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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审分离原则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必须分别由专门的诉讼主体来承担，不能把两种职能集中由一个诉讼主体来承担。
具体来说，在公诉案件中，由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由法院负责审理和裁判。
法官在没有控诉方起诉的情况下，不能主动审判任何案件。
也就是说，法院的审判活动必须基于检察院的起诉。
法官审理和裁判的对象及范围取决于检察院起诉书所明确记载的对象及范围，对于未经检察院起诉的对象及行为，法院无权进行审理和裁判。
总的来说，控审分离原则有助于明确诉讼主体及其职能分工，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确保审判权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论刑事诉讼中的控审分离原则控审分离作为当今世界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准则，在历史上一直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核心，并且代表着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贯彻控审分离原则有助于规范司法机关的职能与分工，使检察院和法院更好地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彻底将法官变为中立的裁判者，以期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本文將通过对控审分离原则的内涵、结构和价值进行详细分析，同时简要介绍西方发达国家针对控审分离原则的刑事立法，进而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未充分贯彻控审分离原则的漏洞和问题进行解读，最后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
一、权力制衡是控审分离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控审分离原则来源于西方的权力制衡理论，它是权力制衡理论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
权力制衡理论最初由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提出，他经过对古希腊所有城邦多年的游历和对比总结后发现：一个城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因为它具有三项基本的功能，即执行功能、商议功能和裁判功能。
这样的朴素政治学学说为之后洛克、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的政治设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权力制衡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当时西方各国的大地震。
各国政治体制在几十年间纷纷做出改变，纵然各国国情不同，但总的来说，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是当时的一个普遍趋势。
德、法率先根据权力制衡理论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控审分离制度。
权力制衡理论提出了国家权力的分配与相互约束，在刑事司法领域则体现在控审分离原则中，它为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权力制衡理论的核心是分权，在政治学中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延伸到刑事诉讼领域就是指起诉权和裁判权相分离、相制约。
我国实行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分立的刑事司法体制，检察机关专司审查追诉，法院只能对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裁判。
这样一来，起诉书就成为检察院起诉和法院裁判的唯一依据，法院必须针对起诉书载明的犯罪事实、理由和罪名进行裁判，否则就与权力制衡和控审分离原则相背离。
论刑事诉讼中的控审分离原则作者：刘洋闫红洁王尧来源：《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02期摘要控审分离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基本准则，是权力制衡理论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该原则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包括公安机关如何侦查与检察机关如何提起公诉，审判机关能否自行变更起诉罪名，法官如何进行庭外证据调查以及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等一系列问题。
要真正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控审分离原则，就必须确立这些制度。
关键词控审分离权力制衡变更起诉法律移植作者简介：刘洋，西安工程大学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法学理论；闫红洁，西安工程大学工程师；王尧，西安工程大学助理工程师。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119-02控审分离作为当今世界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准则，在历史上一直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核心，并且代表着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贯彻控审分离原则有助于规范司法机关的职能与分工，使检察院和法院更好地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彻底将法官变为中立的裁判者，以期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本文将通过对控审分离原则的内涵、结构和价值进行详细分析，同时简要介绍西方发达国家针对控审分离原则的刑事立法，进而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未充分贯彻控审分离原则的漏洞和问题进行解读，最后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
一、权力制衡是控审分离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控审分离原则来源于西方的权力制衡理论，它是权力制衡理论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
权力制衡理论最初由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提出，他经过对古希腊所有城邦多年的游历和对比总结后发现：一个城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因为它具有三项基本的功能，即执行功能、商议功能和裁判功能。
这样的朴素政治学学说为之后洛克、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的政治设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权力制衡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当时西方各国的大地震。
控审分离原则分析研究(一)由于近现代分权理论的影响，以及对刑事诉讼活动规律认识的深化，刑事诉讼职能划分理论也就相应地凸现出来。
将控诉、辨护、审判确认为刑事诉讼三大基本职能已成为共识。
其中，控诉职能与审判职能的分离被认为是刑事诉讼职能区分赖以维持的重要保障，为现代刑事诉讼合理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前提。
控审分离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法定原则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原则之一。
一、控审分离原则的基本内涵（一）、控审分离诉讼结构的形成在人类早期的奴隶制社会，国家形态刚刚形成，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有限，国家权力对社会冲突的干预并不深入，对于已经发生的各种纠纷，哪怕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国家也不主动纠举，而是将其视为私人间的利益纷争，由当事人自行提起诉讼，国家仅仅是作为权威的仲裁者居中裁断。
在奴隶制弹劾式诉讼模式下，国家权力中诉讼的形式和作用单一，仅仅表现为刑事审判权，刑事侦察权和刑事公诉权的观念并不存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得到提升。
到了封建社会，基于加强对社会生活全面干预和控制的需要，国家高度集权的现象开始出现。
在封建专制时期，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相适应，在刑事司法领域也出现了刑事司法权力高度集中的司法集权现象。
封建社会盛行纠问式诉讼模式，而纠问式诉讼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将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为了防止因为过分尊重个人权利而无法实现追究和惩罚犯罪分子的任务，纠问式诉讼模式赋予国家追诉机关强大的追诉权，被告人的个人权利则被彻底牺牲。
过分强大的国家权力对于普通公民的权利来说，始终是一种威胁，为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必须谋求对权力的制约。
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西方各国逐渐建立起一种以分权制约为基础的宪政制度。
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权力分立取代了权力集中，司法权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成为国家权力的一级。
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被分配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并且相互监督和制约，以避免滥用权力，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
作者： 银福成 王银霞
作者机构： 内蒙古师范大学,呼和浩特010021
出版物刊名： 前沿
页码： 129-131页
主题词： 控诉职能 审判职能 控审分离
摘要：控审之间的关系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控审分离原则是刑事诉讼的基础性原则，是刑事诉讼基本规律的集中体现。
现代意义上的控审分离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两大诉讼职能的控诉职能与审判职能在形式上与实质上彻底分开，从而达到保障法官中立、防止追诉权滥用、强化辩护职能和保障被告人权益的目的。
本文从五个方面阐释了控审分离原则的理论基础。
论控审分离原则作者：吴沛泽来源：《时代经贸·北京商业》 2018年第21期控审分离原则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它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被普遍的遵守，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公平公正的精神，一方面，司法机关遵循控审分离原则可以使该机关更好更合理的进行司法活动，另一方面，该原则保护了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意在追求程序正义，树立司法的威信，建设法治的国家。
一、概述控审分离原则是指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应该被遵守的控诉职能与审判职能相分离的原则。
控诉职能由控诉机关承担，审判职能由审判机关承担的一种司法活动方式。
控审分离原则的确立可以明确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正是因为这项原则割裂了控诉权和审判权的集中行使，从而使被追诉人所享有辩护职能存在行使的空间与土壤，控、辩、审三大诉讼职能也能形成良好的关系。
二、我国控审分离原则的发展从我国进行刑事司法活动的历史情况来看，我国实行控审分离原则的时间较短。
一方面，我们国家权力制衡的基础较弱，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国家强调实体正义多于程序正义，在一定程度上，严厉打击犯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就会损害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控审分离原则的发展与落实。
纵观一个案件的整个刑事司法活动，从侦查，到控诉再到最后的审判，公检法三机关更注重的是相互配合，而不是相互制约，这样就对控审分离原则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限制。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是一个社会职能不断分工细化的过程，同时更多人也认识并了解到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与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党在十五大报告中把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的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作为推进司法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不仅为了优化刑事司法及结构，调整各权力之间的关系与权限，更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设法治国家，为控审分离原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证。
三、控审分离原则的理论基础（一）对权力的制衡与限制实行控审分离原则，最重要的就是权力的制衡。
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往往都体现在国家机关与公民个人的身上。
控审分离原则研究控审分离原则，即控制权与审查权分离原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体制设计原则，也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制度特征之一。
其核心理念是将政治控制权与行政审查权分开，由两者分别独立运作，以确保政治体制的透明度和合理性。
控审分离原则的研究涉及政治哲学、政治科学、法学、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是当前政治制度改革和建设的热点问题。
一、控审分离原则的起源和发展控审分离原则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的英国，当时英国议会和贵族阶级逐渐形成政治上的平衡，控制了王室的权力，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控审分离。
18世纪中后期，美国建国后，其制宪者认为控审分离是政治体制的必要要素，因此将之纳入宪法中。
19世纪后，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控审分离原则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成为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中国，控审分离原则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
胡适在其《中国社会的未来分配》一文中，提出了“权利分立”和“控审分离”的构想，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途径。
20世纪60年代，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中，也出现了控审分离原则的论述，如《关于国家宪法的草案》等。
改革开放以来，控审分离原则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议题，其深入研究和推广成为了当前重要的课题之一。
二、控审分离原则的含义和特点控审分离原则是指行政机关的审查权与立法机关及司法机关的监督控制权分离，保证权力的制约和平衡，确保政治体制的民主和透明。
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要点：1.行政审查权和行政控制权分离行政审查权和行政控制权是行政机构的两大基本职能。
行政审查权是指行政机构根据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核、审查和监督的权力。
而行政控制权则是指行政机构通过制定政策、计划、规划等手段，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规划、调控和维护的权力。
控审分离原则要求将这两项职能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分离，确保行政机构不得滥用权力，也确保在行政活动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于论控审分离原则论控审分离原则，进而提出构建合理的控审分离制度构架的建议。
控审分离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普遍遵循的原则，也是现代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科学的重要标志。
我国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尽管没有明确规定控审分离原则，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原则。
但对于这一原则的规定还不够彻底，还有很多程序的规定与控审分离原则的精神相悖离。
这种状况不仅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也不利于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甚至会导致司法权威的下降，阻碍我国法治的进程。
为此，本文对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中的控审不分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提出解决控审不分问题的对策，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提供一些建议。
一、控审分离原则概述(一)控审分离原则的涵义控审分离原则早在奴隶社会审判活动中就已经确立，一度为封建纠问式诉讼所抛弃，在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中重新得到确认，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原则。
控审分离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分别由国家不同专门机关承担。
控诉职能主要由检察机关承担，审判职能由审判机关承担。
检察机关行使控诉权，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
检察机关不能分享审判权、审判机关也不能分割控诉权。
控诉权和审判权的独立性应受到同等的保护。
2、审判以起诉为前提，未经起诉的案件，法院不得径行判决，即不告不理。
它是控审分离原则的核心。
不告不理包括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内容。
程序上，体现在控诉权作为一种请求法院对被告人进行审判并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请求权，在发动审判程序上具有主动性。
相对于控诉权来说，依赖于审判程序发挥其功能的审判权的行使具有被动性。
在实体上，包括对人的效力和对事的效力两方面。
对人的效力方面，审判只限于起诉书中载明的犯罪嫌疑人;对事的方面，审判只限于起诉书中载明的犯罪事实。
也就是说，法院对起诉书中载明的内容才能审理和判决，因为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要通过行使司法权保障刑罚权行使，国家放弃自己的义务将不仅是一种放任行为，而且是一种犯罪行为(注1)对于虽在庭审过程中发现，但未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或犯罪事实，只要检察机关或自诉人及法定代理人未追加，审判机关不得自动将其归于审判权适用范围内。
(注2)(二)控审分离原则的理论基础1、分权制衡理论分权制衡理论揭示了划分权力和建立权力制约机制的必要性，它是国家权力配置和司法权独立的重要理论依据。
我国虽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但对于三权分立学说中的权力制衡原理，是持肯定态度的。
实际上，无论是我国的国家权力配置还是司法体制建构，都体现了对权力制衡理论的自觉运用，所以分权制衡理论也是我国刑事控审分离原则的理论基础。
近、现代国家一般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分别由三个国家机关行使。
在行使国家权力时，这三个国家机关又保持一种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关系。
分权理论的核心是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
而为达到保护公民的正当权益、防止权力被滥用的目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
分权制衡理论强调国家权力不能由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机关行使，必须由不同的国家机关分工负责，彼此约束。
否则，公民的权利不仅得不到保障，甚至容易被侵犯。
在这种权力分立理论的影响以及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的保障下，法院所拥有的司法权从行政权和立法权中分离出来，并逐渐成为一种独立和自治的第三种国家权力。
法院不再是国家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宁的守护者，而成为法治和正义的维护者。
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构，负有公正、独立实施法律的使命。
它通过进行司法审判，解决各种利益争端，具体地实施法律、解释法律甚至创设新的法律规则。
检察机关从总体上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它们的职责在于通过对犯罪者进行刑事追诉，促使有罪者受到定罪或判刑，从而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可以说，法院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国家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权力分立的具体表现之一，控审分离的实现也受到了权力分立理论的影响和推动。
(注3)在刑事诉讼中，法院的职责在于对受到国家追诉机构指控的公民是否承担刑事责任问题作出客观、公正的权威裁判。
因而刑事追诉的任务只能由在法院之外设立的专门机构即检察机关来承担，法院不得主动开始审判程序。
法院的审判对象必须与检察院起诉指控的对象保持同一性，检察院未起诉指控的被告人和罪行，法院不得径行审理。
由此实现了控审职能的分离与制衡。
控审分离原则也成为刑事诉讼的基本架构特征和组合原理。
(注4)2、诉讼公正理念诉讼公正一向被视为诉讼活动的最高价值目标。
诉讼公正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
实体公正，是指公正地惩罚犯罪，包括正确分清罪与非罪界限，准确认定罪名，适度量刑;程序公正，是指诉讼程序本身符合公正标准。
程序公正作为刑事诉讼活动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其核心理念是以程序制约权力，即通过公正、合理的程序设置来限制国家刑事司法权的滥用，保障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
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诉讼价值目标，程序公正具有相当的抽象性，它必须外化为若干具体的原则才能为人们评价或构建刑事诉讼程序提供判断的依据。
从内容上看，人们一般将程序的中立性、平等性、公开性以及参与性等视为衡量程序公正性的参考标准。
法官中立常常与程序公正乃至诉讼公正划上等号，法官中立是程序公正乃至诉讼公正实现过程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注5)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控审分离是诉讼公正理念的要求。
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在于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程序公正能够保证实体公正，没有公正的程序就很难有公正的结果，实体的公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程序的公正。
在封建社会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下，由于控审不分，法官集控诉权与审判权于一身，这就难免导致法官先入为主、有罪推定。
控审职能的集中，将导致法官对案件产生严重的预断和偏见，而法官在预断和偏见的支配下，是难以查明案件真相的。
实行控审分离不仅是为了保证追诉结果的公正性，也是为了保障实体结果的公正性。
程序正义的价值要求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刑事诉讼控审模式。
在诉讼模式的设置中应反映出被告人正当的利益，法官应当中立，法官在法庭上能够对公诉人进行制衡。
法律的正义唯有通过程序的公正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3、程序主体性理论所谓主体性，是指某一个体作为一种道德主体所具有的区别于客体性的本质属性。
承认一个人的主体性，就等于承认他的目的性和人格的尊严，这是主体性原则的核心。
程序主体性理论旨在强调刑事诉讼中的追诉对象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与控诉机关、审判机关拥有同等的程序主体地位，他们与法官和检察官没有身份上的高低贵贱之分，只有所担当的诉讼角色的区别。
当今人权的理念正席卷全球，其主要的精神就是关注一国的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即被追诉人是否受到公正、人道的对待。
所以联合国以及世界性组织呼吁建立理性公正的刑事程序。
为了保护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国家必须使权力相互制衡，毕竟权力具有自主扩张的天性。
被告人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是弱小的，所以国家将公共权力交给几个部门行使，并且使其彼此制约。
如果法律不能对追诉官员实行有效的控制，如果控审不分，法官与检察官共同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被告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就根本无从谈起。
因此，程序主体性理论也要求实行控审分离的刑事诉讼模式。
公诉人只能行使追诉权，而不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法官只能行使审判权，而不能积极对犯罪行为进行追诉。
(注6)(三)控审分离原则的意义控审分离原则服务于司法公正，而公正是刑事诉讼的生命所在。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法官应该是正义的化身。
而程序公正首先要求法官处于中立地位。
因为诉讼的本质在于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控诉于他们信任的、权威的第三方法官来解决矛盾。
在诉讼中，双方心理都偏向己方，这时法官合理权衡各种利益，作出科学判断，中立是最好的选择。
(注7)法官不中立必然导致审判不公。
控审分离原则作为规制控诉权与审判权的重要原则，明晰了检察机关、自诉人及法定代理人与审判机关的关系，给予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准确定位。
特别是使法官不司控诉职能，不为控诉行为，使其诉讼行为与诉讼目标相一致。
审判程序启动后，法官在法庭上同时平等地关注控辩双方的主张，消除了法官同时担任控方时在心理上、情感上可能产生的偏异倾向，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一种超然、无偏袒的态度。
同时，控审分离原则也是对控诉权专属性、独立性的肯定，并使之与审判权形成制约关系，有效防止了法官的恣意专断。
二、控审分离原则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对控审分离原则的规定还很不彻底，也缺乏相关的保证措施，加上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文化传统，因而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相互制约往往不够。
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一些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特点，确立了一种新的审判方式。
这种审判方式具有了类似于对抗制的证据调查方式的特征。
控审分离原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强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法官的审判活动趋向消极中立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法官在法庭调查等一系列环节上都占据着主导和控制地位：法官在开庭前确定需要纳入法庭调查的范围的证据;法官决定法庭调查证据的顺序;法官按照事先确定的调查提纲主动进行对所有证据的提出和展示;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和鉴定人以及出示物证和书证等活动也都由法官首先进行，控辩双方只能在其后被允许提出和发表意见。
由于法官主要依据提起公诉的卷宗，极容易以公诉机关的眼光来审判案件，因此易丧失中立性。
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类似于对抗制的证据调查方式，以控辩举证为主代替了法官包办证据调查，避免了法官与被追诉方的激烈对抗，有利于法官中立性的实现。
(二)法官依职权自行调查收集证据受到一定限制按照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遇有合议庭认为案件证据不足或者发现新的事实等情形时，可以延期审理并自行调查。
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58条尽管也保留了法官的庭外调查权，但进行调查的前提改为对证据有疑问。
1996年《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阐释对证据有疑问，也无相关的司法解释。
但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62条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规定，法官显然不能基于收集证据、补充证据以作出有罪判决的目的进行庭外调查，而只有为了调查核实证据时进行庭外调查才符合立法的本意。
修改进一步体现了控审分离的原则。
(三)庭前阅卷范围的缩小有利于防止法官产生庭前预断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这说明我国检察机关已不再像原来那样移送全案卷证。
这样，法官在开庭前阅卷的范围缩小了，有利于防止法官产生庭前预断，对于实现庭前程序与审判程序的进一步分离具有重要意义，(四)增强了控辩双方程序权利的对等性1996年《刑事诉讼法》增强了控辩双方的程序权利对等性，避免了因被追诉方的力量过于弱小以及追诉方的力量过于强大而使诉讼的结构扭曲以至于审判向控方倾斜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