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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为了准确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就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提出以下意见：第一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一般掌握为：（一）组织成员人数较多，骨干成员一般应在3人以上。
（二）组织关系相对稳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组织者、领导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三）有被组织和成员认可的帮规、戒律、家法等行为规则或约定俗成的规矩，但不要求必须具有明确的组织名称、纲领、章程、文字规约等作为必要条件。
第二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一般掌握为：（一）“经济利益”包括：组织及其成员通过违法犯罪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的利益。
（二）“其他手段”是指除违法犯罪活动以外的手段，包括正常的经营活动、犯罪组织及其成员以非法收益进行投资以及通过其他合法渠道获取的经济利益，只要将获取的经济利益用于该组织的活动，均可视为“其他手段”。
（三）“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一般理解为：组织的经济实力能够支持该组织基本活动或组织成员的部分生活开支，并不要求其经济实力需达到某一固定的数额标准，也不论经济实力是较为雄厚还是较为薄弱，只要将其获取的经济利益用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就可以认定该特征。
（四）获取的经济利益一般由犯罪组织者、领导者或骨干成员管理、分配。
第三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一般掌握为：（一）多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敲诈勒索、强买强卖、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二）“其他手段”包括：1、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暴力威胁为后盾，足以对群众形成心理强制的手段。
二、立法上的“三不分离”导致未决羁押走入误区（一）拘留、逮捕与羁押不分离几乎在所有的西方法治国家里，拘留、逮捕与羁押都是彼此分离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然这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里面，羁押的独立却被显现得是如此的苍白与无力。
在我国，羁押并不是独立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而是被沦为了刑事拘留与逮捕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拘留、逮捕即为羁押，其启动的程序与刑事拘留、逮捕的程序合而为一。
尽管羁押自立门户梦已成空，但相关立法却偏偏赋予了刑事拘留及逮捕一段不算太短且弹性极佳的期限将羁押又重新整理出来并死死绑定，这样的混沌使得羁押名号虽亡但实力尚存，更使得羁押的价值被拘留、逮捕被利用到了最大化，在实践中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最长羁押可长达37天，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羁押也可长至7个月甚至更久。
长此以往使得无论是拥有刑事拘留权的公安机关、还是集拘留、逮捕权于一身的检察机关在实施拘留、逮捕强制措施后，往往优先考虑的是其自身办案时间够不够用，证据收集够不够全而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期羁押于看守所，对于其是否有羁押的必要却往往不作细致考虑。
这也最终造成了我国羁押率居高不下，看守所人满为患、超期羁押、变相羁押等难以收场的尴尬局面。
（二）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不分离羁押期限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依法关押的时限，而办案期限则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中所应普遍遵循的时限。
因此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其约束的主体也大相径庭。
然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国外这两种被严格区分开的期限在国内却被神奇的合二为一了，使得羁押的期限完全从属于办案的期限，办案期限的曲折迂回又必然导致了羁押期限的无限延长。
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混同的制度下，我国的羁押期限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期限规定也仅仅是为办案时间所服务的。
例如，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4条就明确规定到：“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
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论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公开程序构建吴欣业;陈弘远【摘要】逮捕作为刑事强制措施,涉及人身自由,因此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被严格限制,并受到社会各方的监督,而公开审查机制正是实现严格司法的重要步骤.细化公开审查制度,建构高效公平开放的审查逮捕程序,使公开审查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适用程序得以明确,实现逮捕措施规范化和司法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改革目标.%The arrest, as a criminal compulsory measure, is connected with the right of personal freedom. Thus, it should be severely constrained during judicial practice and it is supervised under all social parts. And, the public review mechanism is exactly the essential step forj ustice agencies to strictlyd o theirj obs. The important reform target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depends on elaborating public review mechanism and establishing efficient and open review arrest procedures to identify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scopes and processes of public review and realize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judicialization of arrest measures.【期刊名称】《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0)002【总页数】6页(P23-28)【关键词】审查逮捕;公开审查;证明标准【作者】吴欣业;陈弘远【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 浙江温州 325014;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 浙江温州 32501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14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检察工作的公平正义性，检察机关多年来一直不断地推进检务公开。
2016年第3期法治研究103“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法院视角魏新璋* 摘 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亟需法院在理念上更新，在制度上革新，在实践中创新，有的放矢，循序渐进。
要更新司法理念，追求裁判思维法治化；重构庭审程序，追求裁判过程实质化；重视诉讼经济，追求裁判方式集约化；改进司法方式，实现证明体系标准化；优化职权配置，实现裁判责任实定化。
突出庭审的中心地位，立足于审判的导向作用，强化司法公正、缓解审判压力，完善人权保障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修复和提升司法公信力。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 内涵 制度理性 实现路径* 作者简介：魏新璋，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① 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② 樊崇义、张中：《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载《中州学刊》2015年第1期 。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这是我们党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严格司法，确保刑事司法公正的现实需要和长远考虑所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
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突出了审判的地位，抓住了司法改革的核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中明确，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第二大方面的任务，就是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并提出“到2016年底，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
立足法院自身角度，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亟需在理念上更新，在制度上革新，在实践中创新，有的放矢，循序渐进。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厘清“以审判为中心”，即从刑事诉讼的源头开始，就应统一按照能经得起控辩双方质证辩论、经得起审判特别是庭审标准的检验，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公诉指控等诉讼活动，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论刑事审判中控、辩、审权力（利）配置的优化霍家松（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摘要：刑事诉讼有三项基本职能，即控诉、辩护和审判，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所承担的职责、具有的作用和功能。
这三项基本职能分别对应控诉权、辩护权、审判权，是相关主体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
也只有三项权能的充分行使才能完成诉讼活动，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保证无罪的人不受追究。
不同诉讼构造下，控、辩、审权力（利）分配的表现不同。
具体到审判程序中，如何合理配置控、辩、审三项权力（利），以能够高效正确的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一直以来都是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控诉权辩护权审判权配置政治法制经纬一、控诉权、辩护权、审判权的概念厘定控诉是指法院控告被告人的罪行并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有罪并加以处罚。
广义上的控诉包括起诉的准备活动和起诉的实施活动。
起诉准备活动主要在侦查阶段实施，直接任务是收集证据，明确犯罪嫌疑人。
而起诉实施活动则是指提起诉讼和支持公诉。
狭义的控诉就指的是起诉实施活动。
而控诉权就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有权主体所享有的对犯罪提出控告，要求法院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力。
在现代国家追诉主义的理念下，大部分的刑事案件由国家出面追究犯罪，控诉权实质上是一项国家权力。
只有少部分案件由自诉人自己提出控告。
控诉权的行使主体在公诉案件中一般指警察和检察官，被害人也行使相应的控诉权。
而自诉案件控诉权主体主要由自诉人行使。
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进行的防御性诉讼活动。
辩护权是法律赋予受刑事追诉的人对所受到的指控进行反驳、辩解和申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一种诉讼权利。
在审判阶段，控辩双方的对抗最精彩，辩护权的表现也最集中。
辩护权的行使主体主要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人。
其中，辩护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专门维护者，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在很多刑事诉讼中，辩护人都是辩护职能的主要承担者。
名词解释:1.控审分离: 指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必须分别由专门机关或个人以及专门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来承担, 而不能把两种职能集中由一个机关或个人来承担, 如果没有法定控诉机关或个人的起诉, 法院就不能主动审判任何刑事案件, 。
2.控审对等: 是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机制, 是“平等武装”理念的具体化, 是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 是程序正义的基本含义。
这项原则主要是控辩双方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
即控诉一方与被告人一方都是诉讼的主体, 法律地位完全平等, 不应存在谁高于谁的问题；法官在控辩双方的平等参与下, 居中公断。
3.审判中立: 指审判者不仅不能由控辩双方的主体或与案件有直接、间接利害关系的人来担任, 而且审判者应当对控辩双方不偏不倚, 保持等距离的地位, 即控辩审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当保持等腰三角形的结构。
4.司法公正: 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司法活动, 应当充分体现公平合理性, 维护社会正义, 真正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现行法所设定的内容和价值。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
5.自由心证: 又称“内心确信证据制度”, 是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加以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
6.诉讼参与人：是指刑事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 负有一定诉讼义务的除国家专门机关工作的人员以外的人。
根据《刑事诉讼法》8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包括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员和翻译人员。
上述诉讼参与人通过行使诉讼权利, 承担诉讼义务, 对刑事诉讼的进程和结局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和作用, 保证诉讼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7.当事人: 指与案件的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 对刑事诉讼进程发挥着较大影响作用的诉讼参与人。
根据我过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当事人包括: 自诉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8.法定代理人: 是依照法律规定对无行为能力货限制行为能力的人负有保护义务的人。
高中时事评论[高中思想政治时事评论范例]高中思想政治时事评论(一)时事评论背景：据新华社报道，12月3日12时左右，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宝马矿业公司发生爆炸事故，目前已知死亡17人，还有多人困在井下。
据了解，此矿本在停业整顿，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时事评论观点：这并非近期发生的矿难孤例。
仅就这两个月而言，据国家安监总局官网和新华社披露，贵州贞丰、重庆永川、湖南邵阳、江西宜春、鄂尔多斯、黑龙江七台河市等地，就接连有煤矿发生死亡事故而同在赤峰市，据央视报道，11月22日，国电平煤集团在元宝山区的一处施工现场塌方，造成5死。
矿难，这个似乎消失已久的词眼，又重回公众视野，成为撕裂众多家庭的悲剧来源。
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是矿难频发，另一方面则是长期不景气的煤炭业回暖。
随着北方供暖季来临，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0月份物价数据，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涨幅较大，环比涨幅9.8%。
11月2日，煤炭市场价格风向标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5500大卡)报收607元/吨，连续第18周上涨。
它较今年年初的371元/吨上涨了63.61%，反弹可谓迅猛。
煤炭价格上涨，来自于供暖季的阶段性需求，供暖地区陆续进入用煤高峰期，电厂日耗持续上升，对煤炭价格上升形成支撑。
煤炭业回暖的另一大因素，则源于前两年的行业去产能，根据发改委官网发布的《2021年前三季度煤炭生产供应简况》，今年1至9月，全国煤炭产量24.6亿吨，同比下降10.5%。
煤炭库存量减少，市场需求增加，也推动了煤炭价格上涨。
但这两大客观因素，不能成为某些煤炭企业甚至地区推动煤炭非理性生产的理由所在，尤其是在利益诱导下，违反国家相关政策，暗地里推动已停产的煤矿复产，减产的煤炭加大产能。
近来矿难以近年来罕见频次频发，跟那些本就因不符合安全标准而停工的矿井死灰复燃有无关系，有待调查，但这必须警惕严防。
以内蒙古为例，据内蒙古煤矿安监局2021年的工作总结，2021年全区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12起，死亡12人，同比减少12起、15人，未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
“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侦诉关系重构之思考作者：杨云峰张茜黄方来源：《理论观察》2020年第03期摘要：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将侦诉关系的涵义界定为“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权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呈现出警主检辅的局面。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侦诉关系的现状及问题，结合“以审判为中心”理念的内涵，指出在侦诉关系中应由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深化侦诉协作、加强侦查监督，以保证司法改革实现预期效果，并建议从完善法律规定、转变执法理念、确保检察监督的及时性与有效性、以及严格非法证据排除等方式对现有侦诉关系进行改进。
本文结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改革侦诉关系的探索实践，对公诉引导侦查进行可行性分析，以期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侦诉关系;公诉引导侦查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3 — 0105 — 06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推进。
2018年7月中央政法委召开的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强调，要构建起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庭审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新格局。
侦诉关系做为刑事诉讼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其长期存在的“侦查主导诉讼”“重配合轻协作”、“重侦查轻监督”等问题影响刑事诉讼新格局的健康发展。
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传统侦诉关系作出相应调整，从而更好地适应改革。
本文拟反思我国现行侦诉关系存在的问题，分析以审判为中心对现行侦诉关系的影响，提出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侦诉关系重构之理性配置，进而以南山区检察院近年来的实践探索为例，对开展公诉引导侦查作出可行性分析，以期最终促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二者关系的深度调整，形成合理的侦诉关系，实现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预期目标。
所谓侦诉关系，是指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者依据一定的原则，针对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所构建的分别行使侦查权和公诉权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各自地位、作用、具体职权以及相互制约的关系的总称，是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侦查权和公诉权时，对其进行协调而所设定的一系列规则的总和〔1〕。
名词解释：1.控审分离：指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必须分别由专门机关或个人以及专门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来承担，而不能把两种职能集中由一个机关或个人来承担，如果没有法定控诉机关或个人的起诉，法院就不能主动审判任何刑事案件，。
2.控审对等：是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机制，是“平等武装”理念的具体化，是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是程序正义的基本含义。
这项原则主要是控辩双方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
即控诉一方与被告人一方都是诉讼的主体，法律地位完全平等，不应存在谁高于谁的问题；法官在控辩双方的平等参与下，居中公断。
3.审判中立：指审判者不仅不能由控辩双方的主体或与案件有直接、间接利害关系的人来担任，而且审判者应当对控辩双方不偏不倚，保持等距离的地位，即控辩审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当保持等腰三角形的结构。
4.司法公正：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司法活动，应当充分体现公平合理性，维护社会正义，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现行法所设定的内容和价值。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
5.自由心证：又称“内心确信证据制度”，是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加以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
6.诉讼参与人：是指刑事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负有一定诉讼义务的除国家专门机关工作的人员以外的人。
根据《刑事诉讼法》8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包括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员和翻译人员。
上述诉讼参与人通过行使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对刑事诉讼的进程和结局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和作用，保证诉讼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7.当事人：指与案件的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对刑事诉讼进程发挥着较大影响作用的诉讼参与人。
根据我过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包括：自诉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8.法定代理人：是依照法律规定对无行为能力货限制行为能力的人负有保护义务的人。
9.诉讼代理人：是受被代理人的委托或者法院指定依法参加诉讼，以维护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人。
摘要]：控、辩、审三角鼎立的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表现为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
1997年以来，这一基本结构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已推行七年有余，然而，考察几年来的实际情况，诉讼中的控审难以真正分离，往往是形式的分离，狭义上的分离，而实质意义上和广义上却是控审合一，控审处于同一流水线上，诉讼中控辩双方难以形成真正的对抗，往往出现有控难辩，重控轻辩的格局。
法官居而不中，倾向控诉一方现象严重，因此，我们必须推进刑事司法改革，使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在我国得以真正实现。
[关键词]：控辩审三角鼎立现状改革一、现状概述1996年3月修改并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控、辩、审三角鼎立的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实行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的方式。
控、辩、审三角鼎立的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始建于资产阶级革命后，由于其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刑事诉讼的公正为各国所接受；由于其在刑事诉讼中对保障人权的巨大作用，为众多人权组织所提倡，甚至直接规定在一些人权公约之中。
随着1997年1月1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这一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在我国得以推行。
纵观实施这一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以来的这么多年，控、辩、审三角鼎立的刑事诉讼的结构对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的公平、公正，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其实施现状依然不尽如人意，诉讼中的的控审难以真正分离，往往是形式的分离，狭义上的分离，而实质意义上和广义上却是控审合一，控审处于同一流水线上，诉讼中控辩双方难以形成真正的对抗，往往出现有控难辩，重控轻辩的格局。
法官居而不中，倾向控诉一方现象严重。
二、基本分析及其改革初探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现状的根本原因是司法权力配置的冲突和不平衡，控方权力过于集中且相互矛盾，并且与整个诉讼活动的权力运行形成冲突，打破了三角平衡关系。
下面，笔者将从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三个方面分别进行探讨。
（一）控审分离原则是控、辩、审三角鼎立的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的前提。
控审分离原则，是指控诉和审判的权力应由不同的主体行使，不告不理。
《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中明确规定，检察官的职责应与司法职能严格分开。
对不告不理，笔者认为有形式上的不告不理和实质上的不告不理之分。
形式上的不告不理，即控方不提起诉讼，审判机关就不能启动审判程序；实质上的不告不理，即法院不得对未经起诉的事实、罪名进行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176条第一未第（二）项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论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这时，法官已不仅仅是一个案件的裁判者，而是有着自己积极诉讼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法官成了事实上的追诉者，这显然是对控审分离原则的违背，严重动摇了法官居中裁判的地位，法官在此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笔者建议，我国应尽快对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这一规定作出修改，笔者认为可以这样修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指控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重新起诉，人民检察院不同意的，法院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这样修改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从实质实现控审分离、法官居中裁判；第二，保障被告人的权益；第三，增强检察官的责任感，促使其认真钻研业务，因为在起诉时对犯罪行为定性错误就要承担撤诉或败诉的风险，必将促使其认真钻研业务，提高素质。
控审分离可分为狭义的控审分离和广义的控审分离。
狭义上的控审分离只要求法官与检察官职能的分离；而广义的控审分离原则包括了两项要求，不但要实现检察官与法官职能的分离，而且还要求实现庭前审法官与庭审法官的职能分离。
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四条宣称：在审理和判决时，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法官对诉讼双方公正不倚。
为了使这种公正确实存在，必须严格区分起诉职能与审判职能。
因此，负责判决的法官必须是未参与预审的法官。
在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庭前审查方面较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有较大改进，由原来的“全案移送”改变为移送“有明确指控犯罪事实的起诉书和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一些学者称之为“复印件主义”，由“实质审”改为“程序审”。
毫无疑问，这些改进在一定程度声弱化了法官先入为主，形成预断的倾向，有利于被告人得到公正的审判。
但是，庭前审查的问题依然突出：第一，功能设置的单一性。
根据学者对国外庭前程序功能的总结，有论者认为庭前程序的基本功能至少有过滤、分流、庭前准备和司法审查四种。
比较而言，目前我国的庭前程序仅仅有准备功能。
第二，庭前程序的虚置性。
由于我国庭前程序所具有的功能单一，仅表现为其后的开庭审判作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从而成为庭审的一项日常式的准备过程，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环节。
第三，庭前审查虽然由“实质性”审查改变为“程序性”审查，但也未采用日本式的“起诉状—本主义”，而是实行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主义”，而是实行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主义”，致使法官在庭前接触案件的主要证据。
这些“主要证据”是公诉机关从案件中精心挑出来的，带有明显控诉犯罪倾向的证据，因此，法官客观、中立和公正容易受到影响，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认识。
上述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庭前程序应有的作用，背离了控审分离的原则，面对这种困境，笔者思量，是否可以对我国现行的庭前审查程序进行改造，构建真正意义上的“预审”程序。
预审程序因其具有过滤、分流、证据展示、确定争点以及为庭审作好准备的强大功能，能够有效的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避免庭审法官先入为主，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而为各法治国家所欢迎，特别是英美两国，预审制度甚为发达。
我国可借鉴他国成功经验，引进“预审”制度，并加以改造，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预审制度”。
首先，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置预审法庭和预审法官。
人民检察院应对欲提起公诉的案件申请预审，人民法院的预审庭应当受理，并旨派预审法官进行预审，预审终结后，预审法官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制作起诉书，提起公诉。
这时案件才真正进入审判程序，由庭审法官开庭审理，此时预审法官不能以任何形式介入庭审，否则，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有权以违反程序为由要求中止审理，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或者要求上组人民法院审理，选则权在辩方。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法官形成预断、避免选入为主，真正现控审分离。
（二）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原则是控、辩、审三角鼎立的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的关键。
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原则，是指公诉人和被告人双方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平等地位，各有其权利和义务，包括“法律地位平等”和“诉讼手段相当”两项内容，陈瑞华教授称其为“平等武装”原则。
法律地位平等就是把公诉人和被告人都视为诉讼主体，都是刑事诉讼当事人。
控方就是刑事诉讼的原告，而不因其代表国家而享有某些特权，变得高高在上；辩方亦不因代表疑犯而自低三分。
双方各自积极地向法庭陈述理由、展示证据、提供证人、对本方证人进行询问、对对方证人作出反驳性询问，以使法官对己方的证据和诉讼请求达到情感上的接受和事实的确信，从而作出于己有利的判决。
我国现行的诉讼结构下，控辩双方的地位十分不平等，控方不仅仅是犯罪的追诉者，而且还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对立案、侦察、起诉、审判、执行等整个诉讼过程实行法律监督，对犯罪嫌疑人享有批捕权，在职务犯罪中，检察院还享有侦查权。
对审判的监督权，有时使检察成为了法官之上的法官，这样在一些案件中，检察院集立案、侦查、起诉，加之对审判的监督权，几乎一个案件在检察院就可以完成整个诉讼过程。
再看看我们的辩方，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由审判阶段提前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并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师帮助，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提供帮助非常少，会见犯罪嫌疑人就更难，往往被公安机关以种种借口拒绝，甚至在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之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还需要经过检察院或者法院的批准。
这样的现状，控辩双方的法律地位显然不能平等。
控方集监督权和控诉权于一身的权力配置的冲突，直接打破了控辩双方地位的平等。
因此，降低控方地位，提高辩方的地位变得迫在眉睫。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取消检察院对审判的监督权。
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检察院为了被告人的利益而进行审判监督是少之又少，大多数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追诉目的而进行监督，这样显然不利于对被告人利益的保障。
其次，应当取消检察院的批捕权和对侦查的监督权，将这一权力交由预审法官，使控方真正还原为一方当事人，成为刑事诉讼中的原告。
控辩双方诉讼手段相当，就是说控方拥有什样的诉讼手段就应该赋予辩方对应的诉讼手段，若无法赋予对应的手段，就应当设置相应的程序来限制控方此种手段的行使，以此来保障辩方对控方的指控以有力的反驳。
刑事诉讼其实就是国家对个人进行的一场战争，是一个十足的强者对一个真正的弱者，如果此时不赋予被追诉者一些对抗之权利，被追诉者必败无疑。
但是遗憾的是，目前在我国控辩双方的诉讼手段非常的不对称，控方在证据的收集上有强大的公安机关作后盾，特别是目前我国对警察权限制较少的情况下，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权非常之大，包括监视居住，录音等等均由公安自己决定，而且还有国家配发的先进的侦察工具，控方收集证据的手段强大而有效，特别是现在很多学者提出的检警一体化以后，这种现状会更加突出（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反而是积极的提倡者）而我们的辩方呢，律师调查取证权非常有限，且在司法实践中困难重重，刑法第三百零六条更是使很多律师在调查取证是岌岌可危，步履维艰。
因此我们必须扩大和加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增强对律师的信任，加强对律师的保护。
笔者认为，其中保障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是重中之重，而且应该做到侦察人员只能在看得到但听不到的地方，确立律师的拒证权（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除外）。
司法实践中，律师的知悉权亦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了防止法官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形成“先入为主”的预断，庭前审查由“实质性”审查改变为“程序行性”审查，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由于作了这样的修改，检查机关提起公诉时不再送全部案卷到法院。
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又只规定辩护律师只有在审判阶段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这样，辩护律师就无法获取控方所掌握的全部证据，本来检察机关应当允许律师到检察院查阅案卷，但是检察院往往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由予以拒绝。
这样的后果是辩护律师在开庭前对公诉人所掌握的很大一部分证据无从知悉，甚至有些证据是检察机关故意保留的，但对定案又是十分关键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