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_韦伯与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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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7)这种看法显然更宽容也更有说服力,它不仅启示我们重新解读韦伯,更有助于我们在已经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重新理解马克思学说在现代社会理论中所产生的深刻效应。
一、重新品味韦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表面看来,认为韦伯反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看法有相当充分的文本依据,这可以说是韦伯著作中反复出现的论题。
1895年5月韦伯在弗莱堡大学发表著名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阐述自己对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的看法。
当时正值《资本论》第三卷问世不久,整个德国学术界处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强烈影响下,经济学成为强势话语。
针对这种情况,韦伯明确表示:认为经济基础支配着政治共同体的归宿感和认同感的看法是一个“虚妄之见”,“这种说法只有在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迁的情况下才有一定道理”。
[2](p.98)在演讲中韦伯仔细分析了一个案例,即德国完成统一后新生代市民阶级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平庸状态,他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市民阶级从上到下这种‘政治不成熟’并非是由经济原因所造成,……政治不成熟的真正原因乃在于这个阶级历来的‘非政治’本性!”[2](p.104)这大概是韦伯最早表明自己与马克思经济学分析分庭抗礼,转向强调精神气质对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影响的一例。
1904年发表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是韦伯社会理论最重要的方法论论文,文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尖锐而系统的批评:“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世界观或作为对历史实在性所作的一种因果解释,是应当加以断然拒斥的。
”[3](p.165)在文中,韦伯将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界定为“从经济方面对历史和文化进行解释的一种方法”,“依据这种观点,关于实在的经济说明被当作一种‘普遍原则’,认为它能说明所有归根到底由经济所制约的文化现象,即所有对我们有意义的现象”,如果这样的经济解释在哪里遇到困难,就通过各种措施来维持其作为决定性因素的一般有效性:“有时当一种历史事件不能依据经济动机的咒语来说明时,就会因为这个缘故,把这种历史事件视为一个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事件’”。
209美眉 2023.01下教研与美育观点交流对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的审视冯炜(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0)马克斯·韦伯曾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己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最高贵的价值,己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入了个人之间的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在当下时代,社会的发展陷入自由与理性交织的矛盾,对人的终极意义的思考却深陷“铁笼”之中,工具理性不断蚕食价值理性的世袭领地。
如何摆脱这一窘迫而焦灼的局面成为时代的命题。
因此,审视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文明中的进步与危机,摆脱无意义的官僚体制与理性的狡黠,更好地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一、世界的祛魅“祛魅”一词该作何理解,德国诗人席勒在他的《希腊的群神》一诗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
在他的诗中,神话中的诸神管控世间万物,世界因爱而美,万物彰显神迹。
但当基督上帝成为唯一神后,神迹消退,人类迷茫,美丽的世界变得无情。
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可以认为是对世界祛除了魅惑性、神秘性。
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 “祛魅”是指一种把对人的终极关怀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并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
世俗化的理解认为“祛魅”就是人们不信宗教,但实际上,真实历史要比这个复杂一些。
我们传统社会习惯性将“宗教”和“迷信”当成一个概念。
但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宗教和迷信有这明显的界限。
对应到理性化的发展过程,祛魅其实分为两步,首先针对迷信,在针对宗教。
韦伯认为祛魅的第一个阶段叫“宗教的理性化”,我们必须要驱逐原始宗教当中的各种巫术,用哲学高呼的理性来论证宗教的合理性,论证它的救赎意义,让宗教理性走到理性思辨的道路上来。
在这个哲学的批判过程里,祛魅没有让宗教消失,而是让宗教获得了理性化的发展。
马克思与韦伯:现代化动因的探析与比较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 瞿 望【摘 要】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因,马克思归为经济决定论,韦伯认为源于“宗教伦理”,二者既有联系,亦有差异,共同为“伦理—经济”范式做出了理论贡献。
马克思与韦伯因个人生活背景与学术渊源的差异,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因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却都表现出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与同情。
【关键词】经济决定论 宗教伦理说 现代化动因自近代以来,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大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跃入现代化行列,一些不发达国家从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才逐渐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另外一些国家至今还难以看到现代的气息。
为什么原来的起点差不多,而后来出现的变化竟然如此之大?现代化的动因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与韦伯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二者又有怎样的联系?一、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在关于社会发展动因的理论时,马克思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即“现实生产”。
这是统领社会发展动因的一个基本概念。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现实生产本身,是由三方面组成:(1)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需要的满足和“新的需要的产生”;(3)人的自身生产,即“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
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共同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
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不应把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 三个‘因素’。
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把上述三方面作为现实生产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把精神生产也同样看作是“全面生产”或“整个世界的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讲的现实生产,尽管突出了物质生产,但绝非仅仅限于物质生产,而是几乎包括了人的各个方面生活的生产。
从这样的生产出发来理解社会发展,自然不能将其发展动因仅作单一的理解,而应该做系统的理解。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他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以及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本文将简要地审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其内涵,以及在现代社会中是如何应用的。
马克思认为,存在着一系列显而易见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包括贫富差距,特权阶级的特权,以及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公正。
他认为,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应的政治结构。
他认为,这种经济结构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导致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必须改变才能实现社会正义。
因此,马克思提出了现代性批判理论,倡导重新评估社会结构,实现社会公正。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关键是要认识到社会结构的改变,而不是只停留在当前的分类上。
他指出,如果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就必须从根本上检视当前的社会结构,并设计出一种更具有公正性的新结构。
因此,他建议将社会结构重新分类,以便准确定位我们正在处理的社会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此外,他还着重强调了人们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他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自身行动来改变社会环境,进而改变社会结构。
在现代社会中,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用于认识和解决一系列具体的社会问题。
例如,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可以准确判断出导致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如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支持,实施紧缩的税收政策等。
此外,我们也可以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来理解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群体如何被不公正地待遇,并确定有助于缩小不平等差距的措施。
总之,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至关重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公正。
评韦伯宗教思想与马克思宗教思想的对立韦伯宗教思想和马克思宗教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他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对立。
韦伯宗教思想认为,宗教在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宗教信仰是一种明确的价值观,能够引导人们行为。
而马克思宗教思想则认为,宗教是一种误导,甚至是一种有害社会的工具。
本篇文章旨在探讨韦伯宗教思想和马克思宗教思想的对立,并给出五个例子加以论证。
韦伯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
宗教信仰包括了一系列的价值观和规范,这些价值观和规范是通过宗教仪式和传统得到保持和传承的。
宗教信仰不仅仅是一种信仰的表现,也是一种文化的表达。
在宗教信仰中,信徒们可以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属,并与天地万物建立起一种奇妙的联系。
而在韦伯看来,这种文化的传承对于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而马克思则认为宗教是这个世界上的虚妄幻象。
在马克思看来,宗教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现象的恐惧感和不解,逐渐形成一种迷信信仰。
宗教信仰是对于物质和生命的妄想和幻想,它产生了一种虚幻的精神安慰,但不能为人类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
在有些情况下,宗教信仰还会阻碍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成为一种束缚人类思维和行为的力量。
下面的五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韦伯宗教思想和马克思宗教思想的对立:例子一:宗教与社会秩序在韦伯的看来,宗教信仰可以建立起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宗教信仰为人们提供了道德与行为准则,保证社会的正义与公平。
而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一种反动力量,它为统治阶级制造了理性与自由的假象。
而这个假象会延续下去,直到被年轻的一代人摧毁。
例子二:宗教信仰的价值韦伯认为,宗教信仰给人们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和关怀,这种人生的价值观与现代社会的技术和经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信仰成为了压迫和剥削的工具,被统治阶级利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例子三:宗教与权力韦伯认为,宗教信仰促进了人们对权力和政治制度的认同。
宗教信仰可以解释天命,确立统治者的合法性,并为社会治理提供一种稳定和可信的基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本文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的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他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研究的最先的著作。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一:虽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三位社会学的奠基者都是对基本上同一时期(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初)“现代性”作出诊断,但他们思想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者十分重视经济层面的因素对人类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组织和形式等的影响,于是“资本主义”浮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涂尔干则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出发,将分析的焦点放在了工业主义上;韦伯也讲“资本主义”,“然而在韦伯的意义上,‘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笔下的同一个概念有明显的区别”(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0页),韦伯更为关注“理性化”(rational),“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西方形态的独特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与马克思一样,韦伯也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韦伯却认为,“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
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于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
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所做的工作是进行如布迪厄所说的“心理—表象”式的分析(皮埃尔·布迪厄《再生产》,13页),也就是说,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是受这个问题支配的:宗教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各种社会的经济行为(《社会学主要思潮》雷蒙·阿隆,357页)。
理论与现代化THEORY AND MODERNIZATION2011-09Sep ,20112011年第5期NO.5,2011本文把“现代性批判”界定为韦伯与马克思共同面对的问题域。
韦伯以“理性化”概念切入到现代性诊断与批判之中,立足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在文化—世界观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做出了“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时代诊断。
马克思通过“异化”概念来揭示现代性悖论,将“异化劳动”阐释为现代性问题的“本质性一度”,指出了它有经济学和哲学两种话语。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表现为对国民经济学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
一理性化是韦伯现代性理论的“总命题”,也是其现代性诊断与批判的理论基础。
我们认为,韦伯的理性化存在两种逻辑:一为文化—世界观的理性化;二为社会—制度的理性化。
①理性化的吊诡(paradoxes of rationality)在理性化的两种逻辑中都体现出来并有所不同。
第一种逻辑反映的是,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总体理性与片面理性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来的是理性的相对化与主观化。
理性本身分解为多元的价值领域,从而毁灭了其自身的普遍性,价值多元论由此产生。
第二种逻辑指的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
理性内部发生分裂,内涵出现变化。
理性化内部充满了手段与目的、工具与价值、权力与自治、奴役与解放之间的紧张,并且不断演化为前者对后者的支配与统治。
其核心要点在于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并与权力合谋,成为统治现代人的“支架”。
韦伯的现代性批判建立在理性化的两种逻辑之上,并表现为两个方面:理性化导致的价值冲突问题和理性化与自由的悖论问题。
“多神论”和“铁笼”这两大隐喻最为直接地体现出韦伯现代性批判思想。
韦伯把现代性特征定义为“祛魅”,即理性化。
“祛魅”意指的乃是尼采的命题:“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就其要害而言———是现代与传统的决裂。
这种决裂导致的后果乃是“多神论”。
传统社会提供了一种绝对真理和价值标准,整个世界是一个充满“客观”意义和伦理价值之总体。
现代世界是一个“上帝已死”的图像,传统确定性和“客观”意义丧失了合法性,导致了真理和价值的多元化。
原始宗教时代是一个多元作者简介:唐爱军(1984-),男,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邮编:200453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韦伯与马克思唐爱军摘要:本文把“现代性批判”界定为韦伯与马克思共同面对的问题域。
韦伯以“理性化”切入到现代性的揭示与诊断中,立足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展开现代性悖论的阐释;马克思通过“异化”来揭示现代性悖谬,将“异化劳动”领会为现代性困境的“本质性一度”,并对异化劳动的经济学话语和哲学话语实现批判,由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体现为一种“双重批判”。
文章最后对两人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同与异进行了简单的总结。
关键词:韦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性化;异化劳动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11-07论的价值观和世界图像的“多神论”时代。
普遍宗教时代指的是相互冲突的价值多元论被一神论和兄弟爱的伦理所取代。
[1]而我们的新时代则是宗教一元论世界和信念系统丧失殆尽,各文化价值又处于相互冲突中。
现时代是一个“新的多神论”时代。
理性化导致了宗教合法性的式微,科学取代了宗教,成为现代性的“主导文化”。
这带来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价值冲突的不可避免。
我们的文化命运是诸神混战,我们要“勇于正视时代的命运”。
这一命运是科学无法根除的。
韦伯说道:“希腊人时而向阿芙罗狄蒂献祭,时而又向阿波罗献祭,所有的人又都向其城邦的诸神献祭,今日的情形也如出一辙,只是那些礼俗中所包含的神秘的、内心深处又是真实的变化,已遭除魅和剥离而已。
在这些神和它们之间的斗争中,起主宰作用的绝对不是‘科学’,而是命运。
”[2]科学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在这些好战的诸神之间,我们该侍奉哪一位?抑或我们该侍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神?”[2](45)人们只能根据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进行抉择,而它们是互不相容的、相互争斗的,即“你将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
”[2](44)总之,理性科学是无法解决现代世界的“意义”问题,价值多元论就成为时代的“天命”了。
韦伯在文化—世界观层面上不仅诊断出理性化导致了现代世界的价值冲突,而且揭示出现代文化“精神风格”的变化。
尼采曾经指出现代文化转向在于:“理想主义”转向了功利主义和“唯物主义”。
韦伯则指出,禁欲主义转向了无灵魂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
韦伯现代性批判问题域在理性化的第二种逻辑中表现为:做出“自由丧失”的时代诊断。
我们首先来看韦伯语境中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比瑟姆描述了韦伯使用的“自由”有三种意义:第一,指经济个人主义的自由;第二,指公民和政治意义的自由;第三,倾向于精神的人的自治性或人格的概念。
[3]一般来说,韦伯的“自由”概念包括了以上三种涵义,但韦伯更为关注的是个人自治性概念。
韦伯是在批判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双重语境中,揭示现代世界的自由问题。
他深刻洞悉到古典自由主义危机在于:“新教和天赋人权传统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丧失殆尽,其社会支柱生气勃勃的小资产阶级逐渐为资本主义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所吞并。
”[3](导言)康德曾指出,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运用理性、理智能力摆脱人类的不成熟的状态。
启蒙主义的信仰有三大核心点:世界是一致的;在工具上是可以控制的;控制世界会提升人类自由和自治。
康德和一般启蒙主义者都是在普遍意义上理解理性的,并把理性诠释为解放人的进步力量。
“西方启蒙抓住了理性的意义,并且对理性化的作用持完全乐观态度。
在启蒙传统中,现代世界是普遍理性塑造的世界。
理性运动仍然保持着实体性的统一,保留了调节事实与观念的希望。
”[4]启蒙主义者(甚至某些启蒙批判者)相信理性的解放潜能;认为理性有能力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冲突,对历史辩证运动之理性消除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的问题充满信心。
他们都没有卢梭或尼采的意识,即个体自由不是文明的礼物。
现代启蒙、文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个体自由和社会进步。
韦伯指出,生活秩序的理性化即“祛魅”带来的不是理性自治,而是他治。
[4](4)理性渗透到公共领域,不是生产出理性的自治,而是不断增长的统治,这是对理性促进自由的启蒙主义的讽刺。
由此,韦伯把现代资本主义标示为“没有进步的发展”。
尽管很多人热衷于诠释韦伯与康德的“暧昧”关系,并认为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为韦伯理解启蒙规划设定了议题,[4](7)但不可否认,韦伯仍然远离了康德,回到尼采的怀抱中:理性主体是由权力关系建构的,理性已然成了“权力意志”。
对于韦伯而言,“开朗的继承者(启蒙运动),似乎已永远地褪尽了她玫瑰般的红颜。
”[5]的确,像M ark E.Warren分析的一样,韦伯(以及尼采)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前就提出了“启蒙的辩证法”,揭露出启蒙的“野蛮”(barbarism)。
尼采和韦伯关注的乃是:当理性制度化,为什么权力没有或不能减弱?正是如此,两人都质疑康德和启蒙主义的议题:理性与权力在原则上是对立的。
与尼采、福柯的思路一样,韦伯通过揭示理性的悖论即理性充满着权力意志和统治内涵,破坏了启蒙的希望。
现代世界理性化带来的是最少的自治、最多的纪律以及最多的不成熟。
[4](68)退一步讲———蒙森的表述———是:“通过最大可能的统治实现最大可能的自由”。
总而言之,韦伯对启蒙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主要着眼于批评理性自治潜能和理性进步的启蒙主张,揭示出理性走向了反面,成为新的统治形式和压迫力量,理性已然与权力同盟。
正是在此语境中,韦伯现代性思想最为本质的理论构架清晰地呈现出来: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元悖论。
接下来,我们分析理性与权力共谋、理性化与自由悖论的概念内涵和具体表现。
Brubaker指出,韦伯语境中的“理性”至少有16种含义。
[6]尽管理性涵义众多,但基本上可以在两分法层面上加以理解。
两分法的模式一方面方便描述出西方理性主义或社会秩序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是解释现代社会冲突或悖论的出发点。
[6](37)理性内涵的二元界分是揭示理性统治或现代性悖论的分析框架。
一般讲来,韦伯的理性有狭义和广义两种。
前者指的是逻辑的一致性和实施的工具性;后者指个体自治理性。
②狭义理性不仅不与权力、统治(domination)对立,而且两者具有同谋关系,即狭义理性实际上必然导致理性化的统治或权力。
而广义的理性即个体自治的理性在原则上与权力和统治是对立的。
理性与权力的共谋实际上指的是狭义的理性充满了权力意志,是一种权力。
毋庸置疑,韦伯否弃了启蒙主义的理性内涵,而是切入到理性内在的界分与冲突中,并将其揭示出来。
不仅如此,韦伯还审视出两种理性力量的对比,察觉到现代社会实际上是狭义理性统治了广义理性、形式理性统治了实质理性、目的理性统治了价值理性。
韦伯的策略实际上是将理性彻底知性化,下降为合理性,即将黑格尔式的理性总体转化为康德式的知性,并进一步领会为权力的共谋者。
理性成为一种统治力量、理性化与自由的对立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反映。
第一,禁欲主义精神。
与马克思不同,韦伯从文化价值系统来研究现代性的发生学,并最终落脚于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
因此,韦伯的理性统治或“自由丧失”的诊断必然追溯到新教的禁欲主义伦理及其生活样态。
宗教理性化即禁欲主义宗教的负面效果就是带来了文化的纪律,[1](197)即塑造了个人内心的服从。
禁欲主义从修道院深入到日常生活,丧失了其形而上学或宗教的内容,成为主导的世俗道德,造就了精神的统治,其带来的是纪律的增强,而不是更大的自由。
第二,形式理性系统。
世界的“祛魅”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2](48)公共生活领域或秩序日益成为一个形式理性系统。
它包括两大部分。
一是以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理性主义系统;二是以现代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官僚系统。
两者都是形式理性的制度化,都建立在形式理性的核心要素即可计算性上。
资本主义———两大系统是其核心———成为现代人不可抗拒的命运般力量,决定着出生在该机制当中的每一个人。
资本主义成为自由的异己力量。
披在圣徒肩上的“随时可以卸下的薄斗篷”变成了钢铁般的牢笼。
[5](187)第三,理性化的统治类型。
韦伯指出统治有三种形式。
而现代世界则是法理型统治类型。
理性———工具理性———已然取代了传统的或卡里斯玛的人格统治,成为新的合法性形式。
传统习惯、情感以及道德伦理不再具有或者说弱化了合法化能力,工具理性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韦伯把现代法律和道德系统理解为形式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消除了传统的道德伦理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