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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汉简 [临武威汉简]](https://img.taocdn.com/s1/m/a45f0af1a216147916112841.png)
武威汉简[临武威汉简]我最早学习汉简牍隶书，是受苏州沙曼翁先生的影响。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沙先生的个人书法篆刻展在河南省博物馆展出，当时展出的作品很多，但不像今天书展的展厅布置及作品装饰都用心设计、极力包装而追求豪华，沙先生书法展用的基本上都是白色宣纸，作品未装裱，托了一下，用木条压在展壁上。
那个展览给河南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其拟汉简牍帛书的作品，可谓使人耳目一新，对于从小学书就被灌输学隶必学汉碑、而且写了多年汉碑的我来说，更有认识了一个隶书新天地的感觉。
张海先生也是在那时受沙先生的影响，开始在隶书中融入汉简的写法，最终形成了自己风格的“草隶”。
次年在河南省的书展中，我第一次亮相自己的汉简隶书，写了“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一副四尺对开对联（当时展览作品都不是很大）。
沙曼翁先生看了，直摇头，说：“怎么可以这样写。
”把我完全否定了。
当时文艺创作的大思潮是思想解放，书法创作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突破传承样式，追求个性化的表现。
当时我接触汉简，觉得心胸豁然开朗，在书写中只求突破中规蹈矩的汉碑之后的快感，那副对联写得火爆霸悍，夸张了汉简“生猛”的一面，这是沙先生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
沙曼翁先生所书的汉简隶书，表现着自由挥写的用笔及自然顺势的结构，取汉简自然天趣而弱化其恣肆不羁的一面，将原生态的汉人简牍隶书“雅化”，这是基于沙先生对书法的深刻理解，是他高格脱俗的文人化的审美倾向所决定的。
后来，随着学隶书的进程，我的思想认识渐渐深入，开始接触汉简时的“狂热”冷了下来，慢慢选择了自己写隶的方法。
汉碑隶书其实是汉隶中的精品，结构在平实古朴中有着机巧的变化，其书手应该是当时书法的佼佼者。
而汉简的书手参差不齐，高下悬殊，学隶以汉碑入手的方法是正确的。
但碑刻隶书由于刀刻斧凿的“二度创作”，再加上风化残破以及槌拓成帖过程中的变形，其点画字口模糊已如隔雾看花，古人用笔原貌被数千年的时光所屏蔽。
而近百年人们才见到的汉人简牍帛书，这是两千年前先民的墨迹，隶书书写原貌毕陈无隐，而且不像碑刻隶书作为“庙堂文字”总有一种不苟言笑的庄严，简牍隶书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照片，是自然本真的状态。
最好的汉简书法教学
作为AI语言模型我没有具体的思维，但是我可以给出一些常
见的汉简书法教学建议：
1. 熟悉基本笔画：学习书法首先需要熟悉基本的笔画，包括橫、竖、撇、捺、点和钩等。
2. 学习字形结构：学习字形结构有助于理解书法的规则和美感，可以通过观察范字书或者师傅的书法练习作为参考。
3. 练习毛笔技巧：会使用毛笔是学习书法的关键，需要注重轻重力度、顺逆笔画的使用等。
4. 加强基础练习：如钩、折笔、拐笔等，这些练习能够帮助您提高执笔技巧和手腕灵活度。
5. 多看多练：通过观察优秀的书法作品，并勤加练习，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书法水平。
6. 注重印章的学习：印章是书法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注重印章的学习和实践能够帮助您提高个人的书法艺术水平。
以上这些建议可能对您有所帮助，自学时可以依据书法教材进行自学，或者参加一些线上或线下的汉简书法课程来提升自己的技艺水平。
汉简的书法艺术汉代的书法艺术，在中国古代的书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这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善极其密切的关系。
西汉时期，国家空前统⼀强盛，经济的繁荣发达，⼈民⽣活的稳定，⽂化的昌盛，这⼀切必将在社会的各个意识形态领域⾥反映出来。
尤其是西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常灿烂的⼀个时代。
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与汉果帝所完成的全国统⼀，加上他在位五⼗四年的长久时间，对外如强交流，对内步所创建，造成军事⽂化的极盛时期。
公元前⼆世纪末，为了保护张骞等勘察通向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汉武帝派遣将军霍去病、李陵、路博德、李⼴利等⼈，率兵进军河西、新疆’沿途屯⽥戍边，修筑了许多战郭烽塞关隘。
我们今天在河西⾛廊旅⾏时，还可以看到那些汉代的古堡和连绵不断的烽缴、塞墙等名胜古迹。
清末以来，中外许多考古⼯作者在这些被荒弃的遗址废墟上挖出了⼤量汉代屯戍时使⽤的兵器、⼯具和⽣活⽤物等历史⽂物，其中最重要最宝贵的是⼀些完整的或已残断的⽵⽊⽚，有的是⽤⿇绳编联成册，上⾯满是笔墨书写的⽂字，截⽌⽬前共发现了四万余⽚。
西汉到东汉中叶，纸张尚未发明和普及，这些⽵本⽚被当成「纸」来使⽤，就是那时军事屯戍的原始档案，上⾄中央颁发的诏书律令，下到兵卒的名册和钱粮收⽀，⽆所不包，内容极为丰富，这就是著名中外的汉简。
汉筒出⼟以后，考古界和⽂学界作了⼤量的研究⼯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些理葬在地下两千年前后的珍贵历史⽂物，对研究汉代的经济、政治、军事、⽂化提供了可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引起了书法界的重视，如同甲⾻⽂发现以后引起书法界兴趣⼀样，成为书法家们研究的新课题。
它不仅为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且充实了书法艺术实践的新内容。
尽管以往考古学者在研究它的历贵值的同时、也曾提出了它在书法研究和古⽂字⽅⾯的重享价值，但还未能系统详尽地研究它在书法源流、书法艺术⽅⾯所占的重要地位。
「汉筒」这个名寞我们现在的叫法’因为是汉代的简，故名⽈：「汉筒」。
如同秦代的衙称为「秦筒」，魏⾳时代的简称为「魏晋简」⼀样。
熊双平从居延汉简看汉代书法的繁荣⼆〇⼀⼆年五⽉，在⽢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张德芳先⽣的⼤⼒⽀持下，我联络简牍研究专家和书法家近五⼗⼈，沿丝绸之路对西北地区进⾏了名为『简牍之旅』的考察活动。
我们从兰州出发，途径武威、酒泉、额济纳旗、嘉峪关、敦煌，历时⼗天，⾏程近四千公⾥。
其中重点考察的地⽅是额济纳旗和敦煌，尤其对额济纳旗简牍出⼟地的考察最为全⾯详实，对居延汉简的前世今⽣做了全⾯的了解。
实际考察遗迹包括地湾城、肩⽔⾦关、卅井候官（博罗松治）、甲渠侯官（破城⼦）、甲渠第四燧等。
在简牍出⼟之前，我们所能看见的汉代书写，基本是碑刻⽂字形式。
我们要理解汉代的书写，只能通过碑刻的⼑锋去理解当时的笔锋。
这种理解是⾮常有限的，⽽且这种⽯刻⽂字有⼀部分是先书后刻，有些则是直接⼑刻。
书写者的书写⽔平、刻⼯⽔平、⽯刻地点、⽯刻材料等都会影响到后来的⽂字表现形式。
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风化残蚀等⾃然损坏，通过⼑锋已经很难找到汉⼈的书写风格。
由于⽯刻⽂字有上述局限，所以想要真实还原汉代⽂字书写和字体演变，必须借助于汉代⽂字的正常书写载体——简牍。
幸运的是，⼆⼗世纪以来，汉简的神秘⾯纱已经被完全揭开。
⼀百多年来，汉简⼤量出⼟，其数量庞⼤、种类丰富、书写形式千变万化、书⼿多元、书体多样，是当之⽆愧的书法艺术瑰宝。
汉简皆为原始墨迹，对探索⽂字和书体字体演变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
⾃汉简出⼟，两千多年后的⼈们才第⼀次看到了汉代的⽑笔书写，还原了当时的书风，了解了古⼈的⽤笔特点。
尤其是上世纪三⼗年代后⼤量出⼟的居延汉简，更是成了书法艺术之宝库。
额济纳居延签牌居延汉简出⼟概况居延汉简内容多样，除⼩部分字书、历谱等书外，⼤都属于⽂书，具体可以分为两类，⼀类是逐级上报的公⽂与簿籍档案，另⼀类是私⼈书信。
数量庞⼤的居延汉简可见汉字书体的复杂程度，现在已知的居延汉简书体有篆书、⾪书、分书、草书（章草和今草）、真书、⾏书。
其中⾪书、草书、⾏书已经表现出很成熟的书写形式。
汉简书艺的学习与借鉴以及怎样临习汉简闻是书画 2018-07-17 16:02:00怎样临习汉简一、概述两汉时期遗留下来大量的简牍。
早在北周时期，就在甘肃居延地区发现汉代简书，北宋曾在甘肃等地获得过东汉简。
近代最先发现的古简是魏晋简。
狭义上的简书就是指汉简，其对后世书风影响很大。
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北部地区的一个古遗址里发现了一批魏晋木简和字纸，这里就是后来世所熟知的楼兰遗址。
1906年，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少量汉简，次年又在甘肃敦煌一带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七百多枚汉简。
在甘肃出土的汉简中，大部分为居延汉简。
有研究者将居延汉简按出土年代划分为两个部分，称为“居延旧简”和“居延新简”，一些研究专著也引用了这一说法。
目前出土的居延汉简共三万多枚，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文物价值。
出土的汉简形制长短、宽窄、厚薄各异，最长的88.2厘米，最短的3.8厘米，多数为尺牍，横向总计在22.5厘米到23.5厘米范围内。
汉代是书法艺术进入高度自觉创造和个性化表现的时代。
根据考古分析，戍卒中有专门分工制简的人，也就是说简书是出自民间。
简书用笔大胆率意、任情恣性、天真罄露，结体自然天成、不守故常，将汉字结构中的平衡对称、统一变化、违和虚实、主次长短、宽窄粗细等矛盾对立关系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突出展现了不拘一格的形式美。
（图为部分汉简）。
图一我们看到，一些书家所临习的汉简已不是汉简本来的形象。
为什么呢？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汉简的观察不够本质、入微。
笔者有意识选择后世书家书写的汉简书体与原大简书墨迹进行对照。
经过这种对比，体会就更为深刻。
如果借助现代科技，将字迹放大，其中的差别就更为明显。
毫厘之间迅速移动的笔触被我们放大之后，汉简中那些夸张的“巨笔”其实真是“微不足道”。
也就是说，精美不仅限于微小，庞大不见得代表气势。
汉简书法字帖介绍汉简书法字帖是一种特殊的字帖，以研究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为主题。
它以汉字的简化形式为基础，通过书写和练习这些简化字形，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古代汉字书写的技巧和美感。
本文将深入探讨汉简书法字帖的起源、特点以及对书法爱好者的学习和创作的影响。
起源汉简书法字帖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中国。
当时，许多书法家开始研究汉字的发展历程，并尝试从简化字的角度来理解古代汉字的书写。
他们认为，简化字是汉字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于揭示汉字的本质和演变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他们开始研究和创作汉简书法字帖，并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书法练习形式传承下来。
特点汉简书法字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简化字形：汉简书法字帖的字形基本上是汉字的简化形式。
这些简化字形通常比传统的繁体字形更为简洁明了，突显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和笔画要素。
通过练习这些简化字形，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古代汉字书写的核心技巧。
2.汉字演变的思考：汉简书法字帖的创作一般会结合对汉字演变历史的思考和研究。
通过对简化字形的创作和练习，可以更好地理解汉字的演变规律和书写逻辑，从而对古代汉字的书写技巧和美感有更深入的体会。
3.独特的审美价值：汉简书法字帖通过简化字形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
这种美感不仅体现在简化字形本身的简练和洗练上，还体现在整个字帖的布局和笔画的流畅上。
通过练习汉简书法字帖，可以培养书法爱好者对于书法审美的敏感性和欣赏能力。
学习和创作的影响汉简书法字帖对于书法爱好者的学习和创作具有积极的影响。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提高基本功汉简字帖作为一种练习形式，可以帮助书法爱好者提高书写基本功。
通过反复练习简化字形，可以加深对字形结构和笔画要素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提高字的书写质量和准确度。
激发创作灵感汉简字帖的创作过程中融入了对汉字演变历史的思考和研究，这对于书法爱好者的创作具有启发和激发作用。
通过对汉字演变的理解和思考，可以为书法创作提供新的灵感和思路，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表现力。
文史典故 LiteratureAndHistoryAllusions4教育前沿 Cutting Edge Education近十年居延汉简书法风格研究综述文/梁晨博摘要：居延汉简的出土，弥补了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中秦汉书法墨迹的空白，后期的隶书、草书、行书等文字形态均能感受到其书法艺术魅力的渗透与影响。
自居延汉简发现以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孜孜不倦。
本文以居延书法风格为核心，通过系统梳理前者的研究成果，得出现有最新研究动向以及存在问题。
关键词：居延汉简；书法风格；隶书20世纪以来，在居延发现过三次汉代简牍。
20世纪30年代初，贝格曼在居延60个区域挖掘，其中21个区域发现汉简，共发掘11000余枚。
1931年5月，这批汉简运抵北平，在学术界研究相当大的震动，各方面专家进行整理诠释，成绩突出。
1937年抗战爆发，这批汉简运至香港，又到美国，保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又运至台湾，现存于台北中央研究院。
内蒙古境内发现者一万多枚汉简，新发现地区属于汉代居延地区，故称居延汉简。
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又在额济纳河流域，对破城子甲渠候官进行全面深入挖掘，出土19637枚汉简，发现地区又是居延地区，故城居延新简，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王国维、罗振玉合著的《流沙坠简》出版，开简牍研究之先河。
在此之后，居延汉简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成果突出。
对于居延汉简文本整理研究有劳幹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1943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的《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孙家洲主编的《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等，都是研究汉简的珍贵文献历史资料。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甲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甲乙编》中收录了最早发现的1万余枚简牍的照片和释文，并附有考古发掘报告。
试论汉简书法的美学特征作者：寇小军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年第08期【摘要】汉代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汉简遗书墨迹数量庞大，流派纷呈，篆、隶、分、草、真、行各体咸备，笔法灵动雄健、质朴自然，结构宽绰开张、谨严自由，章法整饬而错落、疏放而连贯，体现了中国艺术思想中“大道至简”“道法自然”的艺术境界，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本文从美学角度来对汉简的用笔、结体和章法作一粗浅考察。
【关键词】汉简书法美学特征从战国到秦汉，中国文化经历了大的动荡与整合，并在新的形势下走向了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道路。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筑长城，修驰道，颁令车同轨，书同文，划一度量衡，并“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此后15年间，百家争鸣结束，诸子异说绝响，《诗》《骚》抒情传统也随之消歇。
公元前209年，大秦帝国在陈胜吴广及各路群雄的打击之下分崩离析。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汉王朝。
经过从汉初到景帝数十年的经营，至武帝中期，大汉帝国进入鼎盛时期。
值此形成天下一统、人才辈出、文化融合的时代，狭隘的地域文化意识逐渐消失，尽管儒家及其经学空前盛行，但文学艺术“厚人伦、美教化”的现实功利职责与信条并没有受到儒家思想的束缚。
无论是汉赋、乐府诗歌、散文，抑或是画像砖、壁画、帛画，或者漆器、瓷器、青铜器，还有建筑、雕塑、碑刻，无不透出大气、厚重、古拙、雄强的美学风貌。
书法艺术更是如此。
汉代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与上述整个社会发展状况密不可分。
武帝凭借西汉前期积累的财富和景帝完成的统一，在他在位的54年中，对外加强交流，对内多做创建，造就了一个经济、军事、文化共同发展的极盛时期。
清末，中外探险家及考古工作者在汉代遗迹废墟之上挖出了大量当年人们使用过的兵器、农具及生活用具，其中还有一些完整或者残断了的写满字的竹木片，有的还用麻绳编连成册。
汉简字体汉简字库样张张有清 张有清，男，1942年⽣于北京。
第四届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教授，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曾受教于画坛巨匠于⾮闇先⽣。
后习书法，以⾪书、魏碑见长，尤擅简牍。
书作及刻字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和全国性书展及刻字艺术展，多次出访⽇、韩、美并举办书法联展及从事讲学活动。
有《简牍基础⼊门》、《汉武威简书三种解析》、《⾪书佳联选萃》、《书法云梯丛书》、《魏书格⾔》、《汉简格⾔》、《魏书楹联》、《汉简楹联》、《⾪书诗词》、《张有清魏书联圣集⽂选联》、《张有清简书联圣集联》等专著。
在“中国书法⼤讲座”中主讲“⾪书技法”、“魏碑技法”，并有录像带、光盘出版。
曾参与编写⼤型⼯具书《规范汉字⼤字海》，主编《中南海古迹楹联名家联墨》，书写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珍藏⽵简版《孙⼦兵法》。
汉简书法 汉代筒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资料。
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了约17480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敦煌汉简的出⼟，把⾪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向汉⾪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
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草书。
（样张图⽚） 江淮汉简：是指我国长江、淮⽔流域出⼟的西汉简牍。
⽩1972午以来，在⼭东临沂银雀⼭、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安徽⾩阳双古堆、湖北江陵张家⼭、江苏连云港、仪征胥浦等地出⼟了西汉⼤量⽵、⽊简牍和帛书。
江淮汉简贯穿整个西汉时期，成书年代多早于西北汉简，多为西汉前、中期的作品。
这些墨迹的发现，打破了“西汉未有⾪体”(康有为《⼴艺⾈双楫》)的说法。
马王堆帛书⽤笔与⼀般汉简相⽐，⽆草率之意，沉着遒健，有圆厚之感。
但帛书中所表现出的风格也各有不同，如其中的《⽼⼦》甲本其形态⼤都保留有⼩篆纵势遗意，字距较⼤，多是长⽅之体势，与秦⾪⼀脉相承。
汉简书法汉代筒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17480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
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文字到了汉代，即由篆到隶这个阶段，在文字发展史上是一次革命，一次巨大的进化，在书法史上更是如此，它对后来书法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郭沫若说：“本来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使便具有艺术风味。
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
留下这些字迹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书法家，虽然他们的姓名没有流传下来。
但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
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
”这就说明了在文字发展过程中，也同时发展了它的书法艺术。
到了汉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已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
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具特色的书体，证明了两汉时期书法艺术之繁荣昌盛、同时文字在社会生活中应用更为广泛，统治阶级加以提倡有关。
在汉代的法律中规定选用吏官要“以六体试之”，可见书法在统治阶级政治生活中具有了法律的重要性。
字写的好坏与知识分子们的升迁进退有很大关系。
到了东汉灵帝刘宏更大为提倡书法艺术。
历史记载，“灵帝好书。
征天下工书者于鸿都门，至数百人。
”可见书法在上层建筑领域界是何等的重要。
另外，汉代立碑之风大兴，这也大大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使书法家们英雄有用武之地。
人们对书法艺术的欣赏和要求也愈来愈高了。
西汉时的隶书和秦代的隶书是相因袭的。
《居延汉简》中的大部分字，形态用笔变化很大。
有的生辣雄动，属于古朴的隶书，有的草率急就，自由开放，成为章草的范畴，有的是篆意较浓的秦隶，有的是形态飘飘的分书，还有的开始向真书转化。
综观诸类简书、形体纷繁，百花争艳，各具特色。
其次简书中的书体、除部分尚工整外，多数由于使用的原因，和社会生活日趋繁杂，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草率急就，这也是简书书写中的一大特点。
正因为如此，反而在书法艺术上表现出一种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犷拙实，使转变化较速而不拘谨的古拙之风韵。
简书在笔法上，带有篆意者沿用圆笔书写，发展到隶书时则为方笔，藏起笔锋，中锋行笔。
简书中的字绝大多数是小楷，《居廷汉简》中间或也有寸方大字，但为数较少。
从随同汉简一起出土的毛笔来看，是属于狼毫小楷，弹性很大、制作精良，宜写小字。
发掘中未发现写大字的笔，从简书大字分析，一定也是用硬毫书写的，可见当时的书写工具毛笔的制作已很发达。
文字的书法有粗有精，且必先粗而后精。
规整的隶书、行书、草书（章草和今草）、楷书，就是从这种不规整的字体中产生的。
这中间经过长期的琢磨、苦练、加工整理、世代因袭演化，形成了规律，逐步达到精美的规整。
西汉早期的《居延汉简》到西汉末年的《武威汉简》，足可证明。
尤其正式应用的文字要求整严茂密，美观整齐，用笔严谨，章法规整，《威武汉简》正体现了这些特点。
简书中的用笔、章法、布白也都具有独特的风韵。
简书因书体庞杂，用笔也有区别。
凡是古篆，用笔虽由圆转改为方折，但这承袭了篆书的中锋圆笔笔法，字形还是长方形的，得其纵势。
到了汉隶、分书用笔则把某书中的圆笔变为方笔，线条开始有了粗细变化，造型改为横势，正面取势，这从用笔和形体上既可看到发展也可看出在发展中的过渡。
现在我们写隶书都知道用笔上的“藏锋逆入”、“逆入平出”这一基本的用笔方法。
还有“蚕头燕尾”的笔势。
这些都是规整化的隶书特点。
但这些规整化的特点不是一下就形成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地形成规律的。
隶书在古隶阶段，如马王堆一号汉墓《遗册》、银雀山《孙膑兵法》、《流沙坠简》、《居延汉简》都无特定的笔法，随便自如，草率急就，各体都掺以草书。
书法在用笔上的发挥，说明草体字在字体演变中的作用，是符合书法发展史的规律。
如隶书的起笔多是逆锋，但加草以后的简书，逆锋多不明显，放纵自然，甚至有些起笔处是露锋，转折之处出方析又变为圆转，这些都是后来草书的用笔。
简书在章法布局方面，每一简虽也有字数的限制，但不受限格所围，可以变化安排，有纵行而无横行，在西汉的简书中常有此种布局。
到了东汉的简书基本上纵横成行，排列严谨。
在单行简中还可以看出偏左取势，以让过于波画，这是隶书发展到波磔突出以后才产生的笔法和章法上的艺术处理，具有篆意的简则无此现象。
简书中还有把竖笔拖长下来的笔势，常有渴笔出现，并加粗笔划大胆用墨，确有草书悬针垂露的特点，加上用笔上的流动感，使章法布白更生动活泼，疏密有致，虚实相间，产生一种天真自然、别具天趣的艺术效果。
这种章法用笔上的创造，后来被草书章法所采用。
总之，简书的书法艺术，丰富冬彩，摇曳多姿，为后来魏、晋时的书体和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简的大量发现，是研究我国历代书法的宝贵资料，也为我们今天从事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提供了最好的借鉴。
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20世纪初年，新史料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如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验证《史记·殷本纪》的正确，利用汉晋木简考证西北史地，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而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的发现，更为历史研究带来一股新鲜活力，劳榦利用这批资料，在居延汉简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193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人斯文·赫定合作，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内蒙古、甘肃、新疆等省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瑞典学者贝格曼(Fauk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居延烽燧遗址时，在大约30个地点发掘采集了一万多枚简牍，其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有：破城子(A8)4422简，地湾(A33)2383简，大湾(A35)1334简。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
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2]居延汉简自1930年发现后，于次年5月运抵北京，由劳榦、贺昌群、向达、马衡、余逊等先生分工合作，对汉简作了部分整理、考释工作。
1936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榦、余逊二先生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所考释的汉简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由沈仲章、徐森玉秘密护送至香港，并拍摄成照片，准备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但在制版过程中香港沦陷，书版全部毁于战火之中。
所幸的是，就在香港沦陷前夕，傅斯年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联系，于1941年将居延汉简运往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避免了被毁灭的厄运。
1965年，这批珍贵的文物被运回台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劳榦保存了一部分反体照片，他克服了不见实物的困难，根据这些照片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3] ，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问世，次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也以石印出版，这是有关居延汉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
劳榦在自序中阐述了简牍资料的价值；"正史对于边塞屯戍的事，只能记载一点广泛的一般原则，其具体事实的供给，则要倚赖发现的新史料。
必须利用正史和新史料来钩距参伍，才可以得着事实的真像。
"但是，由于地处大后方，条件艰苦，劳榦在做考释时，手边连一个详细的居延附近的地图都没有，并且贝格曼的发掘报告也没有刊布，因而无法知道详细的出土地点及随简出土的器物，这给考释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诚如劳榦自己所言，他"对于简中提到的烽燧名目，一律不敢加以排比。
"[4]由于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出版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条件之恶劣，可以从该书所用的粗糙土纸和石印方法可以想见，且只印300部，流传不多，再加上所收简牍不全，又没有图版，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
因此抗战胜利后，劳榦又重新整理，将旧版释文根据照片重新核对，校改，加上简号索引，于1949年在上海出版了铅印本。
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图版较好，释文也有较大改进，可惜只收入2596简，约占全部简牍的四分之一。
1956--1958年，居延汉简的发掘报告（贝格曼原稿）终于由索马斯特罗姆（Ba Sommastrom）编成《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
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一阶段，以劳榦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除了考释简文之外，多结合简文内容作历史考证，同时也对汉代边塞的屯戍和烽燧制度作了某些研究。
居延汉简全部图版迟至1957年才在台湾公布，即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这是一万余枚居延简影第一次公诸于世。
1960年他又根据新出简文照片又对《居延汉简考释》一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于是居延汉简的照片和释文有了比较准确的本子，也反映了他最新的研究心得。
直到198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照片和经过重新修订的释文，同时注明出土地点，这推动了居延汉简研究的进展。
199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整理小组，借助红外线显示仪等先进技术设备，在核对原简的基础上，对原来的误释和未释的简牍进行整理，并对原有的释文作了纠正和补充，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充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未曾收录的编号简和未有编号的简牍。
居延汉简图版公布后，学者们从单纯研究孤立的简文，扩大到研究成册或同类的简，复原了各类文书档案，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文字考释转向对简牍形制作考古学的研究，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二阶段，以陈梦家、大庭脩、永田英正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突出的特点是将古文书学、考古学的方法纳入简牍研究的范畴，指示了居延汉简研究的新方向。
二、居延汉简的分类方法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方法，基本上承袭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而来。
他在自序中说："自斯坦因获汉简于长城遗址，王氏国维作《流沙坠简》一书发其端要，钩深致远，多所创获。
"[5] 其中他根据简牍内容来进行分类整理的方法，即是沿袭王国维的简牍分类方法而稍加变通而成的。
劳榦在1944年的考证中以性质和用途分简牍为五大类：（一）文书书檄、封检、符券、刑讼；（二）簿册烽燧、戍役、疾病死亡、钱谷、名籍、资绩、器物、车马、酒食、计簿、杂簿；（三）信札（四）经籍历谱、小学、六经诸子、律令、医方、术数；（五）杂类无年号者、有年号者。
在1960年的修订本中，劳榦又重分简牍为七大类66项，其中新增的条目如下：（一）简牍之制封检形式、检署、露布、版书、符券、契据、编简之制；（二）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三）有关史事文件举例汉武诏书、五铢钱、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四）有关四郡问题四郡建置、禄福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五）边塞制度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与"客"；（六）边郡生活粮食、谷类、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著、缣帛、蟾褕、社、古代记时之法、五夜；（七）书牍与文字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与《急就篇》，共包括释文简10156枚，图版605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