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播学在中国的三十年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

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

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

“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

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

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广告的四大变化广告是一种公众性的信息交流，它以付费的方式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向公众介绍产品/服务或观念，本身具有说服性。

广告作为一种带有特殊目的的大众传播形式，已经像空气般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广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是否经济繁荣昌盛的衡量标准。

纵观我国广告30年之发展变化历程，其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谓观念，即指人类支配行为的主观意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观念的产生与所处的客观环境关系密切，我国广告观念30年之发展变化与祖国的改革开放环境是息息相关、同步进行、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成果都深深影响了中国广告观念的变革。

中国广告观念30年之变化，可以从消费者、广告主、广告商、媒介这几个角度来分析。

一、消费者与广告“一元”到“二元”的关系转变aliqq.不同行业的广告主都在抱怨：广告投入越来越大，但是广告效果却越来越不理想。

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知道我有一半的广告费浪费了，但却不知道是哪一半。

”这其实是一个广告效果的问题。

在中国广告30年发展的早期阶段，广告传播的目的就是告知产品信息，由于物资的匮乏，人们对于广告的吸收是全盘接受、毫无否定的，广告仅仅发挥唤起消费者记忆的作用。

广告自身也依赖于直白和真实反映产品或服务。

这个阶段，消费者和广告之间是一种“一元”的关系，消费者只是扮演了广告单一接受者的角色。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业生产越来越发达，物资供应也越来越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那种单一“吆喝”式的广告逐渐失去了效用。

一方面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消费者的选择呈现多向性，其自主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精神生活的提高，使得人们对“布告”似的广告不再满足。

人们对于产品的消费逐渐上升为品牌的需求，广告也随之产生了品牌化的宣传趋势，广告不能再唱独角戏，不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它与消费者的关系由最初的“一元”关系走向“二元”。

科学主义的困顿：对中国受众研究30年的反思胡翼青【摘要】对于中国传播学而言,受众研究的领域无疑是成果卓越的.不过,今天的受众研究似乎没有延续其辉煌,就整体而言,欠缺新的理论突破.在受众研究的起点,本着推行新闻改革的目的,早期受众研究者选择了传播研究的科学主义取向.不久,随着的显现决策价值和市场价值,实证研究成为受众研究的主流.中国的受众研究一方面由于过度关注研究的决策价值和市场价值而失去了理论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因为迷信形式主义的实证研究而陷入了理论停滞的困顿.当代受众研究如果要在理论上取得突破,不但要提防研究中的行政主义取向和商业主义取向,摒弃工具理性的目标,而且要破除对科学主义的迷信和崇拜,进一步加强理解与阐释的人文主义传统.【期刊名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0(040)004【总页数】5页(P133-137)【关键词】受众研究;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作者】胡翼青【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南京,21009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10对于“正式进入”中国才30年的传播学而言,受众研究的领域无疑是成果卓越的。

“受众研究不仅对中国传媒改革和政治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也较早受到国外的关注和承认。

”[1]不过,今天的受众研究似乎没有延续其辉煌,就整体而言,尽管定量研究的项目越来越多,成果也越来越多,但似乎欠缺新的理论突破,这种状况与受众研究早期研究者对科学调查法可能带来的理论潜力存在较大的反差。

受众研究为什么会陷入当前的这种困顿,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科学主义的起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刘海龙从一个侧面给出了回答。

他认为以陈崇山、喻国明为代表的中国受众研究尽管采用了西方的随机抽样调查形式,但其出发点和主导思想却不是传播学受众研究的路数。

他将中国的受众研究分为三种类型:“1978年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受众研究分为三种取向:一是以党报群众路线为出发点的受众研究；二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念为出发点的受众研究；三是为媒体市场化服务的受众研究。

对外传播学的发展综述一、发展的历史机遇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中国民众对于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也空前高涨。

2009年底，外交部设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标志着公共外交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一种崭新形式。

诚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苏所言：国家领导人、各级官员，以及大型活动组织者、工作人员、志愿者，乃至数以千万计的普通民众，都是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公共外交积极参与者。

20多年来，历史赋予中国“对外传播”以特殊的使命，也同样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吸引了更多的学术人才共同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发展群策群力。

二、20年历史轨迹近20多年，是中国对外传播学从起步到发展的奠基阶段；然而，若回溯其缘起，中国的对外传播学又岂止20多年。

中国的对外传播学直接孕育于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也就无可避免地在时间上滞后于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

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一批以“对外传播”和“对外宣传”为主题的理论著作纷纷问世，其作者则大多是具有几十年实践经验的对外宣传工作者。

1988年，历史即将迈入90年代，中国第一部对外传播学著作《对外传播学初探》问世，其作者正是新中国对外宣传的优秀实践者、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

1999年，历史即将告别90年代，与前著遥相呼应，段连城的老同事与老邻居、我国对外宣传事业的另一位老前辈——沈苏儒，出版了另一部奠基之作《对外传播学概要》。

两位大家的学术结晶，滋养于他们几十年所经历的时事变迁和人生历练。

尽管迟至90年代前后才诞生，但是追根溯源，两本著作的源头却远在半个世纪之前。

彼时，中国尚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苦撑待变，与此同时，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过程中，也开始逐步走向世界。

1945年7月，年仅19岁的段连城负笈美国，在久负盛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学位。

几乎与此同时，刚刚大学毕业的沈苏儒也踌躇满志，在堂兄沈钧儒的介绍下，开始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工作，并因此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深远的中国籍同事——刘尊棋。

传播学的历史和现代发展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播现象、传播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及影响的学科，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它的诞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传播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但要从19世纪才开始有系统的研究，首先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新闻和传媒研究，然后扩大到了对社会文化传播和广告传播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媒体的发展，传播学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20世纪初，新闻学开始研究新闻的生产、传播和受众等问题。

20年代和30年代，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了广告与公共关系。

40年代和50年代，受美国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研究重点又开始转向了政治沟通。

60年代，研究范围扩大到了社会、文化和传媒领域，成为新兴的传播学。

传播学在7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利用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框架。

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又迎来了一次革命，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例如网络传播、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行为与效应等。

传播学的发展，让我们逐渐认识到了人类传播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传播学是一个交叉性学科，需要结合多种方法和理论，以提供对各个领域传播的解释和理解。

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向：功能主义、符号学和批判理论。

早期的传播学主要基于功能主义理论，即社会中各种现象的存在都有一定的功能——对社会有所裨益。

在传播学中，就是信息传递的功能，例如新闻的任务是提供针对性的信息，以便民众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

符号学的观点认为，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还涉及到信仰、意识形态、文化的传递。

信息传达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不同个体的文化背景、信仰体系、语言能力等存在差异，人们对信息的理解也是不同的。

批判理论则强调，传播不仅是简单的信息传播，还深刻影响了社会的结构、权力关系和人际关系等。

96学术探讨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概况郝洁，武晓芳，张晓曼，宗云婷（《地震研究》编辑部，云南 昆明 650224）摘要：传播学最早产生于美国，改革开放以后传入中国，并不断发展创新，至今已经有40余年的历史。

本文追溯我国传播学40余年的发展轨迹，分析我国传播学发展和研究的现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旨在透过这些现象揭示未来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传播学；中国；本土化；发展；研究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3-0096-02一、引言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般认为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其中有前进、有困顿，也经历了很多迷惘和挫折。

时至今日，我国的传播学仍未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

因此，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找准方向，走自己的路，似乎成了中国传播学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传播学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传播学在中国更像一种舶来品。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始于1978年，但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确切地说在1956年11月和1957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从》第三期和第五期就发表了介绍Mass Communication （当时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的文章，这被公认为传播学引入中国的最早的标志，但文章影响较小［1］。

1978年传播学正式传入我国，至今已有40余年的时间，而这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40余年。

首先，1978年是中国社会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学术环境更加开放［2］。

这一年无论是对传播学还是对中国社会，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后的40余年，传播学始终与中国社会转型息息相关。

1978—1982年，我国的传播学发展主要是局部的基础理论介绍、国外传播学著作的翻译等。

但相应的传播机构也开始出现，如《新闻联播》的开播和地方电视台的兴起，中央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发布了新的宣传方针，机构改革成立广播电视部等等［3］。

中国传播观念史在变迁中发展武若玥摘要：传播观念作为传播的价值理念，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活动。

通过对传播观念如何发展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传播史的发展。

文章旨在针对中国的传播观念史的研究成果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以求对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作出一点贡献。

关键词：传播史传播观念中国变迁关于传播观念的发展史，古今中外的研究讨论从未间断。

由于传播学这门学科比较年轻，又是在西方生根发芽，成长起来以后才传入中国，因此，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适应国情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传播观念也在不断发展。

理清概念既然专注于探讨中国的传播观念，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对此做出一个概念上的界定。

传播学作为一个涵盖范围比较广的学科，它的研究领域也是非常繁杂的，即使是研究传播史也仍然可以分为不同的领域。

为了使其更加精确，笔者采用王琛的划分方式，把传播史的领域初步界定为：一是传播媒介史，涵盖文字史、印刷史、出版史、编辑出版史的相关内容，这是传播的物质技术层面;二是传播制度史，研究传播者的角色、身份、组织、制度、机制等，是传播制度层面的研究;三是传播观念史，是对历史上人们关于传播的认识、理念、伦理、习惯等研究。

本文主要考察第三层面。

纵观发展20世纪80年代，施拉姆访华开启了中国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历程，至今三十余年的时间致力于研究中国本土的传播史发展与变迁。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专注于中国传播史研究的深圳大学的吴予敏，他在2008年时发表了两篇论文《中国传播观念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和《谈谈中国传播观念史的研究》。

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对传播观念和传播观念史的定义作出了清晰的界定，同时探讨了研究中国传播观念史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更为重要的是，他给出了研究中国传播观念史的一些方法。

以此为框架，探讨中国传播观念的形成、意义、功能和演变，考察传播观念与传播制度、行为的内在联系。

可以说，这两篇文章对于我国学者研究传播观念史起到了理论指导的作用。

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旨在全面梳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深入剖析当前的研究现状，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我们将回顾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起源，探讨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的快速发展。

我们将关注研究主题的演变，从最初的对外宣传、文化交流，到后来的跨文化交流、传播策略等。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研究方法的进步，包括量化研究、质性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方法的运用。

在现状分析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贡献，包括理论创新、实践应用等方面。

同时，我们也将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如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理论体系的不足等。

我们将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趋势，探讨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化跨文化传播研究，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通过本文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希望能够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推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不断向前发展。

二、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历史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深入发展的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门逐渐打开，西方文化和传播理论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

在这个阶段，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以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为主，为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奠定了基础。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应用，探讨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跨文化交流，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与国际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关于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的课题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并形成大众传播学中一门学派：发展传播学。

这门学派发端于50年代，不断发展、变革，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对这一理论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发展传播学作为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应用学术研究，甚至对一些国家的传播政策起过影响作用。

发展传播学的第一批代表作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1958 ），Pye Lucian的《传播与政治发展》（1963），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1964）。

勒纳这本书是根据1950年到195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对六个中东国家所做的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写成的。

在书中，他提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其理论的核心是以城镇化、教育普及、大众传播发展和人的社会参与四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现代化的过程。

他特别强调了传播形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传媒对人的现代化的作用。

勒纳将大众传播媒介称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奇妙的放大器”，认为它能大大加速社会发展速度，提高现代化程度。

6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埃弗里·罗杰斯（Every Rogers）出版了《创新与发明的推广》一书，他提出新思想、新事物的普及、推广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形态，社会变革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创新、发明被推广采纳的过程。

在1966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一书中，罗杰斯进一步阐述了大众传播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并提出了创新推广过程的模式：知晓、劝服、决策、证实。

发展传播学中的理论和观点很快被应用到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中，20年以前（60年代，作者注），西方国家和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如日本，怀着高度的期望关注着这些不那么幸运的国家。

这些比较幸运的国家愿意让欠发达国家分享他们的经验，输出某些他们在工业、农业和交通方面最有效的技术，来帮助欠发达国家取得象发达国家已取得的同样巨大的跃进，但不是西方过去所需要的几个世纪，而是几十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