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辩交易制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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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控辩交易制度的思考
控辩交易，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罪名指控，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
控辩交易是主要为美国法所适用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 ， 这一制度的实践最早产生于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追求司法经济和司法效率的产物。一开始，控辩交易一直限于地下交易，直到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最高法院在布兰迪诉联邦政府一案的判决中才正式确认了控辩交易的合法性。在1974年修订施行的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法规则》中又明确将控辩交易作为一项诉讼法律制度确立下来，从而使控辩交易进一步制度化和法典化。如今控辩交易已在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中居于主要地位，目前美国联邦各州约有9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通过控辩交易方式进行的。
控辩交易制度之所以越来越得到重视与广泛应用，是由于其具有结案快、效率高，有利于解决案件积压问题以及能够减轻对刑事司法系统的巨大压力等优点，并且控辩交易使得控方在证据不甚充分的情况下也可获得对被告人的定罪，这些优点使得控辩交易制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对控辩交易程序早有讨论，不少学者提出我国应移植美国的这一审判程序。近年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变革，但法制建设却相对滞后，国内各种形式的犯罪案件不断增加，造成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大，积案现象严重。为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解决积案问题，理论界呼吁改革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建立我国的控辩交易制度。但也有学者反对在我国应用这一审判程序，他们指出我国尚不具有引进这一程序的基础和司法环境。首先，在我国，检察机关可以裁量的案件范围非常有限；第二，我国法律规定所有证据需经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三，被告人选择控辩交易需要相应制度支撑，如发达的律师辩护制度、审前程序充分的司法保障；第四，我国传统诉讼理论强调维护社会利益及被害人利益；第五，会导致司法腐败。
在司法理论界，对控辩交易的争论一直持续着，到底该不该建立控辩交易制度，目前为止仍未有定论。但我个人认为，我国应该建立控辩交易制度，随着诉讼实践的发展，控辩交易制度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刑事诉讼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国应该建立控辩交易制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引进控辩交易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 2 我国法院和检察院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案件激增困境，虽然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简易程序，由此减轻了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的压力，也部分缓解了法院的审判压力，但其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在简易程序之外，还应进行程序设计与创新，以完善速决程序体系。在实务界，出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在2002年4月运用控辩交易程序审结一起故意伤害案的实例。首例控辩交易案的诞生，显示了控辩交易制度在我国移植和应用的生命力，也证明了控辩交易制度经过改造以后，完全可以洋为中用，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
2.控辩交易制度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民主性，有利于培育尊重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观念。通过控辩交易，被告人可以切实得到利益：可以尽早地结束被羁押的不稳定状态并且被判处较少的刑罚，尽快摆脱讼累，而且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理压力和抵触情绪的减轻。
3控辩交易有利于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制度化。控辩交易制度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有利于促使犯罪人认罪和悔罪，有利于其回归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刑讯逼供与超期羁押问题。
4.控辩交易制度有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控辩交易可以使被害人从诉讼中尽快解脱出来，并尽快得到赔偿，而且能够节省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开支，降低其诉讼成本。如果能够在控辩交易的过程中考虑把赔偿金额和赔偿金的支付也当作协议的内容，那么被害人的权利就能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我国一些学者指出我国尚不具有建立控辩交易制度的基础和司法环境，但我认为我国引进控辩交易制度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
1.我国辩护与代理制度已经初步形成框架
被告人和被害人自身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总体上难以适应控辩交易的需要，因此必须从制度上保证被告人和被害人具备进行控辩交易的条件。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起诉阶段就可以聘请律师或者其他符合条件的公民担任辩护人。另外，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为被追诉方进行控辩交易提供了直接的帮助。而被害人在起诉阶段也可以聘请代理人，帮助自己进行有关诉讼行为。虽然，在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方面，目前仍然存在缺陷，但是，这种制度上的缺陷是可以完善的。
2.人们观念的转变为控辩交易制度的推行提供了观念基础
首先，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经济的重要性，充分体现诉讼经济价值的控辩交易制度应该能够为人们接受。其次，人们的公正观念也已经有所转变：即理想公正观向现实公正观的转变，在这一价值观的指导下，效率成为了正义的第二含义，这使得人们能够较为科学地看待相对正义问题，从而接 3 受某种情况下的现实公正。总的来说，控辩交易制度的移植是在制度背后的观念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才得以完成的。
当然，建立控辩交易制度还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对某些方面进行限制。
1.限制适用控辩交易的案件范围
可以适用控辩交易的案件首先应为适用简易程序的轻微犯罪案件，即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 “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在这类案件范围内适用控辩交易制度，其负面影响和错案风险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其次，可以适用于不违背社会公益和国家安全的经济、财产类犯罪，其适用控辩交易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力较小，不会引起社会各界的不适应。当然，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及制度的成熟，以后可以扩大控辩交易的适用范围。
2. 明确规定控辩交易的适用条件
首先适用控辩交易的案件必须是有一定证据而证据又不充分的案件，即未达到法定起诉标准的案件。如果证据确实充分就不必适用控辩交易，而应适用简易程序。
其次，公诉人、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应参与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适用控辩交易应当处理好上述三方的利益关系，坚持三方取得一致意见方得适用的原则。
3. 限制减轻指控或处罚的幅度
减轻指控或处罚的幅度应该把握好，过大会使司法的公正性被严重牺牲，具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过小则缺乏吸引力而会大大降低成交率。控诉机关减轻指控涉及两种情形：一是数罪中放弃某个或某些罪的指控；二是一罪中存在数个犯罪构成事实的情况下，放弃部分犯罪事实的指控。在这两种情况下，控诉机关能够放弃指控的只能是其中次要的犯罪或次要的犯罪事实，数罪中法定刑较重的犯罪不能放弃。同时，在同一罪名的数个犯罪事实中，较重大的犯罪事实也不能放弃指控。减轻处罚的幅度过大过小都是不合理的。
综上所述，控辩交易是在司法资源有限和犯罪高速增长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一项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尽管人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从趋势上看，它应有有继续扩大使用范围的可能。借鉴美国刑事司法中的控辩交易制度，根据中国国情，建立中国的控辩交易制度，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实践证明，控辩交易制度具有其独特的内在价值，如果能够建立起完善的控辩交易制度并合理利用，将会为建立健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作出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