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胡适其人
陈守礼
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适全集》并为之刊登了一份《广告》。胡适是一个历史人物,出版他的著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为研究和分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提供了一份资料。但是,怎样评价胡适,如何宣传胡适那是另一个问题。
一、《广告》对胡适的评价
和介绍是否符合事实安徽教育出版社为出版《胡适全集》所作的《广告》,整整一版刊登于2003年12月4日《光明日报》B4版。为了使公众能将本文所述的真实的胡适与《广告》所评价、宣传的胡适作比较,现将这一份《广告》照录如下:
一代文化巨匠传世精品工程《胡适全集》主编:季羡林副主编:耿云志严云绶共44卷定
价:2860.00元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县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术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胡适曾历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教务长,哲学、文学等系主任,中国公学校长,北大文学院院长、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秘书,抗战时期一度出任中国驻美大使,1958年起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曾先后参与创办或编辑、撰稿《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著名刊物。发表和出版过《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哲学史大纲》、《红楼梦考证》、《白话文学史》、《尝试集》、《胡适文存》等一大批戛戛独造、壁立千仞的传世名作。他在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活动领域,都曾发挥重要影响,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安徽教育出版社有感于这位乡贤一生不懈追求科学文明,孜孜探求学术的巨大勇气、可贵精神和丰硕成就,积十年之功,耗资数百万元,精心组织《胡适全集》这个宏大出版工程,以期一代宗师的特出思想要旨、学术精义、文化底蕴以及人生风范,泽被来者,传诸久远。
《胡适全集》凡44卷,2000余万字,除包含国内外曾发表、出版的胡适的论著、创作、书信、日记、译文以及用英文写作的文章外,还辑录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等地秘藏的诸多未刊稿,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全集的编纂旨在求全、求完整,同时又求精确可靠、剔伪存真。全书体例严整,编校可靠,印装讲究,达到很高的编纂出版水平。因此,这套皇皇巨著是迄今为止首次出版的最为系统、全面、权威的胡适著译作品全集,亦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名人著述规模最大的出版工程,已引起海内外的广泛瞩目,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显然,《广告》对胡适这样评价和介绍,其实是为胡适翻案。
1、这份《广告》违背历史事实,不但把胡适一生大量的反共罪行都隐瞒掉,还把他写成从无错误、失误和缺点的圣贤。把胡适无限拔高美化,说“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此处连“之一”二字也不用,成了“惟一”)。说什么“这位乡贤一生不懈追求科学文明,孜孜探求学术的巨大勇气、可贵精神和丰硕成就”,说什么胡适的著作是“戛戛独造、壁立千仞的传世名作”。《广告》没有片言只字提到胡适的政治面目。只把他说成绝对绝对的好和完美。这就无形中把胡适一生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治立场、观点和言行全部肯定了。还说什么以期他的“皇皇巨著”“泽被来者,传诸久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岂不是要人们继承胡适的反共反人民“事业”吗?真是荒谬绝伦!这显然是篡改历史,颠倒是非,为胡适翻案。
胡适在我国是早有定论的一个历史人物。安徽教育出版社是国家的出版社,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安徽教育出版社似乎忘记了这些根本的大前提,竟在出版说明中写道:“《全集》的出版得到台湾胡适纪念馆的授权和支持。”并且在《全集》的两篇《序》中的不少说法和观点,与《广告》同样严重违背历史事实,颠倒是非。这样否定我国历次出版的权威党史书和历史教科书关于胡适的定论,又是得到“谁”的“授权和支持”的呢?
拿这份《广告》的吹捧之辞与历史事实作对比,岂止天差地别,而是恰恰相反。这些客观历史事实早已成为历史,是隐瞒不了和推翻不了的,近百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客观历史事实绝对不能允许这份《广告》如此为胡适翻案。
2、这份为胡适翻案的《广告》,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书刊文章制造翻案舆论,都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和必须加以批驳的!
有人在《胡适全集》的一篇《序》中,讲五四运动的意义时,说胡适是个“行动思想家或思想行动家。他毕生都在行动”,说胡适“在中国学术史上,中国文学史上,甚至中国政治史上,是空前的,而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不能不说是胡适。这是他在既定的思想基础上行动的结果。一个纯粹的思想家是难以做到的。”不错,胡适是有思想,有行动,是执“大旗”的领袖。可是,作者为什么不把胡适执的是什么“大旗”亮出来?试问:作者如此狂热地颂扬这个在“中国政治史上”以反共为其“特出的思想要旨”,执反共“大旗”的反共领袖胡适,意欲何为?造这种舆论为的什么?
有人公开主张开历史倒车,说:“退回去,回到‘五四’,重新起步。”“百年回首,走胡适代表的方向……这是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①照这个逻辑,岂不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方向错了?岂不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也错了?这是多么荒谬!
还有人说:“只有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荡荡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甚至还说:“整个的西方社会,大致生活在胡适思想中。胡适思想是从整个西方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你要反,如何反得了?”②这岂不是妄想树立反共的“胡适思想”?梦想以“胡适思想”来“救”中国?
更有人提出并有人赞成说:“胡适是中国最早也是中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人权运动人士”,“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③那岂不是二十一世纪要高举“胡适思想”旗帜了?
这些言论的荒谬性是多么明显!它完全违背我国的宪法,违背我们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
如果《广告》和某些书刊这样肯定和美化胡适能成立的话,这岂不意味着一系列的重大历史是非都要颠倒过来?
如果全盘肯定代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反共领袖胡适及其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是“新”文化,岂不要把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定性为“旧”文化,加以推倒?
如果肯定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岂不要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推倒、重写?岂不要把真正的中国新文化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重新定位,甚至进一步打成反面人物?
如果肯定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岂不要把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科学论证和全面论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本重要著作推倒?岂不要把我们的党史书、历史教科书都要推倒重写?
如果这样全盘肯定胡适,岂不要把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胡适思想的正确批判全盘否定?
当年《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说:“对胡适等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学术批判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应当允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实践的结果,党史书中有结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是必要的……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方面”,但也“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④可是这个“倾向”并不能代表主流。
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正确性是无可辩驳的。那时胡适身在台湾,他完全有为自己申辩和“反批评”的自由,他也确实收集了大陆批他的文章,贴在日记本里,并一再发誓要进行反驳。可是,在近十年时间中直到他死,却没有写得出一篇为自己辩护或“反批评”的文章来,就像他对鲁迅也写不出一篇“反批评”的文章来一样。这证明他虽有生花妙“笔”,如簧巧“舌”,无奈理屈词穷,无话可说,无言可写。⑤
特别是目前这股为胡适翻案思潮的泛滥,恰恰有力地证明了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必要和意义的重大。难道胡适思想的核心不就是反共、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吗?现在为胡适翻案的事实恰恰证明过去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不是错了,而是还很不够、很不彻底。这才使得一些人至今还没有认清胡适的真面目。
显然,《广告》和与之相呼应的书刊文章所造的全盘肯定胡适,为之翻案和加以美化的舆论,都是在违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颠倒是非。这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这在思想、文化、政治、道德、学术领域中造成的后果和危害是无法用金钱或其他任何物质的东西来衡量的。因为那样全盘肯定胡适,那就等于肯定胡适一生在政治上反共的罪行和学术研究中的错误都是正确
