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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版本《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特色黄波;熊辉【摘要】曹未风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是中国最早出版的莎翁剧作集,由于时代久远,加之后来新出了多个版本的《莎士比亚全集》,所以今天很少有人再去关注它.曹未风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具有很多优势和亮点:首先是能再现莎剧语言的幽默诙谐；其次是能弥合莎剧中的英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第三是能传达出莎剧的风格特征,这些特征也反映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由此表明,曹未风先生的译文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历程中是不应该被忽视的译本.【期刊名称】《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22)002【总页数】5页(P93-97)【关键词】《莎士比亚全集》;曹未风;戏剧翻译;创造性叛逆;风格特征【作者】黄波;熊辉【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60 引言20世纪20至50年代，中国很多大家都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梁实秋、卞之琳、朱生豪、孙大雨、方平等。
曹未风先生也是其中之一，是中国第一位计划翻译出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翻译家。
“从1935年到1944年他翻译出版了11种莎剧:《该撒大将》(1935)、《暴风雨》、《微尼斯商人》(1942)、《凡隆纳的二绅士》、《如愿》、《仲夏夜之梦》、《罗米欧及朱丽叶》(1943)、《李耳王》、《哈姆莱特》、《马克白斯》、《错中错》(1944)。
1942年至1944年间上述11种莎剧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总名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
解放后曹未风于1955、1958、1959年又翻译出版了3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新译本，它们是:《第十二夜》、《奥赛罗》、《安东尼与克柳巴》。
与此同时，他还修订出版了6种莎剧剧本，它们是1951年的《如愿》、1954年的《仲夏夜之梦》、1955年的《哈姆莱特》、1956年的《尤利斯·该撒》、1959年的《错中错》。
跨文化视角下莎士比亚戏剧中国行以1980年后《麦克白》戏曲改编为例李丹摘要：19世纪末，莎士比亚的作品开始传播到中国，此后各种形式的改编作品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用中国传统戏曲编演莎剧发展到今天已具有较大影响，其中以《麦克白》的戏曲改编剧《欲望城国》《血手记》《马龙将军》等为跨文化演绎代表。
它们将中国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表演创造性融合，在主题内涵和表演形式方面均作了改编和创新；在延续中国戏曲重视行当与程式表演传统的同时，积极汲取西方戏剧理论重塑人物形象。
《麦克白》的戏曲改编既是舞台呈现的跨界，也是文化形态的跨界，为中国戏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莎士比亚；《麦克白》；跨文化戏剧；中国戏曲作者简介:李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所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11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21）1-0228-8随着时代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跨文化戏剧融合已成为一种趋势，有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正成为世界戏剧的发展潮流。
跨文化涉及文化杂糅与权力关系，冯伟《文化挪用视角下的跨文化戏剧》①阐述了“跨文化戏剧”概念的争议性，并提出以“文化挪用”的四种表现——文本挪用、形式挪用、母题挪用和主题挪用来划分跨文化戏剧实践，这有助于细述内容与表现形式。
如今，越来越多的戏曲导演选择用戏曲表演艺术翻演西方经典戏剧，探索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项目编号：20&ZD28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优秀教师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652019318）。
①冯伟:《文化挪用视角下的跨文化戏剧》，《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5期。
《东南学术》2021年第1期国戏曲的新活力。
本文将从文本挪用的视角出发，探究莎翁《麦克白》的戏曲改编和演出。
一、中国戏曲和西方戏剧的跨文化理论碰撞“跨文化戏剧”主要是西方戏剧在原有的表演体系上，通过向东方传统戏剧表演取经来重构新的剧场体系。
莎士比亚点燃我们心中激情的火焰——曹禺与中国莎士比亚
研究兼及中国莎剧演出
李伟民
【期刊名称】《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
【年(卷),期】2011(000)001
【摘要】曹禺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的首任会长。
在他的创作中，受到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刻影响。
曹禺与莎士比亚悲剧观念相通之处，表现为他们都继承和发展了自古希腊以来的悲剧观念，都创造性地把握到了悲剧艺术的实质与精魂，与他们的剧作都具有反映复杂人性，体现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的特点。
莎剧正是在与曹禺等戏剧大师的不断交流与对话中在中国发生影响，并建构起哲学、美学、文学的审美意义。
曹禺为推动莎剧在中国的研究和尤其是舞台演出贡献了晚年的精力，使当今中国呈现出话剧莎剧、戏曲莎剧、后现代莎剧（包括影视）竞相演出的局面。
【总页数】2页(P37-38)
【作者】李伟民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莎士比亚研究所,重庆40003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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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研究方向：世界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莎士比亚总体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研究、莎士比亚悲剧研究、莎士比亚喜剧研究、莎士比亚 历史剧研究、莎士比亚传奇剧研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及长诗研究、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研究、莎士比亚舞台研究、莎士比亚翻译研究、莎士比亚与同时代作家研究、莎士比亚宗教研究、莎士比亚教学研究、中国莎学家研究。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以学术质量为第一前提，请勿一稿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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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作品”进人中国的文化交流程度问题研究
韩志华
【期刊名称】《兰州学刊》
【年(卷),期】2018(0)2
【摘要】“中西文化交流程度”问题无论从学术研究上还是在实际的文化交流层面都是一个重大课题,但国内外学术界都没有研究过.“莎士比亚作品”作为西方文化经典进入中国文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事件.文章通过分析莎剧的四个汉译版来阐释“莎剧作品”与中国文化交流过程,并分析其中的交流程度问题.文章认为在对以往的交流不足与交流过度的调适中,“皇家版”莎剧全集汉译本是进行中西文化适度交流的探索和尝试.
【总页数】11页(P91-101)
【作者】韩志华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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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戏剧与中国古代戏曲的共通之处概述莎士比亚戏剧和中国古代戏曲都是各自文化中的重要艺术形式。
尽管它们发展于不同的地区、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但令人惊讶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共通之处。
本文将探讨莎士比亚戏剧与中国古代戏曲在叙事结构、舞台表现、角色塑造以及题材选择等方面的相似之处。
叙事结构莎士比亚戏剧和中国古代戏曲都采用了混合的叙事结构。
其中包括多条情节线索，并通过交错切换来展示不同角色和情节的发展。
这种复杂而有层次感的叙事形式在两种戏剧形式中都得到了充分运用。
舞台表现莎士比亚戏剧和中国古代戏曲都非常注重舞台表现，尤其是对舞台美学的追求。
两者都使用了精心设计的舞台布景、服装道具以及特效效果来增强观众的沉浸感。
此外，两种戏剧形式也都重视角色的身体语言和动作表演，以传达情感和展示角色性格的变化。
角色塑造莎士比亚戏剧和中国古代戏曲中的角色塑造都非常细致入微。
两者都注重在戏剧中刻画出各种不同性格、社会地位和背景的人物。
通过对话、行为和思想上的揭露，角色在两种戏剧形式中都显得鲜活丰满。
题材选择尽管莎士比亚戏剧和中国古代戏曲的题材来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但它们对一些共同的主题感兴趣。
例如，家庭伦理、权力斗争、爱情悲剧等在两种戏剧形式中被广泛探讨并成为热门话题。
影响与交流莎士比亚戏剧与中国古代戏曲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与交流。
虽然这两个文化发展于遥远而不同的时空，但有证据表明16世纪英国演员可能接触过中国戏曲，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外，在当代演员和学者的努力下，现代舞台上也有了莎士比亚与中国戏曲融合的尝试。
总结尽管莎士比亚戏剧和中国古代戏曲发展于不同地区、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但它们在叙事结构、舞台表现、角色塑造以及题材选择等方面存在一些共通之处。
这种共通可能是因为不同文化对于人性和情感的普遍关注，并通过戏剧形式来展示和探索这些主题。
莎士比亚戏剧与中国古代戏曲之间的交流与影响进一步证明了戏剧作为全球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莎士比亚
郭英剑;杨慧娟
【期刊名称】《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年(卷),期】2009(000)001
【摘要】早在20世纪初,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就开始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演.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戏剧界更是积极改编、演出莎士比亚剧作,进行了将西方艺术经典与中国传统戏曲文化深度交流、相互融合的不断探索.本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剧舞台上演出的莎士比亚剧目的整体情况出发,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新发展、新成果、新特点进行总结,同时阐述了在中国戏曲土壤上移植莎士比亚戏剧这一艺术尝试的可行性和前景.
【总页数】12页(P50-61)
【作者】郭英剑;杨慧娟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黄淮学院外语系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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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诗歌和中文诗歌对比莎士比亚诗歌和中文诗歌在很多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别。
这些区别主要体现在形式、语言、主题和表达方式上。
1. 形式：莎士比亚的诗歌主要以十四行诗为主，这种形式的诗歌源于意大利，具有严谨的格律和押韵。
每一首十四行诗通常分为两部分：前八句和后六句，以及一个押韵的偶句。
这种结构使诗歌在视觉和听觉上都呈现出一种对称的美感。
相比之下，中文诗歌的形式更加自由。
中国的古代诗歌，如律诗和绝句，都有固定的格律和押韵规则。
然而，现代诗歌如现代派或自由体则更为灵活，有些甚至完全不遵循传统的格律和押韵。
2. 语言：莎士比亚的诗歌使用的是古老的英语，这种语言在当时被广泛用于文学创作。
他的词汇丰富，语法结构复杂，常常使用修辞手法如隐喻、双关和头韵等来增强表达的效果。
中文诗歌的语言则更加简洁而富有意象。
中国的古代诗歌以含蓄为美，强调言简意赅，用词精准。
现代诗歌则更加注重表达情感和意境，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
3. 主题：莎士比亚的诗歌主题广泛，包括爱情、友谊、政治、道德等。
他的诗歌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中文诗歌的主题同样丰富多样，涵盖了自然、人生、爱情、友情等多个方面。
中国的古代诗歌往往寄托了诗人的哲学思想和对社会的见解，而现代诗歌则更加强调个体的感受和内心的探索。
4. 表达方式：莎士比亚的诗歌情感热烈，他的十四行诗常常通过对自然和人类情感的描绘来表达对爱、生命和死亡的思考。
他的诗歌既富有哲理又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
中文诗歌的表达方式则更加内敛。
中国的古代诗歌往往通过寓情于景、寓理于情的方式表达诗人的情感和思想。
现代诗歌则更加注重情感的抒发和意境的营造，以引发读者的共鸣。
总的来说，莎士比亚诗歌和中文诗歌虽然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但在形式、语言、主题和表达方式上都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诗歌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欣赏。
《莎士比亚在中国》一、读书笔记序章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简史●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末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
莎士比亚作品被看作外国的传奇故事，在当时的文化土壤中按照当时对西方的理解进行了中国化改编。
最早将莎士比亚介绍到中国的是西方传教士（1856年《大英国志》将莎士比亚翻译为“舌克斯毕”）→1894-1895甲午战败后觉醒莎士比亚这一译名始于梁启超→1903年《澥外奇谈》→《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故事集》全译本）→1916年林纾翻译《理查二世》、《亨利四世》→1907年春柳社演出的戏剧传到上海第二阶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
将莎士比亚看作另一个文化圈中的伟大杰作，尽可能忠实地介绍其作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发生巨变，中国人对莎士比亚的理解发生很大变化，然而在接受莎士比亚的态度上基本未变。
1919年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结合“话剧”应运而生→1921年田汉《哈孟雷特》→20世纪20年代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逐步被翻译介绍→1930年5月完整的莎剧演出《威尼斯商人》→30年代-40年代梁实秋朱生豪翻译莎剧→1957年台湾地区出版朱生豪译、虞尔昌补译的全集20世纪20年代到抗战期间，演出较少。
（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40年-1942年“大戏热”没有一部莎剧1942年郭沫若《屈原》1949-1966“十七年”受到苏联的影响，莎士比亚研究被介绍到中国，研究论文130篇1955年开展了对民国时期莎士比亚的研究批判；翻译出版迎来高潮；演出为数寥寥1958年《王子复仇记》全国公映1966年文革期间没有论文、没有演出1978年解禁《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莎士比亚全集》1984年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成立20世纪80年代莎剧演出数量突增1979年最早演出：上海青年话剧团《无事生非》1983年传统戏剧的莎剧演出最早由北京实验京剧团《奥赛罗》1986年“莎士比亚戏剧节”第三阶段：从1990年林兆华导演《哈姆莱特》至今。
莎士比亚与中国3□曹晓青摘 要:自从莎士比亚走进中国到现在,已引起了中国戏剧界、翻译界、出版界、评论界等诸多领域对他长达百年的关注。
中国也开始了对莎士比亚从文本、文化到历史、宗教等多视角研究的百年曲折历程。
经历了“起步与发展”、“初步繁荣”、“复兴与爆发”和“深入拓展”四个发展阶段。
不同的时期,中国都赋予了自己的莎学研究独特的风格。
中国莎学走出了一条由浅入深、由单一到多元的漫长研究之路。
本文从史实入手就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做一个系统的且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从而真实而客观地探究出完整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之路。
关键词:莎士比亚 中国莎学 传播 研究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0)01-145-05 莎士比亚的名字在中国首次出现迄今已逾百年。
这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使得各个阶段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都打上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根据中国莎学的自身发展与各时期社会变化的交互影响,我认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大致可分为起步与发展、初步繁荣、复兴与爆发和深入拓展四个阶段。
下面笔者从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百年历程入手,对中国莎学研究做一次不同于以往的历时性分析,梳理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清晰脉络,发掘其研究特点,从而明确中国莎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以期更好地开拓中国莎学繁荣的未来。
一、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起步与发展(19世纪中前期———1949年之前) (一)莎士比亚走进中国与莎氏作品的译介、出版和上演1839年,在林则徐组织编纂的《四洲志》中提到“莎士比阿”,此应为莎士比亚名字在中国最早的译法,也是中国莎学的起点。
此后的十余年间,莎士比亚的名字只在几个外国传教人士的文献(如英国传教士慕威廉的《大英国治》)中被零星提及。
直到1896年,上海著易堂书局翻印《西学启蒙十六种》,才对莎士比亚生平作了简要介绍,这已是当时有关莎氏最多的记述了。
中国最早的莎剧译本,是收录在上海达文书社出版的《澥外奇谭》中的十个戏剧故事。
这些故事依据英国散文家兰姆姊弟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再用文言文改编而成。
1904年林纾与魏易用文言文合译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因其成为文明戏时期上演莎剧的蓝本,开启了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译介的新篇章。
1916年,林纾、陈家麟合译了五个莎士比亚的剧本,称为《莎氏乐府本事》,标志着有规模的莎剧译介在中国的开始。
从1921年起,田汉用白话文译出《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拉开了用白话文翻译莎翁作品的帷幕。
此后,曹未风、朱生豪、梁实秋、曹禺、卞之琳等人都有译作问世。
至1949年中国出现了莎士比亚剧本近30种。
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数曹未风、朱生豪和梁实秋三位先生。
其中曹未风译成21部,朱生豪译出27种。
尤为难得的是,朱先生凭借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用古雅的语言诠释了莎士比亚戏剧,是莎剧翻译“中国化”的典范。
梁实秋从30年代始,陆续译出了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成为独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第一人。
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开始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1944年梁宗岱发表了《莎士比亚的商籁》,译诗30首。
随着莎剧的译介,莎士比亚的剧本也开始搬上中国戏剧舞台。
1889年,上海学生就开始搬演莎剧故事和英语的《威尼斯商人》,拉开了莎剧在我国演出的帷幕。
1911年天笑将《威尼斯商人》改编为《女律师》上演,这是中国最早的莎剧改3基金项目:省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戏剧与西方戏剧思潮》(07Y BB270)。
作者简介:曹晓青,上海金融学院人文艺术系教授,上海,201209。
编本。
“五四”运动后,伴随着全面而深入的学习西方文学的潮流,一批莎剧故事被改编为文明戏———即早期话剧———在中国上演。
此后这类改编蔚然成风。
这些改编紧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的思想主题,因而难免与莎剧原旨出现重大偏离,其特点与缺陷都在于此。
直到1930年,上海戏剧协社在中央大会堂上演原本《威尼斯商人》,才标志着原貌莎剧正式登上中国戏剧舞台。
抗战时期,莎剧演出出现了一个高潮,少数职业剧团、业余剧团以及南京成立的戏剧学校都先后演出过莎剧。
40年代后,中国各地方剧种也开始试演莎士比亚的剧作。
这一时期莎剧演出上的成功,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的传入有密切的关系,它有效地提高了我国话剧的表演水平,促进了莎剧的“中国化”。
(二)中国莎士比亚评论的起步与发展中国最早的莎剧点评者当数外交家郭嵩焘。
他在1879年的一则日记中如此表述自己的莎剧观感:“专主装点情节,不尚炫耀。
”1905年汪笑侬在《大陆》第三卷第一期上撰文,对1904年林纾翻译的二十个莎剧故事以七言绝句的形式逐一品评,成为中国品评莎氏作品的第一人。
此后,清末思想家中的杰出代表严复、梁启超,以及其后的鲁迅等人都曾论及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这个中国通用至今的译名,就出自梁启超之译作。
[1]1916年孙毓修在《欧美小说丛谈》中对莎士比亚生平和戏剧作品作了详尽介绍。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评论基本上仍是吉光片羽,不够系统。
从20世纪20、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莎评逐渐增多。
“1921—1936年,这个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化派别的斗争也波及到莎学领域,致使这个时期中国莎学带有明显的文化斗争色彩。
”[2]同时, 1933年张沅长率先提出“莎学”的概念,并把外国的“莎学”同中国“红学”相提并论。
自此,中国开始用“莎学”一词来指称莎士比亚研究情况。
此时的中国莎学研究与国外莎学思想关系密切,尤以苏联莎学为最。
其代表性的研究是1934年茅盾发表的《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苏联莎学的借鉴。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莎评就此传入中国,并逐步成为当时莎学研究中国化的美学指导原则。
因此,尽管一些留学生对西方各种流派的莎评也有引介,但不可否认,本阶段对马克思主义莎评的引介奠定了解放后中国莎评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路径,必须重视。
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初步繁荣(1949年———1978年) (一)日趋成熟的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出版和演出与对国外莎士比亚研究成果的译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莎学迅速发展,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
它首先表现在莎剧的翻译和出版方面。
新中国成立不久,不但曹禺、朱生豪和曹未风等人的旧译著得到再版,而且莎翁的诗歌等也大规模地翻译和出版。
50年代出版了方平译的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印行6500册,屠岸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印行达56000册。
[3]另外,在莎剧的上演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受大的时代环境的影响,全国掀起了莎剧演出的高潮。
形成了以戏剧学院为主的专业演队伍,而且莎剧演出在观念上已普遍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影响,在排演上也得到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演出水平和舞台效果也有了质的飞跃。
各地先后演出了《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13部莎剧,并形成了北京、上海两个中心舞台。
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国初到1964年,我国大概翻译了各种莎评80篇左右,大大超过了建国前的翻译量。
这其中大多是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论性评论,即遍及各国的著名莎评,如德国的莱辛、歌德;法国的夏多布里昂、雨果、司汤达;英国的柯勒律治、莫尔根等等。
但翻译的主体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评论。
还需指出的是,苏联莎评研究成果的译介对我国这一时期莎评发展有直接启发意义。
如1953年,莫洛佐夫的《莎士比亚在苏联》译成中文后,1954年曹未风就发表《莎士比亚在中国》,对我国的翻译出版情况作了全面的概述,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初步繁荣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莎学掀起了一个高潮,涌现出像方平、卞之琳、李赋宁、孙大雨、王佐良等一大批莎学专家。
由于继续接受苏联式马克思主义莎学影响,这一时期中国莎学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指导地位。
其中以1956年卞之琳发表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和《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为代表。
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连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来分析文本,贯彻了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莎学研究的意图。
[4]以此为典范,此时的中国莎学研究,宏观上关注莎剧的历史背景,把握作品反映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微观上注重对莎剧中蕴涵的历史观、伦理观、人道主义等内涵的揭示,出现了赵澧、孟伟哉的《论莎士比亚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发展》(1961年)、陈嘉的《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所流露的政治见解》(1956年)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还应该看到,此时的莎学在突出悲剧研究的同时,也关注了历史剧。
在深入研究戏剧的同时,也深入探讨了莎士比亚的诗歌。
其中1956年李赋宁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的《论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就分析了《皆大欢喜》与牧歌文学、罗宾汉歌谣之间的关系。
[5]1964年杨周翰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谈莎士比亚的诗》则代表了当时莎氏诗歌研究的成就。
同年王佐良亦在《文学评论》发表《英国诗剧与莎士比湖南社会科学 2010年第1期亚》,则结合英国诗剧发展的大背景揭示了莎士比亚诗剧的巨大成就。
此外,黄佐临1957年发表于《上海戏剧学院学报》上的《四百年来莎士比亚剧本演出情况》一文,它以翔实的资料对莎剧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然而,随着中国学者对莎剧理解的日趋深刻,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日趋深入,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局限性开始呈现出来。
它促使中国学者从作品出发,逐渐形成了更独立的见解,开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莎学体系。
这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莎学的勃兴作好了准备。
[6]但遗憾的是,由于十年文化浩劫对我国学术的整体冲击,中国莎学研究曲折不前。
三、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复兴与爆发(1978年—20世纪90年代) (一)莎士比亚作品的系统出版与莎剧的专业演出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莎学也走上了复兴之路。
1978年,经过全面校订与补充,朱生豪主译的剧本以及补充的原缺的6部历史剧、十四行诗、长诗及杂诗再次出版,《莎士比亚全集》终于得以出齐。
这是我国出版的首部外国作家全集。
同时,久违的莎剧演出重现中国的专业舞台,并再掀高潮。
到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在北京、上海的举行,中国莎剧演出达到了高潮。
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最大功绩即在于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戏曲艺术与莎剧舞台艺术的结合,从而引起了国内外莎学界的关注。
(二)莎士比亚评论的创新与繁荣11传统马克思主义莎学方法的延续与创新新时期中国莎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莎学研究。
这个时期出版的孙家琇编的《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孟宪强辑注的《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莎士比亚的代表性著述。
[7]论文方面则集中在“莎士比亚化”的讨论上。
王向峰1979年发表的《“莎士比亚化”的标志》(《吉林大学学报》)是其开端,而姜超的《“莎士比亚化”精髓》(《外国文学》),则将这一探讨推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