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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问题及走向一、本文概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健康问题逐渐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健康传播作为连接公众与健康信息的重要桥梁，在提升公众健康素养、引导健康行为、优化健康环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旨在全面梳理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期为健康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将对健康传播的定义、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概述，以明确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评价，总结中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进展，包括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等方面的研究。
同时，本文将关注健康传播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等方面的实际应用情况。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健康传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传播内容的同质化、传播方式的单一性、传播效果的评估难度等。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和建议。
本文将展望中国健康传播的未来走向，关注新技术、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影响，以及健康传播在促进全民健康、构建健康中国等方面的潜在作用。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健康传播领域的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思考。
二、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公众对于健康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强，健康传播作为连接医学知识与社会公众的桥梁，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此背景下，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当前，中国健康传播研究主要聚焦于健康信息的传播渠道、传播效果以及受众接受度等方面。
在传播渠道上，研究者们关注到了传统媒体如电视、报纸、杂志以及新媒体如互联网、社交媒体在健康信息传播中的作用。
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健康信息的传播方式、速度和影响力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传播效果方面，研究者们通过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了健康传播如何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
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史一、引言中国新闻传播学是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学科之一，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媒体的兴起，中国新闻传播学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
本文将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源、发展阶段和主要成就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起源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的时期，社会变革和媒体发展成为推动新闻传播学兴起的重要因素。
1919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系，这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正式诞生。
此后，中国新闻传播学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三、发展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 初期阶段（1919年-1949年）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主要关注新闻传播的技术和实践问题。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新闻报道的规范、新闻编辑的方法和新闻传播的技术手段等方面。
此时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还受到西方传媒理论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理论框架。
2. 建国初期阶段（1949年-1978年）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强调新闻传播的社会责任和服务大众的功能。
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新闻舆论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和新闻媒体的组织管理等方面。
同时，中国新闻传播学也开始研究国际传媒理论，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3. 改革开放阶段（1978年-2000年）改革开放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开始关注媒介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效果的评估。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媒体融合、传媒产业、新闻媒体经营等方面。
此外，中国新闻传播学也开始关注公共传播、网络传播和国际传播等新兴领域。
4. 当代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面临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挑战。
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关注全球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传播问题，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全球传媒治理、跨文化传播和媒介素养等方面。
同时，中国新闻传播学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国际学界共同研究全球传媒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中国对外传播的挑战与前景作者：史安斌来源：《当代世界》2011年第08期“软实力”理论的创始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新近推出的《权力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在全球传播时代，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完全取决于哪个国家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和最雄厚的财力，“胜负还取决于谁讲的故事能够赢得人心”。
用传播学的语汇来说，国力的竞争是“洗脑赢心”的竞争，是“故事”和“信道”的竞争。
所谓“故事”就是传播的内容，“信道”就是指传播的渠道。
这两个环节的竞争最终还是为了争夺受众的眼球，引发他们的关注，继而再深入到他们的“脑”（思维层面）和“心”（情感层面），改变他们的认知和态度——这就是所谓的“洗脑赢心”。
中国对外传播工作取得突破进展据全球语言监测系统的显示，自2000年1月以来，世界媒体有关“中国崛起”的报道超过了3亿次，为新世纪头十年的最热门新闻，而“反恐战争”则为1亿次。
可以预期的是，在未来的十年内，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鉴于两国之间业已建立全方位的经济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可以断言，中美之争将在两国的传播内容、信道和受众上展开公开而直接的竞争。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年初提出的“互联网自由”和中国政府随后针锋相对提出的“互联网主权”即为这种竞争最为鲜明的表征。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部门把对外传播作为中心工作之一，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投入力度，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央级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强化中国政府和媒体的舆论引导力。
2011年对于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而言，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值得一提：一是1月17日，美国时报广场上的大屏幕和CNN等主要媒体首次播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
二是5月19日，新华社北美总分社正式入驻纽约时报广场旁的百老汇大街1540号大厦顶层。
这两件大事发生的地点都选在了纽约时报广场。
这里被称为世界新闻传媒业的心脏地带，《纽约时报》、路透社、彭博社、新闻集团等全球知名媒体的总部均设在这里。
中国口语传播学滞后发展的看法
中国口语传播学在发展方面存在滞后的现象。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传统教育体系注重文言文的教学，并且将口语学习放在次要的位置。
在学校教育中，语文课上的口语训练很少，而更多的时间被用于诵读古代文学作品。
这导致了学生在实际口语交流中缺乏自信和能力，对于运用合适的语言技巧和表达方式感到困惑。
其次，媒体对于口语传播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在中国的媒体中，书面语、正式语言被普遍使用，而口语表达往往被忽略。
新闻报道、电视节目和广告等多数场景中都存在着官方化和标准化的语言规范，忽视了生活化、实用性强的口语表达方式。
这使得口语在公共场合中的表达能力不够发达，造成了口语传播学习的滞后。
另外，与国际交流相比，中国口语培训的质量和水平也存在差距。
由于缺乏相关的教材和教学资源，很多口语学习者只能通过模仿电视剧或外国影片来提高口语表达能力。
这种方法虽然能增加对语音和语调的了解，但很难做到科学和系统地学习口语传播学。
总的来说，中国口语传播学的滞后发展主要源于教育、媒体和培训等方面的原因。
为了弥补这一滞后，我们应该重视口语传播的重要性，加强口语训练的机会和质量，提供更多的口语教
学资源，并且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使之能够适应多样化的交流环境。
传播学“刻板印象”理论研究的发展困境与创新2019-07-08摘要：1922年李普曼在他的经典著作《舆论学》中，将刻板印象这⼀概念引⼊到了社会科学领域，从此刻板印象也成为了传播学研究中的⼀个重要概念。
现阶段传播学对刻板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内容中的刻板印象，以及刻板印象的⽣成机制。
但对于揭⽰刻板印象与媒介的复杂关系，以及受众眼中的媒介刻板印象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也就成为了今后需要进⼀步深⼊研究的问题。
由于刻板印象是⼀个多学科交叉概念，对它的研究⽅法也应当具有更为开阔的视⾓。
关键词：刻板印象；传播学发展困境；理论创新；媒介内容⼀、传播学中“刻板印象”的研究现状1、“刻板印象”的定义“刻板印象”⼀词的英⽂是“stereotype”，最初专指印刷铅板。
它作为⼀个学术术语进⼊到传播学领域，始于1922年李普曼的《舆论学》⼀书。
在这本经典著作中，李普曼论述了在舆论形成过程中起决定作⽤的“固定的成见”，也即“刻板印象”。
李普曼借“刻板印象”这个概念来指代社会⽣活中固定成见的现象，暗⽰了他对固定成见现象的理解，即“固定的成见”就像浇铸的铅版⼀样牢固，并且难以改变。
李普曼在书中写到：“⼀旦我们牢固地产⽣了这种成见，就很难摆脱它。
”刻板印象实际上是⼈们的⼀种认知模式，⼈们把对同类事物的认识纳⼊⼀种⼀成不变的认知模式之中，⽽⼈们往往在观察某个事物之前就⽤头脑中对这⼀类事物的认知模式来解释了眼前的某个事物。
社会⼼理学家苏珊·菲斯克和谢利·泰勒提出：“我们可以把刻板印象看成⼀种特别的⾓⾊图式，正是这种图式，构成⼈们对属于特定社会类别的⼈形成期望。
”传播学者斯帕克斯补充到，“图式促成我们建⽴思维，因⾓⾊图式，你对某个具体⼈的看法和期待，受你对与其⾓⾊类同的其他⼈的看法左右。
”我国传播学者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对“刻板印象”的定义是：“刻板印象”是⼈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
论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理论、影响与未来挑战施拉姆作为当代著名的传播学者，对全球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施拉姆的传播学理论也得到了广泛引进和影响，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的快速发展。
然而，面对理论创新、实践应用和学术规范等挑战，中国传播学需要进一步发展。
施拉姆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传播现象的研究方法、传播学的学科性质以及传播学的思想来源等方面。
他提出了“循环模式”和“大众传播模式”等理论，强调了传播的互动性和动态性，深化了人们对传播过程的理解。
同时，施拉姆还明确了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进一步确立了传播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
在中国的传播学发展过程中，施拉姆的作用不可忽视。
他不仅引进了国外的传播学理论，还通过自己的学术影响力，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的发展。
施拉姆的传播学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做出了贡献。
然而，在面对中国传播学的现状与挑战时，我们发现仍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在理论创新方面，中国传播学界对施拉姆等西方传播学家的理论依赖仍然较大，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创新。
其次，在实践应用方面，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往往难以有效运用，实践与理论之间存在脱节现象。
在学术规范方面，中国传播学界的学术研究在方法、伦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施拉姆对中国的传播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中国传播学仍面临着理论创新、实践应用和学术规范等方面的挑战。
未来，中国传播学界需要在深入理解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加强理论创新和学术规范，推动中国传播学的持续发展。
引言拉姆齐模型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在市场机制、供求关系和价格传递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将探讨拉姆齐模型的历史背景、基本原理及其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并分析其适用性和局限性。
本文将总结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拉姆齐模型的历史背景拉姆齐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戈斯塔·拉姆齐在20世纪初提出的。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动向和格局审视作者：杨迎春来源：《出版广角》2020年第12期【摘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有密切关系。
文章以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为研究对象，以文献分析、数据统计以及人工读审的方法对项目内容予以归纳分类，在分析近五年我国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总体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该学科的发展动向予以阐述，以期勾勒当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具体轮廓，为学界研究及课题申报提供借鉴与指引。
【关键词】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动向【作者单位】杨迎春，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基金项目】2018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下的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研究”（SJGY20180542）;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2018B002）;2019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13540943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45-1216/g2.2020.12.008作为当代我国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权威代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国家利用中央财政资金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目的是鼓励各类学科创新开展科研活动，促进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新闻学与传播学（以下简称“新闻传播学”）项目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23类学科大项目之一，对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开展重大理论实践研究活动，解决国家、区域、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有重大战略意义[1]。
自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设立以来，新闻传播学科不断延伸发展，从最初的单一理论研究逐渐过渡到多元实践探索，并在新的社会技术、媒介环境条件下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和立体化的脉络格局。
近年来，随着媒介纵深融合趋势和新兴媒体发展的加速，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也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研究动向，实时反映了当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新变化和新趋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困境和理论创新
【摘要】本文以我国的传播学发展现状为出发点，发现和提出传播学发展过程中的困境问题为基础，深入探讨如何实现理论创新。
并以议程设置理论为例，充分说明其可能性。
【关键词】本土化；批判学派；议程设置
自1978年传播学引入中国以来，至今已经历了三十多个年头。
相较于其他的学科发展，传播学在我国仍然是一门新兴学科。
这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传播学架构基本建立起来，且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
但传播学在我国发展至今，仍有许多问题，使得其发展一直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之中。
一、我国传播学发展现状
（一）传播学教育的高校规模快速膨胀
自从1998年新闻传播学上升为国家一级学科来，国内传播学教育的高校规模快速膨胀。
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9年的124个增长到2013年1080个。
且学科设置更为科学合理，1998年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四个基本专业和传播学、媒体创意两个目录外专业，到2012年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五个基本专业以及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两个特设专
业，看出专业设计更加贴近实用需求。
（二）发表论文数量逐年增长
据统计，传播学论文发表数量逐年上升，2012年的数量相当于1998年的3倍之多。
（三）网络传播仍然受捧，研究体现一定深度
近年来，网络传播一直是人们话题，微博、微信的研究也一直不曾间断，研究深度逐渐展现出来，不在单单停留在概念解读、基本特性等基础层面的讨论上，而是形成了几个研究范畴，例如：微博舆论微博与灾难预警及处理研究政务微博方面，而这正是社会现实在学术研究中的折射。
二、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困境
（一）难以实现的本土化
传播学的“本土化”一直是热门话题。
自1978年的中国第一次传播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在演讲中提到：“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播学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
传播学的本土化，或者传播学的中国化，一直是研究的热门命题。
虽然传播学本土化这个话题已经翻来覆去的谈了近三十余年，然而，如今就传播学本土化成果看来，停留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二）缺少批判学派，导致传播学发展视角较狭隘
我国传播学研究一直钟情于经验学派，而较为忽视批判学派。
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原因大概有两点。
1、施拉姆访华
1982年的施拉姆访华为早期中国的传播学打上了一支强有力的兴奋剂。
这次访华对中国的传播学事业无疑使影响深远。
他所提出的正统传播科学，以及以5w理论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对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来说无疑是一次深刻的“范式革命”。
而批判学派却主要是意识形式，对于刚刚引入传播学的中国来说学习难度很大。
2、学术上紧跟美国的脚步
众所周知，美国一直都是经验学派的大本营。
如今，美国也是传播学最为发达的国家。
我国作为传播学研究的新手追逐美国这个传播学的引导者也是合情合理的。
而经验学派是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派，且一开始就对美国传播学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态度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
对于我国传播学者更多关注经验学派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我国的传播学研究的“天平”一直处于失衡的状态。
最近几年，传播学结构主义批判学派的研究人气上升，文章也多起来，如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都纷纷出现了学科带头人，也出现了不错的专著例
如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卫星教授，他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传播观念》，主要以结构主义传播学的观点考察了中国的传播现象，但这与我国经验学派研究数量比起来，仍然不足以改变失衡的状态。
经验性研究方法自身的局限导致传播学研究眼界较狭隘，难以把握宏观的研究课题。
（三）研究层面较浅，多为解释层面
我国传播学者的原创书籍，大多都还停留在解释理论的层面，多为教课书的类型。
真正具有理论创新，独到见解的学术书籍，也少之又少。
加上近年翻译的传播学书籍中，教材占多数，因而，国人的许多传播学论文，引证教材而不是专著的居多。
这就正说明了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层次较低。
加上我国的传播研究大多都以理论套用在研究对象上，只为了增强自己的研究的学术性。
这样生搬硬套的机械方式根本难以有创新之处。
三、我国传播学研究理论创新道路
传播学在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有了长足进步，这与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提高的速度并不相称。
我们可以自问，经过三十年的耕耘，我们这个领域为人类知识体系提供了什么有启蒙意义的东西？系统研究了哪些社会现实问题？是否有一些研究论著或论文，可供充实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答案未必会令我们自豪。
（一）关注我国传播现象独特之处
笔者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无论怎么提，无非是希望能找到理创新的道路，这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的国家体制是世界上最为特殊的体制，既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带有资本主义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
我国这一特殊性使得许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的传播学理论有了不同的解读和效果。
例如在麦库姆斯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在台北的选举调查中，结果却不同，原因是台北市的三大电视台都在某种形式上受到了控制，且民众都知道这一情况，所以并没有产生议程设置的效果。
因此，麦库姆斯得出结论：议程设置效果可以发生于任何政治系统与传统系统相对开放的地方，也就是说具备新闻与政治言论的独立来源，不受政府与主要政党的控制这两种开放性的地方，公众才会接受新闻传媒提出的议程设置。
这项研究结果明显与中国现实情况完全不符。
我国媒体具有双重属性，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运作模式。
虽不能说政府“控制”媒体，但我国新闻媒体在政治上必须恪守党性原则，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按照麦库姆斯的研究结论来看，我国的大众媒体是很难对受众产生议程设置的效果，可是结果呢？明显与其不相符合。
我国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加强自身的思辨精神，在传播研究中，复制是一种传统，在许多研究方法的课本里都讨论复制，但在学术杂志上却很少讨论。
其实，验证是至为重要的。
要改变把传播学理论当做“真理”的态度，生搬硬套到我国的传播现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