但是，在中国这一有着悠久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为了显示权威和尊严，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出现了由于某些字是最高统治者名字使用过的，于是就不准平民百姓再使用的极不公平的专制现象。
这种现象，就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避讳制度。
所谓“讳”，旧时代称死去了的帝王、圣人或祖宗尊长的名。
讳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犯讳就是一种亵渎和犯上的行为。
因而凡是帝王、圣人或祖宗尊长名中使用过的字，后代和其它人就不能再使用，在交际中也不能直言其名，而要改变说法。
避讳，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与迷信有直接的关系。
弗洛伊德曾从巫术的角度论述说：“在原始氏族的观念里，人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所以当一个人获知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灵魂的名字时，他同时也将得到它的一部分力量。
”弗雷泽也曾说过：“如果敌人知道了自己名字就会运用巫术加害自己。
”“许多未开化的民族把自己的名字看作自己生命的重要部分。
”（《金枝》）到了文明时代，就演变为对权威及祖宗神灵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种伦理观念。
通过改换文字的方式来达到避讳的目的，是中国所特有的，它取决于避讳的本质属性和中国文字的特点而决定的。
避讳肇端于周代，形成于秦，盛行于唐宋，直至民国前夕，流传近三千年之久。
这种用改换文字的方式来达到避讳的目的，由于要避讳，所以，每每要把此前文献中的帝王名、祖先名或其它物名的用字加以改换。
其结果，给文献的正常流布造成许多混乱，流弊极大。
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称；厉王名长，琴有修短之目。
”“文字迷信一旦与皇权崇拜相结合，那就变成一股又吓人又惑人的封建势力：皇权崇拜赋予文字迷信一尊严性，文字迷信又增添皇权崇拜的神秘性。
……”弗洛伊德曾分析过原始民族中禁忌的情形说：“禁忌的来源是归因于附着在人或鬼身上的一种特殊神秘力量（玛那），他们能够利用无生命的物质作媒介而加以传递。
《长江丛刊》2018.0563“帮”字源流考■胡 森／山东师范大学摘 要：“帮”是“幚”的现代简化字，兼有“鞤、幫、幇、䩷、縍、㿶”等异体。
本文通过考察上述异体字的义符和声符，立足于我国传统的服饰文化和古文字的形义分析，最终明确了“帮”字的源头为“㿶”或“䩷”。
其他异体字均为改换声符和义符而来的后起形式。
“帮、幇”二字产生较晚，是由“幚、幫”省形而来。
关键词：帮 异体字 字形源流“帮”是“幫”的现代简化字，源起较晚，未见于《说文》。
北宋《广韵》有“幫，衣治鞋履”；《集韵·唐韵》释“幫，治履边也”。
宋蒋捷《柳梢青·游女》：“柳雨花风，翠松裙褶，红腻鞋帮。
”此皆言“帮”字与鞋子义属相关，或指称鞋子的两侧与四周边缘立起的部分，即所谓鞋帮。
“帮”字兼有“幚、鞤、幫、幇、䩷、縍、㿶”等异体字。
但关于“帮”字的源流问题，目前学界还未有相关论述。
本文试从义符和声符分别入手，借助我国传统的服饰文化和相关的民俗文化，通过本义探求和形声字的造字方式来说明上述异体字中何者为最早的源头，何者为改换声符或义符产生的异体，兼论它们产生的原因及大致时代等。
一、“帮”字及其异体字的义符考察“帮”字的上述八个异体字均为形声字，分别使用了“皮、革、帛、糸”四种义符，皆是表示“帮”（鞋帮）材质方面的意义类属。
若以其所示的材质为标准，将义符略加分类，则“皮、革”是为一类；“帛、丝”是为一类；“巾”可自成一类。
清代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言道：“古曰舄曰屦，汉以后曰履，今曰鞵（鞋）”［1］。
即言周秦时代将鞋子称作“舄”或“屦”，秦汉以后则称之为“履”或“鞵”，其实这只是一种较为粗略的概括。
《仪礼·士冠礼》：“屦，夏用葛……冬，皮屦可也。
”宋高承《事物纪原·衣裘带服》中释“屦”曰：“草履也。
《诗》‘纠纠葛屦’是也。
《唐韵》曰：‘扉，草屦，黄帝臣子则所适’。
［2］”该书在考据“鞋”时又言道：“古者草谓之屦，皮谓之履。
汉代“邦”字讳况考【摘要】：前人在谈及汉朝前期的历史时，都认为西汉前期是避汉高祖的名讳”邦”字的，历代的研究者也尊此观点为定则，在研究和讨论时不敢有所逾越，即使面对反例也百般回护。
文章从出土文物和文献中撷取了部分反例，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见解，试图探究出当时的原貌，由此就教于大家，与大家商榷。
【关键词】：邦；属邦；相邦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认为”汉承秦制，亦有改字法。
《汉书·高帝纪》注引荀悦曰’讳邦之字曰国。
’师古曰：’臣下所避以相代也’。
其后各纪均引荀悦说”《史记》”《集解》：汉书音义曰：’讳邦’。
……《索隐》按：汉书’名邦，字季’，此单云字，亦又可疑。
……故项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后因讳邦不讳季，所以季布犹称姓也。
’”宋人王楙也认为”汉高祖讳’邦’，汉史凡言’邦’字皆曰’国’”；清人杭世俊在《定讹类编》中也认为，”邦汉史凡言邦皆曰国，避汉高祖讳邦也”；可见，前人对汉是否讳”邦”一问题均沿袭成说或语焉不详。
陈先生也赞同以上诸家的观点，认为汉讳”邦”且讳改”邦”为”国”，然而，这种观点是否属实呢？首先，我们从当时及后来汉代的文学作品中就可看到众多反例。
《史记》中就多次直书”邦”字，”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汉武帝时的史迁为何不为高祖讳呢？原因只可能有两种，即史迁当时讳改了”邦”，但是后人又回改为”邦”；或者当时根本就不避讳”邦”，直书”邦”才是当时史迁所作史书的原貌，所谓的避讳，完全是后人以今绳古心态所致，是对当时史实的一种歪曲。
后汉的班固亦然，《汉书》亦不讳”邦”，”总齐群邦……是绝我邦。
我邦既绝……邦事是废”在这两部汉家官修的正史中，就有不讳”邦”字多例，可见，所谓的汉讳”邦”说，还是值得认真斟酌一番的。
而汉代的《毛诗序》中有”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汉武帝时的贾捐之在《弃珠崖议》中云：”《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
’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动为国家难，自古而患之久矣，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
”，此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亦载，可见贾没为高帝讳。
在日本国本的、孔安国所作的古文孝经训传序中亦载有” 其说’移风易俗，莫善於乐’，谓为天子用乐，省万邦之风，以知其盛衰。
……又曰：’用之邦国焉，用之乡人焉。
’此非唯天子用乐明矣”；更有甚者，刘向在《淮南子》，贾谊在《新书》，桓宽在《盐铁论》中也均多次直书”邦”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阴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战而五胜”，”袭邦剉夫差”，”故工商梓匠，邦国之用，器械之备也”，”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貉之邦不可弃也”，”负河海梁关者，邦国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宝也”，还有同时代的其它文献中亦可以找到例证，”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焦氏《易林》”乾之坎文”载”黄鸟来集，既嫁不答。
念我父母，思复邦国”，”《玉函山房辑佚书》第十二卷辑为《鲁诗故》引《诗》’大邦有子，岘天之妹。
’《韩诗外传》卷三引《诗》’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毛诗正义》载《小雅南山有台》，毛序：’乐得贤也，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他们都不讳”邦”。
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初帛书及后汉碑石则更以无可辨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些：”是以同立（位）之人鲜（解）邦恶也”，”小邦*大邦，邪以務之”，”以二*邦之恶”，”邦后珍玮”，”来臻我邦”……无独有偶，1972年山东临沂出土的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亦不讳邦：”……田忌问孙子曰：’子言晋邦之将荀息，孙轸之于兵也，……’”，”……忌子曰：’善。
’田忌问孙子曰：’子言晋邦之将荀息，孙轸……也，劲将之阵也。
”，银雀山汉墓竹简中亦有”田忌问孙子曰:子言晋邦之将……”，”臧有哆不足奭邦登清口”，这些地下深埋的文献，是不可能被窜改的，因而，它们也应是最有说服力的。
“汉承秦制，亦有改字法。
《汉书高帝纪》注引荀悦曰：’讳邦之字曰国。
’师古曰：’臣下所避以相代也。
’其后各纪均引荀悦说。
……《隶释》十四引汉石经残碑：’《论语》邦君为两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书》’安定厥邦’，皆书邦作国。
又《周易》蹇卦；’以正邦也’。
《释文.》曰：’荀，陆本作正国，为汉朝讳’。
荀，陆，荀爽，陆绩也。
”从此文可知，陈先生和诸先贤以为，汉讳”邦”曰”国”，可从汉石经中找到铁证。
然而，我们考查汉石经，可知：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
迄今有文字可考的刻儒家经籍的石经有七种，其中汉石经有两种，即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
熹平石经：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在洛阳太学开刻，即王莽时所刻，”（憙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熹平石经是中国古代最早刊刻与碑石上的官定儒家经书，又名《汉石经》，《一字石经》，熹平石经于光和六年(183年)完成，共有46块碑，200911字。
原立于洛阳太学讲堂的东西两侧，遗址在河南偃师县佃户乡。
熹平石经共包括《鲁诗》，《尚书》，《周易》，《礼仪》，《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经文，经文从右向左直行书写，书体秀美，为汉隶精品。
熹平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各家异同于后，这对于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和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石碑后毁，宋代后有残石出土，现存8000余字。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汉石经已是西汉末年王莽时所刻的了。
而正始石经：曹魏正始二年在洛阳开刻，用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又称《三体石经》，经文有《尚书》，《春秋》。
可见所有可查的汉石经也即这两种石经都是西汉末年和东汉后所刻，其根本无法反映出西汉前期的避讳状况，因此据此来推断西汉初年避讳是不科学的，也是无法反映出当时避讳的真实情况的。
“上书无忌讳，贾谊治安策原文，帝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天无极。
又曰：若蓄乱宿祸，使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是直谓帝必早崩于太后之前，太子未成人之时也。
又谷永奏成帝曰：……至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
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
永传刘向奏成帝亦曰：陛下为人子孙，而令国祚移于外家，降为皁隷，纵不为身，奈宗庙何。
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敌以陛下所难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
……”，赵翼认为，汉时上书是无忌讳的。
由此我们可知，汉若真避讳，亦应如《左传》，讳事为先，然而汉代于皇帝前诸事犹未避讳，又怎么会讳名呢？宋人洪适也认为：”汉人作文不避国讳，威宗讳志，顺帝讳保，石经皆临文不易。
《樊毅碑》’命守斯邦’，《刘熊碑》’来臻我邦’之类，未尝为高帝讳也”，可见，汉人作文应是不讳”邦”的。
然而，1971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其中《老子》甲本不避”邦”乙本避”邦”，这又是为什么呢？高亨先生在”《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一文中说，”帛书《老子》有两种写本，都是用墨笔写在帛上的。
一本是带有隶书笔法的小篆，我们称它为甲本。
一本是隶书，我们称它为乙本。
………那么，甲本是小篆，乙本是隶书，也显示出甲本在前，乙本在后了。
………但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写者避汉朝皇帝名讳的情况。
甲本中所能辨的清的’邦’字二十二个，在乙本中俱改为’国’字。
汉高祖名邦，这充分说明乙本写者有意避刘邦的讳，而甲本则不避。
……可见，甲乙两本都不避刘盈和刘恒的讳。
乙本有意避当朝皇帝的讳，是很明确的。
它独避刘邦的讳，可证它是刘邦称帝以后，刘盈刘恒为帝以前抄写的。
甲本不避刘邦的讳，可证它是刘邦称帝以前抄写的。
”“帛书《老子》甲乙本是两种不同的传本帛书《老子》甲乙两本的编次是相同的。
………甲乙两本文字相同的地方很多，但也有许多歧异。
由此可见，帛书《老子》乙本不是抄自甲本，两本是根据不同的传本而抄写的。
”“《老子》一书在战国时代，已经流传很广。
………由此可知，战国时代，《老子》一书已多有传本。
现在发现给一人殉葬的帛书《老子》，甲乙两本文字多歧异，不是一个来源，而现存的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奕本等文字也多歧异，不是一个来源。
这充分说明老子著作在战国秦汉已经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可见，极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版本，才出现乙本无邦字。
亦可能是国字取代”邦”字。
考以史实，我认为：”邦”改为”国”，正如”邦风”到”国风”的转变一样，是一个语言转变进化的自然过程，很多学者认为的汉讳’邦’为’国’，其实也是一种误解。
熊良智老师在《’邦风’讳为’国风’说献疑》中说得好，”前面我们论证了先秦时期《诗经》已有《国风》之名，并不是汉人避讳所改。
但是，《孔子诗论》称’邦风’，而传世文献《诗经》称’国风’，这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私以为，这与’邦’’国’二字的使用和时代有关系。
邦与国是同义互训的字，所以《说文》邑部：’邦，国也’，而口部：’国，邦也’。
因此，在古代诗书里面，’邦’’国’二字常常相互连用，换用。
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出现了一个’国’字逐渐取代’邦’字的现象”。
可见，《史记》《汉书》中’邦’’国’混用实非为避讳，而是在语言的演进与进化的过程中，某些汉字或词汇逐步被另外的汉字或词汇所代替的一种语言发展现象，是正常的自然的。
至于一些学者把这解释为”避讳未尽”，作者更不敢苟同，试想，在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里，若真的需为帝王避讳，司马迁和班固又有几个脑袋使他们避讳不尽，时不时的去冒犯龙颜呢？因而，这不可能是”避讳未尽”，只可能是后儒篡改不严。
至于为何”国”字会取代”邦”字，我认为其实正和”荆楚”“殷商”“邦国”“修长”一样，在当时都是同意复词弱化为单词，是语言的一种演变过程，而并非是为了”避讳”。
而真正的避讳”邦”字，则应该是从东汉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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