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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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政策执行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摘要】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经常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这一现象导致了政策执行效果的削弱。
本文从政策执行中的阻碍因素、对策制定情况、案例分析、改进建议和未来展望等方面展开讨论。
政策执行中的阻碍因素主要包括官僚体制、利益集团等,导致政策难以有效执行。
对策制定情况则需要政府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来应对。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具体表现以及影响。
本文提出了改进建议,包括加强政策执行的监督、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等。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加强与社会各方面的沟通,更好地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阻碍因素,对策制定,案例分析,改进建议,未来展望,总结分析,建议。
1. 引言1.1 背景介绍公共政策执行是指政府为解决社会问题或推动社会发展而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
在现实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种现象,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种现象指的是在政府制定并推行政策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政策无法顺利执行,甚至出现与政策初衷相违背的做法。
1.政策执行的重要性政府制定政策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而政策执行则是政策取得成功的关键。
只有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社会才能真正受益。
2.政策执行中的困难和挑战尽管政府制定政策的初衷良好,但在执行过程中常常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如官僚体系的惰性、利益集团的阻碍、资源分配的不均等等,这些因素成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主要原因。
3.影响社会发展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这种现象导致政策无法有效实施,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了当前政策执行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1.2 问题提出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常常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
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政策执行的结果与初衷相去甚远,甚至出现与政策精神相悖的行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一种非常典型和普遍的现象。
说它“典型”,是因为相对于国外来说,中国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说它“普遍”,是因为各级、各部门几乎都存在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哪些表现;分析一下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谈谈对这一现象如何防治。
一、“上有政策、下有政策”的表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象地概括了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顾名思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指下级在执行上级政策时采取回避、敷衍、变通、抵制或对抗策略的现象。
它可以通俗地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上级不让做的我偏要做”,二是“上级要求我做的我偏不做”,三是“上级要求我这样做的我偏要那样做”。
它几乎可以囊括目前我国政策执行中存在的所有突出问题。
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替换性执行替换性执行是指当需要执行的政策与负责执行的机关、部门存在利益冲突时,执行机关就可能制定出与上级公共政策目标表而上相一致,实际上相违背的执行措施,妨碍公共政策的全部实施。
近几年来,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现象,就是这种执行的典型表现。
这是政策执行者主观反对政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些地方扩大权力、获取个人利益的反映。
这实际上是钻政策空了,用“软施”、“硬泡”来对付党和国家的政策。
它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政策的止确贯彻和有效实施,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
2.“断章取义,为我所用”—选择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是指有些地区和单位对所执行的公共政策进行“过滤”或者“各取所需”,或者“截留其中某些部分”,或者“曲解适用范围”,或者“打擦边球”。
总之,只选择对自身“有利”的政策进行执行。
公共政策的执行,本应是全而理解并不打折扣地贯彻执行,但有些地区或单位在大局利益和局部私利冲撞抵触时,合自己“利”的就执行,在执行中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站在小团体利益的立场上钻政策的“空了”,“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妨碍了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表现和原因
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说法。
这种情况表现为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和规定,但实际执行时却遭遇到了各种不同的对策和绕路方法。
原因: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一些人可能会出于不同的目的,比如谋取私利或者抵制政府,会寻找各种方式来规避或者违反政策。
其次,政策本身可能存在缺陷或者不完善,导致实际执行时出现漏洞或者不适应实际情况。
最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执行力度也可能存在不足,导致政策实施出现问题。
解决方法:为了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政府需要加强政策制定和执行力度,提高政策的完整性和针对性。
同时,公民和企业也需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得以任何名义违反政策和规定。
只有政府和公民一起努力,才能有效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和稳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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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表现和原因政策的制定是政府为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经济发展等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然而,任何一项政策实施过程中都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问题,因此,政策的上面往往会出现相应的对策,以应对这些挑战和问题。
一方面,政策的上出现对策的表现是政策执行者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和调整的结果。
当政策的初衷与实施效果出现差异时,政府部门和决策者会进行评估和分析,找出问题所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这些对策可能包括政策的修订、修改等,以使政策能够更好地实施,达到既定的目标。
另一方面,政策的上有对策也是政策执行者为应对预期或未预期的问题而采取的主动措施。
在制定政策时,政府往往会事先预测并考虑到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就会考虑到这些潜在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将其作为政策的一部分提前规划和设计。
这些对策的出现,能够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迅速应对问题,使政策能够更好地运行。
那么,政策的上有对策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因为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挑战和问题。
政策往往是基于对当前问题和需求的分析而制定的,然而,现实往往是复杂而多变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变数和风险。
这些问题可能来自政策的执行者、受益者、利益相关者等各个方面,如执行人员不专业、信息不对称、利益冲突等。
因此,政策的上有对策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确保政策能够顺利实施。
其次,政策的上出现对策还因为政策的目标是动态的、政策环境是不断变化的。
政策的目标往往与时间、空间、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有关,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社会变革,政策的目标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以适应新的目标和环境。
这就需要政策的上出现相应的对策,以确保政策能够及时跟上变化的步伐,发挥应有的效果。
最后,政策的上有对策还是因为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反馈机制的存在。
政策实施过程中往往会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和数据,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政策执行者及时了解政策的效果和问题,进而进行调整和改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案例分析与博弈启示一、本文概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一句古老的中国谚语,形象地描绘了一种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当上层制定并发布政策时,下层往往会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应对,有时这些对策可能与政策的初衷相悖。
这种现象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都有体现,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来说,理解和应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至关重要。
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具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案例,揭示其背后的博弈过程和机制,并从中提炼出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启示。
文章将选取多个跨领域的案例,包括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方面,以展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深入分析,我们希望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从而优化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二、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博弈关系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博弈过程。
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来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目标,而政策的执行者、受益者以及受影响者则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对政策进行解读和应对,这就形成了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博弈关系。
以环保政策为例,政府为了保护环境,可能会出台一系列的限制污染、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然而,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遭遇来自企业的阻力。
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来规避政策限制,如偷排污染物、使用低效的环保设备等。
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充分考虑到企业的利益诉求,制定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导企业自觉遵守环保政策。
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博弈也值得关注。
政策制定者往往希望政策能够得到严格执行,以实现政策目标。
然而,执行者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如资源不足、执行难度大等,而对政策执行产生懈怠或变通。
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通过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确保政策能够得到严格执行。
在博弈过程中,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受益者以及受影响者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行策略选择。
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概念诠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现阶段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
对此,人们界定不一,评价各异。
有人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对中央政策的“创造性”灵活运用,是用足、用活中央政策,有助于政策的不断完善;也有人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非是对付中央政策之策,它实际上是借“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政策”或“把中央政策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而把中央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还有人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政策变通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运用得当,这样的“对策”不仅合理而且合法,反之亦然[1](第303—304页)。
当然,上述这些看法可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
但是,如果从本质上来看,我们则更倾向于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视为相关政策主体——即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地方政府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而与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中央政府进行的一种博弈过程。
所谓博弈,是指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2](第3页)。
一个完整的博弈关系至少应包括三个要素,即局中人、博弈活动的参与者,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中主要表现为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地方政府和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中央政府;策略,即局中人将在给定的信息集中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的方法或做法,例如,地方政府的各种“对策性”执行行为就是地方政府可能采取的策略选择;支付,指在一个特定的策略组合下,局中人得到或期望得到的效用水平,也就是具体的利益得失情况。
博弈活动可以按照不同的特点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按局中人之间能否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主要是指非合作博弈,也就是在博弈过程中,互相依赖的局中人在策略选择时尽量使与对方利益相冲突的个人效用最大化,而不是使集体收益最大化;按博弈的时间或行动次序,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是有行动的先后次序的,属于动态博弈;按照局中人拥有的信息结构,可以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般属于不完全信息博弈。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公共政策体系不完善的一种真实反映。
这种现象是我国公共政策主体功能没有完全发挥所致,由此导致了政令不通、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的产生。
目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现实中情况各异,具体表现为对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附加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欺骗性”执行、“对抗性”执行等六种情况。
一是“替换性”执行上级政策。
一些地方表面上出台了贯彻上级政策的措施,实际上却实施相违背的方案,使上级政策落空。
比如,为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家多次推出各种举措,但面对频频亮起的红灯,一些地方政府不是想着如何降温,而是采用多种手法,对宏观调控政策“拆招卸力”,企图蒙混过关。
二是“选择性”执行上级政策。
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时,着眼于为我所用,对政策精神和内容故意曲解,选择政策中对本地方、本部门甚至执行者本人有利的部分来执行,断章取义,各取所需。
三是“象征性”执行上级政策。
一些地方在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不求神似、只求形似”,表面上是对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实际上却对上级政策搞“变通”,“先上车、后买票”,甚至置若罔闻,上了车也不买票,造成既成事实。
四是“附加性”执行上级政策。
地方政府或部门,根据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出台“红头文件”,本应细化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使之在执行过程中更具可操作性,更好地服务百姓。
但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红头文件”却是与中央政策相违背的“土政策”,掺杂着一己之私。
某市政府曾发文规定,依法注册且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法定代表人或年纳税500万元以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就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等。
五是“欺骗性”执行上级政策。
一些地方政府打着发展保护支柱产业的旗号,表面上口口声声要加大监管力度,暗地里却为不法矿主和环评不达标企业“开绿灯”、发放“通行证”,充当代理人,纵容不法煤矿和污染企业生产经营,导致国家政令“严不起来、落实不下去”,出现“肠梗阻”现象。
论公共政策执行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摘要】公共政策执行中经常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即制定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和对抗。
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性和效果,导致资源浪费和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制度性障碍、利益集团的干扰、执行主体的不力等。
案例分析显示,这一现象在教育、环保等领域普遍存在。
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更加严密的监督机制、强化政策宣传和培训、加强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力建设。
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高效透明的政策执行机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
未来应该加强政策效果评估,及时调整政策内容和执行方式,以实现政策执行的高效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关键词:政策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障碍、原因分析、案例分析、解决方法、建议、改善、未来展望1. 引言1.1 什么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指的是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上级部门发布政策指令,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基层部门或个体采取对立或绕过政策的行为。
这种现象是公共政策执行中常见的问题,也是政策执行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中,上级政府或部门发布的政策可能对于基层实际情况不够了解或考虑不周,导致政策执行难度大、效果不佳。
基层部门或个体可能存在对政策理解不到位、执行不力或抵触的态度,导致政策无法顺利实施,甚至出现滥用职权、变通执行等行为。
该现象的出现会对社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包括政策执行效果不佳、制度规范受损、社会秩序混乱等。
这种现象也会影响政府部门的形象和权威,降低政府的治理效能和公信力。
了解和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深入分析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原因和解决方法,可以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1.2 现象的影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公共政策执行中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
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与对立,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和阻碍,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性和执行效果。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举例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一个常见的表达,意思是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
这种表达通常指的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下面的人或机构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和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应对政策的要求和约束。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
1.在一些地方,尽管国家有环境保护政策,但某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可能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如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废气等,以降低生产成本。
2.在教育领域,虽然国家有义务教育政策和教育公平政策,但某些学校可能会通过设立各种选拔性考试、收取高额学费等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从而使得教育资源不公平分配的现象得以延续。
3.在一些公共卫生领域,尽管国家有禁止吸烟的政策,但某些地方仍然会设立“吸烟区”,以保护吸烟者的利益,从而使得禁烟政策难以完全实施。
需要注意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不一定都是消极的,有时也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
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基层组织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来落实政策,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但是,如果这种对策违反了政策的原则和初衷,就可能需要进行规范和调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本质来说是把上级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实现狭隘的地方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私利,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变通,是对原政策的背离。
第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源于少数领导干部的错误政绩观。
一些地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到底是扭曲的政绩观在作怪。
他们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少统筹谋划;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硬轻软,喜欢追求硬指标,轻视不易量化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较少顾及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有的重投入轻收益,只看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多少,招商引资了多少,不看施政成本,不考虑投入与产出比。
正是在这样政绩观的支配下,有些地方领导,为获取眼前产值、税收和利润,通过行政干预开“绿灯”,上马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相违背的项目。
第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源于地方政府本位主义。
政策执行主体的自身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一些地方政府本位主义严重,大搞地方保护主义,以违背中央、国家政策法规的方式滥用或消极行使手中的权力,以达到维护或扩大地方局部利益的目的。
不听中央的话才能获得经济增长的利益,这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中很有市场。
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执法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仅损害了法制统一和市场统一,而且削弱了中央的调控能力.少数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过多地介入经济建设领域,妨碍了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对于那些具有负“外部性”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安全生产常常是得过且过;对于具有正“外部性"的问题,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则是能放手则放手,甚至把一些公共服务甩给了市场.第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源于政策本身的设计缺陷。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幽默回答有:
1.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左有规定,右有变通,前有限制,后有
突破,简直是个四面楚歌的囧途。
2.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像是一场精彩的游戏,每一步都得谨
慎行动,以免被“游戏结束”。
3.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就像是个聪明的猴子,时刻准备着翻
山越岭,寻找香蕉的机会。
4.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好比是一场舞蹈,我在政策的节奏
中优雅地跳着,让对策成为我的舞伴。
5.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忍不住想起一句话:“世间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我就是那个有心人。
6.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像是一场智力比拼,只有我能找出
最聪明的对策,才能战胜政策的束缚。
7.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像是在下象棋,我时刻盘算着每一步
的走法,以期能够将政策困于绝境。
8.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就像是个灵活的猫头鹰,时刻准备着
在夜幕中猎取政策的弱点。
9.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像是在打游戏,我不断地解锁新的
技能,以应对各种政策的挑战。
10.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就像是个机灵的刺猬,时刻准备着把
政策的攻击化为自己的防守。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整改措施篇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原因及对策整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本质来说是把上级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实现狭隘的地方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私利,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变通,是对原政策的背离。
第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源于少数领导干部的错误政绩观。
一些地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到底是扭曲的政绩观在作怪。
他们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少统筹谋划;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硬轻软,喜欢追求硬指标,轻视不易量化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较少顾及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有的重投入轻收益,只看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多少,招商引资了多少,不看施政成本,不考虑投入与产出比。
正是在这样政绩观的支配下,有些地方领导,为获取眼前产值、税收和利润,通过行政干预开“绿灯”,上马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相违背的项目。
第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源于地方政府本位主义。
政策执行主体的自身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一些地方政府本位主义严重,大搞地方保护主义,以违背中央、国家政策法规的方式滥用或消极行使手中的权力,以达到维护或扩大地方局部利益的目的。
不听中央的话才能获得经济增长的利益,这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中很有市场。
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执法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仅损害了法制统一和市场统一,而且削弱了中央的调控能力。
少数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过多地介入经济建设领域,妨碍了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对于那些具有负“外部性”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安全生产常常是得过且过;对于具有正“外部性”的问题,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则是能放手则放手,甚至把一些公共服务甩给了市场。
第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源于政策本身的设计缺陷。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解读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阶段,各种利益冲突、社会矛盾日渐突出,政府对整个国家社会要进行强有力的管理,必然有赖于各项政策的有效贯彻实施,最终才能使得整个国家社会沿着有序的轨道发展。
然而,在实际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现象屡见不鲜,各种执行问题暴露无遗。
特别是一些政策执行部门,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制定与上级政策表面一致,实际相违背的实施方案;或者有意曲解原有政策的部分内容,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又或者是高呼象征性的口号,实则缺乏具体有力的措施,要么干脆拒绝执行;更有甚者,打着结合本地实际的旗号,自行制定“土政策",背离原政策,自行其是。
我们把所有这些违背、阻碍政策目标实现的政策执行行为统称为政策执行规避。
正是由于政策执行规避的存在,导致政令不能上传下达,政策秩序受到破坏,这无疑将妨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从而危害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主要表现在于:其一,表面执行、实际不执行。
主要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一些执行主体在行政执行过程中,出于局部自身利益考虑,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做表面文章,搞政绩工程,而实际政策执行中不真抓实干、不务实际、不求是创新、工作不求实效、不能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把人民利益置于一边。
有的地方和部门在贯彻执行政策时存在着“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很少去兑现”的现象,政策执行实际上只是花拳绣腿,不下一点真功夫、不采取真正有效的执行措施,或象征性点缀一下,造成政府的各项政策落实中资金、人员、具体执行的组织等难到位,民众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政策执行渠道不畅通,政府执行力大大削弱。
如我国政府反复强调煤矿安全问题。
但是,实践中,由于一些政府及部门出于局部利益考虑,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采取了表面执行或不执行的措施,从而导致了我国部分煤矿“矿难”的发生。
这种“表面执行”现象只是“上有政策、下有政策”执行力不足的表现之一,但事实上却严重削弱了政府执行力,影响到政府各项政策有效的贯彻、执行。
从行政决策、执行、监督的角度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动因及解决何睿清 40824036 汉语言文学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概念诠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现阶段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政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表现形式越发多样化。
有人认为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上级政策的“创新性”灵活运用,是用足、用活上级政策,有利于政策的不断完善;也有人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非是对付上机政策之策,它实际上是“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政策”而非把中央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还有人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政策变通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运用得当,这样的“对策”不仅合理而且合法。
撇开个人见仁见智的看法,导致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我国行政决策机制的不科学,政府政策执行过程存在缺陷,以及分散化的行政监督机制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主要表现为政策敷衍、政策利用、政策附加、政策照搬、政策抵制等。
因此,针对此种现象带了的负面影响,必须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动因分析(一)、我国行政决策体制的不科学,导致政策制定中出现了问题;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行政决策框架,但科学性和可行性仍有待提高,如果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性,政策也会缺乏合理性。
具体表现在:1. 科学的决策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各级党委、政府以及人大是行政决策的中枢系统。
但是在实践中,三方的决策权、职责范围划分不清晰,关系不合理,人大和政府决策职能没有充分发掘。
各级行政机关虽已组建由信息、咨询、决策和监督组成的决策系统,但目前而言,这一系统并未真正发挥其所应有的作用。
由于在行政决策中对信息收集、处理和应用重要性认知的缺失,导致信息不畅,致使信息在传达过程中应具有的准确性、真实性、及时性没能得到很好的实现。
此外,各级党政部门决策研究机构地位尴尬、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名为辅助决策机构,实际并未真正履行其应有的研究决策职责。
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成因及控制政治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正确政策的制定,更有赖于政策执行者的有效执行。
然而,在我国现阶段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现象,这是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政令不通的直接原因,不仅严重阻碍了政策的正确贯彻和有效实施,且极大地损害了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表现形式1.搞“土政策”,附加性执行。
在这种政策执行的过程当中,执行部门常附加一些原目标所没有的内容,致使政策不能到位或政策失真,使执行复杂化,影响了目标的实现。
他们打着贯彻上级政策要结合本地实际的旗号,借口本地情况特殊,口头上喊的是政策执行原则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口号,实际上是自立一套,谋取私利。
2.软拖硬泡,敷衍性执行。
当一项政策出台时,本地政府首先会从本地区、本部门的集体利益出发进行权衡,若执行该政策会损害本地区的私利,该执行机关既不明目张胆拒不执行,又不愿认真负责地贯彻执行,而是象征性执行甚至抗拒执行。
通常做法是,强调本地的特殊性,用地方政策来抵消中央政策,或者编造借口、久脱不办,或者“雷声大、雨点小”,口头上说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在行动上却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3.断章取义,选择性执行。
下级部门对上级的政策进行“过滤”,或者各取所需,或者截留其中某些部分,或者曲解适用范围,或者打“擦边球”。
对自己有利的,就坚决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放到一边,不去执行。
有些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政策时往往加入了很多个人的理解,曲解了政策的原本意图,导致政策执行偏差。
比如说公款吃喝问题,中央政府规定公款招待是四菜一汤,而有些基层政府实际实施的是公款招待每人四菜一汤。
4.表里不一,替代性执行。
下级在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对不利于自己的就制定与上级政策相一致的政策上报,而在具体执行时却制定一套与上级政策相违背的“内部”实施方案来代替。
例如教育部门反复下发文件,不允许学校可设各种形式的重点班,而有的学校上报已经取消所有重点班,但实际上只是把重点班改成了实验班,所有课程设置、教师配备与原来重点班无异。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成因和解决方法(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成因和解决成因1.创新意识强烈:人们对于优化现有政策的需求驱使他们寻找对策。
2.社会变革快速: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需要相应的对策来应对。
3.利益驱动:政策陷阱和漏洞激励人们寻找对策以获取利益。
4.社会矛盾激化: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冲突易导致对策的产生。
解决方法加强政府监管和执法•提高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尤其是涉及政策漏洞的违法行为,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完善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对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监督和管理,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完善政策设计和执行•提前预测风险:在制定政策时要对可能出现的对策进行充分预测,以减少政策漏洞的产生。
•加强沟通协调:政府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及时掌握市场变化和社会需求,以调整政策和防范对策的出现。
•强化实施力度:落实政策时要加大督导和考核力度,确保政策措施的有效实施。
提升公民意识和道德素质•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广泛宣传政策的意义和价值,增强公民的政策意识,提高公民对政策的遵守度。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降低贪污腐败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发生率。
增强公众参与和监督•加强公众参与:在制定和修改政策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增加公众参与的机会,降低对策的出现。
•建立监督机制: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及时发现和阻止对策的出现。
推动制度和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通过修订和完善法律法规,堵塞漏洞,减少对策的出现。
•改革管理体制: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提高决策效率和执行力度,减少政策漏洞和对策的产生。
结论在现实社会中,政策和对策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要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需要政府、公民和社会共同努力,加强监管和执法,完善政策设计和执行,提升公民意识和道德素质,增强公众参与和监督,推动制度和体制改革。
只有通过多方合力,才能有效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原因及对策整理原因一:国家统一的经济政策不利于经济发展。
对策:一是使用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降低税收,加大引导性支出,建立稳定的投资环境;二是市场体制,改善社会治理,完善投资引导制度,促进企业经济活力;三是改善基础设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四是加大资源配置效率,完善技术驱动机制,加快实施现代工业体系。
原因二:房地产市场调控失控
对策:一是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完善房地产法律、法规和政策,实施调控政策,有效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二是加强市场监管,建立市场稳定调控机制,确保市场秩序。
三是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提高住房投资收益,满足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四是完善利率政策,建立稳定的金融市场环境,提高金融市场投资报酬率。
原因三:经济增速放缓。
第57卷 第6期2004年11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Wuhan U 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s) V ol.57.N o.6N ov.2004.804~809收稿日期:20042032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273066) ■公共管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案例分析与博弈启示丁 煌,定明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作者简介]丁 煌(19642),男,河南息县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研究;定明捷(19752),男,湖北赤壁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研究。
[摘 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质上是相关政策主体之间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而进行的一种博弈过程,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选择,而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选择从根本上又取决于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
因此,要从根本上防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非合作博弈的不良影响,则需从干部管理、绩效考核、行政监督、财政管理、责任追究及信息反馈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作为博弈规则的相关制度。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博弈;案例分析;对策;启示[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320(2004)06\|0804206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概念诠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现阶段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
对此,人们界定不一,评价各异。
有人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对中央政策的“创造性”灵活运用,是用足、用活中央政策,有助于政策的不断完善;也有人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非是对付中央政策之策,它实际上是借“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政策”或“把中央政策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而把中央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还有人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政策变通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运用得当,这样的“对策”不仅合理而且合法,反之亦然[1](第3032304页)。
当然,上述这些看法可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
但是,如果从本质上来看,我们则更倾向于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视为相关政策主体———即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地方政府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而与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中央政府进行的一种博弈过程。
所谓博弈,是指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2](第3页)。
一个完整的博弈关系至少应包括三个要素,即局中人、博弈活动的参与者,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中主要表现为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地方政府和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中央政府;策略,即局中人将在给定的信息集中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的方法或做法,例如,地方政府的各种“对策性”执行行为就是地方政府可能采取的策略选择;支付,指在一个特定的策略组合下,局中人得到或期望得到的效用水平,也就是具体的利益得失情况。
博弈活动可以按照不同的特点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按局中人之间能否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主要是指非合作博弈,也就是在博弈过程中,互相依赖的局中人在策略选择时尽量使与对方利益相冲突的个人效用最大化,而不是使集体收益最大化;按博弈的时间或行动次序,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是有行动的先后次序的,属于动态博弈;按照局中人拥有的信息结构,可以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般属于不完全信息博弈。
在博弈活动中,局中人将遵循个人行为理性的原则,在既定的博弈规则下,每个局中人都把个人效用最大化作为自己行为和策略选择的出发点。
其实,整个公共政策过程本质上都可以看做是一种博弈过程。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阶段,各方的利益代表把自己的利益要求放进政策制定系统,围绕具体的利益安排和利益得失进行针锋相对的讨价还价、交易或妥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方案实际上是利益均衡的体现。
政策执行过程实际上是把有关利益分配的方案从观念形态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是政策制定过程的延伸。
在政策制定阶段,利益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利益团体就会把自己的影响力转向政策执行过程,围绕具体的利益实现过程,各利益团体仍然会进行各种形式的利益博弈,通过改变政策实施的手段和条件,试图达到自己在决策过程中所预想的利益和目的,在执行过程中保护或增加自己的利益。
有鉴于此,我们不妨从博弈论的角度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界定为:政策执行者(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通常是指中央政策)的过程中,基于本地区(或部门)的实际情况和利益得失的考虑,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目的,有意识地运用讨价还价、交易、变通等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和策略执行政策,进而导致政策制定者的政策意图不能圆满实现甚或完全落空的一种或明或暗的博弈活动。
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博弈活动的结果来看,政策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则取决于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
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策略选择都遵循个体理性最大化原则,把各自的效用满足程度作为自己策略选择的直接依据,而双方的效用满足程度从根本上又取决于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制度约束不同,作为博弈参与者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策略选择依据不同,导致的收益和成本就不同,进而决定了其博弈的均衡结果。
诚如邓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第333页)。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案例分析鉴于制度约束对于人的行为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作为制度约束的博弈规则决定着博弈参与者利益目标的形成和博弈策略的选择,因此以下我们主要以中央关闭小煤窑的政策为例来解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过程,以期为我们进一步揭示制约博弈参与者尤其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地方政府之策略选择的制度因素寻求有益的启示。
2001年6月,国务院下达了《关闭国有煤矿小井和煤矿停产整顿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迅速关闭国有矿办小煤窑,但在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了种种“对策”行为来保护地方利益。
这是在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案例。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设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关闭”和“经营”这两种策略选择,中央政府也有“打击”和“不打击”这两种策略选择,双方在行为前对对方的策略选择、行为信息和收益结果等都有清楚的了解,属于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假设在小煤窑关闭前,地方政府从中获取的收益为B ,则关闭后地方政府在小煤窑经营方面的收益将为—B 。
关闭后中央政府的收益为B1,两者之间是非零和博弈,地方政府的不关闭行为给中央政府带来的收益为B2,中央政府在打击地方政府继续经营小煤窑过程中花费的各种成本计为C (主要表现为花费在监督检查等方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不打击地方政府继续经营小煤窑将会给中央政府造成的损失为C1(主要表现为影响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实施、由于安全事故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等方面),在中央政府的打击行为中,地方政府的可能损失为C2(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遭受中央处罚、处理安全事故的费用以及因被新闻媒体曝光而影响地方形象等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
・508・ 第6期丁 煌,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案例分析与博弈启示在中央政府采取“打击”策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违规执行中央政策被中央政府查处的概率为P (0<p <1)。
为了争取中央政府不打击地方政府继续经营小煤窑的行为,地方政府将要花费诸如因此而减少对中央政府税收减免、转移支付等方面的经济要求等额外的成本为C3。
假设中央政府的策略选择是在地方政府行为之后进行,则双方的动态博弈关系可以通过下图来表示,其中,ZH 表示中央政府,DF 表示地方政府。
这个动态博弈实际上符合两个接近现实的经济学假设:(1)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行为个体不管是处于市场之中还是处于政府部门,都把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作为行为的主要目标;(2)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信息不对称且双方行为缺乏有效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领域中的“代理人”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在损害委托人———中央政府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
在这个动态博弈关系中,若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的关闭政策过程中直接选择“关闭”的策略,则双方的博弈关系结束。
在现实中,地方政府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出发往往会选择“经营”。
在这种情况下,则由中央政府针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策略选择,依据逆推归纳法,中央政府进行策略选择的依据就是直接衡量在“打击”和“不打击”情况下的利益得失情况,也就是比较B2—C 与B2—C1+C3的大小,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其一,若B2—C <B2—C1+C3,即C1<C3+C ,中央政府此时的最佳策略选择将是“不打击”;其二,若B2—C >B2—C1+C3,即C1>C3+C ,中央政府将选择“打击”的策略。
就上面这两种情况来说,由于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政策所带来的损失不仅仅表现为中央政策调控意图的落空,而且还表现在地方政府由此而形成的对中央政府权威的挑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一系列不良后果,这显然不是通过减少打击地方政府、变通执行中央政策而花费的成本,以及获取地方政府为换取中央政府的不打击策略所提出的种种物质条件所能比拟的(当然,当地方政府因中央政策不具备可行性而根本无法执行而进行政策创新时,中央政府也会根据情况实行“不打击”策略,这种情况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因此,中央政府通过衡量自己得失后的选择必定是采取“打击”策略。
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行为策略是一种“可信性威胁”。
可信性问题是动态博弈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可信性是指动态博弈中先行为的博弈方是否该相信后行为的博弈方会采取对自己有利的或不利的行为[3](第310页)。
根据有利还是不利可以把“可信性”分为“可信性许诺”和“可信性威胁”。
在“可信性威胁”状态下,中央政府的“打击”策略不仅体现在中央政府的口头声明方面,而且表现为中央政府由此采取的一系列具体行动。
例如,往地方派遣专门检查小组、设立举报监督电话等,这些行动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反应首先就是中央政府“动真格的了”。
但这时,地方政府是不是会迫于中央政府的这种“打击”策略而必然选择“关闭”行动呢?其实也不尽然。
此时,地方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将是—B 与B —C2×P 之间的比较结果,这时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B <C2/2×P 时,地方政府采取“对策”行为的收益将小于因此而需要承受的成本,这时地方政府觉得无利可图自然会执行中央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