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现状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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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第一篇: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摘要: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关系中不和谐的因素越来越多,并引发了其他的社会问题,这直接影响到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因此,正确处理劳动关系中不和谐的因素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主要研究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关键词:劳动关系;现状;问题;对策1我国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现状及问题(1)市场化劳动关系已形成并逐步占了主导地位。
中国实行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政策,其突出的特点是在保持原有制度不变或对原有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实行渐进改革的同时,允许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经济在体制外的发展。
这种改革政策在城镇形成了“二元用工制度”并存的局面:一是政府控制部门,二是市场主导部门。
在市场主导部门即非公有制领域,其劳动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典型的市场化劳动关系。
各种类型的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现在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
乡镇企业以前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但事实上近年来大部分地区的乡镇企业都进行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变成了私营企业,但统计上仍然按乡镇企业计算。
总之,我国非公有经济的就业人员已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和公有部门,成为我国的就业主体。
这意味着在中国市场化中的劳动关系至少在数量上占了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政府控制部门通过国有企业内部的改革和不变动所有制基础的改革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从此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实行国有经济退出的战略;二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在这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数千万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关系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根本性变化。
(2)由再就业困难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组成的相对弱势的劳动关系群体初步形成。
1997年以来,国有企业累计下岗2800多万人,虽然大部分已经重新找到了就业岗位,但随着近年来再就业率的下降,一些年龄偏大,技能偏低的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日益成为再就业困难的劳动者主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民营经济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民营经济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摘要过去20多年,民营经济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变了面貌。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地区民营经济中的劳动关系问题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
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常常超时工作,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住宿、医疗、工作条件都很差,没有保险,没有养老金,引起大量劳资纠纷。
本文主要研究民营经济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对策。
关键词劳动关系三方机制预警机制集体谈判机制劳动关系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体制下,又有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劳工关系等称谓。
本文劳动关系这一名称,用以指劳方、资方、政府三者的关系,其中劳方是指提供劳动的一方(包括劳动者、劳动者团体和劳动者的代表),资方是指出资一方(包括资产所有者、资产所有者团体及其代表)。
一、我国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发展与现状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是指由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会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法律体系和运作机制共同处理所有涉及劳动关系的问题,以达到各方利益的协调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1.我国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现状。
目前,我们已初步建立起以劳动合同、企业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为主要手段、三方协商机制为指导、劳动争议处理及劳动保障监察为保障的劳动关系调整体制,初步实现了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制化、规范化。
2.初步建成多层次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建立了三方协调机制。
从2002年底起,全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三方协调机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三方协调机制后,积极向地(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延伸,形成多层次的三方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覆盖面广、多层次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
3.机构建立、主体明确、原则明晰。
根据三方协调机制运作的实际需要,各地建立了专门机构。
如大连市建立了3个专门机构。
一是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二是工资指导委员会;三是调研小组。
浅析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状况、主要问题及对策措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完善,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以劳动关系为基础社会关系的劳动者群体迅速扩大。
劳动关系已覆盖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涉及多种企业所有制形式、多种劳动用工和劳动就业形式,关乎每一个用人单位的健康发展和每一名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发展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必然要求。
分析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状况,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总体状况及成因分析(一)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总体状况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国的劳动关系也经历了由行政化向市场化的转变。
劳动关系的性质、运行机制、利益差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劳动关系日趋契约化、复杂化和多元化。
当前,尽管在一些地区、行业和企事业单位中,影响劳动者合法权益实现、影响劳动关系健康发展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还很突出,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劳动者的各项权益能够进一步得到实现和保障,我国劳动关系总体状况基本和谐稳定。
(二)劳动关系总体状况成因分析1、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劳动关系工作,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各级党委、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积极推动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理念的落实,实现促进用人单位健康发展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统一。
2、规范劳动关系,是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充要条件,而规范劳动关系,必须有法可依。
1995年我国施行的《劳动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劳动合同制度,并具体规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义务,是我国劳动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
然而,随着劳动用工形式和劳动侵权方式的多样化,《劳动法》的部分条文已经很难约束现实劳动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如无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短期化等。
因此,2007年我国制定了《劳动合同法》,并于2008年开始施行,针对劳动合同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做了大量详实具体、具有操作性的规定。
国际合作规定下的劳动力中的劳动争议解决在国际合作规定下的劳动力中,劳动争议解决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议题。
由于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和不同国家劳动法律的差异,劳动争议的处理变得愈发复杂。
本文将探讨国际合作规定下的劳动力中劳动争议解决的现状、挑战以及应对措施。
一、国际合作规定下劳动争议解决的现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不同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日益频繁。
这给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带来了更多的跨文化劳动争议。
然而,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文化背景和社会习惯的差异,劳动争议带来的纷争往往难以得到及时解决。
国际合作规定下的劳动争议解决主要依赖于国际劳工组织(ILO)和国际商会(ICC)等国际组织的引导和协调。
这些组织通过制定标准和指南,促进跨国劳动争议的解决。
同时,各国政府也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指导意见,制定劳动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保护和救济渠道,以解决劳动争议。
尽管国际合作规定下的劳动争议解决有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许多挑战。
二、国际合作规定下劳动争议解决面临的挑战1. 法律差异:不同国家的劳动法律制度存在差异,法规解释和适用也不尽相同。
这给跨国劳动争议的解决带来困难,因为当事人往往需要同时熟悉和适用多个国家的法律。
2. 文化差异: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于劳动争议的解决方式和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期待。
这使得当事人在解决争议时往往需要面对文化摩擦和认知差异,增加了解决争议的难度。
3. 语言障碍:跨国劳动争议解决过程中,当事人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
语言障碍可能导致沟通困难,甚至造成信息不对称,加剧争议的复杂性。
4. 执行难题:即使达成了仲裁或调解协议,其执行也可能面临困难。
不同国家的法院对于外国仲裁或调解协议的承认和执行存在差异,导致实际执行进程缓慢。
三、国际合作规定下劳动争议解决的应对措施面对国际合作规定下劳动争议解决的挑战,各方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措施以提升解决效果:1. 加强法律对接:不同国家可以通过加强司法合作和法律对接,减少法律差异带来的影响。
从“失衡”走向“均衡”中国劳资关系“三方机制”的进展及问题[摘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劳资关系,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内经历了从无到有、迅速扩张而成为社会经济主要关系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资关系的进展及问题,是政府、资方与劳动者等劳资关系的涉猎三方利益博弈的直接结果。
只有在政府、资方、劳动者之间形成三方正当博弈的格局,才能实现博弈利益均衡的局面以及和谐的劳资关系。
[关键词]改革开放;劳资关系;三方协调机制[中图分类号]F27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11)05-0044-03一、劳资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在我国的进展在劳资关系的各种协调机制中,三方协调机制(简称“三方机制”)被证明最重要、最有效,它是以集体协商机制为核心、部分包含参与协调机制和政府规范协调机制的更宽泛协调机制。
针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劳资关系领域内发生的变化、劳资关系的复杂局面以及劳资争议和纠纷逐渐增多的现实,借鉴国际劳工组织和有关国家三方机制建设的经验,中国于1990年批准了《三方协商促进国际劳工标准公约》。
1996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原劳动部、国家经贸委、中国企业家协会共同发出《关于逐步实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通知》,强调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劳资关系的有效机制。
2001年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原劳动保障部、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企业家协会召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的意见》,正式建立了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
2001年《工会法》第34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
2007年《劳动合同法》在总则中也对三方机制在劳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原则要求。
至此,中国劳资关系调整的三方机制已经在各个层面上逐步建立健全。
2002年8月,原劳动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已经建立了三方协调机制的省份,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这个机制逐步向市、县(区)一级延伸,形成本地区多层次的三方协调机制。
论我国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完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在我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体系建设并不完善,这为该制度的发展和其社会作用的发挥造成了阻碍。
因此,为了保障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能够在协调劳动关系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该制度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从而完善我国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促进我国劳动关系能够和谐健康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的基本需求。
标签: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权益2014 — 10 — 15法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经济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在全国或区域范围内,劳动关系表现出了较多的严重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现象,如高校大学生就业困难、弱势群体就业压力大;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工资发放、各项社保、医保事项的办理、工作时间安排不合理等引发的劳动纠纷较多,甚至导致劳动者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等等。
笔者认为,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仅从行业内部去规范、调整劳动关系是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的,只有进一步完善符合我国现阶段实际需求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才能实现社会化发展对劳动关系的需求。
劳动关系三方协调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以规范和协调本国重大劳动关系并对劳动关系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该制度的实施,使劳动关系各方主体在全社会层面上得到了更好的协调,并实现了各方利益的共赢。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调制度也在我国调整各行业劳动关系,并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需求方面做出了贡献,从而进一步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保障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内涵我国于1990年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于1976年制定的《三方协商促进贯彻国际劳工标准公约》。
该《公约》规定,三方机制是指政府(通常以劳动部门为代表)、雇主和工人之间,就制定和实施经济和社会政策而进行的所有交往和活动。
作者: 汪洋
作者机构: 中国企业联合会
出版物刊名: 经济研究参考
页码: 36-43页
主题词: 协调劳动关系 市场经济条件 企业利益 雇主组织 工人组织 社会政策 社会文化生活降低生产成本
摘要:三方机制是指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就制定和实施经济与社会政策而进行的所有交往和活动。
①它是社会对话的一种实现形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尽管大目标是一致的,即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进步,但各自还有着不同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
政府最关心的是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文化生活的改善和政局的稳定;雇主关心的是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强调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取得企业的发展;工人组织则强调雇员权益的保护,特别是希望雇员能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保证雇员收入能稳定增长,希望企业能不断地改善雇员的工作条件。
因此,对于涉及劳动关系的重大问题难免出现分歧。
为了保证三方各自的利益,就需要一种制度和机制来解决各方的分歧,通过协商、对话和合作达到各方基本满意的目标。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崇尚社会生活民主化,在涉及雇主、雇员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更需要广泛发扬民主,通过吸收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见,达到相互的协调和平衡,从而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共同创造一个繁荣、民主、文明的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JO U RN A L O F R EN M I N U N IV ERSIT Y OF CHIN A No 5 2011[基金项目] 北京市教委项目 北京市和谐劳动关系制度建设 (2010010046)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现状与问题李丽林 袁青川[摘要] 三方协商机制是多元社会中协调劳资双方利益冲突的一项基本制度,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也是国际劳工组织长期推行的国际劳工标准之一。
三方协商机制在今日的中国具有其他制度无法取代的作用。
我国虽然已经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建立起了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机制,迈出了走向社会对话的第一步,但其作用受到了普遍质疑,仍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
[关键词] 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国际比较;国际劳工标准[作者简介] 李丽林: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劳动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袁青川: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所谓三方协商,是指国家(通常以政府作为代表)、雇主和工人之间,就制定或实施社会政策而进行的所有交往,也称为 三方合作 、 三方关系 或者 三方性 。
[1]而三方协商机制则是一种协调劳动关系主体不同利益的基本制度。
这一制度早在1848年就开始在法国出现,经过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 r Org anization,以下简称ILO)的大力提倡,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劳工标准,逐渐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逐渐融入世界潮流之中,也开始尝试采用三方协商机制来解决劳动关系问题。
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国主要由政府主导的三方协商机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尚处于争论之中,需要根据社会需要适当扩大其职能,协调好劳动关系。
一三方协调机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一些国家为了有效处理劳资纠纷开始创建三方协商机构。
法国早在1848年成立了一个劳动咨询委员会,使工人有机会参与政府有关政策的制定过程。
因为开会的地点为卢森堡,因而也被称为卢森堡委员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通货膨胀的困扰,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开始寻求雇主和工会的合作,设置了一些三方协商机构。
20世纪的20年代,在一些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为了解决劳动争议,政府开始与工会或(和)雇主达成某些两方或三方协议。
随后,引进三方协商机制的国家越来越多。
[2]三方协商机制的发展得益于ILO 多年来的18努力。
1944年,ILO发表了 费城宣言 ,重新定义了ILO的目标和宗旨,宣称ILO有 庄严的义务 推进 各种计划,以达到 工人和雇主在制定与实施社会经济措施方面的合作 。
现在, 加强三方机制和社会对话 仍然是ILO 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
ILO推行三方协商机制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有关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使其形成一种国际劳工标准在世界各个国家实行。
1960年,ILO 通过了 产业和国家一级公共权力机构与雇主和工人组织协商与合作建议书 (第113号),建议各国在国家及产业层面建立三方协商机制。
此后,ILO又在1976年通过了 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 (第144号)和(国际劳工组织活动)三方协商建议书(第152号)。
ILO多年来一直在持续关注三方协商的问题。
在1996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上, 国家一级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三方协商 问题被列入大会的议事日程,各方就经济和社会决策中加强三方合作达成一致意见。
在2000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上,三方协商问题再次被列入议事日程。
2002年, ILO就三方协商和社会对话提出了解决方案。
2008年,第97次劳工大会通过了 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 。
在宣言中,ILO明确指出,社会对话和三方性(安排)是促进良好的劳动关系、加大劳动法的实施效果等工作的最适宜的方法。
ILO总干事胡安 索马维亚在谈到三方协商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时曾经这样说过: 在所有的地区,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社会对话与三方协商的价值。
当政府和社会伙伴们一起设计政策应对这场危机时,这些制度具有更加特别的价值。
此外,ILO还通过其他一些手段促进三方协商在各国的发展。
这些手段有调查研究、信息传播、技术性会议、技术性咨询服务或技术合作。
近年来,ILO在以下问题上都开展了类似的活动: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护以及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等。
截止到2011年6月30日,批准144号国际劳工公约的国家有131个,约占ILO成员国的72%。
这些国家遍布全世界,既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加蓬等欠发达国家。
在亚洲,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越南等国家都批准了该公约。
虽然在180多部国际劳工公约中,我国只批准了25部,但144号公约正在其中。
我国在1990年就批准了144号有关三方协商的国际劳工公约。
按照144号公约的规定,凡批准该公约的国家,都 承诺运用各种程序保证就 有关事宜,在政府、雇主和工人的代表之间进行有效协商 。
毫无疑问,有些国家虽然没有批准144号公约,但也设置了某些机构和程序,进行了有效的三方协商。
例如,新加坡在1972年已经设立了 全国工资理事会 (NWC)这样的三方机构,但直到2010年4月才批准了144号公约。
因此,可以说,三方协商机制是一种在世界各国被普遍采用的制度。
各国采用三方协商机制的形式可以分为两大类:最主要的一类是正式的机制,有常设的机构,通过正式的协商会议协调劳动关系;另外一类是非正式的机制,为了处理某个问题或者某个事件而成立临时机构,进行三方协商。
在那些采取正式的三方协商机制的国家,协商机构的设置存在较大的差别。
在一些转型国家,以及一些在ILO推动下建立三方协商机制时间较短的国家,通常以某个正式的机构为主进行三方协商。
[3]而在那些拥有三方协商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则可能存在多个三方协商机构。
例如法国,既有讨论和协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 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 计划委员会 ,也有一些针对具体问题而成立的专门的三方协商机构:国家集体谈判委员会,中央就业委员会,个体争议产业法庭中央委员会,职业教育、社会进步和就业中央委员会等等。
日本在1946年成立了劳动委员会,由中央劳动委员会、地方劳动委员会(共47个)组成;在1970年还成立了 产业和劳动圆桌会议 ,讨论工资、价格、就业和劳动权利等问题。
由于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日本于1979年开始召开 就业问题政策会议 ,三方针对就业政策、技术变革等方面问题交换意见。
另外,日本在劳动部、国际贸易和产业部等部委及机构还成立了一些委员会,处理特定问题,例如职业培训、残疾人、家庭务工人员等19问题。
[4]在有些国家,正式的三方机构还设置了分支机构或者专门的委员会。
例如,奥地利的价格和工资联合委员会,在价格、工资及其他国际问题方面成立了分支委员会。
匈牙利的利益协调委员会设有下面一些专门委员会:经济协商、收入政策、工资和劳工、劳动力市场、社会政策、信息委员会等。
[5]非正式的三方协商机制在各个国家都可能存在。
在西班牙,从1977年至1987年的后佛朗哥时期,三方合作的主要形式就是签订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契约。
20世纪8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首次召开全国性的经济首脑会议,使澳大利亚开始使用协调发展的经济政策。
澳大利亚劳动党和澳大利亚总工会在1983年劳动党选举前签署了协议,该协议倡议在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地区建立三方协商机制。
美国虽然没有正式的三方协商机构,但一直有一些非正式的组织在活动。
美国著名的劳动关系专家约翰 邓洛普在1974 1975年担任劳工部长时成立了峰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他离任数年后依然在私人赞助下运行着,邓洛普出任了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委员会主要讨论的是集体谈判之外的各种劳工政策问题。
1985年,前任劳工部副部长马尔克姆 洛弗尔(M alco lm Lov ell)建立了由工会领袖和企业界领袖组成的集体谈判论坛,这个组织一直存在,经常讨论改善集体谈判的长远战略。
1993年,克林顿首次执政的时候有意打破在劳工政策上为时甚久的僵局,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委员会,名为 劳资关系的未来委员会 ,也称为邓洛普委员会,因为约翰 邓洛普担任委员会的主席。
该委员会创设的目的就是要探讨更新美国的劳工政策,设法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和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
[6]一般而言,三方机构通常包括来自三方的成员,即工人组织的代表、雇主组织的代表和政府部门的代表。
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就业问题,为此在1998年成立了 就业政策三方委员会 ,参与协商的有来自雇主方的日经联、工会方连合的最高领导人和日本内阁的主要成员。
[7]由于许多国家存在多个总工会和多个雇主协会,因此,参与三方协商的工会和雇主方的组织可能有很多个。
例如,韩国1998年成立的 三方委员会 ,其参与者包括政府成员、三大政党成员、两大雇主组织的人员以及两个最主要的工会联盟的成员。
[8]三方协商委员会中经常会包括 独立的专家 (例如意大利、荷兰)以及经济和社会利益以外的其他劳动和资本的代表。
例如,西班牙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虽然是三方机构,但也有一些转变。
它包括三个群体的代表:前两个是工会和雇主机构,第三个是由一系列其他利益群体(农业、渔业、消费者、合作社)的代表和专家组成。
日本设有数量众多的咨询委员会,例如中央劳工标准委员会和中央就业稳定委员会,参加这些委员会的除了日经联和连合的代表,第三方并不是来自政府部门的人员,而是一些代表公众利益的人士,有大学教授和律师。
韩国也有类似的安排。
韩国的劳动法审核委员会包括来自韩国总工会(FKT U)的三名成员,来自韩国雇主协会(KEF)的三名成员,另外还有十名专家,也是由大学教授和律师组成。
[9]随着社会对话或者说三方协商的范围越来越广,从政府这个主体看,很多国家不再单独由负责劳动事务的政府部门充当政府的代表,还有其他的部委加入,例如财政部、教育与培训部门以及商业部等。
在奥地利的工资和价格联系委员会中,政府代表来自农业部、经济事务部和社会事务部。
澳大利亚的发展建议委员会就包括财政部的代表。
喀麦隆的新的国家劳动咨询委员会包括国家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国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的代表,另外还有雇员、雇主的代表和劳动部。
在津巴布韦,财政、商业、工业、采矿、农业等部门的代表也参加劳动咨询委员会。
在有的国家,参加社会对话的不仅有相关部委的部长,甚至国家元首也参加协商会议,爱尔兰就是这样,日本也有这样的做法,即由首相或者副首相参加三方会议。
由于各国非工会化部门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需要吸收NGO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利益群体,例如妇女组织、青年和失业者组织的参与。
一些国家已经把农民(例如比利时、印度、西班牙)、小企业的业主或是从事某些职业的人员(如比利20时、荷兰)、自由职业者(如法国)、合作社的代表(如丹麦、葡萄牙)、社会团体的人员(如澳大利亚)、消费群体(如丹麦、西班牙)、环境协会(如葡萄牙)以及家庭协会的人员(如法国、葡萄牙)等吸收到三方会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